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给后代的故事（四）
发布时间：2010-10-15 09: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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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给后代的故事（四）
在新中国建设的风雨中
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而“要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当时，我们对这个问题理解得很肤浅。只是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才逐步得到比较深刻的理解。例如经过“过渡时期总路线”，“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七千人大会”，“反右派”和“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以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这些大风雨，才真正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道路的艰难，复杂和尖锐。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苏联，在七十年之后，会“和平演变”而崩溃瓦解!而我们毛主席在和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斗争时，就指出:搞不好，苏联就会发生“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所有这些大风大浪，使我真正理解“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的客观真理。懂得了在革命进程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的规律。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推物主义》的历史观。
一、 模范战士变成 “阶下囚”
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胜利的一九四七年十月至十二月，晋冀鲁豫中央局在武安县的冶陶镇，召开了有名的“冶陶会议”。传达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同时进行了“查阶级，查立场，查工作”的三查整党。在闭幕会议上(一天晚上)，突然宣布了我被开除出党的决议，罪名有四条。而且我是第一个被除名的。大会主持人宣布后说:同意的请举手，当时，我像“吃了闷棍”，差点没有晕倒，我镇定了一下，也跟着举了手。第二天，地委组织部长问我有何意见，我说“共产党员犯错误，党给处分决定，我服从。”当天下午张俊卿对我说，把你留下来学习，并派他的通信员牵着他的马驮着我的被褥，把我送到牛王堡社会部(实际就是公安部）
在社会部审查了三个多月，就叫我和赵秋来回中央局组织部。(赵秋来是内黄县的县长，也是被开除出党的)，接着就跟着组织部去河北省平山县，这时，我知道是晋冀鲁豫中央局与晋冀察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在平山住了一个月，有一天华北局组织部找我谈话，问我对处分有何意见?我说:“我不知道自己犯的哪些错误，就开除我出党?”她吃惊地对我说:“你还不知道，我们审查了你的历史，你没有任何错误，而是按”阶级异已分子“开除你的。”她还说:“这是太行区党委诀定的。你可回太行区党委请求复审。"华北局组织部给我写了介绍信，告诉我太行区党委在涉县的住地。我于一九四八年六、七月间，一个人步行数百里，到了涉县太行区党委。在太行区党委住了一个多月，向组织部谈了许多情况和意见。豫北的四地委和五地委也去区党委开会。一天，张俊卿出面通知我说:“你犯的错误基本情况属实，处分不变”。我二话没说，去找区党委书记赖若愚，他正在看书，对我说，“你去找陶鲁笳同志，这归他管。”
我到陶鲁笳同志办公室，他热情地接待我，他对我说:“我在你家住过;对你和你的家庭情况，我都了解。你没有别的错误，你的问题主要是对家庭的思想立场问题。虽然开除了你的党籍，但是，我们还当党外布尔什维克看待你，你可以重新申请入党。”我问他“阶级异已分子，能当党外布尔什维克吗?阶级异已分子能重新入党吗?”他说:“这是我对你的看法。”我说:“那么，为什么又坚持不给我去掉阶级异已分子的帽子呢?中央对阶级异已分子有什么规定吗?”他说“没有。”他问我的意见，我说:“无论如何我不是阶级异已分子，这是我的历史表现所决定的。只要把我留在党内，察看十年八年都可以，我经得起任何考验。”他说:“留党察看只有二年。就这样，我们把你的意见一字不变地同时报送华北局，由华北局审定。”
这时，我妻子也调来了。我们二人一块返回华北局。大约有半个月，华北局组织部，就把我叫去，一位女同志对我说:“薄一波同志召开常委会，专门讨论了你的问题。研究决定:你“显然不是阶级异己分子，但所犯错误严重，给予留党察看二年处分。”她问我还有什么意见。我听了中央局的决议，完全同意了我的意见，己经感激涕零，泣不成声了，连说“没意见，没意见。”她见我泪流满面，说不成话，就安慰，鼓励了我几句，让我回去听侯分配工作。说实在的，从宣布开除出党，直到华北局宣布给改变处分之前，我没流过一滴眼泪。这也许就是“男儿有泪不轻弹”。
