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给后代的故事(五)
发布时间：2010-10-15 09:44:26
发布人：
后继有人
留给后代的故事(五)
在 “文化大革命” 的浪潮中
轰动全国和全世界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历史了。评论“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和书刊何止千万册。当时，我是中央直属的一所大学的副校长。一九七二年我获得解放。一九七四年被任命为一个对外开放的国有棉纺企业的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直到粉碎“四人帮”，这个厂没有停一天产，没有关一天门。这在当时也是个奇迹!
我觉得作为一个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老共产党人，有责任如实地毫不含糊地将自己亲身经历的斗争过程写下来，留给后代，以史为鉴。
一、从很不理解到逐渐理解
当初，我并不在学校，而是在辽宁省铁岭地区，参加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组织的“抗旱工作队”。名誉上叫“抗旱工作队”实际上是要解决北方八个省区“南粮北调”的老问题。对辽宁省来说，是解决“端着金饭碗要饭”的问题。辽宁省工作队的总领队是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和农业部代部长江一真。共分四个分队我是住铁岭地区分队的队长。
那时，什么“5,16”通知，什么“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扬尚昆职务，”等等，我们一概不知。当然，也听到一点风声，但是根本不知道是搞“文化大革命”。大约八月间，各队的人都陆续被通知走了，其他三个队长也撤走了，我这个队也只我一个光杆队长了。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只好去省里问省委。省委书记扬春甫原是老二机部的副部长，我们认识，我问他，他说他也不知到。他说，没通知你就留到辽宁工作吧!我说“我得去北京问个明白。”我到北京先找周荣鑫秘书长，根本没门。到农业部办公厅，找部长办公厅主任季宗权，季宗权是辽宁队的一个分队长。对我说，“你不用找他了，部长也说不清，你看看大字报就明白了。”我到农机部。管学校教育的副部长说:“你还回吉林工业大学参加 ‘文化大革命’就是了”。
二、对学生的革命组织，应一视同仁
我返回学校时，正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发表之时，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社论。毛主席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信《造反有理》，都在学校传开。《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发表了，(即《十六条》)。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在学校掀起了风潮，学校的党委副书记，由于执行了“资反路线”，通过学校党、团组织，压制、打击了学校革命造反师生，被拉到学校大礼堂批斗。由于他不低头认错，还挨了打!整个学校乱成一团。学校党、政领导和各级干部，不知如何是好。学校党委于晚上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研究讨论。学校党委组织部、宣传部、人事处、保卫处、各系总支书记等，相继发言，多数是不理解，有的还坚持“反右派”斗争的方针和办法。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一语末发。天快亮了，有不少人打盹。我看没有人发言，就站起来发言。我说“北大党委和工作组的错误，就是压制学生革命运动，我们应吸取这个教训。我们学校的学生，都是经过审查和教育的，绝大多数是愿意跟着党搞社会主义的。非党、团的同学，是觉悟的问题，认识的问题。他们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成立革命造反组织，应当欢迎，应当同党团员成立的革命造反组织，“一视同仁”。”我发言简短，不到十分钟。校党委书记宫维贞，最后总结发言，他首先表示同意我的意见。他讲话言简意阂，不到五分钟。宫维贞是1965年，学校搞“四清”运动后，中央调来的，所以他讲话非常谨慎。(他原是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秘书长)
三、对立派的同学应握手言和搞好文化大革命
1966年10月的一天，学校学生的革命组织，通知我和党委书记去大礼堂开会。事前我们也不知道开的是什么会。到礼堂后，叫我们在下边靠一边坐下。原来两派学生对北京来的两个学生要红五类同学反对黑五类同学的问题，发生争执。台上、台下两派学生斗争激烈，眼看要发生打架的样子。宫维贞书记看形势严重，要上台劝说，我说:“你的腿有伤残，走路不方便，让我去解劝。”他点了点头，我很快登上讲台，先找“战斗师”的头头，我说:“红五类、黑五类这个提法不对，是血统论，毛主席早就批评过。”毛主席说:‘要注意出身成分，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这个道理你们知道，要立即停止争论，两派握手言和。头头们说，我们也觉得不对头，听校长的意见，我们立即停止争论。我又立即跑到那边对造反派头头讲:“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是不应同‘黑五类’相对立，两派应当握手言和，团结起来，按照党中央十六条的决定，把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他们说:“人家战斗师排斥我们。”我说:“我已同他们说好了，走到那边去握手言和!”就这样，不到20分钟，把一场即将武斗的严重形势解决了。这不是我有多大本事，而主要靠毛主席的威信和十六条的政策方针，加上当时两派的头头，都是即将毕业的高年级学生我带领他们去参加过扶余县的四清运动。他们对我很尊敬。而他们也都有一定的觉悟。
四、夺权斗争，使文斗变成武斗
从《十六条》公布之日起，到1967午3月，我们学校一直没有发生武斗或变相形式的武斗，可是，从宣布“夺权”和“部队支左”之后，斗争形势日趋激烈和复杂，“文攻武卫”的口号，成了各派的斗争方针。长春市由拳头、棍棒，很快发展到真刀真枪，最后动了大炮、坦克。长春火车站一仗，把车站对面的大楼打垮了，双方死伤百余人。据后来证明，是部队支一派压一派;先是部队发给自己支持一派枪支，后来部队中的“造反派”暗中配合地方的造反派，夜晚突然夺取部队成建制的武装。
由于我对这种形势的严重性感到不安，认为它不符合党中央、毛主席“大联合、三结合”的“夺权”方针，就串联学校六位系、科领导同志，联名向党中央、中央“文革”写了报告，请求立即制止武斗。
中央是否收到，不得而知。据后来查明，此信被当地驻军扣留，并把我作为“反军”分子，对我进行审查、批斗，以至“专政”。
五、突然被绑架
学校的造反派在夺权斗争中又分裂为两派:“造反大军”和“红造大”。“红造大”的底子，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战斗师”在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被搞垮了。大部份群众投入了“造反大军”。在夺权斗争中一些骨干又拉出来，组成“红造大”。但它人数不多，不到百人，势孤力单，不敢公开活动。由于他们是党，团员，听部队的话;所以，支左部队认为它们是真正的左派。甚至说:“你们剩一个人，我们也支持!”这洋。“红造大”就公然拉出来，在“师大”安营扎寨，并且有枪支弹药作为武装，与“造大”对抗。进行“文攻武卫。”
根据当时党中央的通知，学校的党政领导都靠边站不起什么作用了。一天我在家门口一小片菜地上活动，有两个学生要我跟他们到校门口谈话，我没想到会出什么问题，而且校门口只有十几米远，就跟着出去了。刚到校门外，就被几个学生推到一辆汽车上开走了。汽车开到一所中学的楼前，交给两个十几岁的学生，把我关到一间空房子里。就在这间房子里有两个初中生看着，住了几天。每天送点馒头，小菜和水。开始两天，这两个孩子没跟我说话，后来，他们就问我多大岁数了，支持哪一派。我说跟毛主席的革命造反派，我都支持。一天夜里，突然进来两个同学，把我架到一辆大卡车上，车上有几十位拿着铁枪“棍”棒的人，二话没说，把我拉走。我心里有些恐慌，我准备就义前要说的话，要呼口号。因为那些日子，我听到一些单位的领导被暗杀或失踪。而且车走的路也很不正常，它拐了不知到有多少个弯，而且都是小道。大约有二十多分钟，才拐到吉林师大。是我校的西邻居。在这里又住了个把月，受了两次批斗，最后，把我放了回来。从他们的谈话发问中，我知道他们的本意，是要争取我支持他们，被我婉言拒绝了。我说，两派我都支持，但我不能也不会支一派压一派。这不符合《十六条》对我的要求，你们可以调查，我从来没有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言行。关于省市委领导干部，应该打倒谁支持谁，我不能作任何表态。因为我不了解他们历史，也不知道他们的言行。
