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孟和-与国民党政权作斗争
陶孟和在青年时期，曾对蒋介石抱有幻想，因此与之有过往来。但随着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蒋介石反动面目的逐步暴露，陶孟和的幻想也随之破灭了。 特别是1946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刺杀后，陶孟和义愤填膺，为此曾写信给邵力子，揭露蒋介石的无耻行径。有一次，他参加国民参政会后，从重庆回到社会所，就在同事面前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还引用周贻春(抗战前任清华大学校长，当时任农林部长)的话，说“国民党政府已经烂到核心了，就是说不可救药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社会研究所从四川迁回南京。没过多久，全面爆发内战，1948年，国民党政府面临崩溃，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先是奉令准备南迁，后来又要求迁往台湾。陶孟和冒着风险，正义凛然地发动社会舆论与之斗争。他的言论起到了揭露国民党政府阴谋和稳定人心的作用。当得知中央图书馆、北平图书馆的善本图书以及故宫博物院的珍藏文物，都被先后搬往台湾时，陶孟和非常不满，立即在《大公报》发表署名文章《搬回古物图书》(1949年3月6日)。他说，对于这种搬迁，“我们积极的反对，我们严厉的予以斥责。我们主张应该由政府尽速将它运回”。他所列举的“最根本的反对理由”是，“这些古物与图书决不是属于任何个人，任何党派”，“它们是属于国家的，属于整个民族的，属于一切人民的”。
中央研究院当时在南京有地质所、气象所、数学所、物理所、天文所、历史语言所、社会所等。在这些所的所长中，出现了两派，一派以傅斯年为首，主张随国民党迁往台湾;一派以陶孟和为首，主张坚决不迁，留守南京，等待解放。他想，即使不能阻止整个中央研究院南迁，至少也要把社会所和尽可能多的研究所保存下来。陶孟和其时患心脏病，他不顾年老体弱，单身住在研究所办公室，照常主持所务，给所中工作人员以精神上的支持。陶孟和当时还对大家说：“朱家骅(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是我的学生，我可以顶他，他不会把我怎么样。”陶孟和极大地鼓舞了南京各研究所反搬迁的斗争，也对中央研究院的上海各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到1949年4月下旬南京解放时，中央研究院的多数研究所都留在了南京或上海。社会所工作人员，个个坚守岗位，护院护所，没有一个人跟随国民党去台湾，所中财产，包括图书资料没有丝毫损失。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