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有多种身份，要是请您介绍自己，您怎么说？除了说您是小说家、哲学家和美学家以外，还有一个词是“公共知识分子”，您是怎样的公共知识分子？

艾柯：一个大学教授，在星期六和星期天也会写小说；或者也可以这样说，我是一个在星期一到星期五在大学里教书的作家。至于公共知识分子，我在一个州的报纸有一个专栏，写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上个星期我写了关于意大利选举的文章。我已经出版了若干本书，其中就包括到2005年之前所有的这种新闻性评论文章，这本书的其他语言的版本已经出版了，英文版几个月之后就会出版。还有，比如在今天的会议上，我也作了发言，表达对战争的看法，那么在其他的文章当中，我也会对公共领域、政治方面的问题，作出自己的评论和批评。

记者：什么问题是您目前最关心的？

艾柯：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怎样继续活下去，因为我已经很大了。在2001年的时候，我才有了惟一的孙子，我一直很关心这个小孩的成长。我这么关心这个小孩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孩子将来生活的环境比较艰难，因为现在这个世界面临比如生态的危机，还有其他的问题，随着我年龄的增大，我越来越悲观了。

记者：您说悲观我很意外。看您的书和听您今天的发言，您的表达和思想的姿态都是强有力的。

艾柯：媒体总是对知识分子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其实到目前为止我认为知识分子对很多事情是无能为力的，好像这座房子着火了，你手头有一本诗集，但是这个诗集对你来说根本没有用，你要灭火就需要去找水，或者去找消防队员，诗对你来说，可能以后才会派上用场。对于全世界来说——全世界有很多的知识分子，对他们来说，可能的情况是，很多地方房子着火了，但他们仍然可以躲在自己没着火的房子里捧着诗集看。

记者：您使我们看到知识分子精神的变化，以前的知识分子好像不是这样的，比如在1950年代、1960年代，像您同时代的萨特、加缪、罗兰·巴特，还有1990年代的德里达，在社会失去正义的时候，他们会走到街头表达自己抗 议的声音。

艾柯：并不是萨特自己上街去进行示 威，而是那里已经有人示 威了。如果没有这些人，即使萨特名望再高，他个人也无能为力。你应该问为什么没有那么多人——普通大众上街去游 行示  威，而不是说为什么没有知识分子去上街示 威。

记者：这个问题您可以回答吗？

艾柯：不要把知识分子的行动和公民的行动混在一起，萨特去游 行是作为一个公民去的，而不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去的。作为知识分子他做的事情是写书、为社会和民众指引未来的道路和方向。但作为公民来讲，他有权利参加任何的政治活动，比如有人写了一份请愿书，针对环境污染的问题向政府请愿，如果我签了名，那么我签名首先是作为一个公民，而不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别人发现我签了名，才知道我是个知识分子。所以在意大利的大选中，我非常积极地参与，因为我是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