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在汶川采访多勇敢、多艰难，从中可知一二！
发布时间：2012-02-20 22:34:59
发布人：
李洁夫
在震撼与感动中含泪前行
——在四川灾区采访的四十多个日日夜夜
11月20日，由石家庄日报社、绵阳日报社联合编著的大型系列报道《汶川记忆》，由花山文艺出版社结集成书，正式上市销售。翻开这本沉甸甸的作品，不由地回想起在四川灾区采访的40多个日日夜夜，万语千言涌上心头，一时间却又不知如何说起。
不深入灾区，你可能永远也想像不到，在地震发生的那一刻，大自然是多么疯狂，多么狰狞，多么残暴。隔河相望的两座山峰，可以在一瞬间合拢；一面山坡滑下来，可以将半个县城埋入地下；两间房子大小的石头，在撞断一棵古树和一座发射塔之后，竟然还能冲上宾馆的二楼。在这样的灾难面前，你无法不感叹人类的渺小，生命的脆弱。
然而，汶川地震又像是一面放大镜，人类的求生意志、众志成城的抗争精神，都在灾难中得到了最集中的释放。几乎每一个受灾群众的背后，都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几乎每一个故事，都足以令人潸然泪下。在灾区采访的那些日日夜夜，我们始终在震撼与感动中含着泪水前行，采访的受灾群众越多，了解的故事越多，我们越感觉自己能做的事情太少太少。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能够如此全面地了解这次震惊世界的重大灾难，能够如此深入地走入灾区人民的心灵，可以说是一种幸运。这段记忆，也将成为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永远铭刻在内心深处。
地震时，大自然的狰狞和残暴令人战栗（）
我们石家庄日报社派出的12位记者，于6月16日凌晨抵达四川省绵阳市。在此之前的一个多月时间，我们一直在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渠道关注灾情，自以为早已做好了走进现场，直面灾难的心理准备。但是，真正走入北川、青川、平武、映秀等重灾区时，我们还是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惊、恐惧和茫然，大自然在地震时所表现出的狰狞和残暴，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像，甚至超出了那些胡编滥造的灾难大片。
北川县城活像一座人间地狱
最强烈的震惊和恐惧来自北川县城。我们是6月23日进入北川的，当时这座被毁的县城已经封闭了一个多月。因为要建为永久性的地震纪念馆，当地政府决定临时开放几天，让幸存下来的居民回家取一些物品。在此期间，媒体记者经过当地政府批准，也可以进入北川县城采访。
因为汽车开不进去，最后的几公里要步行。我们走过“三道拐”之后，正好能够从山坡上看清北川县城的全貌。当时，我报社记者朱巍与我走在一起，他脱口说出了四个字：人间地狱。
这座被毁后的县城，真的就是一座人间地狱，越往里走，这种感觉越强烈。北川原本是一个美丽的小城，四面青山环绕，一条弯曲的小河缓缓流过，将小城划分为旧县城、新县城两个部分。但是，那些原本郁郁葱葱的山坡，在地震中发生了多处垮塌，裸露出刺眼的黄土和碎石，埋住了很多房屋。垮塌最严重的山峰是王家岩，半座山滑了下去，将半个老城区掩埋，北川人民医院和一个幼儿园，都被埋入了地下。
