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孟和是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创始人。他曾直接领导中国科学院系统的图书馆工作，提出很多重要的思想和主张，对科学院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科学院于1950年4月28日成立图书管理处，1951年2月3日改为图书馆，作为全院管理、供应和对外交换图书的机构，由陶孟和副院长兼馆长。

    后来相继成立了院图书馆的上海分馆和兰州分馆以及二十多个所的图书馆。当时，院图书馆同它们的关系是业务领导关系。1956年以后，许多新的科学研究机构纷纷成立，全院图书馆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全院图书馆分为三级，即院图书馆(又称总馆)，分院图书馆和研究所(包括所、室、台、站、队、校等)图书馆。院图书馆对分院图书馆和研究所图书馆的关系改为业务指导关系。在上海、兰州、武汉、成都分院图书馆的和一些研究所图书馆的建设中，在制订方针任务和规章制度方面，在搜集、交换、整理、供应书刊和培养干部方面，院图书馆做了许多工作，为建立全院图书馆系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陶孟和从领导图书馆工作以来，就一直兢兢业业，为之倾尽心力。他指出，过去的老路有两条，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图书馆类型，一种是藏书楼，是封建时代传下来的;另一种是所谓新式图书馆，是从外国输入的。但这些老的路子都不能走了，必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这就是按着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和要求来办图书馆。他还指出，开门办馆，是办好社会主义图书馆的方针，我们的图书馆要面向广大的科学技术人员，工农知识分子，使需要我们图书的人都能得到图书，而且是主动的供应。图书馆工作人员要以人民的勤务员自居;主动地、殷勤地、千方百计为读者服务。一般说来，院图书馆可以面向全国，分院图书馆可以面向全地区，对于院内外读者可以一视同仁。门开得大些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开门也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既要发挥图书的最大效能，也要保障图书不受损失。至于各研究所、室的图书馆，主要服务对象是本所、室的研究工作。对外开放的对象，只能是性质上邻近的研究机构及生产战线上的同行。

    陶孟和提出的这种办馆思想，在1958年9月召开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工作会议上得到了确定。

    陶孟和一贯提倡图书馆要为科学家服务。他曾于1956年72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题目就是《图书馆要为科学家服务》。他指出：“党和政府向科学大进军的号召，进一步加重了图书馆为科学工作者服务的任务。图书馆欢迎这个光荣的任务，应该用一切力量准备充分的科学文献资料，足以随时供应科学工作者的需要。”“目前重要的世界各国过去出版的科学典籍、期刊尽可能收购齐全，以供应用”，同时“由于今日科学的不断进步，由于我们要争取赶上国际先进科学水平，科学工作者尤其需要现在发行的科学书刊，就是今日正在陆续出版的图书杂志”。为了收购全部过去和现行的科学书刊，陶孟和提出“应该向两个方面发展。一方面是全国应该成立两个或三个综合性的科学图书中心，尽可能地将各种科学的书刊收购齐全。”“另一方面是发展专业图书馆。专业图书馆专收专业范围以内的书刊，选择精，取舍严，因之它的收藏对于一定的科学工作者最为便利，最为有用。”“全国有两三个科学图书馆中心和散在各地的各研究机构、专门学院、专业部门、生产部门等的专业图书馆结合起来，通力合作，有无相通，就可形成一个供应科学文献的大图书馆网。这个大图书馆网对我国科学研究工作，一定可以起巨大的作用。”1957年8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采纳了这些建议，成立了图书组，聘请陶孟和为组长。接着，国务院颁布《全国图书协调方案》，在北京、上海建立第一、第二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在各省、市、自治区建立地方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做了大量的工作，如采购协调、集中编目、编制联合目录、培养图书馆干部等，对促进向科学进军，为科学家提供书刊资料起了很大的作用。

    陶孟和在主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期间，积极主张依靠科学家办图书馆。他认为“要办好图书馆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由于领导抓紧，监督其进行;2、有科技工作人员的经常予以协助;3、工作人员须有一定的科学或文化水平和外文知识水平。”因此先后成立了三个委员会，聘请科学家协助办图书馆。

    第一，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图书委员会”。其任务是：(1)规定图书馆的发展方向，协助馆长解决图书馆的重大问题;(2)指导图书馆如何配合院内外科学研究工作的进行;(3)指导图书馆采购图书;(4)讨论图书馆的基本建设事项。先后聘任的委员有钱三强、叶渚沛、张景钺、王淦昌、傅鹰、严济慈等。

    第二，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书委员会”，按数学、力学(包括自动化)、物理(包括电子学)、化学、生物、地学、技术科学等领域分别聘请专家参与工作。