二、进京“赶考”的答卷
我去北京前，并不知道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说“进京赶考”的话。因为当时我还受有“留党察看”的处分。但是，我心里十分清楚，我们共产党进京后，决不能再犯李闯王的那种错误。因为我们都看过郭沫若同志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毛主席党中央早给我们打了防疫针。
当时，我是华北人民政府企业部的一个秘书。领导上派我和另一位管后勤的同志为代表，跟随华北人民政府组织的先遣小组，先到北京去安排华北人民政府和各部机关进京后的办公地方和住房问题。我们30多人从石家庄出发，乘着一辆搞运输的汽车去的，大家站在汽车上又冷又吸灰尘，真是一路风尘朴朴，实在难受。大家说真不如步行。但是，为了赶时间，只好如此了。我们在保定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到了北京，先住在北京饭店的大厅里，大家睡在地板上。薄一波也同时到达，住在北京饭店。他来时乘的是一辆缴获敌军的战地医疗车。
我参加了调查过去军阀、官僚、公、私房产的情况，跑遍，北京内城的很多地方。
后来，以华北企业部为主体，改编成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以后，我又调到第二机械部，一机部，农机部。在北京整十三年。在北京这十三年工作中，“进京赶考“，我交出了自己的答卷。
我和其他同志不同，我是一个“留党察看”处分的干部。所以，进北京时我就十分警惕，警告自已千万不要再犯新的错误。特别不要丢掉艰苦奋斗的作风，更不要以功臣自居，沾染上当官做老爷，摆官架子的作风。在这方面，我是过硬的，为大家所称道和公认的。这就是我“进京赶考”交出的答卷。作为共产党的普通一兵的本色，我保持下来了，我将保持到终生。
三、甘当小学生，处处从头学起
那时，我们搞工业建设的广大干部，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缺乏对工业的知识，尤其是缺乏工业生产和机械工具的常识，再就是怎么看待工人阶级，特别是怎么看待老技工的问题。这是因为我们的广大干部，很多是贫苦农民出身，文化很低，没有进过大、中城市，更没有见过什么大工厂。所以，有些同志总觉得中国工人阶级落后，老工人，老技工的生活习惯不好，有不少毛病，不能依靠他们。这是个很重大很根本的问题。毛主席党中央要我们“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所以我们必须解决这些问题。一九四八年我在井径煤矿机修厂当工会秘书时，就碰到这些问题，也开展过争论，我对这些问题解决得比较早，比较好。因此，部领导派我为代表，参加北京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在会议上，我恰巧同全国知名的吴运鐸同志住到一个房间。从他身上我进一步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和伟大的革命精神。后来我们两人又调到第二机械部，并且住到一个楼上，成了对门邻居。先是在复兴门外，后到甘家口，都是同楼对门邻居。直到一九六二年我离开北京。我一直以吴运鐸为榜样。他没上过几天学，但他的学习精神很浓，他学习兵工书，还学俄语，成了兵工专家。
从进京起，特别是在中央重工业部，第二机械部和农机部工作期间，对我来说都是新情况，新问题，所以，我一直采取“甘当小学生，处处从头学起”的态度。
我在中央各部门的主要工作，都是学校教育工作。我虽然上过高等师范学校(属高中，不属大专)但没进过大学的门。让我搞高等教育，和大专院校打交道，同专家、教授研究，商讨教学问题，怎么办呢?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当先生，先当学生”。这就是我在中央部门工作十三年中，一直采取的态度和办法。这里，我顺便指出，我的老师李承文同志。李承文是上过大学纺织系的。在重工业部他是工业教育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我是副主任。在第二机械部，他是教育司司长，我是教育司办公室秘书兼高教处长。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学到了很多东西。另一个老师就是从苏联请来的高等教育专家、学者、教授。
四、只能一边倒，向苏联学习并不错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用武力打不倒新中国，就采取经济、贸易和科技封锁等办法，想把社会主义新中国困死在“摇篮”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一边倒，向社会主义苏联学习，取得他的帮助。我记得我们进京后，接管了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的许多工业企业。可是，怎么管理这些工矿企业，怎么把它改造成社会主义管埋的工矿企业?我们这些干部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大家干着急。有位同志在旧书摊上找到了几本日本翻译过来的有关苏联工业管理的小册子，大家如获至宝。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好笑。不久，中国人民大学，就翻译出苏联关于管理工业经济的许多书刊。还给我们在职干部办了业余专修班。在二机部所属的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学院都请有苏联专家、教授。学校的专业设置、教学大纲、教材讲义，以及试验室建设等都按苏联专家教授的意见办理。我从这里也学到了很多知识。我学习了几十个航空和兵工专业的教学大纲;我同师生下厂实习，参观了几十个飞机制造厂和兵工武器制造厂。（北京航院就是现在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工业学院就是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