县城中的的房屋，多半已变成了废墟，那些没有倒下的，看上去更加恐怖：有的四分五裂，有的明显倾斜，有的少了一层，还有的垮去两边，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单元。十字街曾经是一条繁华的街道，北川比较知名的饭店、茶馆、超市大都集中在那里。然而，在那场可怕的地震中，原本建在王家岩脚下的许多房屋，纷纷随着滑坡冲到了这条街上，再一层层堆积起来，形成了一座近三十米高的“小山”。具体有多少人在这条街上遇难，至今也无法统计。许多死难者亲属因为无法找到家人的确切遇难地点，只好在废墟的边点几柱香，烧几沓纸。直到我们在废墟上采访、拍照时，仍不时能闻到一股股令人作呕的尸臭味。
大家看电视的时候，应该都看到过北川中学的惨景。其实，在北川县城内，还有北川中学的一个新校区（初中部）——茅坝中学。地震发生时，茅坝中学整体被几间房子大小的石头层层掩埋。据一位目击者说，当时有一个班的学生因为在操场上上体育课而幸免，其他师生几乎全部遇难。
横冲直撞的泥石流将一个村庄整体掩埋
第二次感受到强烈的震惊和恐惧，是在青川县红光乡东河口村。这个行政村位于青竹江和红石河的交汇地带，散布在一条巨大的山谷之中。村后最高的那座大山，海拔超过了2000米。地震发生时，那座最高的大山出现了整体性滑坡，范围巨大的泥石流，横冲直撞地扫过两三公里。东河口村的一百多座房屋，以及当时留在村中的四百多位村民，全被深深地埋在了地下。青竹江上的一座大桥，河谷里的一个电站也不见了踪影。在河谷中的几百亩稻田上，垮塌的山体堆起了一座小山，堵塞了河道，形成了一个堰塞湖。
更为可怕的是，像东河口村这样的大面积滑坡，在青川县并不能说是罕见。从红光乡到石坝乡只有几十公里的路程，可这样的泥石流竟然频繁出现，仅大大小小的堰塞湖就形成了十来个。红光乡的石板沟堰塞湖，还是汶川大地震中形成的第二大堰塞湖，仅次于北川的唐家山。
在青川县石坝乡青龙村附近的青竹河边，还有一处山体出现了垮塌。因为原有的公路被埋入了地下，人们便在垮塌后的半山坡上临时压出了一条窄窄的土路。就在这条土路的下面，至今还掩埋着１０来户村民和房屋，另外还有１３辆卡车及司机。他们被埋的位置，大约有几十米深。为了祭奠遇难的家人，在卡车被埋的地方，司机家属们插上了标志，扯起了条幅，条幅上写着亲人的名字。
在中国人的印象中，山一向是力与美的象征，是永恒的代名词，所以才会有“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感叹。我们从没想到过，大山竟会如此的脆弱，如此不堪一击。面对移位的大山，改道的河流，我们常常反思一个问题——征服自然。人类真的可能征服自然吗？起码我们不再相信。汶川大地震，凸显了人类的渺小和卑微。也许大自然只是不轻意地挥了挥手，翻了个身，人类便有了成百上千、成千上万、几万乃至几十万的死伤。这是一场人类注定无法取胜的战争，而害了人类的，也许恰恰是征服自然、人定胜天的盲目自信。
生命的顽强、众志成城的精神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像（）
如果说，地震的灾难场面令我们感觉震惊和恐怖；那么，人类生命的顽强和众志成城的抗争精神，则让我们感到一种强烈的震憾和深深的感动。
在平平淡淡的日子里，没有多少人肯承认平安其实就是一种幸福，多数人都忙着追求房子、位子、车子、票子，部分人甚至会因为空虚无聊而产生厌世心理。与此同时，很多人都一面抱怨人情的冷漠，一面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人，紧紧关上自己的心扉。然而，不期而至的巨大灾区，突然之间改变了这种常态。
几乎每次采访我们都会泪流满面
汶川地震就像是一面放大镜，让身处危难之中的人们切切实实地感受到，生命原来如此可贵，活着就是一种幸福。为了活下来，被困在废墟下的什邡市红白镇中心学校食堂厨师李克成，连尿都要省着喝；为了活下来，独自被困于什邡市大山深处的金河电站女职工崔昌会，拖着多处骨折的躯体，四处爬着找青草吃，甚至将拔草时带出的蚯蚓也放进了嘴里；还是为了活下来，绵竹市天池乡天池村四组村民刘刚均，求着亲戚用钢钎一下下戳断了自己被巨石压住的右腿。
