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前，冰心写过一首宝塔诗：“马/香丁/羽毛纱/样样都差/傻姑爷进家/说起真是笑话/教育原来在清华”。这其中有几个小“典故”。吴先生不知道自己的小孩把“萨其马”叫成“马”，进了点心店就向售货员买“马”。有一次，冰心与婆婆等人在院子里赏花，被从书房里叫出来的吴先生应酬似地问：“这是什么花?”冰心看着丁香说：“这是香丁。”他竟点点头说：“啊，香丁。”周围的人忍不住笑起来。为送父亲一件双丝葛夹袍，吴文藻受命去“东升祥”，居然要买一丈“羽毛纱”。幸亏售货员与冰心熟悉，打电话问过才算弄明白。冰心父亲说：“姑爷可不是我替你挑的。”父女相视而笑。

　　抗战爆发后，冰心随吴文藻到了昆明，冰心向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出示了该诗，想把怨气泼在清华身上。梅校长看罢加了两句“冰心女士眼力不佳/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玩笑一开，在场的清华同学都乐了，冰心才觉出“作法自毙”的味道。1942年，吴文藻患了严重的肺病，当脉搏只有一分钟36下时，冰心两腿发软。出去找人，一个小山坡也走不过去，只觉着丈夫要“完”。然而，吴文藻在重庆“中央医院”奇迹般地缓了过来。出院后的补品只有亲戚送来的一只鸡、两个广柑。

　　1944年，吴文藻赴美参加“战时太平洋学会”，讨论战后盟国对日本的处理。1946年，他与冰心去了日本。1951年，吴文藻放弃美国耶鲁大学的聘请，与冰心一同回到新中国。

　　1957年，吴文藻先生被错划为右派。是人类学、民族学界著名五大右派(吴泽霖、潘光旦、黄现璠、吴文藻、费孝通)之一。冰心同志极度痛苦。正在这时，周恩来总理知道了，就和邓颖超大姐把冰心接到他们家里，总理语重心长地说：“吴先生的事，现在需要的是你关心他，帮助他，而不是别的。这，就要看你的啦……”这亲切的话语给了困惑中的冰心极大的温暖和鼓励力量，也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1966年，“文革”爆发，二人都靠边站，住牛棚。1979年，吴文藻重新工作，带民族学院的研究生，为民族学的中国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85年9月24日，冰心痛失与自己荣辱与共、相濡以沫的丈夫，遵照丈夫遗嘱把三万元存款捐给中央民院的研究所，作为社会民族学研究生的奖学金。1999年2月28日，冰心与世长辞。他早就说过：“等我死后，我们的遗骨再一同投海，也是‘死同穴’的意思吧。”

　　吴文藻先生的错划问题彻底平反后。他们夫妻之间更是相亲相爱，相敬如实。都是一样的不服老，不间断地从事着写作和学术研究，晚年的生活可谓丰富、和谐、充实、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