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忠

胡开明同志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年青时就参加革命。他是“一二?九”运动时的学生领袖之一。西安事变时，他作为“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宣传部副部长、“西京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席，在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时，率领数千西安学生、市民到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西安事变后他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到晋察冀工作。解放后曾任察哈尔省委宣传部长、河北省副省长、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1962年8月因在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给毛主席上书，提出《关于在全国农村推行‘三包到组’生产责任制的建议》受到毛主席的点名批评，被撤职降官。文革后的1978年，由时任中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分配到安徽工作，任安徽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农委第二书记、省人大常务副主任。1985年由中组部调回河北，任河北省顾问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

我是胡老调回河北省后的第二任秘书，从1989年开始在他身边工作了五年，对他的历史有过深入的了解和采访，关于胡开明的历史和对党的贡献见诸报刊较多。我任秘书期间，正值胡老的晚年，霜叶正红时，他的个人品德、性格特点，显现得淋漓尽致，这也正是留给我最深刻的体会。胡老虽然离开我们22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处世为人、无私情怀、忘我精神，至今仍历历在目。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不由得又勾起我对胡老深深地怀念和敬仰。

1962年8月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胡开明上书主席《关于在全国农村推行‘三包到组’生产责任制的建议》后，受了点名批评，胡老在河北省委作了检查，被降职为省委城市工作部部长。1963年他去广州开全国城市工作会议，见到了新华社驻广东记者组组长杜导正，因当时在党内都传达了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精神，所以杜导正是知道老胡挨了主席批评的。但胡老还是与他讲，“老杜啊，尽管我上书主席受到点名批评，但我仍认为将来全国农村农业的发展还是要走这条路”。当时在党内从中央刘少奇、邓子恢、田家英，地方有曾希圣等都有这方面的主张和建议。多少年后，历史翻到1978年胡耀邦将胡开明安排到安徽工作时，也有可能考虑到他向主席的上书，使胡老当年的眼光和抱负在皖实现，当然这都历史发展的后话了。

1989年夏，我曾陪胡老去安徽合肥，他在安徽工作期间的几任秘书都来看望他。其中秘书张育瑄向我说过胡老一件很令人感动的事情：1980年2月，胡开明被选为安徽省人大常务副主任兼人大秘书长，有一次省委常委开会，拟为省人大班子配备一位妇女干部作省人大副主任。安徽当地老资格的省委副书记李世农提议：开明同志的夫人、省二轻厅副厅长李克林同志德才兼备，建议李克林可以作为省人大副主任候选人。第一书记万里，省长顾卓新等人当即都表示同意。这不是随声附和，而是他们同样都很了解本省的这位女将，很赏识李克林的才干。她领导水平高，思维敏捷，干事利落，群众关系好，完全可以担任省人大副主任的工作。她19岁入党，1938年奔向延安，在驰名中外的“陕北公学”学习；建国初期，她出任察哈尔团省委组织部部长，河北省二轻厅副厅长等职；1960年任张家口市副市长。到安徽工作时间不长，但她良好的个人素质、出众的工作能力和干练的工作作风有口皆碑。

    1989年夏本人（右一）与胡开明夫妇同安徽的几个同志合影

但是，常委们的提议在胡开明那儿卡了壳。胡开明说：“安徽是革命老区，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有能力的妇女干部。但李克林来安徽工作时间太短，她本人资历够，能力也没有问题，但她不能代表安徽省妇女界，不能出任省人大副主任，我建议在安徽本地选拔一位妇女干部。”胡开明的表态，是在座的常委们始料未及的。会上没有作出结论，责成省委秘书长在下面再作胡开明同志的工作，但胡开明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常委们的提议只好作罢。如果不是胡开明的阻挡，这个人选就算通过了，李克林就可步入省级干部行列。在外人看来，升任副省级干部是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如果胡开明但凡有一点私心，说些冠冕堂皇的“官话”、“客套话”，其夫人不就可以成为副省级干部了吗？但胡开明没有这样做，他首先想到的是党和人民的利益。