这种顽强求生的例子，实在是太多太多。但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中国农业银行北川支行的龚天秀。地震发生时，这位46岁的女性与老公一起被埋在了废墟下，她的右腿被一个巨大的水泥梁死死压住了。龚天秀的老公很快就不行了，临终时嘱咐她一定要活着出去，不见到儿子决不许死。为了不负老公的嘱托，为了能够活着离开废墟，龚天秀决定自己断腿求生。5月14日这天，她捡起一块锋利的水泥块，一下下砸向自己的大腿，直到疼得昏死过去。第二天，她借口要弄断身后的木条，从救援人员手中“骗”来钢锯和剪刀，再次锯向半断了的右腿骨头，然后又用剪刀一点点剪断了仍然粘连着的筋脉和皮肉。我社记者安文联和绵阳日报社蔚华在采访的时候，都不忍心听其中的细节，总感到腿上一阵阵发冷。可龚天秀讲述的过程中，神情相当平静，还不时的开着玩笑。
汶川地震又像是一个过滤器，在不知不觉中净化了人们的灵魂，亲情友情、善良仁义、无私奉献、自我牺牲等等人性的光辉，在灾难面前突然爆发，并汇成众志成城的暖流，支撑着灾区人民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许许多多的小人物，在这场巨大的灾难中，表现出了超人的坚韧、勇气和智慧，其壮举足以惊天地、泣鬼神，令人终生难忘。
在我们采写的一百个人物中，表现人性光辉的事例最多，类型也最多。比如反映亲情类的：38岁的安县茶坪乡农家乐老板张丽萍，地震后只身徒步返回深山，将年迈的父母公婆一一接出；41岁的北川县擂鼓镇田坝村农民杨进太，冒死将被飞石砸伤的妻子背出大山，到医院后又每天给昏迷的妻子唱歌，26天后终于用歌声将妻子唤醒；35岁的绵竹市清平乡农民刘代蓉，坚持留在深山陪伴重伤的老公，每天用水果刀为老公清理伤口上的腐肉，老公几次逼她离开，可刘代蓉的回答是，如果老天不留活路，就让我陪你一起死。直到5月30日，夫妻俩才一起由直升飞机救出。
比如忠于职守类的：北川加油站职工席成艳，寻找生死不明的丈夫和女儿时一直抱着8万公款和大量票据，等公司领导进入北川见到她时，公款分文未少，她的丈夫和女儿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35的都江堰市公安局太平街派出所民警邓波，地震后救出了两位陌生市民，却失去了上幼儿园的儿子，为了看守派出所里的枪支弹药，他竟抱着儿子的尸体，坚持上完了夜班；35岁的青川县石坝乡党委书记舒云，在指挥救灾的过程中几次接到家中口信，先是说父母双双重伤，速回家照顾，后是说父母均已去逝，速回家办理丧事，可他一直咬着牙坚守在岗位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舒云实在忍受不了内心的痛苦时，就跪在帐篷里，向着木鱼镇的方向，遥遥地给父母磕了几个头。他告诉记者说，他祈求能得到老人的原谅，但他永远不会原谅自己。
比如反映无私大爱的：北川中学的王清睿老师，地震后一直忙着救学生，甚至无暇顾及就在不远处一所小学上学的儿子，做医生的妻子来到北川中学，本意是叫上丈夫去找儿子，可看到众多受伤的学生，妻子的话就没说出口，反而主动帮着抢救伤员，直到5天后，他们才来到了儿子被埋的废墟，儿子却再也没有活过来；平武县南坝小学老师杜正香的遗体被挖出时，大家惊奇地发现，她的两只手各拉着一个孩子，身下还保护着3个孩子，这个奇特的遇难姿势，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尽管那五个孩子也无一幸免，但纯朴的村民们还是自发地组织起来，为杜正香举行了隆重的葬礼；27岁的绵阳市三台县茶楼经理古米兰，是第一个走入九洲体育馆的志愿者，也是九洲体育馆志愿者的总指挥，从5月13日8点零3分进入，到6月30日下午拆完帐篷后封馆撤离，她在那里坚持了50个日夜。在此期间，古米兰掉了十斤肉，磨破了两双鞋。
