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预衡先生离我们而去，我感到无比的悲痛，我觉得身边又失去一位不可多得的良师益友。这个损失是无可挽回的。 

郭预衡先生是我的老师。我1955年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系里给开设了一门“文选及习作”课，讲课的是启功先生和郭预衡先生。李少明先生则给我们修改作文。在我的印象里面，当时郭先生给我们讲的多是古典散文。他对自己所讲的内容真正地做到了如数家珍、烂熟于心的地步。特别是讲韩愈和柳宗元的为人和为文，他讲得特别地深入，给我们的教益很多，启发很大。由于他是我们的授课老师，所以我留校任教后，也就很快熟识起来。 
 
郭预衡先生为人和治学两个方面都给我们树立的崇高的榜样。 

为人方面，郭预衡先生一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淡泊名利，严谨治学，专心著述，从不左顾右盼，更无“仕途经济”之想。我记得1963年，中宣部到北师大搞整党试点，中文系党内“揪”出了两个走“白专道路”的人，这两人被当时系里的人称为“一老一少”，“老”的就是郭预衡先生，少的就是我。其实当时郭先生才40出头，并不“老”。他一心一意治学，在《红旗》杂志、《光明日报》和学报发表一些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文学理论、鲁迅和《红楼梦》等文章，又没有所谓的“成名成家”之想，只是老老实实做学问，怎么会“走白专道路”呢？当时是一个“读书有罪”的时代，极“左”的政治路线占上风，所以郭先生和我都是受极左路线的受害人。我检讨了一个月都没有过关，郭预衡先生就来帮助我，说要按照党的要求去做。他对那次长达一个月的批判不但毫无怨言，还对我说：一个人一辈子不免要遇到一些挫折，千万不要灰心，以后还是要努力读书写作。他的谆谆教导，促使我振作起来，他的话我至今仍铭记于心。其实，郭预衡先生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对于出人头地、争强好胜的事情真没有兴趣。我想起了1979年的一件事情。那年春天，教育部要重新制定高校的教学计划，决定派郭先生到昆明去参加会议，参加那次会议的都是文学语言界一些前辈学者，如王元化、唐弢、王瑶、李何林、蒋孔阳等，在一般看来，这是跟这些前辈学者联络的大好机会，但郭先生对此无兴趣。他反复地推辞。最后他亲自到我家里，动员我替他去参加会议。我那时住在月坛北街，他就抽了一个晚上特别从北师大到我家里，十分恳切地劝说我，让我去替他参加那个重要的长达一个月的会议。郭预衡先生一生本来是可以去争取自己应有的一些权利，但他把这看得很淡，从不去争长论短，而总是把机会让给别人，他的毫无自私自利之心是如此宽广与博大。即使他受了委屈，遭到不公平的待遇，也是沉默以对，冷眼而观，不去讨公道，不去要说法，我觉得他是一个坐硬板凳的书生，但也是一个真正的硬汉。我们要提倡和学习郭预衡先生的这种为人和做派。 
 
郭预衡先生治学精神同样令人敬仰。他的学问功底扎实深厚，不但在系里少有的，就是在全国，有这样功底的学者也屈指可数。郭预衡先生一生治文学史，硕果累累。他的160万字的上中下三卷本《中国散文史》，就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研究界的崇高地位。这部著作的宏大规模，资料的翔实，历史的眼光，作家的选择，作品的深刻分析，散文理论的创新，都是中国文学史不可多得力作。这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也是我们文学院、全国古典文学界的一个学术标杆和典范。我这样说是一点也不为过的。迄今为止，我们文学院获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的，就郭预衡先生这部散文史。我已经在不同场合说过，十年内中国没有学者撰写的散文史能超越郭预衡先生的这部著作。郭预衡先生不但研究散文史，中国古典文学的其他方面，也有精心的独到的研究。无论他研究什么，总会有发前人所谓发，道前人所未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们如果不深入了解郭预衡先生的各种研究，我们就不会理解他研究中的新的创造。如1963年发表的《论宝黛爱情的悲剧意义》一文，提出了宝黛新型爱情说。文章说：贾宝玉和林黛玉“这两个人的爱情并不是等闲的公子小姐的爱情，也不是陈腐的才子佳人的爱情，在当时来说，乃是在旧的形式下的一种新型的爱情。”认为宝黛对于爱情的看法，却都是张君瑞所不曾言，柳梦梅所不曾想。”“这种爱情已经开始超出‘一见倾心’或‘男欢女爱’的古典的范畴，而是接近具有新的理想的近代的范畴。”这种“新型爱情”说，前人都未明确说过，是郭预衡先生首倡，他对“红学”研究的贡献是不可埋没的。我为什么有这种看法呢？因为我学术的起步也是“红学”，对相关文章特别关注，情况比较熟悉一些，所以发现郭预衡的论点后，至今还是认为他的“新型爱情”说，仍然是“红学”中一大发现。最近十余年来，我开始研究《文心雕龙》，我读了郭预衡先生60年代写的两篇“龙学”论文，即《“文心雕龙”评论作家的几个特点》和《“文心雕龙”论一代文风》，他对刘勰一些观点的阐述，如关于“风骨”的看法，与黄侃的看法不同，与当代许多学者的看法不同，这里有郭先生新的理解和新的发现。郭预衡先生由于学力深厚，加之治学异常严谨，所以只要他下功夫的地方，就总会有新探索、新见解和新发现。郭预衡先生的学问是留给我们最好的宝贵遗产，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它，把它发扬光大。 
 
我个人受益于郭预衡先生的地方很多，大致为人治学的教导，小至回答我所提出的古文中某句话的理解，某个字的读法，郭先生从不吝赐教。他的离去使我失去了一位导师，一位领路人，我的哀痛是难于言说的。 

（2010年8月9日。郭预衡先生是8月4日离开我们的。本文是在郭预衡教授追思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