陈京莹，北洋海军左翼左营都司、“经远”舰驾驶二副，1894年甲午中日黄海海战中，与管带林永升等全舰200余名官兵共沉黄海，壮烈殉国。陈京莹殉国后，北洋大臣李鸿章上奏清廷，为黄海海战死难诸将请恤，黄海血战之壮烈，尽见于是折，陈京莹战死情形亦可由此略窥大概。其后，北洋海军军官池仲祐编纂《海军实纪》，书中附《甲申、甲午海战海军阵亡死难群公事略》，专有《陈都戎则友事略》（以下简称《事略》）。池仲祐不仅是陈京莹的闽籍同乡，且兼具同军之谊，曾同赴英德接舰，驰骋海疆十余载，相互深有了解，因此《事略》所记，可信度甚高，由此人们可以大致了解陈京莹的身份和简历。

一、陈京莹家世及其甲午遗书

据《事略》载，陈京莹，字则友，福建闽县人。“清光绪六年（1880年），天津立水师学堂，被选为第一届学生”，毕业后上“威远”练船见习，授把总。1887年，赴德国接带“经远”舰回华，充本舰二副，擢升千总。光绪十五年（1889年），海军衙门奏设海军官缺，升补左翼左营守备。光绪二十年（1894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奉旨大阅海军，奏保花翎都司。同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大东沟海战中壮烈捐躯，时年三十二岁。朝廷从优议恤，给予云骑尉世职，袭次完时，以恩骑尉世袭罔替。

但《事略》毕竟过于简略，寥寥数语，不足以充分展现陈京莹的人生思想境界，而近来所发现陈京莹写于甲午临战之际的一封家书，恰与《事略》相互印证，互为补充。展示出这位大敌当前、义无返顾，奔赴疆场的北洋海军年轻军官，那血肉丰满、情感丰富、爱国爱家的思想情怀。

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作为北洋海军的一名战舰军官，他从严峻的形势判断出战争已不可避免，他深知军人的职责就是捍疆卫国、抵御外侮，在国与家、忠与孝、生与死之间，他必须作出抉择。因此，他的最后遗书就成为展露这位爱国军人精神世界的窗口。兹将此甲午遗书全文敬录于下：

“父亲大人福安：

敬禀者，前书因心绪荒（慌）乱，故启衅之事未尽详陈，兹复录而言之。日本觊觎高丽之心有年矣。兹值土匪作乱，高兵大败，将至王城，危在旦夕。高王请救兵于中国，中国兴兵靖难。日本乘此机会亦兴兵，名为保商，实为蚕食。现日兵有二万多，随带地图、浮桥等械，立炮台、设营垒，要中国五款。一曰高丽不准属中国；二曰要斧（釜）山；三曰要巨文岛；四曰要兵费二十五万；五曰韩城准日本屯兵。如不照所要，决定与战。且此番中堂奉上谕，亲临大阅海军，方奏北洋海军操练纯熟，大有成效，请奖等语，自应不能奏和，必请战。亦饬北洋海军及陆营预备军火水药候战，海军提督请战三次，各陆营统领亦屡次请战，但皇上以今年系皇太后六旬万寿，不欲动兵，屡谕以和为贵。故中堂先托俄国钦差调处，日本不听；后又托英德钦差，亦不听，必要以上五款。然此五款，系中国万不能从，恐后必战。以儿愚见，陆战中国可操八成必胜之权，盖中国兵多，且陆路能通，可陆续接济；但海战只操三成之权，盖日本战舰较多，中国只有北洋数舰可供海战，而南洋及各省差船，不特无操练，且船如玻璃也。况近年泰西军械，日异月新，愈出愈奇，灵捷猛烈，巧夺天功（工），不能一试。两军交战，必致两败；即胜者十不余三，若海战更有甚焉。所以近年英与俄、德与法，因旧衅两将开战，终不敢一试也。北洋员弁人等，明知时势，且想马江前车，均战战兢兢，然素受爵禄，莫能退避，惟备死而已。有家眷在威海者，将衣

