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宠惠的政治生涯
正是出于这种认识,1922年5月,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王宠惠等人在《努力周报》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认为中国的政治军阀混战,国无宁日,全是因为好人自命清高,不愿参与政治,让坏人当道。他们提出由知识分子中的“好人”组成“好人政府”,努力改变政府腐败的现实。由这些人组成“好人政府”,形成社会的重心,一点一滴地改造社会,创造出一个完美的“大我”。这种“好政府主义”初步显示出独立的自由精神,体现了现代中国独立的、自由的知识分子干涉政治的模式。
在多方呼应的有利气氛中,“恢复法统”的努力很快见效。1922年6月1日,以王家襄、吴景濂为首的150多名旧国会议员在天津开会,通电全国,即日行使职权,取消南北两政府,另组合法政府。翌日,徐世昌宣布辞职。曹锟、吴佩孚领衔联合十省区的督军、省长通电“恭迎我黎元洪大总统依法复职”。 后,孙中山也在陈炯明的逼迫下离开广州大本营,南北总统问题宣告解决。6月13日,黎元洪下令撤销1917年6月的解散国会令,半数以上的旧国会议员随后聚集北京,中华民国一时间“法统重光”了。
“法统重光”后,由谁出面组阁,成了各方矛盾的焦点。军阀之间几经折腾,最终掌握了主动权的吴佩孚遂了心意。1922年9月,在直系军阀吴佩孚支持下,曾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字的王宠惠等人入阁,王担任国务总理,主要成员有内务总长孙丹林,财政总长罗文干,陆军总长张绍曾,外交总长顾维钧,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徐谦,教育总长汤尔和,农商总长高凌蔚以及交通总长高恩洪。这些人主要属于英美派,当时被认为是无党无派的“好人”,因而这个政府有“好人政府”之称,王宠惠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好人”中的好人。然而,这些富有浪漫主义气质的政治家,由于没有自己的组织和武装力量的基础,也缺乏人民的支持,因此,实际上“好人内阁”只能是得势以后野心勃勃的吴佩孚的傀儡。政府的所作所为,不仅为以吴景濂为首的国会和以曹锟为首的保派所反对,也愈来愈为胡适等“好人们”所不满。王宠惠内阁失去了起码的信任和支持,它的倒台只剩下一个时间问题。11月18日,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和副议长张伯烈借口财政总长罗文干在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时有受贿之事,要求黎元洪将其逮捕。罗文干有过留学英国的经历,他在接财政总长印时,“财政涸竭”,“库空如洗”,为解燃眉之急,他决定向国外借款。为了避免节外生枝,他未经国会讨论和总理批准就在奥国借款展期合同上签了字。这种有背法定程序的做法,正好为伺机报复内阁的国会发起倒阁运动提供了口实。23日,曹锟发表通电,“历数罗文干私签承认奥债合同罪状,为国会声援,务请将罗彻底查办治罪,以为卖国者戒严”。此电一出,为早已不满吴佩孚专权的直系诸将群起响应。面对众叛亲离的局势,吴佩孚只得让步,他于24日通电,表示对“罗案”毫无成见,对曹锟始终服从,始终拥护。王宠惠内阁因失去靠山,不复支撑。11月25日,王宠惠被迫宣布辞职,“好人政府”仅存70余天即告垮台。29日,汪大燮署理内阁。“好人政府”仅如昙花一现,很快就成了历史的陈迹。
然而,“好人政府”的失败并没有对王宠惠在民国政坛上的仕途产生多少负面影响。随着蒋介石的崛起,王宠惠以其同盟会元老的身份、渊深的学养、崇高的政治声望获得重用,在国民政府中历任要职。他除担任过国民政府第一任司法部长及司法院长外,还在抗战期间出任过外交部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及代理行政院长等职。王宠惠是不折不扣的民国政坛上的常青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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