向苏联学习并没有错，问题是采取什么态度，如何学习。这里我讲两件事情。
一件是学院师生下厂实习，按照部里的保密规定，有一些老师和学生就不能进厂，得转业转学。学校报告部长。赵尔陆部长把我叫去，责问我:“你们是怎么规定的?”我说:这是部里保密处规定的。而且报经公安部批准的。赵部长当即给罗瑞卿部长打电话提意见。罗部长说:“是你们报的嘛，有问题再写一个就是了。”赵部长立即叫保密处领导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再改写一个送公安部。
第二件事，就是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连续三次向部教育局报告:说苏联专家意见，学院五年学制不够，要求改为六年学制。我们请示部长，部长说，学制是国家定的，五年制不能变，要我亲自去成都解决这个问题。我到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没找学院领导交谈，就直接去同苏联专家研究。我问专家：“请问，先有汽车还是先有汽车专业，先有飞机还是先有飞机这个专业?”苏专家答：“当然还是先有汽车和飞机，学校才能有汽车和飞机这些专业。”
“请问，高等学校毕业生，在工厂或研究机关，就自己所学专业，进行设计或研究时，遇到数学、化学或其它学科理论问题，是自己去研究解决，还是请有关专家、学者或专门研究部门解决?”苏专家答:“当然，应当请有关专家学者或部门去解决。天下没有万能的科学家。”
“请问，我国高等院校，开设数学、物理、化学，以及电工学课程，够不够《超高频专业学科》教学的需求”?苏专家答：“完全够用。”
“请问，能不能给学院编写一个五年学制的教学计划纲目?”苏专家答：“可以，这很简单，明天给你。”就这样，第二天专家交了卷，第三天我就动身乘火车返回北京了。
显然，这是学院领导听信学院几个中国老教授的意见，打着苏联专家教授的名誉，想把五年学制改为六年学制，抬高自己的地位。回部之后，立即向部领导报告了经过。"大家都很惊喜。说，不是叫你亲自去，还解决不了呢。从此，我这个“教育专家”的名声，就在高教界传开了。
五、成了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一九五九年八月党中央召开“庐山会议”，毛主席对农业机械化工作长期搞不上去，进行了严肃批评。说要组织农业机械部，专门抓这项工作，并且指出:“如果没有人愿意当这个部长，我亲自兼这个部长。”所以中央立即决定组织农机部。那时一机部和二械部已经合并，实行军民结合的建设方针。因此，中央决定，主要由我们部抽调一批干部，建立农机部。我就是那时带着教育局的一批干部，建立农机部教育司的。我是教育司副司长，没有司长。
九月，农机部成立，十月，陈正人部长就带领各单位的、厅、局、司长到中南海向周总理汇报请示开展农机工作的计划和方针。报告讨论了整整一天，中午在国务院食堂吃的饭，摆了三、四桌，总理陪我们吃的，总理就坐在我的身边。
十一月，部长召集机关干部大会，说大家来自四面八方，在补课，开展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课。动员大家同党交心，谈谈自己的思想认识。我在分组会议上，谈了这样几点情况和看法:（1）一九五八年我去四川成都出差，省委接待我的一个处长，问我去不去郫县参观试验田。说一亩稻田，可以收上数万斤稻谷。我问他是怎么种的?他说，把五十亩将要成熟的稻谷，移到一亩田里。用许多电灯照明，补充阳光，用鼓风机吹风，透气。稻秧密度，鸡可以卧到上边。我问他的看法，他摇头，笑着对我说: “连农村的小孩都哄不了。”我问他，省委书记李井泉同志知不知道?他说，我也不清楚。
(2)我从西安返回北京，路过洛阳，在火车上看到满山遍野，一片灯火辉煌，大炼钢铁的景像。另一方面，平地的农田里被剥皮的玉米成堆成堆的放在地里，任风吹雨淋，(当时天正下小雨)棉花丰收，也没人去摘，花落到地上很多。我们坐在一个卧舖车厢里的同志，问我的观感，我说了两句话:“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他们问我是什么意思，我说:“喜的是群众大炼钢铁运动，是发动起来了。真是热气腾腾，一片辉煌。惧的是，农业大丰收，没人。任它烂在地里，实在可怕。”我说，这不能怪农民群众。最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官僚主义!我们在火车上都能看到，他们是瞎子，怎么就看不到呢?! （3）“人民日报”用大黑字标题“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登载一则新闻报道。我一到办公室，就被干部们围着，让我看这则报道。我一看标题，就把报纸放下，说了这样几句话:“其志可嘉，但不科学，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同志们说，这是“人民日报”啊，是党中央的报纸啊!我说，中央的报纸就不出问题，不犯错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不是也犯过错误，被毛主席发现纠正过吗。马列主义，毛主席的书，那里能找到这种话。（4）河南来京的同志，对我讲了在大跃迸时，许多地方弄虚作假，瞎指挥，例如，听说上级领导来检查群众积肥运动，就通知各村，派人背着粪筐，拿着粪杈，到领导经过的路边地里拾粪。有的地方听说中央领导提倡要多种红薯，就叫群众把长得很好谷苗犁掉，或把长得很好的玉米苗犁掉，改种红薯。
