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美尔、滕尼斯等欧洲社会学家的理论思想在美洲大陆找到了更佳的生存土壤，功能主义的盛行更使得列维·斯特劳斯、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人类学在西方思想界、理论界掀起了极大的热潮。当时的社会学、人类学在欧美是名副其实的显学。当年中国的一些大学也引进了西方这一新兴的学科，不过它多在教会学院中开设，而且由于中国师资的缺乏，教授社会学课程的教师多是洋人，教材是洋文，所讲授的内容也完全是照搬西方的理论。吴文藻先生对社会学的这种状况非常不满，他公开站出来抨击洋人垄断社会学的不正常状态，大声呼吁学术界的同仁们共同起来，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学教学和科研体系，使中国式的社会学“扎根于中国的土壤之上”。

　　吴文藻大力提倡和推行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源于他的深切的爱国主义思想。早在1919年，吴文藻在清华学堂就学时，五四运动的浪潮就激起了他的爱国热情，他毅然加入了，并积极书写爱国反帝宣传品。五四运动后，吴文藻阅读了大量孙中山、廖仲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文章，从中受到了深刻的启发和教育，从而奠定了他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基础。吴文藻先生对当时中国贫穷落后和任人欺凌宰割的局面十分痛心，认为究其原因，主要就在于中国的文化和科学技术落后，而要改变这种落后状况，首先应该学习西方比较先进的科学与文化。在美国，吴文藻如饥似渴地学习现代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学习和研究之中。他先后学习了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法学、历史学、统计学、人口学、逻辑学、伦理学、生物学、化学等众多的课程，并且还挤出时间学习了法文和德文。在他看来，西方社会的富强与科技进步，正是在于掌握了这些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中国要想强大起来，就必须要有一大批掌握西方先进技术与科学文化的人才。吴文藻关于中国社会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的思考，在他的博士论文《见于英国舆论与行动中的中国鸦片问题》里有着深刻的展现。除此之外，吴文藻还认为，中国社会及其改造，尚有大量的问题有待于研究，因此，他决心选择社会学和民族学为终身专业，想通过对中国社会的这两方面研究，提出改变中国社会落后状态的合适方案。正是在这一信念的支持下，吴文藻在博士学位尚未公布的情况下就回到了祖国。当年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设有“西洋社会思想史”、“家族社会学”、“人类学”三门课，原先采用的都是英文教本。有感于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的脱节，吴文藻先生到任后，便亲自为每一门课都编了一种汉文教材，并且每年都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和新得材料加以修改和补充，使之日臻完善。比如，“家族社会学”一课原来以泛谈世界家族制度 尤其是原始社会的家族制度 为中心内容，吴文藻在接过这门课后，着重以中国宗法制度为中心内容，把社会学的教学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结合了起来。1933年，吴文藻先生担任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这一职务的获得给大力提倡和推行社会学中国化主张的吴先生带来了更多便利。他认为，社会学要中国化，最主要的是要研究中国国情，即通过调查中国各地区的村

　　社和城市的状况，提出改进中国社会结构的参考意见。吴文藻先生把此概括为“社区研究”。他说，“社区研究”，就是对中国的国情“大家用同一区位或文化的观点和方法，来分头进行各种地域不同的社区研究”，“民族学家考察边疆的部落或社区，或殖民社区;农村社会学家则考察内地的农村社区，或移民社区;都市社会学家则考察沿海或沿江的都市社区。或专作模型调查，即静态的社区研究，以了解社会结构;或专作变异调查，即动态的社区研究，以了解社会历程;甚或对于静态与动态两种情况同时并进，以了解社会组织与变迁的整体。”早在上一世纪二三十年代，吴文藻先生就提出了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吴先生当年所提出的这一目标仍然没能实现。这当然有着其特殊的历史原因。在1949年以前，吴文藻先生的社会学中国化主张和社区研究倡议，遭到了一味崇洋媚外的国民党政府的冷遇。尽管吴先生及一些学术界的同仁们努力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却未能在全国学术界引起重大反响，因而也没能取得太大的成效。其后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北京沦陷，吴先生只得流亡云南，燕京社会学系的其他人员也流散四方，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和社区研究便这样半途夭折了。尽管如此，在云南期间，吴文藻先生仍在云南大学创立了社会学系，并主持成立了实地调查工作站，本想以该站的名义对云南少数民族进行调查研究，以继续社区研究，但工作站又因故难以维持，不得不停顿下来。之后在抗战期间，吴文藻先生曾参加过一次由当时国民党政府中央设计局组织的西北建设考察团，对以新疆为主的西北民族问题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束后，吴先生本想就新疆民族问题向当局提出一些建议，但正当此时，蒋介石抛出了他的《中国之命运》，吴先生对该书不承认中国多民族存在的事实非常反感，但在当时，只能以不写原计划中规定的调查报告来表示自己沉默的抗议。1949年，他在日本担任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外交组组长和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期间，吴文藻先生听到了新中国诞生的消息，他心中非常兴奋，1950年6月，他断然辞掉了国民党政府的高官厚禄，退出代表团，并与国内取得联系，于次年怀着报效人民的满腔热情回到了祖国怀抱。

　　回到了中国的吴文藻先生虽然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然而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社会学却与其他相关学科一样，遭遇了被取消的命运。1953年10月，吴文藻被正式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此后就致力于研究国内少数民族情况。他担任了这个研究室和历史系“民族志”研究室的主任。此时的吴文藻只能极力实践“民族学中国化”，“把包括汉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民族学的研究，让民族学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1958年4月，吴文藻被错划为右派;1959年12月，右派分子帽子被摘。此后的吴文藻先生所从事的基本上是内部文字工作，其著作大部分没有发表，即使发表了也不署名，例如，从1959到1966年期间，他与费孝通 已先被划为右派 共同校订了少数民族史志的三套丛书，为中宣部提供的西方社会学新书名著，为《辞海》第一版民族类词目撰写的释文等，还多次为外交部交办的边界问题提供资料和意见，以及校订英文汉译的社会学名著工作，此外，他还与费孝通共同搜集有关帕米尔及其附近地区历史、地理、民族情况的英文参考资料等;可惜的是，在十年动乱中，这些资料全都散失了!1971年，为了准备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之行，吴文藻和冰心以及费孝通、邝平章等8人，被从下放劳动的沙洋干校调回北京民族学院，共同翻译校订了尼克松的《六次危机》的下半部分以及海斯·穆恩、韦兰合著的《世界史》，最后又合译了英国大文豪韦尔斯著的《世界史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