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冬，柯夫被调到冀察热辽联合大学鲁艺戏音系任副主任。

 在解放战争三年期间，柯夫坚持文艺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创作道路，深入生活，创作出《逃难》、《担水前后》、《好同志》、《王排长》、《问路》、《王德明》、《兵》、《眼睛亮了》等十余出小歌剧。他写的歌曲《攻破》、《加油练兵》、《尖兵连》、《炮兵歌》、《展开攻坚战》等深受战士欢迎。鼓舞了斗志，活跃了文化生活，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东北全境解放半年后，柯夫来到了沈阳城，任东北文协文工团团委，从事专业创作。1949年秋，辽河发大水，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刘芝明同志建议柯夫到灾区去，“沿着辽河走一走看一看，写一个剧本。”柯夫欣然受命，领着创作组四位同志奔赴辽河。灾区一片惨象，刚刚翻身的农民划着木板在水中捞取散发着酸臭味的玉米棒子用以充饥。房屋冲走了，村庄消亡了，苍蝇蚊子到处飞，疾病在流行。灾民的心在哭，柯夫的心头笼罩上一片阴云，他在想：写什么？做为一个共产党员，能写刚刚露出笑脸的农民兄弟又遭到天降的不幸吗？不能，必须深入下去寻找。当他在深入中了解到堤坝决口的原因是因为一部分落后群众反对重修不合理的旧坝，他们毁新线，拔木桩，结果洪水一来，先从这里决口了。“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飞跃的思想带来涌泉般的文思。柯夫的成名作多幕话剧《堤》开始诞生了。

 1950年夏天，东北文教队来了两位新队长：一位是代理队长慕柯夫（原队长李鹰航重病住院）；一位是副队长肖汀。刘芝明同志在全队会上宣布：立即投入《堤》的排练，由副队长肖汀同志担任导演。

 《堤》的公演在沈阳市引起轰动，那精彩的语言，动人的情节使观众为之倾倒。东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卓然同志看后，说他兴奋得一夜未能成眠；著名作家萧殷看后立即提笔为文，大加赞赏；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看后立即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给予鼓励。《堤》的演出也使东北文教队大放光彩。

 1951年10月，东北文协文工团，东北文教队与鲁艺音工团合并组成了东北人民艺术剧院，柯夫同志任创作室主任。创作室里集中了一批青年作者：崔德志、孙芋、冷岩、潘芜、籍华、曹汀、陈玙等都在其中。这是一个很有创作潜力的创作集体。柯夫这时放下自己的创作，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创作领导工作中去。创作室每个人的创作活动在他心里都有一本帐，从深入生活到出成品的每一个环节都在他掌握之中。写出初稿，就组织讨论，有时他还把刘芝明部长、毛星、朱寨处长（东北局宣传部文艺处）请来，院长塞克和安波更是经常参加。除讨论作品外，还组织大家学习文艺理论和世界名著，很快地就把创作室变成了艺术殿堂。大家言必谈艺术，手不离书卷。莎士比亚、易卜生、曹禺、契柯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大家的作品使他们爱不释手，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学习热潮。

 在文艺理论学习中柯夫提倡联系实际探讨问题。当时大家都被文艺直接配合政治任务的作法所困扰。运动一来，突击创作，从政治概念出发，图解政策条文。运动一过，作品也就寿终了。但是文艺为政治服务天经地义，谁也不敢触动这“优良的革命传统”。在大家都欲言又止的时候，柯夫勇敢地站出来，明确指出这是违反创作规律的，不打破这过时的积习，就不可能出好作品。柯夫一席话，激发众人心，憋在心里的话喷涌而出，变成激流，使剧院主管创作的院长安波也坐不住“金銮殿”，到创作室里投了赞成票。

创作室开始按创作规律组织创作了。第一步就是到火热的生活中去，自选生活基地，自选创作题材，对什么感兴趣就可以写什么。梦寐以求的创作自由实现了！这在五十年代初是多么不容易！没有柯夫的领导就没有这好局面。

 路子对，成果出。孙芋的《妇女代表》打响了第一炮，获全国一等奖。各剧种相继移植演出后又拍成电影。连大洋彼岸和中国没有文化交流的美国也演出了《妇女代表》。第二炮是崔德志的《刘莲英》，也是全国一等奖（连续两次全国独幕话剧评奖都被创作室夺魁），各剧种移植演出，也轰动了全国。创作室的好作品不断出现。除了多幕话剧、独幕话剧之外，冷岩的琴书《大刚与小兰》也唱遍了长城内外，灌了唱片。但是更大的成就还在后面，那就是柯夫的又一力作，多幕话剧《双婚记》（原名《瓦斯问题》）。

1953年10月，东北人艺创作室转入东北作家协会，易名为剧作组，仍由柯夫领导。柯夫在参加完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后，即安排剧作组全体人员到生活中去，他自己则选定了抚顺龙凤矿。大家定期回来汇报生活，研究问题，然后再下去。

