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先师：来自英伦的悼念
发布时间：2012-09-25 00:3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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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先师：来自英伦的悼念
吕超
得知孙老师仙逝的消息时，我正在英国牛津大学英文系访学。记得早晨起床后打开邮件，看到这一噩耗的第一反应便是：“这不可能是真的！应该还是在梦里。”直到我回过神来，在网上搜索一些信息，才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就在我出国前夕，曾经飞赴上海探望他老人家，当时感觉孙老师的气色还非常不错，可谁知，那次匆匆会面却成了生死永别。
记得当我得知孙老师身体不好的消息时，是在刚上完八节课的傍晚，疲惫的精神顿时一惊：“不会吧？一向非常健康的孙老师怎么会突然得肺癌呢？再说今年暑假在上海召开比较文学会议的时候，他还是忙前忙后，精神矍铄啊？”晚上，经过和其他同门的电话确认后，最终证明了这一消息的真实性。因为当时我已经打算转年（2012）赴英国访学一年，估计期间会有一些师门的活动无法参加。我便和师母联系，希望能在孙老师身体状况转好的时候到上海探望。师母一再叮嘱：“千万别特意来上海，除非是办事路过”。为了让老人家安心，我便谎称11月下旬要到上海开会。当时，我每周上课近三十节，从周一到周五全部排满。为此，我只得在周六上午飞去，周日下午飞回，空出两个半天的时间等候孙老师随时“召见”。
为了尽量少打扰孙老师休息，这次见面仅持续了一刻钟左右。我一路风尘仆仆，赶到孙老师家中，看到的一切还是和以前一样。小区的景色、屋内的陈设，都是那样熟悉。孙老师的气色还是很不错的，他微笑着询问我的工作情况，还特别问候了我的家人和天津的同事。短短的谈话，让我心里暖暖的。师母给我沏了杯热茶，还开玩笑的说：“吕超，你着急赶过来，是不是怕一年之后，从英国回来就见不到孙老师呀？”我赶忙辩解，顾左右而言他。实事求是的讲，我去之前多少是有这种想法的，但当看到孙老师的精神状况后，便觉得自己的顾虑是多余的。可未曾料到，这竟是最后一面的相见。
遥想第一次接触孙老师，还是在考博面试的时候。在我准备考博的过程中，有不少人善意的提醒我：“报考博士如果不提前和导师联系，是很难被录取的”。然而，我当时因为要申请硕士提前毕业，有很多未定数，对于这种“公关行为”根本无从准备，只得将全部精力集中在复习应考上。后来当笔试结束，所有考生在一间屋子里等待面试时，大家私下交流，同屋的不少考生都联系过导师，我心想完蛋了，紧张之余甚至有破罐破摔的想法。但当我走进面试的办公室，看到一头银发的孙老师，儒雅而谦逊，就像和蔼的爷爷一般，心情便很快舒缓下来。面对导师团提出的各种问题，平静之后的我能够顺利应答，正常发挥了自己的能力。
考博面试结束之后，孙老师和师母还特意宴请本专业所有考生，为我们这些“赴沪赶考”的学子压惊送行。因为人数较多，大家分两桌而坐，济济一堂，好不热闹。我恰巧坐在孙老师旁边。本来我对孙老师在学界的声望，可谓高山仰止，心中暗暗告诫自己：在老师旁边吃饭一定要谨小慎微，千万别出什么纰漏。但在用餐时，孙老师谈笑风生，让我很少能在和老师同席时能如此放松。当孙老师问我除了报考上师大之外，还报考什么学校时，我没有丝毫隐瞒，坦诚告知：我还报考了另外一处。用餐结束后，孙老师和我们一一握手送别，当时的音容笑貌至今还在我脑海中记忆犹新。在离开上海的火车上，我回想在吃饭时，有的考生虽然同我一样报考了其他地方，却告诉孙老师只报考上海师大，而我却傻乎乎的和盘托出。越想越觉得自己肯定没戏了，可谁知结果却是我成了当年文论方向唯一被录取的考生。直到我接到录取通知书，都不曾和孙老师有任何的私人接触，这不仅让我感受到孙老师的公平与公正，更让我永远对恩师充满着感激之情。
