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拜读沙汀的作品，是1959年至1964年我在四川大学中文系读书期间。记得在读了他的短篇小说《你追我赶》后，我被作品中你追我赶、力争上游的沸腾景象与时代精神深深感染，立即就写了一篇读后感，当然，这篇习作和我当时的年龄与学识一样稚嫩。

    1978年，沙汀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我与沙老虽然接触不多，但在有限的交往中，他的言谈举止却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1980年3月20日，我因公出差到四川搞社会调查，准备访问马识途、高缨、克非、周克芹等作家，便前去向我们的所长沙汀请教。他告诉我，搞社会调查时要谦虚谨慎。对文艺界，他希望老中青三代作家要团结，要有风雨同舟的精神。创作上要鼓励新人和具有新意的作品，特别要关心、帮助、扶植中青年作家的创造活动。

    若干年来，沙汀对中青年作家的成批出现感到由衷的高兴，寄予了殷切的希望，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对周克芹、克非的新作时有评论；对古华的《芙蓉镇》，他应作者的要求，进行了评论；对何士光的《乡场上》和《赶场即景》有过对比分析，肯定前者，对后者则有所批评；即使是对包川、陈朝璐这样更为年轻的作者，发现其较好的作品，也奋笔加以推荐。还有不少年轻的初学写作者将作品寄给他请教，他看后都一一回信，提供修改意见。

    或许因为沙汀是四川籍老作家，又长期在四川工作过吧，他对当时的四川文艺界，特别是中青年作家尤为关心，他平时给我谈得最多的是周克芹与克非。他曾撰文推荐周克芹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此书在1982年举行的首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名冠六部获奖作品之首。我到四川出差时，他曾让我当面转告周克芹，希望他能经受住成功和荣誉的考验，不要骄傲，不要背上《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这本书的“包袱”，而要“更上一层楼”，坚持在生活基地与群众同甘共苦。他说克非有雄厚的生活基础，技巧熟练，文字不错，长篇小说《春潮急》特别值得注意。此作品中，像徐元菊、金毛牛等人物就写得不错，可惜两个主要人物李克和李春山却逊色许多。他希望克非能对这两个人物进行加工，把整个作品做些必要的改动，不然的话，因为这两个人物而影响整个作品，那太可惜了。当然请出版社重排，就需要资金。倘若出版社表示为难，他愿意在经济上承担一部分。

    据我所知，沙汀对作家作品花费力气最大、付出心血最多的是长篇小说《红岩》。当年看过《红岩》原稿的，大都认为不容易改好，他却认为，经过加工可以成为一部力作。《红岩》原名《禁锢的世界》，调子有些低沉，作者描写的是禁锢在集中营的生活，极少接触到全国已临近解放的大好形势。其实，当时敌人早已外强中干，惶惶不可终日，而被禁锢的革命者已觉察到了。这是作品初稿最大的不足。为此，沙汀多次找作者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恳谈，前后用了十天左右的时间与作者们逐章讨论，他又多次声明，他的意见、建议仅供作者们参考。

    1981年，有出版社请沙汀找人编《农村文学作品选》，沙汀建议当代文学研究室承担这一工作，当代室的领导就让我接受这一任务。4月9日下午，我去沙汀家，他向我详细谈了出版社领导与他商议过的一些设想，谈了编选的指导思想和具体要求。他说要选那些反映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新的形势，鼓舞人民向上、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作品。在艺术上要选那些农民真正看得懂的作品，如马烽的《结婚现场会》、何士光的《乡场上》、王润滋的《内当家》等内容好、形式朴实的作品都可以入选。沙汀反复向我谈普及农村文化、为农民编书的重要意义，希望把这工作做好。最后他还叮嘱我说：“你回去与许觉民、张炯他们商量，请他们作出具体安排，我的意见只供参考。”沙汀29年前说的这番话，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他是一所之长，不搞“我说了算”的“一言堂”，而是与大家商量，自己的意见“只供参考”。这种处处为他人着想、严于律己、平等待人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令人敬佩。

    临别前，沙老还告诉我：“评论文章要写得朴实，要做实事求是的分析，不要一味地唱赞歌，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这样对作者对创作才会有益。”后来，我将在内部刊物《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上刊发的《文坛上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三访周克芹》寄给他看，沙老仔细看后给我写了一封长信，着重指出拙文一些不足与不妥，例如“新星”一词“略嫌浮华”。后来吉林的文学刊物《长春》在刊发此文时，编者就删去了正题“文坛上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而用副题“三访周克芹”，印证了“英雄所见略同”这句话。

    1985年12月23日，我应《花溪》编辑邓星荣之约，请沙汀谈谈他的创作经验，谈谈文学界若干年来的经验教训。这天，沙老的精神很好，谈了近两小时。他说，一个作家早期、中期、晚期的作品是不一样的，他无情地解剖自己，说他早期的作品就有概念化的毛病，有些作品也落套，在结构、表现形式上缺乏独创。他认为搞创作没有生活不行，生活越厚实越好，进行创作时更要把全部生活积累调动起来。他说他所反映的生活都是他熟悉的，人物都有原型，不过，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在原型的基础上经过补充、改造、加工、综合、概括而成的。他说：“我这个人缺乏想象，没有原型几乎就不能塑造人物。”

    沙汀认为搞文学创作重视生活积累是极为重要的，同时也要不断提高文化艺术各方面的素养。他认为搞文学创作不懂得哲学的基本知识不行。他曾建议《人民文学》杂志办的函授要开哲学课，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说，初学写作的人认真选读名著十分重要。这些名著不仅在艺术方面有所借鉴，更重要的是帮助你如何观察和体验生活。

    在谈到我国文艺界若干年来的经验教训时，他认为，有的作家、艺术家整天忙于社会活动，那势必会耽误自己的创作。第二个经验教训是：作家搞创作，写什么，怎么写，不能勉强，不能命题为文。否则往往事与愿违，因为这无异于赶着鸭子上架。他举例说，艾芜当年写完长篇小说《百炼成钢》以后，搜集了包括王铁人在内的有关大庆石油工人的大量材料，准备写长篇小说。还未动笔，修建十三陵水库开始了，于是作协又鼓励他到修建水库指挥部工作，完成一部反映这一重大事件的作品。他照办了，搜集了不少资料，后来也写了二三十万字的初稿，乃至累病了，可是一直没有完成。沙汀说：“作协原本要我承担这一任务，我却推荐了他，对此我至今还感到内疚。倘若当时我建议他写散文，可能他的散文集早已出版，而且还会再版若干次。”

    沙汀还说：“我们过去曾强调及时反映现实生活斗争，现在又强调反映当前的改革以体现时代精神，总的来说，我是同意的，但不能绝对化，要看具体情况。因为作家的年龄、阅历、经验不同，读者的欣赏趣味也很不一样，因此，作家的创作应该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多元化的。”

    我认为，沙老所谈的创作经验、总结的经验教训，以及对初学写作者及中青年作家所提的希望和建议，对当今文坛都不无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