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刚哥：您好!翘首以盼，成都——西安——上海，经转5天，今天收到令尊两本珍贵的著作，心中很是高兴，我将认真仔细的阅读这两本书，以弥补我对四川近百年来人文历史的了解，尤其是父辈们为了民族解放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和遭受的磨难。令尊《一个留学生在东京》回忆文章提到了“郝建猷”（黄玉清）董启翔在日本的经历，其他文章中也许还有提及。

任正炳（黄玉清）是父亲一生中一个重要的兄长和同志。他向往任正炳所走过的路，如今看来，这条路并不好走。父亲生前一直在寻觅任正炳的踪迹，他曾把任白戈、任仲夷当作任正炳的化名。在世时，如能写封信给任白戈问一下，是能知道任正炳的下落。父亲的冤案1979年就初步得到平反。说句多余的话，如果那时候能联系上，父亲一定会给他些许帮助。父亲在忠县中学时得到过任正炳等人的资助。父辈们这一代人的情感是今人无法比拟的。

我之所以要了解任正炳的生平经历，一是告慰九泉之下的家父；二是在民间留下一点被官方湮没的历史史料。

为刚哥，任正炳1976年是从哪个农场出来的？他在农场与世隔绝几十年，导致语言障碍后来是怎么恢复的？您如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望能简单提供一些他恢复自由以后的经历。还有，找到他的图片资料也望给我发过来。谢谢!

黎老弟：你如此认真对待父辈的事，让人感动。
      应该是在1976年的秋天吧，父亲对我讲，叫我到成都新南门汽车站接一个叫“黄玉清”的人。父亲说，此人是华蓥山游击队的创始人之一，文武双全。他们是在日本留学的同学，是“东京特别支部”的成员。
      黄比我父亲先回国。回国后，好像到了新四军，还是某纵队的政治部主任一级。后“皖南事变”被俘，送到西安集中营。因虚报为军医，故偶遇临时关押在其中的国民党西安行辕付长官长，其人很赏识黄。后带出，委任为旗下《西安日报》上校总编。
      后在西安解放前夕，率部起义，故因此随军南下到重庆，为西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部主任（按现在的行政级别，应该为局级）。“肃反”中，因其上校身份，且对以往历史无证人可证实，故西南军事法庭按“战犯”处理，又因系文职亦无血债，被判无期徒刑。
      1976年不知何故，突然全国大赦，特别对国民党战犯，黄亦被释放。
      父亲向我描述过他的身高体貌，所以他一下车我就认出了。只是我给他递烟他双手来接（关押过的人的行为特点），说话结结巴巴，与父亲所言“文武双全”迥异。后我对父亲言其状，父亲说，听说他独自一人在石棉县山上放了19年的羊，能这样已经是很不错了。
      不久，父亲的几个留日同学，计三人陆续抵蓉，有一天同去“杜甫草堂”游，我随行拍照。三人为：李林（肇嘉）——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正部级），1959年为“右倾机会分子”贬官为民，78平反后为对外友协副会长、晏济元（平）——化学高工同为中国国画大家、刘——记不起其名了，只知道其时为某大学教授。
      1978年，我父亲平反后，黄到我家来过，此后再没有见到过他。听父亲（1985年以前，均在西昌，1986年初退休返蓉）讲，是1984年还是1983年秋，黄得到了平反，当晚可能喝了点小酒，加之秋雨绵绵，在将书信投入邮筒后，一不小心仰面一交，当晚即与世长辞。
      其间他的工作事，已前述。
      前日我三哥自昆明来，言及黄伯伯事。黄走后不久，我父亲与我三哥同去处理黄的后事，见其居处甚陋，卧榻仅一张破败草席。父兄均唏嘘良久。然终时能见昭雪，亦可慰然耳！
      照片还未找到。找到一定寄予。
      祝秋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