父亲大人福安：

敬禀者，兹接中堂来电，召全军明日下午一点赴高，未知何故。然总存一死而已。儿幼蒙朝庭（廷）造就，授以守备，今年大阅，又保补用都司，并赏戴花翎，沐国恩不可谓之不厚矣！兹际国家有事，理应尽忠，此固人臣之本分也，况大丈夫得死战场幸事而。父亲大人年将古希（稀），若遭此事，格外悲伤，儿固知之详矣。但尽忠不能尽孝，忠虽以移孝作忠为辞，而儿不孝之罪，总难逃于天壤矣！然秀官年虽尚少，久莫能待，而诸弟及泉官年将弱冠，可以立业，以供寂（菽）水也。伏望勿以儿为念。且家中上和下睦为贵，则免儿忧愁于地下矣！若叨鸿福，可以得胜，且可侥幸，自当再报喜信。幸此幸此！

儿京莹又禀”。

这封遗书，从原件字迹及语气来看，很显然是前后两次写成的。前半部字迹工整匀称，分析时势，前因后果，条分缕晰，语言从容，但最后一句“有家眷在威海者，将衣”，没有写完即突然停笔，似被何急事所打断，戛然而至。后半部则字迹潦草，大小不匀，语句急迫，显系仓猝之际完成。然字里行间，对国家的忠心、对亲人的情爱，表露无遗。

关于陈京莹之为人，《事略》评曰：“平居笃友爱，性俭朴，自奉恒薄，蔼然可亲，虽议论伉直，而无忤于人。年力方强，遽以临阵尽节，移孝作忠其志亦可悲矣！”我们虽然缺乏更多翔实的资料，但考诸家书所述真实可靠之史实，以及字里行间所表露朴实无华之性情，可知此评非谬。

《事略》曰：“都戎生平事亲孝，战时父母俱在，屡上家书，自告必死，谓：当官食禄，死固分也。大丈夫以殁于战场为幸，但恨尽忠不能尽孝。双亲老矣，勿因丧子感伤以重儿罪。原群季立业，以供菽水，和睦娱亲，则儿九泉瞑目也。后，其家出遗书示人，读者咸为之酸鼻”。将此内容与家书后半部相对照，言词如出一辙，可知池仲祐曾经读过此信，否则怎会如此契合。此外，两相对照，亦可证此遗书非他人所虚撰，确系陈京莹亲笔。从遗书称谓来看，前后两次开头皆只称“父亲大人”，尤其后半部信中“父亲大人年将古希，若遭此事，格外悲伤”，为何独独不提及母亲？那末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此时只有父亲一人健在。《事略》所叙“战时父母俱在”，可能与事实有些出入。《事略》载陈京莹有长兄一人，先卒；弟二人；有子二人，长子秀官，次子扬琛。然遗书称秀官年尚少，“久莫能待”，此句之后，将“泉官”二字划去，改为“诸弟及泉官年将弱冠”，且“及泉冠”三字为从旁添补。可见“泉官”身份比较特殊，既非其“诸弟”之一，亦非其将弱冠之子。从传统的命名习惯来分析，“泉官”与“秀官”当系同辈，或系陈京莹的已故长兄之子，亦未可知。此处暂且存疑。

二、陈京莹的军旅之路

陈京莹毕业于天津水师学堂第一届驾驶班，其名见于《天津水师学堂历届毕业生》名单。按《事略》陈京莹1894年殉国时32岁推算，他当生于1863年，离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时间不长，当时国门已进一步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所洞开。生长于此时局维艰、社会动荡的环境中，少年陈京莹身心所受到的强烈刺激自不待言。因此，他日后投考海军，不仅有家境艰难所迫之原因，更有投军卫国之人生选择。

李鸿章筹建天津水师学堂，其设想是招收北方学生入学，“就地作养人才”。他在奏章中说：“北洋前购蚊船，所需管驾、大副、二副、管理轮机、炮位人员，皆借才于闽省，往返咨调，动需时日。且南北水土异宜，亦须就地作养人才，以备异日之用。尤以学堂为根本，乃可逐渐造就，取资不穷”。

陈京莹是福建人，为何能千里迢迢北上报考天津水师学堂呢？推测原因有二。其一，福建为海军学堂教育之渊薮，马尾船政学堂毕业生多为闽籍，北洋海军筹建时，借才于闽省，故北洋海军中多为闽籍军官。李鸿章筹办天津水师学堂，闽籍子弟通过北洋海军中的同籍军官援引，前来天津投考，是情理中事；再者“其时北方风气未开，学生入堂之初，非惟于西学西语咸所未闻，即中国文字亦仅粗通”，可见所招学生素质不甚理想，这必然使李鸿章招收北方学生的设想在实施过程中大打折扣，而从风气先开的福建添招学生，应当是比较理想的，因而天津水师学堂中有闽籍学生是不足为奇的。