胡老不仅不为家人谋利益，他自己也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建国之初他就是中共察哈尔省委常委；1954年河北省委林铁是省委书记兼省长，胡开明是常务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国家干部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时，由于名额有限，他主动让出一级，定为工资级别八级。1958年河北省与天津市合并，华北局原打算提拔他为省委候补书记，但他提出把这个名额让给天津的同志。1959年他又主动辞去常务副省长职务，自我降级到张家口担任地委第一书记，与张家口人民共同度过了三年最困难时期。几十年来，他在党内的职务几乎没有变，他的工资级别从1954年直到他1997年去世都没有再涨过级，但他却从不为自己名利地位费心思。

关于胡老1962年为民请命给毛主席上书的事，很多人都知道了，在此我不再赘述。我这里只讲一个胡老关心百姓疾苦的小故事。1991年秋，我曾与党史办的小余去安徽采访，听说胡老在担任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期间的一件事。一天，有一位去合肥出差的老干部的孩子去看望他。他们在合肥长江路上边走边聊，突然胡老看到前面有一个老人正在吃力地蹬着三轮车爬一个大坡，他立即跑上去在后面帮助推。这位老干部的孩子看到此情此景，也赶忙上去帮助推。那个老人顿时感到轻松了许多，回头看了看他们，向他们点头表示谢意。事后，这位老干部的孩子对人说：“我敢断定：那个老头绝不会想到，帮他推车的是安徽省人大副主任！”是的，那个老人绝不会想到帮他推车的是这么大的“官”。但是，胡老早已把自己融入于人民之中，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他身为高干，但不高于人民；身居高位，但不高于百姓。他帮助推车的行动，绝不是故意做给人看的，而是他出于骨子里的本能的反应，是情不自禁的自觉的动作，因为“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早已融入到他的血液中；为人民服务对他来说早已“习惯成自然”。胡老常对人说：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宁肯让老百姓对不起党，党也不能对不起老百姓。

有位曾在抗战时期就和胡老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对我说：“老胡这个人待人热情、平等、宽厚，没架子，不像个当大官的。我这个人爱提意见，一辈子遇到的领导中，只有两个人不整我，老胡就是其中一个。”他对胡老的评价几乎是所有认识他的人对他的一致评价。

文革中胡开明被定为河北省“第三号”走资派，定为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反党集团的黑干将。1962年胡开明给毛主席上书时，曾将上书的打印稿交给林铁审阅。但后来主席点了胡开明的名，林铁也不便承认有审阅一事。但文革中，造反派逼着胡开明揭发林铁的罪行时，胡开明并未因这件事在别人危难时期对人落井下石，相反，他确是为林铁开脱。有一天一个造反派让胡开明站在一条长凳子上，问他：“林铁是不是反毛主席的？”胡开明答：“不是！”。这个造反派就搧了他一记耳光，吼道：“再问你，林铁是不是反毛主席的？”，胡开明仍然答：“不是！”。这个造反派恼羞成怒，猛地把胡开明的凳子一踢，胡开明从凳子上摔了下来，摔的鼻青脸肿，再问：“林铁是不是反毛主席的？”，胡开明挺直腰杆说：“不是!‘八大’选举时，我是监票员，我知道林铁给毛主席投了赞成票！”

胡老在安徽工作时的秘书张育瑄还对我说过一件事：一次胡老到北京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个会议，会上讨论任命曾在安徽工作过的省委书记张劲夫为国务委员的事。胡开明对这项任命表示赞成，并在发言中讲了这位书记的许多成绩和优点。当时许多人不理解，因为在万里离开安徽后，张劲夫对安徽“包产到户”、“大包干”等农业生产责任制是持反对态度的，胡开明也与他有过激烈的争论。但是，胡开明有着宽大的胸怀，从不计前嫌，对人以德报怨。当时他的发言会务组写成了简报交他审阅。他的秘书张育瑄劝他再考虑一下：“会议发言了，简报是不是就不要发了，以免引起更多人的误解，特别是安徽省内一些人的误解和指责”。但胡老说：“他一段时间反对农村生产责任制，是认识问题。客观地说，他在安徽还是做了大量工作，还是有一定成绩的。不能因为他在农村生产责任制问题上与大家意见不同，就全盘否定他的工作。他虽然在安徽工作有失误，但不等于他没有能力担任国务委员，他还能为国家多工作几年，做出他应有的贡献”。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胡老的宽大胸怀，以诚待人的无私精神。