    第三，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科学图书分类委员会”，目的是研究指导《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编制工作。其中：(包括)(1)编制图书分类法的指导思想;(2)图书分类法的体系结构;(3)起草各类的细目。

    实践证明，这三个委员会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建设过程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科学书刊资料是科学研究人员不可少的信息源。所以陶孟和特别重视藏书建设。他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是严格掌握订购书刊的原则：既要买得精，又要切合实用。在这一原则指导下，院图书馆采购人员广辟书源，积极搜集和补充科技文献资料。短短的几年内，把近十年国内外出版的重要科技文献补齐，一些科研工作和生产建设需要的会议记录、科技报告、政府出版物、专利说明书和技术标准等文献都在这个时期开始大量搜集和补充，从而改变了原来馆藏的面貌，为向科学进军提供了充足的“粮草”。同时也形成了院图书馆历史上重要的发展时期。

    另一方面，陶孟和亲自过问和指导国际书刊交换工作，目的在于宣传我国科学技术的成就和大量引进国外的科技信息。在交换工作中，他以丰富的国际知识和管理经验，亲自对英、美、日、德、法各国学术机构进行选择交换对象和选择双方应交换的书刊名称。他对国际书刊交换工作的经济效益极为重视，他把出版物分为三种类型：高级、中级、一般，有价格的标价，没有价格的根据书刊质量估价，无论采用哪种交换方式，都尽量做到等价等量，每年工作总结都要把当年交换的经济效益算出来，估计一年为国家节约多少外汇。同时也注意交换书刊的质量，指示把交换来的书刊进行展览，请科学家加以鉴定。竺可桢和吴有训副院长等曾亲自参观展览会，称赞这项工作很有成绩。

    为了充分发挥图书馆的作用，根据陶孟和的指示，院图书馆编制了《新书公告》、《苏联期刊论文索引》、《自然科学期刊索引》、《全院化学期刊总目》、《俄文期刊总目》、《专利快报》、《专利文献索引》以及《科技文献索引》等。武汉分院图书馆编制了《化学论文专题索引》，兰州分院图书馆编制了《农田水利及水土保持参考资料索引》，南京土壤所图书馆编制了《土壤学论文索引》等。这些书目、索引都受到科学研究人员的热烈欢迎。

    陶孟和经常教育图书馆人员要千方百计为读者服务，并逐步提高服务质量。院图书馆建馆初期，藏书不多，工作重点放在为各所补充图书上。由于研究工作需要，从1956年开始扩充阅览室，1957年增设专利文献阅览室和缩摄资料阅览室。1958年5月，设立西郊服务站，1959年10月中关村书库落成，即正式成立自然科学服务部，将城内的自然科学书刊迁入，为中关村各研究所科研人员使用，书刊使用率大大提高，当年出借书刊达到136756种276190册，等于1956年全年借书量的五倍。在服务方式上，院图书馆除了来馆借阅外，还开展了信函借书、送书上门，办理国内外馆际互借等项目。此外还注意了加强书刊报导、读者辅导及参考咨询工作，举办了新书陈列、专题展览、学术报告会、专题讲座等，向科研人员宣传馆藏、辅导读者掌握查找文献的方法，受到了科研人员的称赞。各研究所图书馆在读者服务方面也做出了很好的成绩，普遍实行开架借阅，不少图书馆还开展了代查、代借、代复制和代译文献工作，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科研人员的用书要求。陶孟和看到后感到非常满意。

    早在1956年，陶孟和就呼吁：“为了广泛地供应各方面对科学文献资料的需要，为了使每个图书馆都能设备充分的复照工具，包括照相机、显微影片复制机等，随时做出复制拷贝，以应需要。”到1959年，他更进一步指出图书馆必须向机械化、自动化方面前进。他说：“图书馆工作和情报工作在今天都是管理盈千累万的文献的工作，由于文献的日益增多，手工作业已经逐渐不能适应需要，因此就必须向机械化、自动化这方面前进。我们期待着科技工作者对于文献的阅读、搜寻乃至翻译诸方面的机械化、自动化，多给我们指教和帮助。例如关于显微片镜头的设计和制造，穿孔卡片的搜索机，自动翻译的电子计算机等，都是我们应该及早赶上国外的进展的。”对于这一观点，大家都感到陶孟和很有远见。