六、军，工宣队进驻学校，我成了批斗对象
学校两派对着武斗，造反大军人多势众，红造大人少力单，只能在“师大”安营扎寨。支左部队原打算组织全市力量，把造大压垮，但是长春市的"造反派"(长春公社)力量大，硬顶着。后来，党中央要各派交武器，实现“大联合”。驻长春部队，派人到学校宣传毛泽东主席和中央的精神，保证对各派群众组织“一视同仁”。这样就很快解除了各派的武器，停止了长达半年之久的武斗。军、工宣队进驻了学校。学校各级干部和教职员工都很高兴。但是，我没有想到，就在这时，突然在全校贴出了斗我的大字报。什么“工大的黑参谋”、“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阶级异已分子”、”漏网的大右派”等等。我心里明白，这都是历史问题，中央都有档案结论，大多是错案，中央己平反。在吉林工大我的所作所为，他们更抓不住什么把柄。可是，不知为什么，竟然以群众组织的名义，对我进行大会、小会的批斗。叫我跪着，在小会上拳打脚踢，在大会批斗散会的混乱中，几个人追着打我，把鼻子给我打塌。后来，我才知道，是军宣队进校之后，了解我的历史，又听一些部队转业干部的意见，认为我不是个好东西是支持群众组织反军的黑后台。
七、皮定均、高扬救了我
支持我的那一派调查的结果，坚持我是革命领导干部，反对我的那一派又去调查，他们用诱供和逼供的办法，也没找到确切的证据，后来，在市公安局档案中，找到一份台湾给我发的信件。他们私立公堂，逼我打我，要我供出与国外的联系。我实在“莫明其妙”。据后来知道，他们请示了上级，上边说，不要查了，这是国民党特务，利用《人民日报》登载过的中央任命名单，制造混乱，进行挑拨离间。不只是他一个人，所有报上的名单，都发的有信，而且是“千篇一律”。可是他们不死心，又去北京找化工部长高扬，高扬针对他们的提问，一一驳斥了他们的意见;由于当时高扬也在靠边站，被审查之中，所以，他们没把高扬的意见放在眼里。他们又跑到福建前线去找皮定均司令员。皮司令听说是调查我的问颖，就亲自接见了他们，而且热情招待。当听到说要打倒我的理由时，说了两句话:一句是“你们不了解当时的斗争情况”，一句是“你们更不了解当时党的方针政策”。“梁心明是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好同志。”
他们回来向领导汇报。领导批评他们没有详细向皮司令介绍情况，要他们再去一趟。他们第二次去，皮司令拒不接见，并让接待处的同志把他们批评了一通。他们碰了一鼻子灰回来了。
八、我决不能不明不白的死去!
在“群众组织审查批斗”我的过程中，我才知道有两件事情牵连了我。一件事是“张冠李戴”人证物证俱在，而且证明人啃得很死。我把证人说的时间、地点、人物都和我的实际对不上号，证明是“张冠李戴”。他们不再追问了。另一件事，是用“逼供信”的办法，逼我老实交待海外关系问题。有两次叫我跪下，拳打脚踢。但我“莫明其妙”，一直以毫无海外关系相对答。这就是前边说的“台湾给我的信件”。
这些问题相继查清之后，我的专案组部队领导组负责人，于1968年2月的一天下午，突然通知我到校部二层楼一个房间去谈话。我进去时，只有两个解放军同志，他们很有礼貌，让我坐下，看我穿的是一件破旧的小棉袄。怕我冷，就把他们的皮大衣给我披在身上。我心里感到温馨。然而，当那位军官要在桌子对面和我谈话时。他严肃得像审判官一样，用右手在桌子上划了一道线，说“我们是敌我矛盾!”，我的心马上冷得像冰一样。我瞪着眼睛注视看对方，看他要向我宣布什么?
他说:“党的政策，你都知道，我就不说了。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
我说:“你说的党的政策，无非是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没有别的顾虑，就是怕死!”
他楞了。他没有想到我会说出这种话。他问我，“怎么怕死!什么意思?”他全神贯注地盯着我。
我说:“我如今最怕死，为什么?你们也许己经知道，在过去的战争年月里，我腰里别着脑袋，从来没有考虑过个人的生死问题。而现在，我们党成了执政的党，我为建设新中国，在党的领导下，日夜艰苦奋斗。可是现在，我这个为创建新中国而出生入死的人，却成了连生命都没有保障的囚犯。谁想斗就斗，谁想打就打，私立公堂，把你打死了，还说你是畏罪自杀!所以，我如今最最怕死。”
“啊:是这样!”这位军官说。
“我的历史是经得起检查的。但是，我决不能不明不白的死去，请你们放心，我绝不会自杀。共产党人光明磊落，死也要死得光明正大。如果有一天死去，请千万不要相信我是自杀的。”我看他没有恶意，就向他提出请求。我说:“因为你们是毛主席派来的解放军同志，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按照党的政策办事的。关于我的政治历史问题，我都老老实实地向组织交待过。组织上也都作过结论。我敢说，我对党没有任何隐瞒。我只希望你们能认真按照‘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的原则，对我进行审查，并保证我的人身安全。”
他耐心地听完我说的话，就对我说:“你真敢说!幸好我们没有让革命小将，来参加。”“我们一定能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的，好，你回去吧。”解放军同志没再问我什么问题。
九、只好以沉默不言相对
我回去以后没两天，专案组看管我的学生叫我去专案组。房子里坐满了人，大约有四、五十人，有各派学生组织的代表，有专案组人员，还有解放军和工宣队的师傅。我进去就坐在一条板凳上，听候审问。
一位专案组的同学，像法官一样问我:“你是不是特务?是不是叛徒?……要你回答!”
我说:“你们不是调查过了吗?我说不是，你们不信，我不能瞎说。我只能说，请你们去调查材料中找答案吧。”我站起来，毕恭毕敬地这样回答，这一下惹怒了这位“法官”。“妈的，你老奸巨滑，还不老实!。说完，就打我两拳，踢我两脚。他大声吼着:”说!老实说!“我坐在那里，依然沉默不语。全场寂静无声。大约有两、三分钟，工宣队一位师傅对我说:“老梁头，你背一段毛主席语录，即第231页那一段。”
我站起来，高声朗诵:“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
他们没有想到我对毛主席语录，竟会背得如此熟练。而且只指出第XXX页，就能知道是什么语录!其实，我也是懵对啦。我哪里能指出XX页，就知道是什么语录呢!我也不会下这种功夫。这样，那位师傅就对我说:“你学主席语录学的不错。今天，就到这里，你回去吧。”这种沉默不语的抗争局面就了结了。第二天，又通知我去“专案组”。我想他们可能又在玩弄什么花招。我拿定主意，“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就是“沉默不言”。但是，会场还是那些人，可是气氛与昨天不同，对我有点客气。是工宣队师傅主持的会场。他说:“昨天，没有按照党的政策对你，犯了错误，受了批评，今天叫你来，就是叫他当面向你赔不是。”
昨天，那位打我的同学站起来对我说:“昨天，我打你不对。”我说:”能改就好”。就用这一句来回答他那一句。
的确，让一个人在自己要决心打倒的“敌人”面前认错，已经是很不简单了。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怎么能和这些年轻的同学，计较这点小事呢?
“好，没事了，你回去吧。”主持会场的工人师傅就这样宣布结束了。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谁审问过我了。开批斗会，要我去陪斗，也没有再受侮辱或挨打了。可是，就在这些日子里，我们学校的科研处处长尚嘉齐却被毒打致死，还贴标语、传单，说他是畏罪自杀!当时的军代表滕永发，明知是他们支持的那一派群众组织非法打死的，可是并不予以追究。而是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一方面不让别人验尸，也不让亲属看尸，很快送火化场火化了;另一方面，立即叫人将墙上贴的那些说人家是畏罪自杀的大标语和传单撕掉或覆盖。同时，召开军、工宣队紧急会议，向全校师生发出号召:“要实现革命大联合，要顾全大局，讲安定团结。”就这样把这一严重的私立公堂，毒打致死，反污人畏罪自杀的案件，轻而易举地掩盖起来，至今没人追究的千古奇冤。
与此同时，还有两位老教师被逼自杀。
十、到实习工厂与工人同学习、同劳动
我想，如果我在专案组人员面前，顾虑重重，不敢向解放军同志提出“我最怕不明不白的死去”的问题，也可能早就不在人世了!