有一位老同志曾这样评价胡开明：“老胡同志作风正派，对上级他从不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也不会看风使舵，看政治气候行事。我见他因此吃了不少苦头，曾劝他今后要‘多思慎言’，不要急于发言；并用我自己学到的处世哲学教他学‘乖’一些。但他说：‘你的处世哲学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我这辈子怕是改不了了！’”的确，胡老天性就是正直、善良，毫无防人之心，脑子不会“转弯子”，不会看风使舵。

杨沫同志说：“有人向上级汇报工作时，身揣截然相反的两份材料，待摸清领导意图后，再拿出上级喜欢的那份交上去。而胡开明身上只有一份源于他自己深入调查研究所得的材料，虽然明明知道拿出来会遭到批判，但是他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摘自杨沫给《真理与命运》一书作者的信。书中还有杨沫评价胡开明的一句话：“书的主人公是一位推动历史前进的永存的人”）。

胡开明1962年3月在给张家口日报撰写的《说老实话，如实反映情况》的社论中说：“有的人为了争名誉，出风头，向上爬，骗取党的信任，有意识地弄虚作假；有的人看‘空气不对’，怕说了实话对自己不利，被迫说假话。归根到底，这些都是从个人主义出发，前者是为了自己占‘便宜'，后者是为了自己‘不吃亏’。但不论说假话的动机如何，结果都是一样的，都是损害了党与人民的利益。我们要向党说老实话，为党办老实事，当一个老实人。对于那些弄虚作假的人，不要信任他们，要批评他们，必要时候，要处分他们。只有这样，在干部中存在的‘老实人吃亏’的不正常现象才会得到改变；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造成一个敢于如实反映情况，敢于讲真话，敢于坚持真理的民主空气。”

胡老是个有骨气的人，他自尊自强，从不在别人面前卑躬屈膝、低三下四；但他又是一个有血有肉、充满热情的人，在别人遇到困难时，他总是给与极大的同情、关心和帮助。他的老战友，老同事不少，但凡谁要是“飞黄腾达”了，他总是尽可能躲得远一些；而谁要是倒了霉，受了批判，他却赶紧去探望，去安慰。

当年胡开明在晋察冀四地委工作时，他是地委宣传部部长，而那个在文革中红极一时的“四人帮”之一张春桥，曾是宣传部的一个干事。胡开明在《晋察冀日报》社当副社长时，张春桥是编辑部的编辑，所以说起来胡老还是张春桥的顶头上司。“文革”中，胡老蹲“牛棚”，张春桥红得发紫。与胡老关在一起的一位难友劝他去找找张春桥，但胡老却冷冷一笑，不屑一顾。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政治立场的根本不同，更是他刚直不阿、自尊自强、一身浩然正气，绝不卑躬屈膝、攀附权贵的本性所然。

然而，胡老对同志却非常真诚热情、关怀体贴，特别是在别人遇到危难时，他更是伸出援助之手。这里举一个小例子。我曾采访过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同志（文革前任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他说：1978年老胡刚到安徽工作，他听说我被关在安庆市，他就立即要来看望我，据说搞得安庆市委非常紧张，因为我当时还被当作叛徒、走资派关着。我见到他后，非常吃惊：“老胡呀，你怎么敢来看我？老胡说：‘我怎么就不敢来看你？！我怕什么！我还不了解你？！’”这就是胡开明！在别人危难时，他伸出温暖之手！刘澜涛说：“文革后第一个来看我的是胡开明同志；第一个称呼我‘同志’的是万里同志。”后来胡老又得知安子文同志（文革前任中组部部长）被关在淮南市，他又马上去看望。当他看到安子文住的条件不好，立即责令下面给安子文同志改善居住条件，提高生活待遇。胡开明常说，做人就要做“雪中送炭”的人，不要做“锦上添花”的人。