“（光绪）七年七月（1881年）学堂落成，始添招学生入堂肄业”，这一年，19岁的陈京莹考入天津水师学堂首届驾驶班，“攻苦逾恒，现已届满三年，著有成效”，于光绪十年（1884年）毕业，22岁的陈京莹已“堪上练船”，从而具备了一名职业海军军官的基本素质。据统计，第一届驾驶班30名学生中，有19人服役于北洋海军各舰，或后来调南洋海军各舰，成为驾驶、船械、枪炮、鱼雷等方面的军事技术骨干，后来他们中有6人在甲午战争中捐躯。

“威远”练船

由天津水师学堂毕业后，陈京莹上“威远”练船见习。光绪十三年（1887年）春初，李鸿章派遣琅威理及邓世昌、叶祖珪、林永升、邱宝仁率400余名海军官兵，远赴英国、德国，接收订购的“致远”、“靖远”、“经远”、“来远”4舰，陈京莹作为其中一员，在“经远”舰帮同驾驶，4舰于1887年12月1日安抵厦门。此次赴欧接舰，历时近一年，远涉数万海里，屡历惊涛骇浪，克服重重险阻，使他开阔了视野，增长了阅历，经受了考验。回国后派充“经远”舰驾驶二副，擢升千总。

光绪十四年十月（1888年），北洋海军宣告成军。光绪十五年正月（1889年2月），海军衙门奏设北洋海军官缺，“计设副将五缺、参将四缺、游击九缺、都司二十七缺、守备六十缺。内除遴得妥员另请补署，又守口炮船管带都司四缺，现因炮船收入船坞，暂行悬缺外，尚有副将五缺，参将三缺，游击七缺，都司二十一缺，守备四十六缺，均已拣定，分别请补、请署”。仅隔三天，即蒙旨准升署。在首批任命的这82位北洋海军高中级军官中，陈京莹名列其中，升署左翼左营守备。这年他27岁，如此年轻即获如此军衔，可谓春风得意。

“经远”号巡洋舰

光绪十八年（1892年）李鸿章上奏，“查海军升署各员内，除续保官阶与升署之缺衔相当者，已随时奏请改为补授外，尚有升署海军副、参、游、都、守各缺方伯谦等六十四员，……已届三年期满，应照部章改为补授”。该批补授将官共副将4人，参将2人，游击4人，都司17人，守备37人，其中“经远”舰守备衔5人，分别是大管轮卢文金、陈申炽，鱼雷大副李联芬，枪炮二副韩锦，驾驶二副陈京莹，此请于光绪十八年四月初三日（1892年4月29日）朱批获准。

光绪二十年四月（1894年5月），李鸿章奉旨校阅北洋海军，事后上《校阅海军事竣折》，“各员弁频年勤苦，不无微劳……按照奏定章程，择尤分别保奖”。陈京莹即在保奖之列，故家书中有“今年大阅，又保补用都司，并赏戴花翎”之语。

三、英烈遗书，甲午史证

光绪二十年四月，李鸿章奉旨校阅北洋海军，忧心忡忡地上奏道：“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创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尽现有二十余船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与此同时，邻国朝鲜发生“东学道”农民起义，政局动荡，朝鲜政府向宗主国清政府请兵平息。日本为达到其不可告人的发动战争的目的，极力怂恿清政府出兵，然后借机出兵朝鲜，以极其卑劣的手段挑起事端。

家书的前半部，陈京莹简明概要地介绍了朝鲜局势的起因：日本蓄谋侵朝侵华，朝鲜东学党起义导致国内局势危急动荡；日本出兵朝鲜包藏祸心；日本提出严苛的条件以为要挟，为挑起战争制造借口。随后谈了自己的见解：李鸿章刚刚校阅海军，并上奏清廷“海军操练纯熟，大有成效”，必请战。“海军提督请战三次，各陆营统领亦屡次请战”，“但皇上以今年系皇太后六旬万寿，不欲动兵，屡谕以和为贵”。“故中堂先托俄国钦差调处”，“后又托英、德钦差，亦不听”，反映了清政府左右摇摆、战和不定的心态。末尾一句“有家眷在威海者，将衣……”虽一言未尽，只言片语，却透露出现实与《北洋海军章程》规定相去甚远的真相，即北洋海军军官多有家眷在威海者。当海战之前，陈京莹深知北洋海军弱点之所在。“海战只操三成之权”，“中国只有北洋数舰可供海战，而南洋及各省差船不特无操练，且船如玻璃也”。一语道破中国海军的根底。清廷腐败，燕舞笙歌，海军经费不继，战和不定；海军亦纪律松弛，百弊从生，舰上军官，多半住岸。故黄海之战，虽将士用命，浴血苦战，终不免折戟沉沙，饮恨黄海。