对于农村，农业和农民的这些情况，毛主席可能不知道。所以，我曾想向毛主席写个报告。赵尔陆部长从庐山开会回来，对我们提出警告说:“我们是搞工业的，对农村、农业的情况不知道，不要听信那些道听途说的东西，免得犯错误。”因此，我就没有写。我说，我和二机部教育局局长还说，啥时候有空，一块去看看黄克诚同志。幸而没去，如果去了，同他一谈，合了他的意思，他对我们再讲些看法，说不定我们会受多大的影响;因为他是中央书记处的一个书记，又是解放军总参谋长。部机关领导小组，就抓住我讲的最后这段话，说我虽然没有去成，在组织上，没有联系过，但在思想上是“一丘之貉”。
从此，就追逼我交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还召开了几次批判大会。我没再说一句话，也没写什么检查交待。最后，把中纪委审批的决定通知我。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梁心明同志的处分决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降为处长级使用。对此决定，我在思想上根本没认账没当会事，照样工作。一九六二年春，我在江苏镇江代表农机部协助建设镇江农机学院。部电话通知，要我立即回部。到部的当天，陈正人部长握着我的手，连声说“很对不起，很对不起。”以后开部务会，或在路上碰到我，总是连声道歉。我对部长说：“我们个人无怨无仇，都是为党为革命走到一起的。我错了我改，领导错整了我，纠正了就是了。一见面就道歉，弄得我也很不自在。”
我向部长提出请求，要求去基层工作。我说在中央部机关太长了不好。陈部长很赞成我的意见。但是，他说，你长期搞学校教育工作，有很多经验，最好还是下到学校去。不久，就决定叫我去吉林工业大学工作。我对部长说:“我不搞行政工作，我要求去抓教学和科研工作。”陈部长说:“叫你去就是抓这方面工作的副校长”。去时，陈部长还专门向我讲了吉林工大有三套马车的问题，让我进一步了解这方面的真实情况。
六、决心创出一条中国社会主义高等工业教育之路
为什么陈部长亲自向我这样赔礼道歉呢，后来，部机关党委的同志对我说:是陈正人部长最先提出要给你平反的。陈部长说:梁心明同志受到了那么大的处分，可是他很镇静，并且一如既往地去对待工作，不论是处理问题，还是汇报工作，总是从实际出发，有情况有分析，有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这样的同志现在不多见了。看来，他是个好同志，是我们把人家看错了。(注:当时，主管部机关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的，是黎玉副部长。)
一九六二年九月，我听了陈部长传达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之后，就高高兴兴地去东北吉林工业大学上任了。
学校党委书记首先热情地接见了我，他对我的到来表示十分高兴。我向他传达了党的十中全会的精神。毛主席在会上严厉批判了中央一些领导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提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的主要矛盾。他听了非常高兴。
我到校之后，并不急于开展工作，而是深入到系，科和教研室了解情况，听取各种意见;宣讲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宣讲了我的办学观点。对一些重大问题，则分别同党委书记，校长，老梁副校长等商量办理。所以，我并不孤立，相反，由于我是部里派来的，又是周总理任命的。并在人民日报上公布了。所以全校各系、科、室都主动向我靠拢。但是，学校的“三套马车”，各行其是，很难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高教60条”。
一九六三年秋，农机部派教育司长宋敏之带领一班人同长春市委宣传部，到学校调查了解，摸清情况之后，很快报送农机部和吉林省委予以处理了。由于学校党委书记独揽大权，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观点，看待和处理学校的党、政关系，专横独裁，受到撤职处分。学校校长由于推行旧的办学思想，坚持学校建立“朗朗读书声的学风”。同时采取不正当的态度和手段同学校党委对立，受到调离学校的处理。
一九六四年，我们学校被列为社教运动的试点单位。农机部管政治、教育的副部长和吉林省委宣传部长亲自挂帅，到吉林工大开展社教运动。他们执行的是刘少奇那一套四清运动的方针。不抓路线上的大是大非，搞个人过筛子。结果弄得学校成了“洪洞县里没好人”的局面。毛主席党中央的“二十三条”社教运动的文件出来了，搞的他们很被动。正值新年春节，徐斌周只好开大会宣布:“大家都回家准备过年吧”。就这样结束了学校的社教运动。这次社教运动，也有好的积极的一面，就是大家都受了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学校的思想作风有了很大的好转。一九六五年，我又带着一千名师生去参加扶余县的社教运动，主要是即将毕业的学生去受教育和锻炼。
我到工大，要开创的社会主义工业教育之路，其主要特点是什么呢?