关于胡老爱护、关心同志的事，我还采访过河北的一些老同志。在文革初期，河北文化大革命搞得非常残酷，仅省委机关里就被整死了十多个人。当时河北省的“黑帮”们都被关在保定的“黑帮大院”里。原副省长李子光，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远千里都含冤自杀。胡老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着急，他就十分注意观察，凡看到有自杀念头的同志，他就竭力劝说他们“绝不能自杀，因为自杀了就什么事情也说不清了，到头来还落个‘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在他的劝说下，挽救了不少老同志。原张家口地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长张何明，曾几次被逼得想自杀，胡开明发现后，极力劝阻，才没有走上绝路。还有省委政研室主任肖风，他对我说：“我也一度灰心失望，甚至想到自杀，多亏了老胡开导我，使我又有了活下来的信心。”还有省委工业部副部长赵衡（他是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吴德的弟弟）在绝望中用刀片割破了自己的动脉，幸好被胡老及时发现，才免于一死。

我还采访过河北的一些老同志，他们和我讲了一些胡老在中在文革的很有趣的故事。1976年胡老被关进保定的“黑帮”大院里，当时被关进去的老干部，许多人都感到前途茫然，悲观失望，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而胡老却整天乐乐呵呵，能吃能睡。有时他还拿出当年“一二?九运动”时学生的造反精神，晚上偷着翻墙上街买包子吃，后被揭发，被造反派勒令检查。

那时，“黑帮”们天天都要挨批斗，批斗时还要给黑帮们戴“高帽子”，“黑帮”们谁都不愿意戴，但胡老却满不在乎。批斗前，他甚至主动到后台挑“高帽子”戴，试试这个，试试那个，最后挑一顶大小合适的戴。有一次他竟挑了一个最高的，说：“这个正适合，就戴这个吧！”，搞的造反派都笑了。

那时“黑帮”们每人胸前都要挂个大牌子，牌子上写着姓名、××分子；不仅批斗时要挂着，平时在大院里走动也必须挂着。别人都不愿意挂，即便挂了，出门也是低头掩目，匆匆而走。而胡老却是满不在乎，昂头挺胸，挂着“黑帮”的大牌子晃来晃去，逢人就打招呼，见人就说话，甚至还带着牌子上大街去看大字报，犹如没人一般。他如此的乐观，在“黑帮”大院里是有名的，所以他那时有一个绰号，叫“快乐的黑帮”，据说这个绰号还是造反派给他起的呢！可见胡开明的确与众不同。

有一天，胡老听说造反派要批斗省长刘子厚，他主动找到造反派，要求陪斗，其目的是想看看造反派是怎样批斗他的。自那以后，凡造反派批斗与自己有关的人，他都主动要求陪斗。一场批斗会下来要两、三个小时，站在台上低头、弯腰那么长时间，谁都不愿意，而胡老却说，陪斗有陪斗的好处，可以了解更多的信息，对不符合事实的地方可以当场纠正。看，胡开明就是这样与众不同！

还有一次，造反派拍桌子喝问：“你是不是赫鲁晓夫的孝子贤孙？”胡老听后居然笑了。他说：“不是。赫鲁晓夫是外国人，我没有见过赫鲁晓夫，也没执行过他的任何指示，我怎么会是他的孝子贤孙呢？”又问：“那你是不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他回答：“刘少奇曾主持过中央工作，我执行过他的路线，我们的思想体系是一致的，就算是他的孝子贤孙吧。”在“文革”这么残酷的日子里，他竟能含笑据理辩驳，这实属难能可贵。

文革结束后，曾有人问胡老：在文革那个最黑暗的时期，你为什么还能如此乐观，如此开朗？胡老回答说：“一个人，名誉地位都不想了，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大不了回老家种地去，当个社员总可以吧！另外，我们应该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历史会做出公正的结论，错误的东西一定能够得到纠正，坏人绝不能阻挡历史的前进。”

胡开明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无论在多么残酷的环境中，他都能毫不屈服，挺着胸膛做人。文革初期他被扣上“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一大堆帽子，被定为河北省“第三号”走资派，和“张家口‘胡、葛、解’反党集团”首犯。1967年下半年是河北省文革最黑暗、最残酷的时期。造反派对“黑帮”们进行了骇人听闻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给他戴上手拷，睡在冰凉坚硬的水泥地上，他说这比他在“一二?九运动”时住过的敌人的监狱还不如。造反派们还搞大型“化妆批斗会”，侮辱他们的人格。批斗时大打出手，搧耳光，甚至把他的牙都打掉了，鲜血直流。还有更“高明”的，就是要他每天写一份交待材料，写不完不准睡觉。还有一天，造反派突然把他押上囚车，说要枪毙他。到了刑场，造反派再一次问胡开明是不是“三反”分子？胡老坚决否认。造反派让他背过脸去，高喊口令：“预备——放！”枪声响了，子弹从他头顶掠过，原来这是造反派精心策划的“假枪毙”，目的是要摧毁他的意志，对他精神打击。但对于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这又算得了什么！从参加革命的那天起，他早已做好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只是他从未想到在和平年代，也要经受这种生死的考验。