    陶孟和十分注意图书馆干部的培养和训练。当他刚兼任图书馆馆长时，就于1951年3月5日召开第一次馆务会议，对图书馆工作同志提出具体要求。他说：“本院根据51年第1次院长会议之决议，行政更改方面，各院长分工负责，本人即负责图书馆的任务。现在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各样的事业都在向前发展。图书馆是促进提高文化水平的一个机构，当然是更重要的事业。其业务之扩大，是必然之势。……所以我对馆内诸位工作同志有几点要求：(1)在图书馆工作要有为大众服务的精神，要满足读者的要求，要爱惜书本。自己喜欢阅读当然也是好的现象，不过要做到先公后私，先人后己的精神。(2)科学院的图书馆性质又不同一般图书馆，大概都是供专门科学人才阅读的书籍多，所以在本院图书馆工作人员特别是各所负责图书的同志，对于所藏书籍的分门别类要有明确的了解，读者要参考哪一种问题或哪一类性质的书，可以随时找出，以供阅读。(3)各人要精通本岗位的业务，将来庞大的任务来临，我们应付裕如，不致茫无所措。现在本馆已组织了一个业务学习班，这是很好的，我希望把它由浅入深，由简到繁，成一个规律性的而且正常化起来。”接着指出“院馆、分院馆在干部训练培养上多做一些努力。开办短期训练培养在职干部，是有效的办法。在工作中也要有计划地培养年轻的工作人员，一方面给予条件，要他们学习业务知识、语文及科学知识。一方面要大胆地交各种工作给他们做，在工作中锻炼他们，即可多快好省地培养，”他还说：“在干部工作中注意培养新生力量。扶持他们，爱护他们，使他们很快成长起来。年长的专家们要把自己的知识经验无保留的传授给你们的接班人，青年也尊重前辈，虚心向前辈学习。”根据陶老的指示，解放初期，院馆办过三次讲习班。1956年院馆又办一次大型学习班。1959年院馆与武汉分院图书馆、上海分院图书馆分别在武汉和上海联合举办三期图书馆训练班，1960年到1962年，院图书馆又连续两次在北京举办图书馆训练班，使全院1000多名图书馆干部受到基本训练，提高了业务水平。1958年，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又组织院图书馆和科学出版社、中国科学院情报研究所联合举办了科学情报大学，翌年并入中国科技大学，成立了科学情报系，培养了一批图书、情报、出版人才，其中有很多人后来成为业务部门的领导或学术带头人。

    陶孟和热爱青年，提携后学，诲人不倦。他在图书馆，对待青年干部更是循循善诱，勉励他们多多学习，钻研业务，尤其是文献采访工作和国际交换工作同志遇到问题找到他时，他总是不厌其详地为他们解释疑难，解决问题。陶副院长以七十多岁的高龄，时常带病到馆主持工作，亲自坐到国际书刊交换组办公室审核交换的信件和交流的书刊。他的言传身教，影响至深。

    总的说来，在陶孟和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事业在全国解放后短短的十年中发展很快，全院图书馆数量由1950年的17个发展到1959年的200多个，藏书也由1950年的6.3万册增加到1959年的600万册以上。这些藏书都是国内最有用、最珍贵的科技文献，对我国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陶孟和早年治社会学，但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由于社会学被当作伪科学遭到否定，也由此严重影响了对陶孟和的公正评价和合理使用。当1957年整风动员知识界鸣放时，陶孟和提出意见，认为“旧知识分子之未得其用……以中国干部之缺乏，有材者不用，而无材者充数，以致酿成许多混乱。”后来在反右斗争的高潮中，在批判费孝通等所谓“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政治阴谋”的大会上，陶孟和直言不讳地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相互间的关系和社会的进步，依靠的是友爱，而不是仇恨，知识分子应发挥他们的作用，而不应当受到敌视。他还有过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中遭受“浩劫”这类的惊世骇俗的言论。后来他曾被内定为右派分子，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地位使他受到了保护，没有受到多少冲击。

    1960年4月，陶孟和抱衰病之躯赴上海参加中国科学院第三次学部会议，抵上海后第三日，突发急性心肌梗塞，经抢救医治无效，于4月17日中午逝世，享年73岁。4月28日，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举行了公祭，灵堂中摆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送的花圈。

    陶孟和一生中克己奉公，廉洁自律。妻子沈性仁在抗战时逝世于兰州，身边一直无亲人。女儿陶维正、陶维大远在美国，儿子陶渝生是大连石油所(后改称化学物理所)的研究人员，他从未要求予以照顾调来北京工作。陶孟和逝世后，儿子陶渝生遵照父亲生前的遗愿，将其全部图书赠给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留下的18000余元捐赠给了中关村小学和科学院幼儿园作办学费用，一切家具赠送中国科学院行政管理局，后发送到灾区救济灾民。留存于后世的，是他为中国社会学奠基的著述，他心血浇灌的编译出版事业和图书馆事业，以及他那无畏无私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