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藻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和民族学专家，而且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教育家。他一向认为，无论社会学还是人类学、民族学，只靠少数人的努力是不行的，只有造就大批的人才，才能取得重大的成就。在他主持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工作期间，为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事业培育了一大批人才，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了这两门学科的骨干，其中有些人还在国际上赢得了较大的声誉。费孝通、林耀华、黄华节等这些当年的弟子们先后成为中国社会学界、人类学界硕果累累的专家学者，这与吴文藻当年的指教、鼓励与支持是分不开的。因为要做到社会学的中国化，根本的是人才的培养。吴文藻在这一点上花费了许多心血，即使是在休假的那一年里也不忘工作，他去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各处寻师访友，安排了好几个优秀学生的入学从师的问题。多年后，吴文藻在自传里也提到这件事：“我对于哪一个学生，去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学校，跟谁为师和吸收哪一派理论和方法等问题，都大体上作了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安排。”一个突出的例子便是对费孝通的培养。

　　1931年，在燕京求学的费孝通因病住院使他没有能得到当年的学分，为此不得不延长一个学年。这延长的一年，对费孝通一生的学术和生活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吴文藻得以从容安排得意门生此后的学习与研究，让他去读了清华的社会学系的研究生，为后来把费孝通引荐给当红的英国功能人类学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奠定了基础，此举将费孝通领上通往国际人类学前沿地带的阶梯。也是在这一年里，美国社会学界领衔人物之一罗伯特·帕克应吴文藻先生之邀来华讲学，他带领学生走出书本和课堂，多接触实际生活，使费孝通一生钟情于田野调查。也是在这一年里，费孝通结识了刚入校、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新同学王同惠。1929年的夏天，刚从美国回来的吴文藻和谢冰心在燕京的临湖轩举办了简朴的婚礼，6年以后，吴文藻十分喜爱的学生费孝通和王同惠又在这里举行婚礼。师生之缘、夫妻之缘都由临湖轩作了见证。对费孝通一生产生重要影响的对广西大瑶山少数民族所做的实地社会调查活动，也是在吴文藻的大力促成下进行的。

　　在吴文藻看来，要使事业不中断并且发达兴旺，就应造就几代人的梯队。在他主持下的燕京社会学系，先后派出了一些研究生和助理到国内的一些地区去进行实地调查，林耀华到福州附近的义序对宗族组织进行了调查，费孝通对江村的农村经济进行了调查，黄华节到定县调查了礼俗和社会组织，费迪到清河对村镇结构进行了调查，郑安仑对福建侨民问题进行了调查。他们的调查成果，后来在吴先生的帮助和支持下大部分都发表了。这些调查成果尽管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在当时，对中国社会学和民族学的建设却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学和民族学研究也起了相当重要的积累资料作用。香港社会学家黄绍伦在其《当代中国的社会学和社会主义》中说，吴文藻先生倡导的社区研究，“带着明确的中国化的目的”，并称赞他是“有名的燕京社会学系的一位能干的领导人”。即使是在文革结束之后，尽管年事已高，吴文藻仍然非常关心学术界晚辈的成长和进步。吴文藻先生的关门弟子、中央民族学院的王庆仁教授回忆说：不管是谁，凡是向吴先生请教，他都从不随便敷衍，而总是认真查阅资料并做出详细摘录后，再作出答复和讲授，使提问人收获很大。“在我的印象中，吴师是一个一本正经的老师，从不说半点笑话，也很少说跟学术无关的事情。”1979年，21岁的王庆仁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师从吴文藻先生门下。他对第一次去拜见恩师的情景记忆颇深：十多本西方人类学理论的原版书摆在书桌上，那是吴文藻先生要求他在两个月内要看完的!“吴师对我的要求很严，他也认为完成这样的作业困难较大，于是给我划出重点，鼓励我加强英语学习。他希望我们从一入门就开始培养严谨的学风。”这给年轻的王庆仁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可他从中也感觉出吴文藻先生对学生的良苦用心。在吴文藻先生门下几年，王庆仁教授对恩师平和宽厚的长者风范更是有了深切的体会：他的藏书可以毫无保留地借给学生看，并把自己做的卡片夹在里面，作为参考。“吴师做事情非常仔细。仔细到他看我们的稿子，是一个字一个字看的。你的英文中什么地方落一个字母，他都能给你纠正过来。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次出现的时候，他还是会心平气和地给你指出来，从来不批评学生。”多年以后，回忆起这些细节，王庆仁仍感慨良多。确实，在如今浮躁的社会风气中，要找出像吴文藻先生这样对待学生的老师，实在是不容易了。

　　作为师长的吴文藻注重的是学生学问的长进，至于学生的生活方面，尤其是恋爱问题，他则很少过问;倒是冰心老人经常和学生有说有笑，学生的生活问题甚至恋爱问题都在冰心老人关怀之列。这一点好像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习惯：吴文藻先生最初的学生费孝通、林耀华等人的恋爱结婚，都是冰心帮忙操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