在市专案组对我谈话后，我就看出他们的意图，是要“解放”我的。不久，校政工组负责人 (原吉林工大的一个科级干部)找我谈话，她说:“决定让你到学校实习工厂和工人师傅一起学习，一起劳动。取得群众谅解之后，即可获得解放。”
我当然十分高兴，我认为这是一个同工人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的很好的机会。到厂之后，按照厂里的安排先在金工车间，后到锻工车间参加生产劳动。我以一个徒工的身份，认真劳动认真向工人师傅学习技术。将近半年，我成了工人中的一员，早上班、晚下班，我没有感觉半点不自在。工人们也没有任何对我与众不同的看待。
说实在的，形成这种校领导干部同工人群众之间平等相待，不分上、下的局面，不仅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且是由于我校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教育和洗礼!(我校是中央社教运动的试点单位)。另外，广大教职工对运动和斗争都有自己的经验。对各种传闻，各种争论，都持冷眼旁观态度，不轻于表态。
十一、从天上飞来的 ‘5·16’分子!
一九六八年三、四月间，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去参加什么会议。会上传达了上级要清查‘五一六分子’"的指示。林副统帅说:“‘五一六’这个组织很坏，是一个反革命组织，要不惜任何代价，把它一个不剩地挖出来!”
传达这个指示的会议，是一学校群众组织的人，没有解放军和工宣队的人。传达完了，不让我走，并把我关押起来，要我交待‘五一六’分子的问题。
什么叫‘五一六’分子，我从来末听说过。它们犯了什么罪行，为什么说‘五一六’这个组织是反革命组织?我一点也不知道。叫我交待问题，真是“莫明其妙”?
没办法，只好将“文化大革命”中交待的检查材料，重新抄写一遍交上去。看押我的同学训斥说:“谁要你写这些东西!我们要你交待‘五一六’分子活动的罪行。”我说:“我的活动就是这些，我也不知道这些行为，是不是 ‘五一六’分子的行为”。
后来，他们来要交待材料，我就交一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心得给他们。他们没办法，也烦了，就不再要了。大约关了我三个多月，才把我放了，叫我再回实习工厂劳动。
十二、两年多的管制劳动
我回到工厂报到，厂部把我安排到铸工车间干活。主要劳动是清沙，把铸件推到清沙场，清沙后再推送到切削车间。这是工厂最重最苦的出力活。然而，我一点也没在意。我知道很多人都不愿意到铸工车间工作，叫我来亲身体会一下，是非常必要的，对我的教育改造也是大有好处的。我干得非常认真，非常卖力。
那时我已经是50出头的人了，家里五口人，每月生活费60元。所以，天天吃高粱米、玉米面饼，吃点咸菜，营养很差。干如此重劳动的活，使我成了骨瘦如柴的老头了!但是，我的精神很好，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真正劳动者，感到光荣。
由于我的体力太弱，推几百斤重的铸件非常吃力。有两次推车出场上坡，上不去，眼看车要翻了，被工人师傅抢救，帮助推了上去否则，车翻了，我早就被铸件压死了!
你知道那时我用的是什么车吗?是手推的“独轮车”。现在，已经看不见那种车了。如今，我也难以想象一个50多岁的瘦老头，竟能用它推铸件，一直干了一年多。
大约一年多的劳动，没有叫过苦，说过累，也没有请过一天假。这种干活的精神，使工厂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工人，都对我表示同情和尊敬。说我没有一点架子，埋头干活，没有叫过苦，说过累。有些老工人，私下问我:“你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有什么问题，使他们这样对待你?”我说:“不知道。在工大的事，大家都知道。历史上的问题，中央都有结论，这些都过去了。我只能对你们说，我没有任何问题。我绝不是叛徒、特务。”老工人师傅说:“你还不明白，你是被 ‘管制劳动’的，是按敌我矛盾对待的。你应当向上边问问，看他们捣的什么鬼。”
这时，我才意识到这次回工厂劳动，的确和上次来劳动大不一样!更没想到我是在受“管制劳动”的!是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全厂职工开会、听报告，没我的份;全校开大会，听传达报告，也没我的份。这不是很明显吗?是的，我太相信他们了
十三、真相揭穿，被迫 “解放”
1970年8、9月间，全校又开大会。校保卫处把我们在一起劳动的4个人(其中有2个犯有贪污错误的职工，还有一个不知犯有什么错误的学生)叫到一起训话，叫我们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接着就带我们去搞“临时的打扫劳动”。我对这位保卫处的负责同志说:“劳动完了，我想同你谈谈，可以吗?”他说:“可以”。他是我的部下，老实、正派。也懂党的政策。
劳动完了，我到他的办公室，问他:“我的问题是否己经作出了结论?结论是什么?”他说:“没有”。我问“没有作决定，就按敌我矛盾对待，对吗?这符合党的干部政策吗?”他说:“这……，我们是受专案组的委托代管的。”我接着问:“你认为这样对待我合适吗?如果认为不合适，是否请你代我向校党委反映一下。”他说：“可以，不过主要还是你亲自向党委提出为好。”
随后，我即郑重其事地向校党委写出了书面询问。校党委书记 (是否叫书记，不得而知)实际上就是军代表，没有接见我，而是政工组长 (部队的一个排级干部)找我谈话。他没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说:“你参加劳动，可以量力而为，不必勉强。生活待遇嘛，可以再适当提高一点，增加20元。”
我知道他们打不倒我，也不敢作“敌我矛盾”对待我。我当面顶了他:“不，我现在的问题不是这些，而是要审查结论!如果没有结论，请问，我的问题的性质，是不是敌我矛盾?现在按敌我矛盾对待我，是否符合党的干部政策？”他没有回答，也没法回答，因为这都是他一手操纵干的。他只回答了一句:“我们尽快抓紧解决你的问题。“
从此以后，我的情况有所改变，然而，我的解放，则迟迟不予解决。大约在林彪摔死以后，即1971午七、八月间，我的问题才迫使他们解决了。
那时，军管还存在，还是他们几个人说了算。下边是那位“政工组长“的一段谈话，说明了问题的真相:“你是打不倒的，但是，你的检查很不深刻。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认识还可以，历史上犯的错误，则是解释多。你的问题虽然重点不在这里，因为组织上都处理过了，我们不能再翻老账。我们所以叫你联系过去历史检查，主要是叫你吸取教训，深挖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我们认为，你在‘修、获、武’那段犯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给你定成，阶级异已分子，开除出党，是正确的。后来给你改为，留党察看，是党给你一个改正的机会。你的问题就是个阶级立场的问题，你应该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根据党中央“要解放一批犯了错误而又愿意改正的干部”指示精神，吉林工大广大教职员工，强烈要求对我解放，他们才勉强召开干部和教工代表会，宣布对我解放。宣布时还留有尾巴。那位政工组长说:“他的历史问题基本查清。”其实，我的历史政治问题，党早己查得清清楚楚，根本不存在什么问题。所谓“基本查清”，就是他们妄图把我打成“叛徒”、“特务”的那些无中生有的捕风捉影搞来的假材料。其用心何其毒也!