  柯夫在龙凤矿里很快便和矿工打成了一片。每当他在“老棚”里和矿工们围着小火炉，捏着烧酒壶，听着工人用嘶哑的声音唱着“蹦蹦戏’’的时候，他的心就发颤，怎么能把这些纯厚、憨直、乐观的矿工表现得像生活一样生动活泼可亲可爱呢？一项治理井下超级瓦斯矿的科研工程引起了他的重视。这个矿在敌伪时期曾发生过多次瓦斯爆炸，吞噬了上千矿工的宝贵生命，造成了数不清的孤儿寡母。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换了人间，但瓦斯问题并未解决，仍然像定时炸弹一样威胁着千万矿工和家属们。所以治理方案一提出，立即牵动了全矿男女老少的心。柯夫顺着这条线索深入下去，他从井上到井下跑遍了各个角落，在一次即将冒顶的危急时刻，他随着抢险的矿工扛着木料冲上去；又一次采区发现自然发火，瞬间就会引发瓦斯爆炸，他又一次冲上去……。这位打过游击战的老战士仍不减当年的英雄本色。但是也有好心人劝他：“生活海洋到处有奇景，干嘛偏要钻那黑古隆冬的煤洞子，又脏又累又危险，写出来又能有什么艺术色彩呢。”

艺术色彩是不以描写对象的不同而表现出差异的，只要辛勤耕耘，什么生活领域都会开出鲜花。以瓦斯问题为背景，以两代矿工不同命运为情节的多幕话剧《瓦斯问题》问世了。在矿山，在沈阳都引起强烈反响。在全国第一届话剧汇演中荣获了创作奖。名家汇集的北京人艺立即选中了这个剧目，院长曹禺亲自帮助柯夫修改，并改名为《双婚记》。人艺的演出更增加了戏剧的艺术魅力，使长春电影制片厂也立即组成摄制组，拍成电影，改名为《换了人间》。

 多幕话剧《堤》和《双婚记》，一工一农，柯夫在戏剧创作上不断攀向更高的艺术境界，他在探索新的题材领域。1956年他被一个“茶花女”式的女性的悲惨命运迷住了，他要写生活在旧社会最底层妇女的善良人性。他把故事讲给曹禺先生听，曹禺兴奋地鼓励他写。提纲写出来了，《麒麟锁》的戏名也有了，却被越来越紧的“左”的紧箍咒箍得枯萎了。

 1954年作家协会剧作组随着东北大区的撤销而解散。柯夫费尽心机为每个作者做了妥善地安排，使大家高高兴兴地到生活中去。人虽去而心长留，柯夫依然是大家的良师益友，每有新作，必找柯夫。有时事先约好，三五人聚在一起，切磋琢磨，其乐融融。

1956年柯夫被任为中国作家协会沈阳分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中国戏剧家协会辽宁分会副主席。他感到肩上的担子重了，他不但继续主动帮助那些曾在他扶植下成长起来的原创作室（剧作组）的作者们，还热情地向房纯如、杨舒慧、胡景芳等当时正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伸出热情的手。胡景芳曾回忆说：“只要剧本送到柯夫那里，不管怎么忙，他总是认认真真地阅读，详详细细地交换意见。许多时候，在我‘山穷水尽疑无路’时，经他一指点，就使我顿开茅塞，进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境界。’’这段叙述，应是受过柯夫帮助、指点的作者的共同感受。

 柯夫对青年作者的爱心是博大的，他总感自己做得还不够，联系的面还不广，在他寻找更有效的办法时，一个诱人的想法萌生了：办一个面向文学青年的刊物，即能联系更多的作者，又能使他们有发表作品的园地。

1958年的春天，由柯夫创办并主编的文学月刊《文学青年》诞生了。立即受到了广大青年的欢迎，初刊就发行三万份。柯夫以满腔热情投入到编辑工作中去，他以身作则，事必亲恭。下面录下当时他手下两员大将范程和刘文玉的回忆。刘文玉说：“柯夫制定《文学青年》的宗旨就是站在辽宁面向全国青年文学爱好者和作者，编辑要热情对待青年，热心培养作者。设计的栏目、插图、组稿都要从这个角度出发。对有苗头的作品要千方百计的帮助作者改好。”范程说：“柯夫既是一位指挥有方的领导，又是能付辛苦的普通一兵。无论严寒酷暑，从每篇文章的标题到每块板式的设计，柯夫都和大家潜心构造，不辞劳苦。那时候工作没有时间概念，也不讲任何劳动报酬，大家心甘情愿地用轻微的歌声和愉快的争论迎送满天星斗和黎明的晨曦。”柯夫和编辑的关系是如此和谐，所以刘文玉才说：“柯夫同志领导我们干工作就是累死也不知道怎么死的。”

 柯夫率领编辑们奋战一年多，刊物发行量直线上升，从三万份上升到二十万份，超过了创刊早资格老的上海同类文学刊物《萌芽》，一跃成为全国文学刊物之首位。使得《萌芽》坐不住了，虚心好学的《萌芽》主编亲自带队来到辽宁和《文学青年》的编者们交流经验。

 正当《文学青年》蒸蒸日上，柯夫意气风发往前闯的时候，拦路虎出来了，一场灾难无情地降落到柯夫头上。这时他38岁，正是干事业的风华正茂的好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