家书后半部分告知家人：“兹接中堂来电，召全军明日下午一点赴高，未知何故”。战事迫在眉睫，军情万分紧急，号令一出，整军待发，匆促之际，再续前书，自然心绪难平。“兹际国家有事，理应尽忠，此固人臣之本分也，况大丈夫得死战场幸事而”他已抱定为国尽忠的必死信念：“但尽忠不能尽孝，忠虽以移孝作忠为辞，而儿不孝之罪，总难逃于天壤矣！”寥寥数语，更见拳拳赤子之心，眷眷难舍亲情。读之不禁令人潸然泪下。

五月二十二日（6月25日），李鸿章复点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日军虽添军，谣言四起，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现俄国出为调处，或渐就范”。可知，此前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曾请战，清廷不准，仍寄希望于俄国的调处，敦促日本撤兵。但日本早已下定发动战争的决心，“无论俄国政府以何种方式提出，都不能接受其干涉”。五月二十六日（6月29日），李鸿章又电丁汝昌：“日又添兵三千上岸，逼韩人认非华属，否则失和，事甚急迫”。7月12日，日本外务大臣训令驻朝公使：“由于北京英国之调停失败，现有施行果断措施之必要”。同日，陆奥又训令驻中国临时代理公使：“秘密地将我方对中国声明之答复告知英国公使，冲突好象已不可避免”。此即家书所谓“后又托英德钦差，亦不听”之事。此时战争已如箭在弦，一触即发。再从陈京莹对于中国陆战海战胜算的分析来看，其时两国尚未开战。由此推断家书写于7月12日英国调停失败之后，7月25日甲午丰岛海战之前。

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日午刻（1894年7月22日），李鸿章寄丁汝昌电报说：“近日倭情屡变，其兵船十一艘不知何向。……汝（丁汝昌）须统大队船往牙山一带海面巡护，如倭先开炮，我不得不应，祈相机酌办”。当日丁汝昌复电李鸿章：“昌拟率‘定’、‘镇’、‘致’、‘靖’、‘经’、‘来’、‘超’、‘甲’、‘丙’九船，雷艇两艘，并‘承平’同行。唯船少力单，彼先开炮，必致吃亏，昌惟有相机而行。倘倭船来势凶猛，即行痛击而已”。李鸿章接电后，深怕丁汝昌“相机而行”、“即行痛击”，落个挑起战争的罪责，故于次日来电阻止。此次舰队行动，被延缓了四天。

画作：黄海海战中的“经远”舰

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日舰偷袭倭护航舰，击沉我运兵船“高升”号。次日，北洋海军主力战舰赴朝寻敌。八月十七日（9月16日），北洋海军护送入朝援军至鸭绿江口，次日上午，在大东沟海域，与日本舰队遭遇，海战即起。北洋海军为日舰前后夹击，渐处下风。“‘经远’先随‘致远’驶出，遥见一日舰（注：即‘赤城’舰）已受伤少侧，鼓轮进之，欲击使沉，乃猝为敌舰所环攻，船身碎裂。……全船员勇，大副陈策、李联芬，二副韩锦、陈京莹，枪炮教习陈恩照等二百七十人俱殉焉”。证之日方《日清海战史》，海战初起，日舰速力较缓之“赤城”等诸舰，落于日本舰队本阵之后，遭北洋海军“经远”等舰围攻。“经远”猛冲追击，时日舰第一游击队回援，“高千穗”从3300码距离，与“吉野”从2500码距离，以猛烈炮火夹击，“经远”舰左舷倾斜起火，爆炸沉没。

历史长河滚滚向前，不舍昼夜；但甲午英烈音容若在眼前，为过尽忠的遗言犹响耳畔。千古家国事，忠孝难两全，无数好男儿在家国情长之间，舍生取义，移孝作忠，义无返顾，为国捐躯。这正是中华民族强敌面前英勇不屈、苦难压迫之下自强不息的生命活力之所在。在一百多年前的甲午中日战争中，为捍卫祖国海疆而悲壮殉国的英烈们，早已载入中华民族的英雄史册，他们的爱国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人们为中国的强大振兴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