十四、坚持考试制度，改革考试办法
解放之后，一直不给我工作。后来高等学校恢复招生，我要求去参加招生工作，他们也同意了，让我以一个普通招生工作人员，参加学校招生工作组。到省教育局参加招生工作会议时，省里突然通知，要我担任延边地区招生工作总领队。这一下我的身份马上变了。多少人都来找我，给我送条子，要我招呼他们的子女。
恰在这时，出了”张铁生交白卷”事件。毛远新在东北，通知由社队保送，取消考试。吉林省本来决定要考试的，考卷、考题都印好了。这一来，省教育局害怕了，立即通知将试卷销毁或封存。我当即提出不同意见:“我说考试还是必要的，不经过考试招来的学生，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到校后，补课都没法补。张铁生反映的意见，也有一定的道理，这批下乡知青，有不少人在学校就没学好，下乡以后，又没有补习功课的机会。而有一部分知青，以各种借口不下地劳动，在屋里补习功课。如果按照我们出的那些 ‘死记硬背’试题考试，那些下乡认真参加劳动的知青，必定要落榜的。因此:这种考试办法，也是片面的，不可取的。”
教育局的领导说，这是上级通知，我们不能违背。我说，我们可以改改考试办法，由出死题改为出活题的办法嘛!就是说，我们出的题，凡是学过的，一听就明白，就知道，就可以答出来，甚至有些知青会答的很好。反之，那些死记硬背的知青，根本没有学懂的人，就不一定能交出好的答卷。
由于我一再坚持，省里答应:只要能取得延边地区领导的同意，可以试点。
我在取得延边地区领导的同意和支持后，就和他们一道，在延吉市组织十几个中学的教师，讨论、研究如何出活题，并在延边地区文教办领导的亲自参与下，拟出了语文、数学、物埋、化学、政治等科目的考试活题。由于笔试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又加上口试作为补充办法。
经过社队推荐，招生工作组审查、考试和口试，学校审定录取等程序，我们延边地区的招生工作，如期圆满结束，做到了学校、知青和地方三满意。没有一个告状的，也没有一个走后门的现象。延边地区的招生工作，在吉林省名列前茅。在”张铁生交白卷”事件后，坚持考试制度改革考试办法，并取得圆满成功，这在东北，我们也是”独此一家”。
十五、决心离开这个 “是非之地”
从延边回来之后，我的名声在长春市教育界的影响更大了。然而，吉林工大仍然迟迟不给我分配工作，没有工作对一个共产党人来说，是十分苦闷的事儿。我向校党委提出给我分配工作的要求，他们没办法，就让我以“政治顾问”的名义去学校实习农场工作，这个实习农场在舒兰县，离长春市一百多里，是个丘陵地带，有自然森林。农场种有旱田和水田。实际上变成了学校师生接受再教育的场所。林彪的一号战备命令后，又一度成为我校的战备基地。
我这个“政治顾问”去农场，不用说，首先必须与农场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而那时我的身体己经被折磨得“经不起风雨”了!然而，我不能不去，无论如何这是工作，是我再三请求的工作啊!
农场职工们对我很照顾，而我自己更得要求严格，同职工们一道下田劳动。经过两三个月的调查了解，我向校党委写了“关于农场情况和问题的报告”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校党委办公室的同志虽然肯定我的报告是“真知灼见”。但是从我解放至今，学校党委领导(军代表秦二号)却始终没有同我见过面，谈过话。这一切使我明白了他们对我的态度的目的，是要继续惩治我。我决心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我要求调回河南工作，他们置之不理。我亲自到省里找“文教卫体”办主任亚马同志。在这次高招工作中。他认识了我，他劝我继续留在高教战线工作，他说“高校还是要办的，在高校工作的老同志没有几个了，我们希望你留下来。”
我不能谈别的，只能说我的身体不好，不能适应东北的气候，请高抬贵手，放我走吧!他无可奈何地同意了。
为了争取调来河南工作，我给河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盛振强同志写信说:“只要看我是河南老同志的面子，调我回河南工作，就不要考虑我的地位职务问题，我只要求一条，给我工作。工业战线，农业战线都行。我不怕苦，更不怕困难。”
十六、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一九七四年八月调来河南，省委组织部要我去辉县百泉农业专科学校 (属大专)担任领导工作。我说我是搞工业教育的，对农业院校是外行，借口推辞了。
为什么不愿再去高等学校工作?因为那时我认为我们党内很多领导同志，连高等院校的门也没进过，都不懂高等教育。只知道向你要建设人才，不知道培养是何等的不易，办高等学校是何等的艰难。学校教师大多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既要团结依靠他们，又要教育改造他们。一句话，和高极知识分子打交道，是非常复杂和艰难的。不出问题还好，出了问题，很难说清。
后来，决定让我去济源搞小三线，那里的干部情况都给我介绍了。名义是省委派去的“联络员“。当我去向省委组织部长辞行时，他告诉我不去济源了，省委决定让我去郑州国棉三厂担任党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后来我才知道是郑州市委第一书记张俊卿同志到省里要我去的。
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日我正式到郑棉三厂任职，这是一个对外开放单位，“文化大革命”中，资产阶级派仗严重，国棉三厂的“派仗”情况解决的好坏，对郑州工业战线的“派仗”将起重大的影响。市委决定，把郑棉三厂作为试点单位。我知道我的责任重大。我也知道不仅有省市领导的支持，而且，在全国正是邓小平上台，决心大力整顿资产阶级派性，稳定政局，力求把生产搞上去。整个形式对我有利，所以，我信心也很大。
十七、得心应手，敢抓敢管
担任郑棉三厂党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可以说是“全权在握”了。不用说各派的头头都对我表示恭维。一方面想取得我的信任和支持，另一方面也想试探我的倾向和态度。我不了解情况，当然不能下车伊始，就发表空洞无物的大话，空话。我召开全厂处，科级干部会，宣布“原班人马，按正常工作秩序进行。一般日常工作和生产问题不要找我。我的主要任务是向工人群众和广大干部学习，请教，了解情况，和大家一起，把三厂搞上去;保持和恢复三厂的好声誉。这一宣布，使广大党员，和职工“吃了定心丸”使各派头头摸不到我的真正意图。
我每天不论是白班还是夜班，都要到车间巡视。我看到工人同志的繁忙和紧张的生产干劲，就感到一种巨大的力量在鼓舞我。我走到工人身边，只说一句话:“好，不愧是伟大的工人阶级”我知道:我的眼睛一直在笑。
就这样，三厂职工的出勤率很快恢复到历史上的最高记录。所有的机器纺车都开动了。
此外，我连续邀请各车间的“老黄牛”坐谈。她们说:“老书记，你说的都是我们所渴望的话。你放心大胆地领着干吧，我们工人都支持你。”
经过深入了解，我发现广大党员干部和工人群众，都不赞成“打派仗争高低”把好端端的国棉三厂的光荣称号丢尽了。他们说:国棉三厂是个有名的先进厂，生产的棉纱，布匹都是合格品，优质品，获得国家“免检”厂的光荣称号。而今天，打派仗，搞得产量完不成，质量大幅度下降，成本高，消耗大。大家都为此感到痛心。很多工人说:“真可耻，丢工人阶级的脸，” 这样使派性头头，在全厂的职工中，孤立了起来，不敢再公开搞派性活动，而且都跟着班组下车间生产第一线了。
十八、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细纱车间的一个工人，服毒自杀。因为他是某造反派的一个骨干分子，所以就引起一些风波。一些人造出谣言，说他是被逼死的。经过多方面了解，他不是被逼死的，而是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被查出的坏分子。旧社会他是个兵痞，干过许多坏事。解放后，他混入地方的工厂当工人。他不好好干，还挑拨捣蛋，干些见不得人的事，被厂里除名。后来，他又混进国棉三厂。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以工人阶级的面目，登上政治舞台，参加进驻党、政机关的“工宣队”。并参加审查干部历史的活动，他用逼供、诱供等恶劣手段制造假口供、假材料，打击迫害老干部，进行阶级报复。在审查他的恶行过程中，他知道再也混不下去了。他也知道自己是罪责难逃的，他在文革中残酷迫害过的人们是不会放过他的。这是他畏罪自杀的根本原因。
死者的家属是国棉四厂的工人，她曾来找过我们，我亲自对她作答复。她表示如不答应她的要求，她们将把尸体抬到我厂。我警吉她，这是胡闹，是违法行为，千万不能这样做。
过了两天，我正在开会，厂保卫科和民兵武装部的同志，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说：书记“咋办!她们抬着尸体到厂门口了，要进来，我们劝阻不住!工人正来厂上班，围着看。外宾很快就要来了!”我一听就火冒三丈，把桌子一拍，训道：“要你们干什么？这点事也来报告!赶快调集民兵和保卫人员，把她们强行赶走!” 他们没说二话，像得了圣旨一样跑去执行。一会儿有人来报告说，我们一硬，她们就软了，很快就乖乖地把尸体抬走了。这时，外宾的车子刚到，看热闹的数百名上、下班工人自动排在厂门口两旁，变成了欢迎外宾的队伍。
我长出了一口气，说“三厂的工人真好!”事后，我向保卫科和武装部的同志道歉，他们笑着说:“我们就是去讨你那句话呢。”这几年“无法无天，谁敢惹这些人!”