入学不久之后的一件小事，让我体验到了孙老师无微不至的关心。有一次我从外地回学校，本来晚上9点多钟就可以抵达上海，但因飞机晚点，我直到夜里11点才抵达虹桥机场。行前，孙老师叮嘱我要随时向他报告旅途平安。结果我刚下飞机，还在摆渡车上的时候就接到孙老师的电话，咨询我行程安全状况。我告诉他马上打出租车，等到宿舍后再报平安。本来估计夜里路况较好，应该最多半小时就可以抵达学校，可谁知光在机场排队等候出租车就耗费了一个多小时，赶到学校门口之时已经快凌晨1点了。刚进校园的时候，又接到孙老师的电话，我心中那个过意不去啊，赶紧解释这一路的波折。听完我的话，孙老师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很和蔼的笑笑了，慈祥的告诉我：“吕超啊，安全到达就好。今天累了吧，早点休息吧”。当时，虽然夜里寒风习习，但我心中却洋溢着一股暖流。老师对学生的关怀犹如父母一般，让我感动至极。
在我读博第二学期的时候，孙老师和师母去徐州办事，随后特意去我家拜访。也许在别人看来，这不过是一次顺道拜访，但对于我而言，却是一件终身难忘的事情。因为孙老师不仅是我生平第一位“家访”的老师，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从徐州火车站去我家还有一个小时的车程，两位老人不顾旅途颠簸，车马劳顿来到我家。和我的爷爷、奶奶、父母等人聊起家常，大家其乐融融，像是久未谋面的亲友一般。特别需要一提的是，孙老师还提前给我买了往返上海和徐州的火车卧铺票，照顾之细微，让我深刻难忘。从那以后，每一次我从家里去学校，父母都会叮嘱我带上一些家乡的土特产送给孙老师和师母。在父母看来，那次会面虽然只有短短的三个小时，但却是他们一生都要感谢的温馨“家访”。
在读博期间，我们经常去孙老师家里上课。一落座，师母就会给我们每人泡一杯热茶，然后再听孙老师讲课。每一次听课，我都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似乎是听高僧讲道，彻底脱离平日嘈杂世俗的羁绊，全身心浸入一种空灵的状态。实事求是的讲，年轻时候的自己，对于读书和做学问，经常持一种浮躁的心态，但每一次听孙老师讲课，便很快能静下心来，听他条分缕析，将我引入神圣的学术殿堂。等到课程结束，临近用餐时间，我们还能品尝到师母的手艺。孙老师开玩笑说：“这是要证明精神食粮和物质食粮同样重要”。外人千万别小看了这吃饭时间，其实在吃饭的时候，听孙老师妙语连珠、侃侃而谈，从人生到学术，都大大开阔了我的眼界。
在孙老师眼中，我们都是他的孩子。他经常开车带我们出去兜风。不言而喻，这同时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或参观博物馆，或体验风土民情，让我们得以走出清苦的书斋生活，在轻松的状态下学习。当然，在做学问方面，孙老师便会异常严格的要求我们。记得曾经和孙老师一起编写《比较文学英文原典选读》，孙老师做学问一丝不苟的态度，深深影响着我。在筹备工作伊始，孙老师便将自己十几年前翻译的手稿交给我参考。面对厚厚一沓的翻译稿，我心中颇有惭愧之感。孙老师翻译这些文章时应该已经人到中年，译稿如此精准，却又不求发表。而我们年轻一辈，很多却将文章草草翻译，错误百出的发刊见报，实在汗颜。当我们把各自负责的书稿草样交给孙老师之后，孙老师便会逐字逐句的修改。我每一次看到写满批注的稿子，虽然已经很疲惫，但立刻充满进一步完善的动力。
……
当最终写完这些文字时，窗外雨声潺潺，已经持续了整整两天。此时的牛津天气颇像上海的梅雨季节，将我的记忆带回到读博的三年时光。眼睛望着朦胧的天际线，脑海里却不断回忆在孙老师门下读书的点滴温暖。孙老师，您安心长眠吧，无论走到那里，身为您的门生，一定会把您对学生那种舐犊情深的精神传承下去，绝不会辜负您的殷切期望。
孙老师请走好，天堂之路上有学生们为您燃起的点点烛光。
2012年9月24日于英伦牛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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