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惊悉敬爱的汪宁生教授驾鹤西归，无胜悲哀，遂在纪念网页献上心语：

察古往今来，先生之渊博学识几人可比肩

问庙堂江湖，先生之学者气节何者能企及

因心情悲伤，思绪万千，一时难以成文，故先将数年前在《中国文物报》所刊短文奉献给各位敬仰汪先生之学人，先聊表此刻对先生之敬仰和怀念之情。

务陈言之尽去，乃他人所未发

——汪宁生《古俗新研》读后记

宋豫秦

凝聚着中国古代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精华的《古俗新研》一书，承台湾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资助，近由台湾兰台出版社出版。蒙作者汪宁生教授惠赠，得以及时拜读。鉴于本著大陆版本迟后面世，谨将本书的摘要、特点和几点读后感向学界作以简介。

按《荀子》、《礼记》等著，“俗”之本义涵义广泛。《古俗新研》之“俗”，并不限于“风俗”（custom）之义,还包括礼仪（ceremony）、礼节（etiquette）、行为准则（behavior regulation）、道德规范（code of ethnic）、社会政治制度（sociopolitical system）诸意。

《古俗新研》一书内容涉及古代社会和文化甚为广泛，其篇目包括：

《明堂考略》、《八卦起源》、《阴阳观念探源》、《耒耜新考》、《耦耕别解》、《说田猎》、《释[武王伐纣前歌后舞]》、《读[伐檀偶识]》、《释[辛]》、《释[臣]》、《[小臣]称谓之由来》、《古代礼俗丛考》（“改火和易水”等十二篇）、《古代婚丧习俗丛考》（“媵”等七篇）、《初民生活习俗丛考》（“巢居”等十二篇）、《原始技术研究札记》（“有孔骨针之制作”等八篇）、《古器物研究札记》（“龟甲器”等五篇）、《初民时间、空间和数字概念探源》（“年”等八篇）。

诚如作者所言，《古俗新研》之显著特点“即所有文字都是以自己调查的或前人记录的民族志资料进行类比（analogy）方法而得出结论的”。其中的多篇短文札记，在考证远古时代之社会制度、精神文化、日常生活、生产技术、器物用途等方面所得精辟之见，或为学界所忽略，或为前人所不解。但其对于全面、深刻地认识逝去的远古社会，却又不可或缺，弥足珍贵。如《释[辛]》等三篇，将民族志类比法用于古文字考释，即是对古文字学研究的可贵贡献。

《古俗新研》作者在学术上的一个重大贡献是：其不惟使2000多年前中国先哲所叹、所倡之“礼失而求诸野”的治学之道科学地成为现实，还凭着自己坚实而独到的学术功底，对于古史研究中的诸多复杂疑难问题，剥去古今的文饰与附会，“直探其核心”，从而“常得到与前人不同的正确解释”。

    《古俗新研》以其卓越的研究成果说明，研究古史，甚至包括研究自然史，不仅要注重“二重证据法”，还应努力采用“三重证据法”（文献、考古、民族学）或“多重证据法”。这正是对现代科学力倡的系统科学方法论的自觉响应。

汪宁生教授1959年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后，即到中央民族学院任教，同时师从林耀华等名家研习民族学。自1964年至今，一直在云南考古、民族学科研与教学岗位上任职。按他自己的话说，这近40年的漫漫岁月里，他“僻居边陬”，许多时光是在近乎与外界隔绝的环境中度过的。

八十年代初，伴随着科学春天的来临，汪先生的学术事业也犹如大鹏展翅。耆耆之年的国学大师顾颉刚及夏鼐、张光直等诸多学术界名家，都曾与他多次通信，交谈学问，对于他的学术成就，无不褒扬有加。在八十年初，当国内著名高校受聘于海外者颇为鲜见之时，身处边陲的汪宁生却连年应邀赴欧美十余所名牌大学交流访问，受聘兼职。90年代初，我慕名专程到云南拜识了汪宁生先生。这些年虽少有机会当面请教，但他的《民族考古学论集》、《云南沧源崖画的发现和研究》、《云南考古》、《铜鼓与南方民族》、《事物的起源》、《中国西南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西南访古卅五年》、《文化人类学调查——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以及他在国内外刊物和报纸上发表的多篇文章，我都有幸得到馈赠和拜读。我的民族学知识虽少，但书中那丰富异常的真知灼见，仍能引起强烈共鸣，并为之折服。

汪先生治学兼具四长。其一，他具有良好的考古学素养，理论水平卓然；其二，他的古文献功底深厚；其三，他的英语水平在考古界同龄人中出类拔萃；其四，也是最主要的，那就是他置身于民族地区40载，甚至不顾生命危险在大西南的民族之林中耕耘、采撷。不言而喻，他所积累的民族志资料和民族学知识在国内考古学界绝无仅有，在民族学界也为数无几。

随着对汪先生人品和学问了解的加深，我还感到，他的最大的长处在于他实事求是的科学品质异常鲜明。

汪先生习以“乱说”二字批评那种想当然和人云亦云的学风。例如他曾谈及，有人认为龙山文化时期已经有了酒器，说明当时粮食已经有了剩余。其实，许多少数民族嗜酒成风，无论社会发展阶段如何，无论粮食是否有剩余，都是要酿酒喝的。1988年夏，我在滇西北的独龙族村寨中和在西双版纳景洪县哈尼族聚居区调查时，都亲自了解到，饿着肚子酿酒者有之，边收割边酿酒者有之，一年中数月靠采集野菜果腹却终日饮酒者也不鲜见。还有一次他向我说起，不少人面对新石器时代的穿孔骨针和骨鱼钩，惊叹当时已具备在纤细脆弱的骨针上钻孔的高超技艺，甚或联系到生产力水平何等之高云云。其实，独龙族是先在平平的骨料上钻出小孔，然后才砥磨成针，即钻孔在先，磨针在后。事隔不久我又获悉，独龙族的鱼钩制作方法是：先将细细的骨料插入生土豆之内，然后放入炭火中烧烤，待其烤熟之后，将放入其内的骨料取出，趁其受热后韧性甚好之际，立即用手小心地将其捏出弯钩，并用棕丝捆扎以定型。待其冷却后，即为成品，而根本无需砥磨之功。远古先民是否具有独龙族的骨针和骨鱼钩制作术尚不知晓，但如果将所有考古发现的骨针和骨鱼钩都视为高难度技艺所生产的产品，岂不明显失当。诸如这般绝妙之论，在《古俗新研》中比比皆是，读来不仅往往令人茅塞顿开，而且津津有味。

近年来，汪先生的研究还延至社会生态学领域，他的《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生态学》一文，即对我国环保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也必将成为当代环境科学学科体系的有机组分。我们已决定沿着他的足迹，为弘扬这一民族文化精华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