接着，我们召开全厂职工代表大会，当场揭露了那个畏罪自杀的坏分子的罪恶史，指出某些人被资产阶级派性迷住了眼睛，竟在今天还为这种混进工人阶级革命队伍的坏分子鸣冤叫屈?警告那些继续躲在阴沟里搞派性的人，赶快醒悟。我的讲话引起全场的热烈掌声。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公然利用派性捣乱了。派性市场在职工群众中大为缩小了。
十九、表扬“老黄牛”全厂工人振奋
我发现车间工人的劳动热情高了一阵之后，又逐渐低沉起来，我下车间调查了解，发现打派仗时压在“老劳模”和“老黄牛”身上的大石板，还没有除掉。一位“老黄牛”问我:“那些派头头光耍嘴皮子，不干活，现在都升了官，当主任 (革委会副主任)的当主任，当常委的当常委 (革委会常委)听说只要一入党就是书记了。可是我们这些普通工人，一天到晚埋头苦干，为建设社会主义拉车的“老黄牛”却被人家说成是‘只知低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的政治觉悟很低的人。有的还挨了批斗。你说这公平吗?政治路线觉悟高低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她提出这个问题，一下把我将住了。我沉思了两分钟之后才对他们说：“我认为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三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心一意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江山而奋斗的人，就是政治路线觉悟最高的人，象你们这些‘老黄牛’的工人同志，就是路线觉悟很高的表现。”
她们听了有些激动地说：“老书记的这些话，好几年没有听到谁说了。”
于是，我决意在车间物色一些有代表性的“老劳模”和“老黄牛”提到全厂职工代表大会上，予以表扬，树立榜样。细纱车间党总支副书记吴克华同志，向我推荐了省，市“老劳模”陈贵亭同志，他介绍说：“陈贵亭是全厂知名的老劳模，她受到打击后，没有怨言，没有消极，仍然默默地在车间埋头干活。从她手里出来的活，都是高质量的，次品率很低。她还积极主动传受技术，帮助其她姐妹们干活，完成任务。此外，还有其他车间推荐的老劳模或老黄牛。
在全厂职工代表大会上，我开宗明义地问到：“在我们全厂各个车间，有那么一些老劳摸，老黄牛，不为名，不为利，不计较个人得失，终日默默地埋头干活，从不叫苦叫累。你们说，这些工人同志应不应当受到表扬?
全厂上千双眼睛注视着我。但是，没有一个人吭声。可能是由于我提出的问题太突然，大家一时猜不明我的意图。于是，我接着讲：“比如，像细沙车间的陈贵亭同志，就是一位好同志。大家知道，她是有名的老劳摸。像她这样的好同志，难道不应该受到表扬吗!”我说：“不仅应当而且还要大表扬，特表扬呢!”
我的讲话，在全厂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我举的是一个陈贵亭，受到鼓舞的则是成百上千的“老黄牛”老工人。会后，生产热情和生产高潮又掀起来了。
二十、“划圈”斗争
由于我坚定相信和依靠工人群众，一切工作都走群众路线，所以很快就取得党内外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下边有什么事情很快就能听到。工人同志向我反映说：那些派头头开会研究，如何“划圈”叫我往里边跳。“划圈”就是设置圈套，这是那些坏家伙搞阴谋诡计贯用的手法。我听了之后，总是一笑置之。
我把两派的几个头头，请到党委办公室，很热情很有礼貌地招呼他们坐下。我说：“听说你们都想申请入党，这很好，我们欢迎。”他们不约而同的一齐说：“是，我们很久就提出过这个要求。”他们以为我要解决他们的入党问题了。
“不过，现在省委还没让开门。你们不必着急，今天请你们来，就是打个招呼。希望你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按照党章规定，严格要求自己。否则，到时侯群众不通过，党支部不通过，我也就爱莫能助了。”接着，我话锋一转，问道：“
听说你们有人研究，要给我“划圈，叫我往里边跳，有这事吗?”
这种突然的严肃的质问，使他们惊慌失色。急忙说：“没有，没有，”但是王麻子有点语塞，神不守舍。不必否认，现在社会上就有些人拉自己的小圈圈，资产阶级派性就是一种表现。问题是你划的是什么圈圈，是给谁划的圈圈！我们共产党也有自己的圈圈。这就是党章，就是党纪国法。概括起来说，就是四个大圈圈，谁也不能跳出这些大圈子。一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二是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三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四是接受党中央的领导。所有的共产党员，包括我在内，都必须认真遵守。其他一切背离这四个大圈子的“圈子”，都是错误的，都是歪门邪道、都应当取消。你们回去好好想一想，你们的圈子究竟是什么圈子?同我讲的这四个大圈子对照一下，发现有什么不对路的东西，就赶快抛弃掉。请记住，以后，一定要搞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就这样，他们没有再说一句话，乖乖回去了。后来，有一位女工向我反映说：“王麻子对他的亲信说，梁书记这个人非同一般领导，不好斗。你划的圈，他不跳，他反过来给你划的圈，你不能不跳进去，跳进去就跳不出来。”
二十一、形势在变，暂停追查
一九七五年，郑州市在消除派性，增强安定团结的运动中，发动了揭批坏头头张、马、李的斗争。张俊卿书记亲自向我交待任务。要我亲自出马，查明我厂革委会副主任王麻子这个坏头头的二件阴谋活动的真实情况。一件是他们那一派在国棉四厂开会，王是主要召集人之一。查问清楚他负责通知的是那些人。另一件是某年某月，在他家里召集骨干会，研究为了应付复杂的斗争形势，重新调整领导阵营，确定让共产党员或出身成份好，没有历史社会关系问题的人，处于第一线，或第二线，让非党员和出身成份不好，以及有历史和社会关系问题的人，退居第三线。王麻于自己退到第三线。张书记说，其实这两件事，我们都掌握了确实的证据材料。找王麻子谈话，让他介绍情况，主要目的是看他老实不老实。以便进一步侦察他是不是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坏分子、反革命分子。
我知道这个家伙很狡猾，不能对他直来直去。我把他叫到办公室，先试探着问第一个问题。“听说某年某月在国棉四厂召开过会，是张、马、李召开的。你也参加了，是谁通知你的。”
他说:“我想不起来了。”我没硬追，我让他好好想想，争取主动。第二天，我又叫他来，问他想起来没有?他说:“我实在想不起来了。”这时，我突然把桌子一拍，厉声说:“老王，你不要认为我可欺!我问你，你都通知了谁!”
