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熟悉您第一次中国之行的人清晰地记得您有过“中国没有城市”的感慨，为什么这样说？当时的情景您还能记得吗？时隔十几年再到中国，您对中国的印象有改变吗？

艾柯：“中国没有像样的城市”这样的话我说不出来。可能是阿兰·贝特教授说过这个话，因为阿兰在中国丢了行李，这已经是他第二次丢行李，第一次是在印度，可能是因为他丢了行李非常着急，说出这样的话，我是不太可能讲出这样的话。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当时我的感受是很复杂的，我到很多地方，先到香港 、广东、北京、西安 、乌鲁木齐，然后又回到香港和澳门 ，所以这个行程很复杂，我也很难用很简短的话来概括。我觉得中国在很多方面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当我到了北京之后觉得就像到了洛杉矶。我只能告诉您我第一次对中国的印象，因为第二次我还只见了记者，别的什么人都还没有接触

记者：这次您到北京作“治与乱”的发言，有学者讨论您的讲话，有人认为您的讲话其实是在支持战争，还有人认为，至少您认为后现代战争不如古典战争，认为古典战争还要好一些。

艾柯：我的发言只是说战争还没有消失，到现在为止，要消除战争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因此而产生了一些其他的想法，那个也都是错误。我只是对战争的情况作了一个分析，我根本不是支持战争。因为我认为战争创造了新的平衡这种说法不对。战争很有可能导致新的不平衡。现在看来，战争不但没有消失而且比以往更加疯狂，为打击恐怖主义而投下炸 弹，但是炸 弹投放的地方根本不是恐怖主义者藏身的地方。

记者：您有一本书叫《小记事》，中译本叫《误读》，在您的生活中，您是不是经常经历“误读”？

艾柯：这是书的名字，但是看你怎么理解这个词。误读，对我来说是经常的。我今天早上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讲我反对战争，但结果还是被误读成赞成战争。如果我写一本哲学类的书，我写的是这样的东西，别人说是另外的东西，我必须马上说“不”。但遇到简单的问题，比如说刚才那两种误读，赞成战争或者说中国没有城市，这都无所谓，我不愿意辩解。

如果我写小说或者哲学，别人对我的本意有误解的话，通常有两种可能性：我不这样认为，但你有权利那样认为。我的本意是说，我不想跟别人说你应该怎么理解我，或者你要按我的意思理解，也许你按照你的方式去理解，比我的理解还深，这也说不定。有时候我觉得书比主人更有哲学性，更像知识分子。我的译者也经常这样问我，一个字我用的意思是A还是B，我的本意是想用A，但是译者用B的时候，比我原来的意思更漂亮或者更准确。

记者：您长久地生活在学院里面，作为作家，大学的体制更有利于您的创作吗？

艾柯：就像人有胖瘦一样，作家也是分成不同的种类，有的作家写小说，有的作家写诗，有的还写别的。大学不一定都是由精英分子组成，不是说大学里面的人都是天才,可能有些人还不如普通人。我是大学教授，但是并不是完全限制在大学里。我在50岁的时候，已经开始写小说了。有的学者在讲课之余踢球、弹吉他，我是用来写小说。做学者是我的工作，但是让我快乐的事情是做一个作家。18年来我最高兴的事就是一有时间就坐下来写作。

记者：早年您做过电台的编辑，后来是学者的生涯，您的写作也处于两极，既有复杂宏大的书写，也有日常的表达，您是一个可以复杂也可以简单的人吗？

艾柯：从多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不管什么样的工作。我有个专栏，每个星期都要写，我写书，还写论文，在这个之间连接是很严密的。比如说写学术的书，其实很多论点就是从每个礼拜的专栏里面来的，（专栏文字）只不过我是用一种更易懂、简单的方法，面对更多的人在写。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学术的书跟专栏之间有那么大的差别，对我个人来讲，很多论点其实在每个星期的专栏里都写了，而且是用更简单的方式写。我是用记者的眼光研究学问，在我这里，记者、作家和教授是一体的。

记者：您写过那么多旧的、新的书，写出过那么多透彻的文字，能说您是一个清楚了解世界的人吗？

艾柯：谁也不能清楚地了解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谁也无法清晰地看清楚这个世界，我从来没有见过谁能清晰地看见这个世界。如果你认为有人能清晰地看清楚世界，把他介绍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