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20日清晨开启邮箱，“张问清病危”的邮件标题使我心头一沉。那是张瑞云在19日午夜发来的，信中说她爸爸今年2月初医院发过病危通知，后来4月初又反复过，中旬稳定后，她刚回北京，19日又接病危通知，正在抢救中。
      今年春节那天上午，我来到华东医院给先生拜年，先生躺在床上，虽反应渐现迟缓，但精神很好，他风趣地说：“最近听觉不太灵光，反映比较慢一点，有的人怕我听不见，讲得很响，哇啦哇啦，反而听不清楚了。” 我对他说，张先生，您大我25岁，今年您102岁高寿，你的学生也已经77岁了，54年前我到系里报到时就是您接待的，那情景还历历在目。先生听了高兴地频频点头，讲到高兴处，他还兴致勃勃地要和我比比手劲。后来他索性起床坐在椅子上和我谈东说西，他指着窗外远处说：“天气暖和后，还想下去散散步，前面华山医院那边的绿化比这里更好。”保姆告诉我，先生的饮食、起居都能自理，不需要依赖别人。我听了非常高兴，向先生告别时，先生还特地关照我房门口有洗手液，来过病房的人都需要洗手，先生还是这样的周密地关心着别人。
      先生高龄以后，除了编撰《百龄问清》那段时间向先生请教较多，平常打扰不多。但春节我都到府上或医院给他拜年，年复一年，先生总是那么淡定、儒雅、健朗，每年每年的变化实在是不大，今年春节给我的印象是先生身体依然正常，对102岁高寿的先生来说，生活质量是好的，是健康的、幸福的。只是自然地、慢慢地衰老而已，应该还可以健康地过几年幸福的晚年生活。
      所以，这个突然的邮件所说的，我实在不敢相信，也不愿意相信。但先生终究是过百岁的老人了，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的。于是，和老赵、老魏相约下午去华东医院探望。
      病房里，眼前的先生和2个多月前相比，已经判若两人了，正在输液的先生闭着双眼，微微斜卧着，二位儿媳在给他按摩手臂。在病床前向先生诉说我们来看他，但他已毫无反应，仪表显示血压和心跳都在剧烈地变动着，一位百岁的老人正在和疾病作最后的抗争。先生的儿媳告诉我们，张瑞云将在晚上6点回到上海，先生海外的儿孙都已经回来探望过，先生对后事已有交代，告别仪式只限家属，不惊动单位的同事，……。病床前我们注视良久，默默地告别先生，离开了病房，在心底里地还怀着奇迹能够出现的一丝希望。
      相处了50多年的先生走了，半个多世纪是漫长的，但感觉又是那样快地离开了我们，先生留给我们的是他的事业，他的美德，他的为人，他的精神，深深地影响着我们这一代人，进而影响着我们的下一代。
      先生出身于名门望族，自幼受我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接受西方科学技术的教育。科技救国、教育救国，是先生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追求的理念，传播科学技术，为国家培养人才是先生终身的事业。先生是同济大学地下工程系的创始人，从圣约翰大学到同济大学，从结构系到地下系，他都是站在教育第一线的领导岗位－系主任。他热爱学生，尊重教师，教书育人，诲人不倦。在文革前夕，当教育受到极大冲击的时候，他还在苦苦地坚持着教育的理想，直到1966年被迫离开系主任的岗位以后才转而专心致志地开拓属于他自己的专业研究领域，那已经是60岁以后的事了。
      先生忠厚宽容，待人和蔼，在那政治运动不断的年代，坦荡地看待别人对他的伤害，却始终不会去伤害别人，保持着求真唯实的价值理念，保持着为人的底线。即使对伤害他最厉害的人，也采取了宽容谅解的态度。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先生的晚年是平静而愉快的，对生活保持着低调而又旺盛的热情，他在手术以后长期坚持锻炼，乐观地对待生活。百岁的他仍然思维慎密，由他口授的《同乡 同窗 同事 纪念俞调梅先生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文章中，先生追述了家乡苏州留给他们两人的智慧和力量，怀念共同发展同济大学地下工程系的友谊。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他退休后的30来年，依然是我们的老师，他用行动教育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人生的晚年，怎样度过人生的最后岁月。

                                                                                             （于2012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