他看我发怒，知道我已掌握了实情。就立即装出一幅可怜的样子说:“梁书记，是我不对，害怕，有顾虑，想蒙混过去。”他接着交待出他通知的五、六个人的名字
我说:“这就好，在党的面前，在重大的政治、社会活动问题上，必须忠诚老实。你不是要求入党吗?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怎么行呢!”他把头埋在怀里，不敢正视我。
“还有，在某年某月，在你家里召开过一次会，你对我说说是什么内容?”我接着追问第二件事情。他装出很认真的样子，连着交待了两、三个一般性会议的情况。就是避而不谈那次极端机密的少数派头头会议。我两次三番地引导、启示，他还是一口咬定说:“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我没发火，我说这事不会想不起来，恐怕是顾虑重重吧!也好，再回去好好想想吧。
其实在这次同他谈话之前，我也找过一些参加这个秘密会议的第二号、第三号的头头问过，他们都承认有这个会，并且交待了会议的主要内容，和我们掌握的情况一样。我给张俊卿书记打电话，报告了同王麻子谈话的情况，提出继续追查的意见。张书记回答说:“暂时停止追查，我们的目的己经基本达到，对他继续观察。”当时，我领会是“时候未到，不要打草惊蛇，”根本没有意识到全国形势正在发生变化。
二十二、在“转湾子”的会议上
一九七六年三月，突然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事先，我一点消息也没听到。为何要批邓?为什么要反击右倾翻案风?一点也不清楚。所以，在“转湾子”会上，只能按照党中央的通知和市委的指示，讲一些不着边际的空话。
各派的头头要我联系实际批邓。我说不了解实际情况，怎么批?他们说我执行了邓小平的“唯生产力论”和“关卡压”的错误路线和方针。我请他们具体地指出来有哪些表现。他们说: “你只抓生产，不抓革命。”“搞的那套工厂生产管理十条规定，就是 ‘关卡压'黑十条!”
我反驳说:“不要搞形而上学那一套。请问，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不搞生产行吗?我们国棉三厂，就是专搞生产的单位。毛主席党中央号召我们，抓革命，促生产，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我们那一点没有按照中央的指示去做？怎么能说成是执行了邓小平的 ‘唯生产力论’呢!”
“关于工厂生产管理的十条规定，大家都知道，是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并且经过厂革委会讨论通过的。当时，没有一个委员提出不同意见。现在，一些人又把它说成是执行邓小平的‘关卡压’黑十条。你们谁能讲一讲这十条规定，黑在哪里吗?谁都明白，国有国法，厂有厂规。一个国有工厂企业，没有自己的管理制度，是根本办不好的。当然，在执行中会遇到一些问题，也会发现某些不适当的缺点，需要及时调整、改善。现在，我宣布在没有新的更完善的制度确立之前，必须继续执行现行的这十条规定。”
就这样，我闯过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转湾子”
此外，王麻子还在“转湾子”会上策动几个人提出质问: “听说厂党委有一个专门整治人的专案组。这个专案组是什么性质，是惩治谁的?”共有两三个人提出质问，而且气势很凶。会场很多人莫明其妙，大家都注视着我。我沉着气，听他们说完之后，我站起来，很严肃而又很稳重地对大家说:“这个组长嘛，就是我本人，下边没有一个兵。孤家寡人。同谁谈过话，谈的什么话，人就在这里，人数不多，只有一、两个人。如果本人愿意的话，就请他站出来，向大家谈谈。”会场鸦雀无声，两分钟过后，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回答。我宣布说，既然没人站出来回答，就是说明这个提问己经不存在了。我宣布散会。
王麻子为首的那几个造反派头头，像撒了气的皮球一样，灰溜溜地离开会场。
这里，我得出一条结论:搞阴谋诡计的人，是见不得阳光的。只要我们理直气壮，光明正大，敢把问题摆到光天化日之下，那些搞阴谋诡计的人就会害怕发抖，它们的阴谋诡计就不会得逞。
二十三、高举对外开放的旗帜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特别是镇压“四·五”天安门事件之后，全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又遭到破坏，各大中城市又陷于一片混乱。很多工厂停工停产。我们郑州国棉三厂，在这种“四面楚歌”的严重形势下，却能坚持生产，坚持对外开放，直到粉碎“四人帮”。为什么我们国棉三厂竟能成为一个在狂风巨浪的海洋中比较稳定的“孤岛”呢?回想起来，我觉得主要有这么几条:
第一，三厂有一支素质好的职工队伍，我紧紧围绕依靠了这支队伍。
第二，三厂是对外开放的单位，我紧紧抓住这面旗帜，提出“要为毛主席争光，要为社会主义国家争气，为中国伟大的工人阶级争光!”的口号，来鼓舞职工群众的斗志，来约束“胡闹派”分子的捣乱活动。
第三，有上级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我到三厂以来，一直得到省委和市委领导的支持，多次在三厂召开现场会。在最困难的时候，市委书记张俊卿同志亲自到我厂蹲点，搞“三同”。
这里，我着重谈谈高举“对外开放”这面旗帜，来约束少数胡闹派分子的捣乱活动的故事。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时，那些号称“造反派”的胡闹分子又蠢蠢欲动了。为了保证工厂的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我召开厂革委会，提出我们是对外开放单位，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必须严格按照我厂制定的十条厂规进行生产劳动，维护工厂的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任何人不得违反。大字报、大标语，--律到规定的地段张贴。所有车间、办公楼以及大门口，一律不准乱贴、乱写。这些地方的标语、口号，统一由厂党委宣传部门统一布置管理。我说，我们国棉三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对外窗口。如果我们搞得乱七八糟，就是给社会主义新中国脸上抹黑，就是给毛主席丢脸，就是给毛主席领导和教育的中国工人阶级丢脸。这是我们工人阶级所绝对不能允许的。我们革命的工人阶级，必须为毛主席争光，为社会主义新中国争光，为中国工人阶级争气。我讲完之后，请大家发表意见。大家齐声说，没意见，同意。我说:“好，同意的请举手。”革委会全体委员和到会的人都举了手。
大约过了十天半月，在我的办公室门上，贴了一幅大对联。我一早上班，看到这个对联，就气得火冒三丈。我生气不是这幅对联有什么攻击我的意思，而是气恼这些人竟敢违抗革委会规定，胡作非为，直是无法无天。我立即把办公室的几个同志叫来，问是谁贴的。他们说不知道。我叫他们去撕掉，他们相互看看，谁也不去随后就一个个遛走了，我知道这是他们被前时的武斗吓怕了。我不怪罪他们。没办法，我只好自己搬凳子，亲自动手撕掉了。
大约上午十点左右，我的办公室门被踢开了，闯进来几个人，气势汹汹地问，谁把门上的对联撕掉了!我坐在办公桌前，很平静地说:“是我撕掉的。”他们立即吼叫起来:“谁叫你撕的!”我很平和地问:“这是你们贴的?”一个人瞪着眼说:“是我们贴的，怎么啦?”