生活中的细节同样令人感动
其实，除了我们采写的上述故事，还有很多生活中的细节，同样体现着人性的光辉，同样让我们感动。
由于我们要采访的对象太多，地域范围太大，经常遇到不认识路的难题。每次问路的时候，对方一听我们的北方口音，就变得异常热情，有些人还主动上车为我们当翻译、当向导。这种情况，我直接遇到的就有三次。当我们向对方表示感谢时，他们总是说，你们从河北赶来支援我们，应该我们感谢你们才对。
6月23日，进入北川县城采访的时候，由于缺乏经验，我们都没带口罩。当我们的两名记者偶然遇到个体口腔诊所医生刘强时，他发现了这个细节，主动将两个口罩递到了我们手里。通过接下来的攀谈我们才发现，他就是最早在北川政府广场上救死扶伤的那位“白大褂”。
7月6日，我们开着车去什邡市蓥华镇竹溪村采访靠吃生米逃回家中的王成武。返回的路上，刚过蓥华镇不远，就看到几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招手拦车，我当时很奇怪，但并没有停车。往前开了一小段，又见到几个孩子招手，我就将车停了下来，让我社记者王俊卿问问怎么回事。原来，他们都是另一个镇上的小学生，利用星期日的时间到蓥华镇的救灾医院来照顾伤员，拦车是为了回家。正好我们车上还有空坐，两个女孩儿就上了车。路上我们一直在聊天。我问，你们年龄这么小，在医院能做什么呢？那两个孩子说，给伤员倒杯水，陪他们聊聊天也是好的。我又问，在这么偏僻的地方随意搭车，你们不怕遇上坏人吗？孩子们笑笑说，以前我们从来不搭车，现在还好，来的都是好人，地震让人变好了。这两个孩子的语言很朴实，但她们的感觉是真实的，敏锐的，非常耐人寻味。
7月10日上午，我们去青川县木鱼镇中心卫生院采访吕茂军医生，其他医生回答说，他下乡出诊了，中午才能回来，我们便约好中午再来。可我们刚要走，那位医生又问，“你们中午过来吃饭吗？”这实在出乎我们的意料，木鱼镇是重灾区，中心卫生院就设在帐篷里，这些医务人员自己的生活都很困难，我们怎么能给人家添麻烦呢。中午将近一点的时候，我社记者徐书乐完成了另一个采访，我们再次来到了卫生院。吕茂军等医护人员立即端出了一盆米饭、一盆冬瓜汤、一盆烧茄子，不由分说地招呼我们坐下。他们笑呵呵地说，知道你们也没地方吃饭，不嫌我们的饭菜太简单就多吃点。这次我们没有推辞，因为我们不忍心拒绝这份真情。
采访中，一道又一道难关，都是我们从未遇到过的（）
汶川地震是一次世界性、历史性的重大事件。按照新闻常规，这种级别的事件，一般都轮不到地市级媒体参与，更不可能去唱主角。但是，通过两个地市级媒体的联合，我们报道组的18位记者不仅深度参与了这个世界级的重大事件，而且从独特的角度，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报道，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史料。
客观地说，这样重大的系列报道，应该由国家级媒体投入重兵来完成。虽然我们集中了两个报社的力量，但是记者人数、车辆配备、写作经验、采访权限仍然明显不足。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要想完成任务，必须要闯过急、难、险这三个大关。
第一关：急