文革中胡老被拉到张家口地区巡回批斗，大小批斗会约300余次。县委书记、县长们都要参加陪斗。他对陪斗的干部们说：“你们不要怕，有问题就往我身上推，因为我是第一书记，你们都是执行我的路线，你们没有责任，我一人打倒没关系，不能大家都打倒。”而文革后的1989年，他到张家口去看望过去一起战斗过的老干部时，他说：“文革中张家口许多干部因为我的问题受到株连，吃了不少苦，在此我向大家道歉。历史证明咱们当年农村改革的一些政策、措施都是正确的，都是老百姓创造出来的，功劳是大家的！。”这就是胡开明，出了问题往自己身上揽，有了成绩就推给大家。

胡老虽然对党做出过很大贡献，但也有调查研究不够，决断错误的时候。对于自己的错误，他从不遮遮掩掩，文过饰非，而是大胆承认，认真做自我批评，勇于改正。这里举一个例子。1960年当时张家口严重缺粮，饿死人的现象非常严重。有一次张家口发生了一起武力抢粮事件：一个公社的粮库全部被一抢而空。在研究如何处理这个事件时，地委多数领导认为此事性质非常严重，必须严肃处理，把领头者枪毙，否则可能会出现连锁反应，局面将无法控制。胡老认为这样做虽然可以控制局面，但后遗症太大。后经再三考虑，最后还是同意了多数人的意见，只是加了一条：要做好家属的思想工作和善后工作，给予家属生活上的照顾。这件事虽然这样处理了，但胡老心里一直不安，后悔自己当时处理的太草率，一直觉得处理得太重，对不起他的家人。后来胡老检讨说，这件事，事出有因，如果农民不是饿的实在活不下去了，他们怎么会武力抢粮呢？而且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我们也应做检查。这件事后来成了胡老的一块心病，多少年后，每当他与别人谈起张家口的事情时，总要检讨自己在这件事上处理的错误，很后悔，不应该这样处理，对不起人家。胡老就是这样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绝不文过饰非，而是认真进行自我批评。

1990年本人和军队作家范凌与胡老合影

1990年我与军队作家范凌，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历史作证：你是真开明》——1959-1962张家口农村纪实。胡老看后批阅：“这个稿件我大致看了一遍，事实基本不错。我个人感觉，有些地方对我们三人，特别是对我的评价过高了。实际上当时也没有这么高的觉悟，只是从实际出发，三年困难时期为群众解决一些实际困难而己”。

胡老在三年困难时，作为地方的父母官，体恤民情，为民上书。张家口属河北最北地区，寒冷饥不裹食，他在所管辖的区域内实行“包产到组”等许多农村政策，救活了几十万群众。为此他付出了很大代价，长期受到党内不公正待遇。但我们写这个报告文学记述这段难忘历史时，他却没有过高的评价自己，而是认为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们作的工作，只是从实际出发，为群众解决一些实际困难而己。其境界之高，令人感叹！

在《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大型展览》上，安徽风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在包产到户的“生死状”上签字，率先实行了农业“大包干”，从此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在此件事上胡老也作出了贡献，他是当年最早发现小岗村的秘密，并给与他们积极支持的。他对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说：不要怕，让他们继续搞下去，他们的大方向是对的！：陈庭元说：“要是上边追究下来，说我们搞‘资本主义’怎么办？”胡老说：“那你就往我身上推，说省里胡副主任同意的。反正我已经被打倒过一次了，再打倒一次也无妨！”

在胡老身边工作的日子里，我深深感受到胡开明同志不仅是位一心为老百姓讲话、办事的老领导，更是一位品德极为高尚的人，他是真正的人民的好公仆！我因在胡老身边工作而终生受益，倍感荣幸！

2018.12.9初稿

2019.1.31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