这时，我拍案而起，厉声问道:“谁叫你们贴的!我正找不着主呢!”我指着那位革委会委员，严厉质问道:“你们的行为是不是故意违抗厂革委会的决定，你在会上是不是也举了手?你的行为是不是两面派的行为”他顿时被吓软了。他万万没有料到我竟会在他们这一小撮丑类面前，如此威武不屈，理直气壮。他立即低头认错，连声说:“我错了，我错了。”我说: “知道认错，改了就好。以后再搞，我就不客气了。我就向全厂公布!”“是，是”就这样，他们气汹汹而来，灰溜溜而去了。这就叫邪不压正。
二十四、这个例不能开
大约是一九七六年三月下旬，郑州市委在工人文化宫召开各单位领导干部大会。会议刚开始，就有一帮人登上主席台，把市委第一书记张俊卿绑架走了!主席台上的书记、副书记们，还有郑州市军分区司令员，一个个都呆若木鸡。参加会议的人也纷纷离去。我回到厂里，马上给市委打电话，没人接。我就乘车去省委，找到省委秘书长王大海。他见我神色慌张。就问出了什么事?我说：“张俊卿同志在干部大会上被绑架走了”!他问：“绑架到哪里去了”?我说：“我怎么知道!要问唐歧山，他一定知道”。王大海同志问：“他怎么会知道?”我说：“你还不知道!郑州市的各派组织，都打着唐师傅的招牌活动。在今天的会议上，很多人给他送条子，还有人上台同他 ‘咬耳朵’。听他指挥。他是各派组织 ‘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人物。”
我说，这不是张俊卿同志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乎全局的大问题。这种无法无天，同中央指示的精神相违背的事情，绝不能放过。临走时，我又郑重地对王大海同志说:“我代表基层党委书记，向省委提出请求，如果这种恶劣的绑架事件不能制止，让这些坏人继续横行无忌，我们将提出辞职。这一点，务请转告刘建勋书记。”王大海同志说:“一定转告。”
后来听说，这件事情，费了很大劲，花了十来天时间，才得解决。张俊卿同志放回来了，那些闹事的坏家伙，也算是得胜回朝了。据说是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和谈判的方式解决的。劝说他们以后再不要这样干了。
二十五、“勿谓言之不预也”
对那些坏头头不敢得罪，总是用说的办法，甚至用磕头作揖的办法，求得的协议或承诺，究竟有多大的约束力，只有天晓得!至于上边有什么难处，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手段，我就不得而知了。现在才明白，因为他们的后台，在郑州有唐歧山，在中央有“四人帮”。在这种大的局势下，我们这些小小的基层党委书记，“小小的芝麻官”，也只能采取“劝告不听，听之任之了”。我们三厂有一个在郑州市也有点小名气的派头头，在“批邓，反击右撅翻案风”时，他想到社会上去搞活动，就来找我，想取得我的认可。我对他说：“中央有文件规定不要到社会上去搞串联活动，只能在本单位搞批判”。他不听，还批评我缺乏 “造反”精神。我对他说：“听不听由你。不过，我有责任提醒你。照你这样闹下去，只有一个前途，一种结果，就是落一个蒯大富，聂元梓式的人物。搞不好，可能成为现行反革命!到那时，我就爱莫能助了。勿谓言之不预也!”他笑笑，没说一句话走了。
后来，这个野心家，“官迷”，在省体育馆带头冲击会场;在市工人文化宫市委召开的基层领导干部大会上，又积极参加绑架市委书记张俊卿的活动。粉碎“四人帮”后他被押上了审判台，蹲了几年监牢。
二十六、"没见过你这样的书记!"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门广场群众悼念周总理事件被镇压之后，那些"造反派"的头头们又蠢蠢欲动了。有一天，在三厂办公楼二楼的走廊里，晚上八点张贴了大字报。
每天晚上，我都要到厂里巡视，我一上楼就发现了整个走廊贴满了大字报，我没看内容，就动手撕起来。这时，突然跑来十几个工人，把我围了起来。一位老工人说：“我当是收破烂的，原来是老书记啊!”接着几个年轻的工人，对我吵起来：“我们没见过你这样的书记，撕群众的大字报!”
我也发怒对他们说;“我也没见过象你们这样的工人!谁叫你们往这里张贴大字报的!”正吵着，忽然这些人都快步遛走了。我还没意思过来是怎么回事。觉得有人在我背上拍了一下，扭头一看是王麻子。他说：“天这么晚了，你还来厂里，快到屋里坐坐吧。”我俩坐在沙发上，他说：“梁书记，你的工作方式太简单了!”我没吭气，我反问他：“这些张贴大字报的是不是你的人?”“是，是我的人。”他不能不承认。“那么他们在这里张贴大字报，你是不是知道?”“我……不知道，他们事先没对我讲。”“老王，你说我的方式方法太简单，可我把嘴片都磨破了，而你却连工作都不做！”，“是…是我疏忽了”
“老王，这可不是小事，如果把全厂搞乱了，我们这个对外开放的单位，可要关门了!这个责任你能担当得起？厂革委会讨论通过的决议，你敢带头破坏？”“请书记放心，我一定做好这个工作。”
“那好，明天你就向你的人讲清道埋，叫他们守规矩。如果你的人再发生这种违反革委会决议的事情，我就唯你是问了。“
从此以后，直到粉碎“四人帮”，我们三厂从办公楼到各车间，一直保持着井然有序和整洁明亮的环境;所有到厂参观的外宾，都感到惊讶。一位罗马尼亚的贵宾参观后说：“最使我感动的有两点，一点是参观了<人防工程>，知道这是全厂里的工人，在工余时间动手干的。中国同志了不起。这在罗马尼亚是根本没法想象的事，没有钱谁干?再一点是你们这么大一个纺织厂，相当罗马尼亚全国棉纺生产的一半多，竟然管理得如此井然有序，整洁明亮，真不简单”。(实际上他的意思是中国好多地方都在动乱之中，你们厂却能管理的这样好，真不简单。)
这里顺便说明一点，那些人在办公楼里张贴大字报，就是王麻子在背后指挥的。他搞这一手，是带有试探性的。如果我不敢作声，他就知道我也是个软蛋。以后，他就可以牵着我的鼻子走，横行无忌了。反之，如果我硬要追究，他就推说自己不知道，出来帮我作工作，落个好人。
他这点小手段，怎么能骗过我。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眼，”不去同他硬碰撞，只叫他认输就是了。
二十七、全厂职工大会开不得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展以后，厂里的党员，干部建议召开全厂职工大会。那些派头头也多次要求召开全厂职工大会。我都没有答应。我说：“省，市都开不成，我们能开好吗?”我有些想法和看法，在当时情况下，既没法对职工说，也不便对党委常委的同志说。因为那时我发觉党委常委一讨论什么问题，很快就传出去了。
一九七六年五月，省，市领导根据中央指示，纷纷到基层蹲点，搞同吃，同住，同劳动。市委张俊卿同志也到我们三厂来搞三同。我们厂的派头头又借这个机会，建议召开全厂职工大会，表示欢迎市委领导到我厂搞三同。他们还找市纺织工业局王振兴局长，表示这个意思。王振兴局长找我商量，我说这个全厂大会千万开不得。为什么?广大党员干部和职工，希望我们召开全厂大会的目的，是要我们讲安定团结的话;而那些“胡闹派”要我们召开全广大会的目的，是要利用这个讲台，宣扬他们那一套东西。而且在大会讲台上，没有人敢同他们对着干，只能由他们乱喊乱叫。最后，让张书记表态，让我表态。可是，我们又能说什么呢，我们只能说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那一套大话、空话。这实际上给他们撑了腰，鼓了气。搞不好，我们还可能下不了台!
这个意见和看法，我也对张俊卿同志谈了，他觉得我的想法和看法有道理。同时，他认为自己来三厂搞三同，主要是来向工人群众学习的，是来拜师学艺的。所以，他也拒绝了召开全厂职工欢迎大会的意见。因此，三厂一直到“粉碎四人帮”，都没有乱，没有停工停产，没有关一天门。
二十八、“借东风借坏了!”
于此同时，在郑州纺织机械厂，省委书记耿其昌亲自去该厂蹲点，搞三同。先后去过三次，每去一次，厂里就召开一次全厂欢迎大会。先是该厂“造反派“头头们上台讲话，乱喊乱叫一通，然后请省委耿书记讲话。据说厂领导的本意是好的，想借省委书记这个东风，鼓鼓正气，压压歪风。万万没有想到适得其反。开一次大会，工厂生产垮一层，最后彻底停产，连工资都开不了!