虽然这组报道的时效性看上去不是很强，实质上也并不弱。我们出发的时间是6月15日，距离地震发生的时间已经一个多月，这组报道推出的时间越晚，被采访对象的记忆越模糊，读者的关注程度和社会反响也越差。另外，我们需要采访的重灾区，多处于大山深处，进入雨季之后，这些地方的交通很可能因为滑坡和泥石流而中断，甚至会威胁到记者的生命安全。
为了确保进度，报道组领队、燕赵晚报副总编赵速中制定了一个严格的时间表，全部采写文字工作，要争取在7月22日完成，最迟到7月29日。这个计划是近乎残酷的。我们一共只去了五名专职文字记者，绵阳日报是三位，一共8人。而且，按照双方的协作计划，绵阳日报三位记者的主要任务，是担当向导、翻译及寻找线索，执笔以我们的五位记者为主。即使不考虑危险、路途等因素，仅从篇数上看，这些文字记者的工作量已经是正常工作量的三至四倍。
为了完成这个计划，整个报道组都在争分夺秒地过日子，掰着手指数日子，数篇数。只要采访对象肯接受采访，无论是吃饭时间还是睡觉时间，大家都会立即投入工作。于是，连续作战加夜战，就成了联合报道组的常态，我们工作的帐篷里，常常是凌晨两三点钟还有记者在写作或采访。在这30多天的时间里，多数记者就没有开过房间里的电视，吃饭的时候上菜慢一点都嫌耽误时间。
第二关：难
由于这组报道涉及到的地域广，人物多，时间跨度大，由地市级媒体来操作，很多困难是必然会出现的。
最大的困难是线索的确定。
如果仅仅为了凑数，杂乱无章地采写一百个发生在灾区的人性故事并不困难。可我们确定的目标，是要将汶川、北川、青川、平武、安县、江油、绵竹、什坊、都江堰等十个极重灾区全面覆盖，而且要涉及到灾难中的各种人物，各个时间段。也只有这样，将这一百个故事组合在一起，才能形成一部较为全面的地震心灵史档案。
为了解决线索问题，我们采取了两种应对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全面撒网，也就是说，记者通过各种途径自由寻找线索，只要内容符合报道定位就可以。在采访的前半程，我们主要采用的就是这种方式。比如，我们去北川县城的主要目的是感受现场，并没有带具体线索。但是，记者们顺手“捡回”了三个故事，内容还都挺感人。此外，绵阳、安县、江油、绵竹、双流、都江堰等地的灾区群众安置点，也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这种全面撒网的方式还有一个大好处，那就是新鲜感，这样采写出来的人物，基本上都是其他媒体没有关注过的。
我们采用的第二种办法，是从其他媒体中挖掘被漏掉的金矿。比如，靠吃青草、吃蚯蚓坚持活下来的崔昌会，当地媒体只是在一篇综合性报道中提了一下，一共几十个字。我们却追到成都华西医院了解了事情的整个经过，写成了三千多字的感人故事。这种方法很适合青川、平武、映秀等距离绵阳较远、交通不便的地方，而且可以有意识地进行选择、调整，对前期采访中的空白点进行补充。为了确定这些线索，石家庄日报社王社长亲自与广元日报、阿坝日报、德阳日报联系，收集了他们地震后的所有报纸。领队赵速中收到报纸，又一条条分析研究后剪下来，再分门别类地交给记者采访。
第二个难题是如何让对方接受采访。
由于这些地震亲历都是特殊的采访对象，有的失去了众多亲人，整日以泪洗面，有的只有靠酒精麻醉才能入睡。他们内心的伤痛，可能一辈子都不愿去想。可是，我们却偏偏要揭人家内心深处的伤疤，而且必须非常细致，甚至要反复追问。所以，想说服对方接受采访，有时是很难的。
为了让对方接受我们的采访，记者往往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甚至千方百计拉感情、套近乎，比如为采访对象送鲜花、送水果等等。其中，我们采用的最独特的一次办法，是“绑架”。
