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一瓣心香　今日敬献于恩师灵前

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　　刘德清

惊悉郭预衡先生仙逝，不胜悲切。值此先生遗体告别之日，奉上十年前撰写的一篇小文，敬献于恩师灵前，以寄我无穷哀思。

郭预衡先生指导我研究“欧学”

七十年代末，我有幸认识郭预衡先生。那时，我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先生为我们讲授《国语》、《战国策》。八十年代中叶，我返母校进修中国古代文学，选修过先生的《六朝文研究》。一九八九年秋，我作为先生的访问学者，历时一年专事欧阳修研究。此后十来年，在先生的热心指导下，我利用教学之余潜心研究欧阳修，逐步登跻“欧学”殿堂的门坎。

我记得，一九八Ｏ年春天：是郭先生的宏文《论欧阳修》，首次激发我对这位乡贤的学习兴趣。一九八七年春天，又是郭先生的一席话语，启迪我选择“欧学”研究课题。那是一次课间的闲聊，话题偶尔转入庐陵欧阳修。先生感慨欧阳修对宋代文化的杰出贡献，以为其人其文值得认真总结，应该有人对他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写成专著出来。这一番语重心长的谈话，在我心头播洒了“欧学”研究的种子。

当时，先生还有几句话，切中时弊，诲人谆谆，也在我脑海留下深刻印象。八十年代以来，全社会受商品大潮的冲击，人心浮躁，追求急功近利。一些文化人受其影响，难耐寂寞，搞科研、做学问往往从二手资料出发，挦扯旧章，东拼两凑。这种论文论著，炒的是别人的 “现饭”，包装却极其精美。正是针对这类“泡沫学术”，先生在课上一再考诫我们；写文章一定要静下心来，要舍得化时间搜集资料，要“厚积”而“薄发”。

在选定“欧学”研究课题后，我遵循先生教诲，所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下功夫广泛搜集资料。我依托北京图书馆与北师大、北大等首都高校图书馆，检索《全国总书目》、《全国主要报刊资料索引》等工具书，查阅境内外各种有关中国古代文学、史学、哲学的论文论著索引，调查了解欧阳修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接着，我认真研读国内外“欧学”研究成果的主要代表作，全面吸收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还充分利用首都各图书馆的丰富典藏，查阅欧阳修生前游宦栖止及死后墓葬所在地的方志、谱牒，钩沉稽幽，搜辑大量第一手资料。后来又化了两年的课余时间，反复通读欧阳修著作，广泛涉猎《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四库全书》中的宋人著，从历史著作、笔记小说以及欧阳修生前交游者、身后受影响者的文集由爬梳剔抉，搜寻有关欧阳修生平事迹用诗评述的文献材料，摘抄上百万字的资料卡和索引卡，为日后撰写欧阳修研究专著奠定了基础。

平心而论，对欧阳修这样一位博古通今、学兼多门約历史人物，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综合研究，凭自己的学识才力，实在是不堪其任。我之所以敢于力微负重是，就因为有导师郭先生做自己的坚强后盾。我至今珍藏着八九年至九八之间，郭先生指导我研究“欧学”的近四十封信函，以及当年先生审订过的《欧阳修论稿》、《欧阳修纪年录》等论著底稿。底稿上清晰地保存着先生用铅笔修改的文字，页码间夹嵌着许多小纸条，上面是先生用钢笔书写的修改意见。那一个个、一行行刚劲秀逸的字迹，倾注了先生的劳动与心血，也昭示着先生的文品与人格。