总的说来，是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和高教六十条规定的学校基本制度。在这一基本方针和制度下，我积极提倡要开门办学，彻底破除旧社会的“学院式”关门读书的办学思想和学风。此外，办学思想，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办学的基本目的，是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建设人才。因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必须成为学校的一门主课。而根本问题，是要不断培养出一批“又红又专”的教学人员。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既不能用行政命令，强迫教师去做，去干，又不能消极等待。只能采取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办法;针对教师的实际情况，对不同教师采取不同方针办法。去教育、启发、引导他们去学习，去实践，去研究，去总结提高。
由于我在中央部门长期搞高教工作，又同苏联专家教授打交道多年，知道我是个高教行家，教师们都愿意同我接触，交谈，也是我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有些老教师，一直不相信我没上过大学。吉林工大的一位数学老教师同我交谈数学改革问题，对我的数学改革意见，表示完全赞同。我们俩成了很好的朋友。
再就是开门办学，必须同工厂、研究机关搞好联系，这方面也需要我们做许多工作。我们同长春第一汽车厂，洛阳拖拉机厂等农机制造厂建立亲密联系，成为我校的实习和研究的基地。我们还积极学习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办学方针，走上海机床厂办学的道路。此外，我们还准备按照毛主席同毛远新春节谈教学改革的精神，进行教学改革。
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批斗、关押，最后离开学校，未能完成我的意志。我特别高兴的是“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和实践上，为中国社会主义教育革命，开辟了宽广的前途。从表面现象上看，高等教育停顿了十年，受到了大挫折。但从“文化大革命”要解决和防止的根本问题上看，就是防止党变修，国变色。就是防止“和平演变”。“文化大革命”批判了“修正主义”批判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了“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教育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也锻炼和提高了一批中、青年干部。并在斗、批、改过程中，提出了一套教育革命的教学改革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所有这一切，不正是为中国社会主义教育革命和教学改革开辟了一条光明大道吗?联系当前面临的实际问题，不是更加证明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吗!
我坚定相信，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定会创出一条社会主义的高等工业教育之路。
两点说明:
一、将我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后来改为“犯有严重错误”，其主要依据有二件。一是所谓"告农民书 "。就是1946年我给中共林县县委书记万达同志写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是我揭发了一些我家以前当大地主时欺压剥削农民的罪行。现在虽然家庭破产了。特别是因为我在外当县委书记，本村的农民群众就不敢起来揭发批判，请转告我乡农民群众，我是同他们站在一起的，我坚决支持他们起来同封建地主阶级斗争，彻底翻身求解放。在信中，还对万达同志说，是否有此必要，请他考虑决定。这封信，万达没往村里转。送给五地委书记陶鲁筋同志。陶鲁筋同志又转给四地委。地委书记找我问了情况，他们对我家庭的情况，都很了解。根本没当回事。是我在冶陶会议，谈了写过这封信
另一个依据是，我在冶陶小组讨论问题时，对一些地方，不给地、富分田地，扫地出门，或者分坏田，少分田，甚至扫地出门，还不让群众给地主婆讨饭吃。我说这不是逼着他主动投靠“还乡团”，投靠蒋介石吗!我们消灭封建地主阶级，是消灭它的剥削制度，而不是消灭这个阶级的人。当时，把我的这些意见，当成“为地富叫嚣”的一条罪状。
二、一九八二年，中央组织部给我彻底平了反。那时，我已经离休了。许多老同志为我鸣不平，特别是高杨同志，他说，这是党的政治路线上的大是大非问题，你的问题是黑白颠倒，不是一般小是小非问题。离休了也要弄个明白。只能到中央组织部才能解决。于是我就给中央组织部长宋任穷同志写了一封信。我说在冶陶会议上，宣布开除我的党籍的是你，后来对我进行复审的是华北局簿一波同志，虽然，把“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给摘掉了，但是还以我“犯有严重错误”，给我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然而，很多同志为我鸣不平，我至今还不清楚我究竟犯了什么严重的错误。我还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批人的问题。看来，只有党中央才能给我查清，适当解决。信发出后第三天，我即到北京中组部查问。中组部宋部长的秘书说，宋部长看到了，同意由中组部直接复审。半年后，复审结果，彻底予以平反昭雪。并且肯定了我那一段工作的成绩。这两点说明，作为附件，附在本篇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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