6月20日，我们赶到北川香泉乡龙凤村一组采访乔双琼，结果夫妇俩到去安县给女儿办死亡证明了。地震发生时，乔双琼和丈夫正在沧州献县刘东城玛钢厂打工，得知女儿和儿子所在学校的大楼均已倒塌，便赶到了石家庄，却买不到回四川的火车票。经过燕赵晚报等媒体的帮助，他们才踏上了回乡之路。因为这段渊源，我们将这对夫妇列入了必须采访的人选，没想到却扑了空。为了完成这次采访，我们想出了“绑架”的主意：将乔双琼幸存的儿子带到绵阳玩了一天（征得了孩子叔叔的同意），还给孩子买了些书包、文具，然后让乔双琼夫妇将孩子接回。结果，孩子玩的很高兴，乔双琼夫妇也赶到我们的驻地接受了采访。第二天吃过饭后，我们又买了车票，将这一家三口送上车。
在动员对方接受采访的过程中，河北人的名号给了我们很大好处。曾经有好几次，对方不肯接受采访，但一听说我们是河北媒体的记者，却突然转变了态度，北川中学教师蹇绍琪就是如此。因为失去了心爱的女儿，家族中有7人在地震中丧生，蹇绍琪沉浸在深深的痛苦之中，一向拒绝任何媒体采访。我们刚刚找到蹇老师时，他的态度相当冷淡，迟迟不愿意开口。后来一听说我们是石家庄日报社记者，马上为拒绝采访而道歉。当时，他正穿着我们报社送去的T恤衫，他甚至还记得杨社长的名字。
第三个难题是采写模式的转型。
我们的记者写惯了简明扼要的新闻稿，可这组稿件强调心理活动和细节描写，要求有一定的故事性、文学性，与普通新闻稿的采写存在相当大的区别。
第一批稿件出来后，我们感觉有一个题材本身非常好，可记者没有写出味道，原因是细节和内心活动太少。我们找来记者一问，发现是他的心太软。采访过程中，这位记者不忍心看到采访对象哭，每到悲处，他便急忙岔开话题。结果，他只能写出故事的梗概，却把握不住人物的感情脉络，把文章写成了流水账。
后来，经过几次集体探讨，记者们改变了采访思路。如果被采访对象想哭，记者就尽量找到其感情的爆发点，让他们痛痛快快地哭出来，甚至经常陪着他们哭。因为这不仅对写作有好处，还可以让采访对象的悲情得到宣泄，对他们的心理疏导有益。
因为要掏出采访对象的真情实感，大部分被访者又很难进行补充采访，所以记者们就格外珍惜每次机会，尽可能地详细，尽可能地一次性成功，一般每个故事的采访时间都需要3—4小时。
第三关：险
恐惧是人的本性，要说我们不怕死，那肯定是在撒谎。此次去灾区，大家都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出发之前，我们集体购买了人身安全险，而且每人都将家里的联系方式留在了报社，以防万一。
虽说对余震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一到绵阳日报，该报报道组成员蔚华的一句话还是让我们感到汗毛倒竖。她张嘴就问，你们写遗嘱了吗？随后她又解释说，绵阳经常有余震，所以很多同事包不离身，里面不仅有贵重物品，还有巧克力，那是为万一被埋在虚墟里准备的。另外，还有一种更可怕的说法，四川还有一次7级地震。
我们的驻地，是一座已被震出裂缝的七层小楼，尽管每条裂缝上都贴着盖有印章的“可观察使用”纸条，可还是让人提心吊胆。几天之后，大概在晚上12点左右，真的发生了一次余震。我们冲到楼道里，猛敲领队赵速中的房门。可他好像很不耐烦地说，哪有地震？怎么衣架上的衣服不动？你们写稿太投入了，产生幻觉了吧，快回去睡觉。我们心里也明白，领队赵速中是想稳定人心，可还是有点怕，于是偷偷溜出去喝了点啤酒，又硬着头皮回到了宾馆。
这样的小余震很多，有时不仅会在睡梦中被摇醒，还能听到窗框被挤压的咯吱声。后来大家就疲了，一般余震很少有人往外跑，不过为了大家的安全考虑，我们还是要求记者尽量到绵阳日报院内的帐篷里去写稿。