仅以郭先生为我审订《欧阳修论稿》的手迹而言，那些修改文字和夹条批语，充分展示先生的为人为文。先生治学严谨，著书立说，实事求是，下笔行文，字斟句酌，一丝不苟。文稿第五章第一节《欧阳修的经学思想》，有句云：“汉唐以来，众家说经，竞相附会妄说，六经本义大都早己泯灭。”其中“大都”两字就是先生亲笔添加的。有了这个限制词，表意更准确，更符合实情。同章第二节《欧阳修的诗经研究》，有云“《小序》是子夏、毛公共作”，句中的“共作”原为“合作”，先生旁批：“‘合作’一语，容易误解。”意思是子夏与毛公所处时代不同，我据此作了修改。还有第—章《欧阳修生活的时代》，原稿中“政治改革”一词，遵先生意见，为避免时人的古今比附，改用“朝政改革”。箄三章《欧阳修的处世人格》总序部分，原有句称欧阳氏人格“鹤立鸡群”，先生以为贬损他人过甚，于是更换为“卓承不群”。诸如此类的词语斟酌推敲，可谓不胜枚举。

先生的批语，也有涉及篇章结构、文句衔接方面的问题。在第五章第二节的原稿上，论及《诗经·邶风·静女》时，先生夹条批示：“这一行与上文在衔接上尚须有一两句话，否则显得突如其来。”后来遵嘱加上几句过渡语，文意顿显连贯通畅。标点符号上的错误，先生也不会放过。第五章第一节的引文：“至唐太宗时，始诏名儒撰定九经之书，号为‘正义’，凡数百篇。”其中的“正义”原用书名号，先生改为引号。当然，无论是修改，还是批语，指导的主旨还在论述内容方面。第六章第四节《欧阳修的其它史学著述》关于族谱价值的论述，先生在原稿中夹条批注：“对族谐价值怎么看，还可深一步思考。”根据先生的提示，才有了该章节最末一段的补论。此外，第四章《欧阳修的政治理论与实践》与第七、八章《欧阳修的文学创作》等论述内容，都曾根据先生意见作过增删补改。

先生治学严谨：还表现在著作形式、体例的严格规范。我的《欧阳修论稿》、《欧阳修传》见梓后，先生将自己主编的河北人民出版社《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新版校评本、人民日报出版社《唐宋八大家文集》评注本、广东教育出版社《唐宋八大家文钞》文白对照本关于欧阳修的分册，悉数委托我领头撰稿。每一次组稿，先生都亲自制定《编撰计划》，审查文章选目，拟订撰稿“凡例”，一旦发现疏漏，立即作出“补充说明”。诸如选文标准、编目顺序、题解与注释的主要内容、注文与正文的总体比例等等，都有具体详明的规定。就连注释中某些引文的措词，也作出统一规范。如“每篇的评语，：冠以‘茅坤评曰’四字”，篇中的评语则统一冠以“茅坤于此处有批语云”等字样。对文稿的行款要求，也一一具体规定，并附上样稿。在严格规范下操作，编撰者极为便当。全书虽出自众手，却大体整齐一致。

先生治学严谨，为人却平易宽厚，虚怀若谷。一九八九年初，我首次致信先生，表达自己的“访学”愿望。先生很快就回了信，信中有云：“您如果愿来，我个人当然是欢迎的。谈不上‘就教’，共同商量，一起学习就是了。”访学期间，我每次登门请教问题，先生指点迷津，要言不烦，往往带上“不一定妥当，只供参考”之类客气话。在审订《欧阳修论稿》的过程中，先生对我的某些观点不太赞同，却从不强加于人，总是质疑的口吻或商量的语气提出来，供我独立思考并最终定夺。第六章第三节《欧阳修与〈新五代史〉》，原稿有句：“《新五代史》反映我国历史上一个特殊混乱的时代，服务于北宋中期的现实政治。”先生在末句标上疑问号，夹嵌纸条评点：“说欧致力于‘重整伦理道德’，乃‘适应朝廷政治需要’，这一点请详细考虑一下。”又第五章第三节《欧阳修的〈易经〉研究》，原稿曾转述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经说》所引陆游语录，先生主张移至本章“序论”部分，夹条上的批语却是商量语气：“引《困学纪闻》这段话，兼及《易》、《礼》、《诗》、《书》，可否移到这一章开始‘总述’中？”还有第二章第三节《欧阳修的生平》，原稿引用范仲淹言论，断言欧阳修治理滁州，受范氏影响而实施宽简政治。先生删芟范氏语录后，又附纸条说明：“句子删去，未必妥当。如有不妥，请即复原。（如果欧在此处实受范的影响的话）”先生的这些批语，我经思考后，觉得所言在理，都按其意见作了修改。

