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段周薇，女，1983年4月出生于广西省桂林市。目前就读于上海师范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段周薇专业，攻读博士学位。

回忆点滴

在治疗的初期，即10和11月份，医生采用传统的治疗方法，化疗。由于化疗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死一部分健康细胞，因此这种“玉石俱焚”的治疗方法副作用很明显。当时老师进行了两个疗程，身体非常虚弱，不停地出虚汗。有时他叫我到跟前，说上两句话气息已经很微弱了。再加上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骨头，腰椎疼痛难忍，他不能久坐和站立，大部分时间只能躺在床上。我记得一次师母留我在他们家用餐，只见孙老师一只手抓住床沿，另一只手撑住床板，缓缓移动，逐渐地由睡姿过渡到坐姿。坐定之后，静止片刻，双手放在膝上，目光专注: 他正在寻找腰椎上还能用力而且较少疼痛的部位。突然，他坚定地迅速地起身。接着，缓缓地走到饭桌前，摆正姿势，再稳当地坐下。吃到一半，孙老师放下碗筷，说：“你们慢用，我先去躺躺。”于是他重复刚才的步骤，直至卧定。那一刻我明白了癌症是什么。也许这个"明白"听起来很傻: 癌症的定义在字典里面不是白底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吗？而且，日常生活中也听说过各种癌症，但终究停留在隔膜的概念上:它与我无关。而孙老师作为患者的一举一动，都在表明癌症彻底地摧毁病人的生活，将之从日常变成反常： 站立、躺下、翻身、吃饭等这些我们无意识的，真正易如反掌地动作，对病人而言都是一座座需要翻过的大山，因为他们不能够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身体。常人每天站立、坐下何止数十次，绝不会脑袋冒出这种念头:"我成功了，感谢我的腰肢。"一个人突然连自己的身体都不能够支配了，面临这种个人意义上的孤独和绝望，他该怎样调试了？我常常想作为一个学生和晚辈，我可以帮助老师做很多事情，唯独不能够帮他生病，任何人都不能够: 在这个意义上，他和他的身体并肩作战，也是孤军作战，更是背水一战。即便这样，我从来没有听过孙老师的抱怨。

一次，我到老师家里拿CT检查单，好去医院拿检查报告。当时天冷了，老师的病床从客厅挪到了里间卧室。那天他家里还有其他人，师母也正在忙着做饭，场面有点混乱。师母急急忙忙地把病例交给我，并交待了一些事情。也许孙老师在里间听见了外面的动静，我听到他缓慢而稳当的声音从卧室传出来：“肖，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不要慌张。”我突然很想哭，感到很难过。幸好，检查报告显示情况良好。然而，我大约永远也忘不了这个声音。

在化疗期间老师住院，同学们安排轮流陪护。一天轮到我值勤，到了傍晚，喧闹了一天的住院部开始回归平静，正巧老师的两个病友也回家了，病房里只有孙老师和我。老师并排与我坐着，让我念报纸给他听。念着念着，我突然有一种释然感: 我和老师这种师生社会关系，其实也是一个年轻人和一个老人这种自然关系。念了一会儿，老师说他想躺下休息。于是我起身放好枕头，他躺下，突然翻身说:"我在想我的祖父，他是我这个年纪去世的。"我只应了一声，不知道该如何作答。他只提了这一句，没往下说了。之后，师母送饭到医院，我就离开了。记得在回来的路上，我有点高兴：高兴在安静的黄昏，分享了一个老人的心声。那么我为什么不悲伤呢?毕竟，这个心声有关于死。我也不知道。我从来不相信老师过不了这一关，过去半年是这样，此时此刻也是这样。

在这里，我要感谢师母。在那风雨如晦、人心惶惶的日子里，作为孙老师最亲近的人，她来不及、也不敢悲伤: 她要是被悲伤打倒，谁来照顾、支撑老伴呢？医生曾说过:药补不如食补。师母为了老师的一日三餐，不辞辛劳，同时也绞尽脑汁：怎样才能做到顿顿营养丰富兼美味可口呢？孙老师说的“身体好了有一半功劳是肖的”，绝不是虚誉。我常常想，西方人在教堂结婚时的誓词：“我愿意他成为我的丈夫，从今天开始相互拥有、相互扶持，无论富裕或贫穷，健康或疾病。”“富裕贫穷，健康疾病”，这八个字极其简单朴素，然而多么难做到。一旦做到，又是怎样一种人生幸福呢。老师和师母携手走过的一生，正是这种美好人生体验的见证。

在跟随老师的三年中，因为个人的悟性有限兼资质粗浅，有时我会感到与孙老师的关系很复杂。但是，我想这是正常的。即便是孔子，这位万世师表，在论语中也会吹胡子瞪眼睛，开玩笑滴眼泪。生活是本无字书，作为作者的我，真实记录我的感受，也想真实地展现。因此在上文中，回忆的点滴都是不成体系的，纯粹个人断片。我只敢保证一点: 它们是真实的。老师常常鼓励我们讲真话，回忆讲真话的他，我写下以上真实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