7月15日下午，绵竹发生5.5级余震时，成都的震感相当明显。当时，我社记者王志正在成都市儿童医院住院部的六楼，采访苏文图父女，突然感觉椅子摇晃起来。他眼看着地面晃来晃去，摆动幅度有五厘米左右，非常恐惧，本能的想往楼下跑。可是，苏文图虽然惊慌地站了起来，但为了守护昏迷在床的女儿苏菲菲，没有任何躲藏或逃跑的意思。王志就想，我也不能跑，如果自己跑了，就没脸回来见采访对象了。就这样，他在恐惧中熬过了那惊魂的几十秒钟。
除了余震的危险外，还有疫情的威胁。我们从北川出来没几天，那一带就出现了霍乱疫情。如今，北川县城已被铁丝网重重围住，任何人都进不去了。回想当初，我们分成两批进入北川采访时，大家在几十米高、充满尸臭味的废墟上，都是手脚并用，摸爬滚打了整整一天。我们第一批人进去时，连口罩都没带。领队赵速中带第二批人进去时，所用的口罩也很薄很薄，根本不起作用。那情景，现在想来仍觉得后怕。
此外，恶劣的路况、随时可能发生的滚石塌方，也严重危胁着我们的安全。这次地震的所有重灾区都在山里，为了采访，我们几乎每天在大山里跑来跑去。“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句话，我们这次算是有了切身的体验。四川的山都很陡，很多地方的落差都在1000米以上，所以，那里的公路常常很窄，很陡，而且拐弯很急。刚到四川时，我们一上车就心里发虚，下车后很久还觉得地在晃动。更可怕的是，因为地震，山上的很多石头都松动了，随便一场大雨、一次余震，都可能导致塌方。我们遇到的最危险的采访，发生在7月17日，去映秀镇的途中。
从都江堰去映秀，只能走都汶（汶川）公路。这条路一面临着岷江，一面紧贴高山，三天两头因为山体滑坡而断交。采访组刚从成都出发，就开始下雨。大家都很担心，一旦公路断了，什么时候能进映秀就很难说了。而映秀又是汶川地震的震中，不到映秀，我们的采访就不能算最终完成。冒险走了3个多小时，到达一个叫百花滩的地方时，车被拦下了。有人说，前边发生了滑坡，路断了。“百花滩”是都汶生死线上最危险的地段之一，距离映秀仅两三公里，绕过山脚基本上就到了。被拦在这里，大家都很焦急，最终决定弃车步行。王志自觉年轻体壮，身手矫健，率先冒险闯过了这道生死线。随后，大家带好设备，拉开距离，相互瞭望着山上的石头，一步步走向生死线内。路桥工作人员一看有人硬闯，赶紧提醒说：“千万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随便一块小石头都能要人命的。”旁边的一位交警则说，：“如果想安全过去，除非你开着坦克。”谁也不想拿生命开玩笑，报道组也不可能有坦克，但必须冲过去。就这样，大家瞅准石头滑落的间隙，撒开腿就往前跑，一口气冲出二里多地，终于看到了映秀镇。
这次采访过程中，有惊无险的经历还有很多。我们都感觉自己是福将，因为危险总是与我们擦肩而过。7月23日，青川连续发生5.6级、6.0级等三次地震，倒塌房屋十四万间，而我们已转移到汶川、都江堰一带采访，幸运地躲过了这一劫。8月1日，北川、平武交界处发生6.1级余震，300多人受伤，而我们已经平安回到了石家庄。在四川采访期间，还下过几场暴雨，但我们恰好都没在深山区。
结束语（）
认真总结起来，尽管这次大型采访活动非常艰苦，非常危险，但作为一位新闻工作者，能够见证这样一段历史，为灾区人民提供一点实实在在的帮助，其实是我们的荣幸。同灾区人民的苦难相比，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显得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
因为这段经历，我们对社会、对事业、对人生，产生了很多新的看法。想活着并不容易，能活着就是一种幸福。我们没有理由不好好工作，没有理由不善待他人，没有理由不珍惜眼前的幸福。
石家庄日报社记者 李宏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