郑纺机是有名的大厂，职工队伍、生产设备都是很不错的。厂党委书记朱恪礼同志也是一个年轻有为、精明能干的好同志。然而，这样一个具备很多优越条件的大厂，竟会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被搞垮了。究竟是何原因，这个问题，在朱恪礼同志的脑海里翻腾着，苦恼着。他百思不解。一次，市委召开基层党委书记会议，我们坐到一起，他问我:“你们三厂是怎么搞的，生产一直保持正常?”我说，咱们两家，你们的条件并不比我们差，职工队伍也很不错。你们厂的生产所以很快被搞垮，我看，主要是你们“借东风”借坏了。
他听了有点惊讶!问:“怎么说是‘借东风，借坏了?”我对他谈了我的看法，并且讲了三厂的经验。他听了，连声说，“是，是这样。”他把该厂生产“三落”的过程，给我说了一遍。最后他说：“我百思不解的苦恼问题解决了”。
朱恪礼同志是一个很优秀，很有发展前途的好同志。他的缺点，主要是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
二十九、几乎使我“张口结舌”！
一九七六年的五一前夕，一夜之间在省会的大街上、影剧院、百货大楼门口，出现了很多五颜六色的大字报、大标语。什么“打倒xxx”“油炸xxx!”…。郑州市充满了大动乱前的气氛。这使我忧心仲仲地注视着“五一国际劳动节”形势变化的动向。
五·一节庆祝大会选择在郊区西流湖召开，这也是出乎人们意料的。什么原因，很多人都不晓得。我没去参加大会，不晓得大会活动的情况。听说在庆祝大会上，发生了一小撮捣乱分子与维持会场秩序的民警的冲突，引起了一阵小搔动。
大会草草开过之后，省会的节日祥和气氛，也很快消失了。除了各单位大门口的节日彩牌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外，形成市区景观的就是刷满了乱七八糟的大标语和五颜六色的大字报。整个省会的办公秩序和生活秩序，又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郑州市委的后小楼 (市委书记们办公的地方)被国棉三厂王麻子带领的一些人占领了。市委书记们大都转入地下，不知道躲藏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要占领市委书记的办公楼?据说是由于他们要闯入“五·一劳动节”庆祝会的会场，被公安人员打了。会后，要求市委严惩公安人员，市委不答应，就集体住在市委书记办公楼里。我托人给王麻子捎信，要他们回厂工作、生产。他们不听，连回话也没有。真是无法无天。六月份的工资要发了，各车间的领导来问我。给他们发不发工资。他们对我说，“我们车间XXX.XXX.XXX……长时间在外边不回来，这一个月一天班也没上。”我不加思索地回答:“不发，当然不发!”第二天，一上班，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赵顺义同志来到我的办公室，带着关心的口气问:“老伙计，听说你不让给那些在外面胡闹的人发工资!”我说“是的，怎么，不对吗?”他说:“不，这事你和市委商量过没有?”我说“没有，这点事还用请示市委!”他说:“我看，还是和市委商量一下好。现在是什么时候，他们长期占领市委后小楼，市委至今都毫无办法。可是，你算老几，竟敢停发他们的工资!如果他们为此回来大闹起来，市委又让你给他们发，到那时，你多被动。他们知道是你个人决定停发的，找你算账。到那时，他们把你拉出来批斗，甚至打你。那时，谁敢出来为你说话，保护你?这不是明摆着的嘛!”“嗯，也是，我没想到这一点。”
于是我立即坐车到市委找张俊卿书记。整整跑了一天，没找着，我托夏传寅书记，给我传信。第二天，张书记的秘书张世金来电话，约我到xx饭店门口同他会面。时间是下午5点。我按时到达约会地点。张世金已站在门口等着。他领我去见张书记的路上，轻声对我解释说:“张书记这样钻黑的生活，己经快一个月了?”见面后，我把要停发王麻子等十数人的工资，对他说了，问他有何意见。他似乎胸有成竹地说:“这几天正由市委张质彬同志出面同他们谈判，他们开始认识到这样闹下去，不得人心。对自己没有好处，想收摊。但是，他们还想要个面子。我们打算给他们留个下台阶。在这个关节眼上，你们厂还是给他们照发工资为宜。”
“可是，我已经对下面说了。这样怕不好向群众交待啊!”
“可以用暂借的名义发嘛。”
“说暂借，也不行，他们要追问为什么‘暂借‘?还是不好回答。”
“那就暂且糊里糊涂给他们发了，等将来算总账的时候再说吧”
“好，也只能这样办。”
我回到厂里，就通知财务科会计，给那些长期不回厂上班的人发工资。财务科的同志问:“怎么又变了?”我说市委叫发的。财务科的同志说，“市委谁让发的，叫他写个批条来。没有批条，将来追查怎么办!空口无凭，这种事，这几年我们经的多了，还是请书记去要个证据的好。”
我想，作为共产党的干部，哪有下级要上级党委签字划押才能照办呢?简直是笑话。我说:“我写个批条行不行?”
“当然行，只要有人敢负责就行。”
事情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处理了。可是，我没想到，过了两天，我去车间巡视，刚走进去，就听到有人高声叫喊:咱老书记来了!接着，很多工人都关了车，放下手里的活，向我围拢过来。
这种异常的情况，使我感到有点紧张，我瞪大眼睛注视着人们的行动。一个外号叫“直筒子”的小伙子，带着半真半假的口气问:“老书记，有个问题我们怎么着也想不通。请老书记给开导开导。”我问是什么问题?他说:“我们这些小工人，每天起早贪黑，按时上下班，这你都看到了吧。可是遇到某些情况，迟到几分钟，就得挨批评。或者，请个事假、病假什么的，超过几天，不是扣奖金就是扣工资。而那些 ‘路线觉悟高’的人，经常，不到班，甚至成月不到班，对这些人不但不受批评，到时还要照发工资，分文不少!请老书记说说这是什么道理? "
“这，……”我万万没有想到工人们会当面提出这样尖锐的质问。对我来说，实际上是“将”了一军，是一个很不好回答的问题。我故作镇静，扫视着周围的工人，而在紧张地思考着如何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大约有半分多种，我才微笑着向工人们反问道:“同志们，你们说呢?”工人们异口同声说，“因为我们不懂，才来请教老书记哩”。
“工人同志们，我问你们大家，是不是相信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是符合党和国家的要求的。”
工人们全神贯注地听我讲，没有一人吭气。
“大家向我提出质问，是将我的军。这说明大家的觉悟是很高的。是对那些不上班、不工作、不干活的人不满意，要求厂领导对他们进行批评、惩罚。在这里，我向大家提出个问题，就是谁影响谁的问题。是我们理直气壮地去影响教育他们呢?还是感到自己吃亏而受到别人的影响呢?”我稍微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当然，真正觉悟了的工人阶级，应当理直气壮地去影响那些觉悟不高，甚至思想错误的同志。我相信，那些脱离生产和工作岗位，长期在外边社会上 ‘闹革命’的职工同志，在我们大家的影响和教育帮助下，迟早会认识到自己不对，而回到自己的生产和工作岗位上来的。大家知道，全厂只有那么十几个，不到二十个人啊。我们有信心把他们教育争取回来的。为什么给他们照发工资?大家可以想想，他们家有老有小，不发工资，叫他们一家喝西北风!这对于争取他们，叫他们回心转意不利。对于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分子，党的政策还是给出路，何况是我们的职工呢。”
有个别人还想提问什么，被车间轮值班长制止了。她说：“老书记讲的话，己经很明白了。大家都去干活吧，生产要紧。”人们很快回到自己的生产岗位，车间顿时又响起了机器的轰鸣声。看来，把道理给群众讲清楚，又适当注意党的政策和策略，再困难的问题也可以解决。
几句结束的话
留给后代的故事，是我一生的经历和遭遇。也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锻炼成长为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必由之路。正如毛主席反复教导的，“知识分子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也是周总理反复教导的:“要长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确，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一个真正的彻底的革命者，必须在不断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有人认为我一生坎坷，是由于我心眼太死造成的。也有人同情我的遭遇，为我鸣不平。其实，对于这一切“恩恩怨怨”，个人得失，我都不在乎。我常对友人说，如果斤斤计较个人恩怨和个人得失，那么，你就会越想越气，一直到气死为止，这不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气质。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应当把这坎坎坷坷、恩恩怨怨，看成是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上不可避免的风风雨雨。只有这样，我们就不会“怨天尤人”、“悲悲惨惨”，而是愈感自己责任重大，斗志更坚了。正像毛主席说的:“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其乐无穷。”
总之，一个共产党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必须是而且只能是为党、为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忠心耿耿，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一息尚存，奋斗不止的人。
用李尔重为刘志洪写的挽联:“生也如矢，死也如矢。上不欺天，下不欺地，中不欺人，心不欺己。”做为我的座右铭。
梁心明
2005年3月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