先生待人宽厚，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其建议修改《欧阳修论稿》第九章的一段文字。该章专论“欧阳修的地位与影响”，鉴于当时一位颇具声望的学者著文贬抑欧阳修，我不满其观点，故在前文引述其言论后，这里借用欧阳修语录予以反驳。原稿这样行文：“今人不顾事实，割断历史，故作翻案文章，如果不是出于‘自私之偏说’，恐怕就是出于‘好异以为高’、‘昂然自异，以惊世人’，这两者都是九百多年前欧阳修曾经批判过的，就以今天政治的艺术的标准来衡量量，也是不足取的。”经先生提示后，我也觉得语气太盛，措词过重，于是改成言辞较为平和的批评。

先生的虚怀若谷，更表现在对青年后学的屈己谦让。每读先生的《欧阳修论稿序言》，我的心情就激动不已。先生学高德劭，却如此谦虚让人，简直令人受之不安。凡与先生接触过的人，都会强烈地感受到传统中华学人的谦和美德。先生的谦和与严于责己相为表里。对于正确的批评意见，先生总是严于反省，闻过而喜，决不隐讳遮掩。发表在今年第六期《文学遗产》上的《读书不多，以讹传讹》一文，就是其高风亮节的表现。先生的《中国散文史》，依据中华书局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书名及著作姓名索引》，列举明初作家“王祎”却有误，指正者是浙江图书馆的一位年轻人。先生见他言之有理有据，公开撰文自我批评。先生在文章中沉痛自咎：“以讹传讹之误，实为遗憾”，“除了自恨读书不多，更复何说！”这是何等严厉的自责，何等宽阔的襟怀！’对比当今学术界某些学者的自以为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更显出先生谦逊美德之可敬可贵。

十多年来，我师从郭先生研究欧阳修，深深地感受到，先生的言传身教，使我如坐春风，而先生的无私扶掖，则使我的“欧学”研究一帆顺风。一九九Ｏ年七月，《欧阳修论稿》脱稿之日，正值学术著作艰于问世之时，先生不辞辛劳，亲自奔走出版社，鼎力推荐，又亲笔撰写书序，题签书名，草拟征订介绍文字，使其迅速与读者见面。一九九一年七月，先生审订《欧阳修纪年录》告竣，即刻致信江西某出版社的编审，予以举荐。虽然出书之事后来因故搁浅，先生之古道热肠，却感人至深。一九九五年九月，我的《欧阳修传》有幸面世，责任编辑特请先生题写书名，先生欣然应约命笔。由于当时封面设计尚未定稿，先生分别直书、横书—幅付邮。其满腔热忱，连责任编辑都深受感动。

先生为青年后学一味付出。却从来不计回报，不问个人收获。　　一九九一年，我与北京师大出版社签署出版合同时，要求出版社支付先生审订费，先生闻讯后，致信要我免提此事。信中写道：“你给出版社写信说到给我审订费的话，其实这是不必的。这对我也并不重要，一切按出版社的规定办理。”一九九五年，春风文艺出版社邀请先生与我合撰“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中的《欧阳修》。文稿经先生审定后交付出版社，责任编辑按照“丛书”统一规范，要求先生与我联合署名。没想到先生执意不从，只允诺签署“审订”。出版社多番交涉，无果而终，最后只得屈从先生意愿，－套丛书中出现署名特例。责任编辑感慨道：“老先生真传统，真难说话。”一九九二后春节后，出于对先生的由衷感激之情，我托一位赴京进修的朋友给先生顺捎一点茶酒类土产，结果招致先生的严肃批评，来信指责这是“劳民伤财”，告诫我千万不要沾染商品社会的不良风气。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轻易请人给先生捎带土产了。

