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宏富  矩范长昭

——悼汪教授宁生先生

林超民

去年，在《民族学报》审稿会上讨论口述史理论与实践诸问题时，我对汪宁生先生说：“你大力倡导口述史，并组织人做了十多个极有价值的口述史，保存民间记忆，书写民族历史，功德无量。为何不做一个你个人的口述自传呢？如果你愿意，我想做汪先生的口述自传。”汪先生欣然同意。因为俗务繁忙，相约在今年用两三个月的时间，为他做口述自传。

想不到汪先生在马年正月初二驾鹤西归。噩耗传来，曷胜悲愕。汪先生带着他广博的学识，睿智的思想，超群的才华，永远离开了我们。为汪先生做口述自传的希望成为再也无法实现的梦想。

我做研究生的时候，景仰汪先生的为学为人，慕名拜访他。他热情接待我，第一次见面就畅谈两个多小时，于读书门径、田野方法、治学经验，无不认真指教，悉心开示，使我终生受惠。

我不是汪先生的入门学生，但我是读汪先生的书成长起来的，算是他的私淑弟子。他的论文和著作不仅是我熟读的重要文献，也是我指定研究生必读的参考书。如《几个南诏城址的考察》、《试释晋宁石寨山出土铜片上的图画文字》、《八卦起源》、《试论中国古代铜鼓》、《晋宁石寨山青铜器所见古代民族考》、《原始纪事和文字发明》、《释“武王伐纣前歌后武”》、《从原始计量到度量衡制度的形成》等论文；《云南考古》、《沧源崖画的发现与研究》、《铜鼓与南方民族》、《中国西南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古俗新研》、《民族考古学论集》、《民族考古学探索》等著作。

汪先生在民族考古学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注重田野研究和历史文献。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他的论著数量之多，可谓硕果累累；质量上乘，可谓创意迭现。每次读先生的论著，总为他独到的见解，创新的论说拍案叫绝。

在给侯冲教授的《白族心史——<白古通记>研究》一书作序时，汪先生对当今学风浮躁予以无情鞭挞：“充分考察第一手资料而后有所作，此原为治学者必循之道，而今已不绝如缕。当今之世，研究古代史不者能读古书，研究外国史者不必通外文，民族学者不知以科学方法作田野调查，举国皆然，云南为甚”。真是一针见血，切中时弊。我时常以此警示自我，在研究与教学中，以汪先生为榜样，坚持考察第一手文献，坚持认真踏实做原始资料的收集整理。

1965年在历时半年多的滇西南边境各县的调查中，汪先生发现沧源崖画。1985年《沧源崖画的发现与研究》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汪先生是沧源崖画的发现人，他对沧源崖画的研究，至今尚无出其右者。

从事考古学的专家甚夥，从事民族学的专家亦众，将民族学与考古学相结合并作出令人信服的成就者，汪先生是学界第一人！他运用今日可见之民族志资料与中国古史之记载以及现今考古之发现进行类比—— 验证、进而揭示历史之本来面目的民族考古学方法的学习、探索，并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运用，为西南古史中一些疑难问题的解决奉献了他的智慧。1976年，他在《考古》第四期上发表的《八卦起源》，利用凉山彝族等西南少数民族中流行的“数卜法 ”，推论《周易》中的八卦起源于“古代巫师举行筮法时所使用的一种表数符号 ”，从而推翻了伏羲画八卦的传统说法，也否定了近代以来八卦起源于龟卜兆纹、男女生殖器、上古文字等等一些毫无根据的推测。这是民族考古学的经典论文，在中外民族考古学界受到同声赞誉。1989年，汪先生的的《民族考古学论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论集汇聚了他1989年以前的民族考古学研究成果，集中反映了他从事民族考古学研究成果以及在学术思想、研究方法诸方面的发展历程，这是民族考古学的开拓奠基之作。奠定了汪先生在民族考古学科开创者的学术地位。

年逾古稀的汪先生被云南民族大学聘为民族研究首席科学家。《民族学报》是云南民族学院院长、民族学与历史学大家马曜先生创办的，在国内外民族学界颇有影响。马曜先生退休后，刊物停办。汪先生就任民族研究中心的首席科学家后，即刻组织专家学者重新编辑出版《民族学报》。承蒙汪先生厚爱，我被聘为《民族学报》的编委，有机会在汪先生领导下参加《民族学报》的审稿、编辑等工作，亲炙汪先生独立善思的品格、严谨求实的学风、睿智创新的精神，每次编辑会议受益良多。如今能够请益的导师又少一位，不禁怆然涕下。

哲人其萎。学术界同声哀悼。谨作一联寄托哀思：

创民族考古为天下法著作宏富语惊四方

育边疆英才成百世师音尘貌远矩范长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