门馆恩知深，寸心铭佩牢。回首郭先生指导我研究“欧学”的全过程，我的衔恩感戴之情难以名状。前不久，北师大中文系主办“中国文学史编撰暨郭预衡教授治史思想学术研讨会”，作为先生的弟子，我曾许诺出席，后却因故食言，心中甚是愧怍。学兄郭英德教授约我补交论文，也因杂务缠身，难于克期完稿。最终，我只能凑上这篇小文字，权作敬奉给癬先生上八十华诞的一瓣心香，也聊以释却心头的愧疚与不安。

附：郭预衡先生为我撰写的《欧阳修论稿序言》

这本《欧阳修论稿》，是我看到的迄今为止的最全面地论述欧阳修的专著。

我是写过几篇关于欧阳修的文章的，而且有过进一步全面论述欧阳修的打算。今天读了这本《论稿》，我感到自己的文章可以不作了。鲁迅当年为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重版作序，曾有“大器晚成，瓦釜以久”的话，我现在为这本《论稿》作序，感觉恰好相反，觉得大器已成，瓦釜可以不作了。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位大家。他的文章成就最高，但他不仅是个文章家，他于诗、词、辞赋，都有独特的成就，可以说是“文备众体”的大作家。

欧阳修还不仅是文学家，又是史学家。他与宋祁等会编了《新唐书》，又自著了《新五代史》。在“廿四史”中：—人而兼两部著作，且各有特色，实属难得。

欧阳修又不仅是史学家，而且是经学家。他对于《周易》，《毛诗》、《春秋》、《周礼》等儒学经典都有研究，且有创见。苏辙曾说他“长于《易》、《诗》、《春秋》，其所发明，多古人所未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 “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至宋而新义日增，推原所始，实发于修。”不仅有所创见，而且曾开风气之先。这是很难能的。

欧阳修又不仅是经学家，而且是金石学家。所撰《集古录》，为“金石学”之开创性的著作，所作“跋尾”，亦金石题跋之先河。

此外，所著《六一诗话》，也可以说是“诗话”专著之始。从这样的著作看，欧阳修又可以说是文学评论家。

自唐代以来，作家能诗又能文者不多，能文又能诗者亦少。文学而兼史学者偶然有之，但兼经学者就更少见。象欧阳修这样“文备众体”，又兼史学、经学，金石之学等等的学问家，就更不多了。宋代产生了这样的新人，欧阳修尤为突出者。还有更重要的是，欧阳修为人之“刚正不阿”、“难进易退”，在士大夫一流文人学者中也极为难得。他的人品和文品，不仅曾为他的政见相同或相近者如苏洵父子、韩琦、曾巩等人所称颂，也为政见不同者王安石所赞赏。王安石在《祭欧阳文忠公文》里说：“如公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世之学者，无问乎识与不识，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又说：“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复，感世路之崎岖，虽屯邅困踬，窜斥流离，而终不可掩者，以其公议之是非。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

王安石对欧阳修这样的评价，是非常中肯的。虽是撰写祭文，并无媚死谀墓之意，因为所言者符合其人的实际。

对于欧阳修这样一位人品和文品都很难得的大作家，是值得认真研究并写出专著的。

本书著者刘德清同志，于欧阳修谊属同乡。对于乡之先贤，志在表彰，却非溢美。凡所论列，皆从实际出发，没有架空之论。语皆平实，也少有令人费解的词汇。文风是质朴的，功力是深厚的。这样的著作是难能而可喜的。

当然，象这样切实的学术著作，在当今的某种情况下，未必能够畅销，难得经济效益。但我仍然抱有幻想：在十亿以上的众多人口中，也许未必没有万分之一的读书人、不负这苦心的著者！

                                          郭 预 衡

                                         1991年2月序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