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仪伟岸师友间—怀念吕大吉先生
风仪伟岸师友间
—怀念吕大吉先生
单 纯
几近二十年前，我于牟钟鉴先生门下攻读中国哲学博士学位得幸与吕大吉先生相识，而后便一直以学生自居，而大吉师待我则真诚如师友，此情此义亦逐渐融入我的生命之中，未尝以先生辞世而淡漠，反而倍加珍惜其意义。西谚以为，凡事物之价值非于其丧失之后始能充分体现，此言诚如大吉师之待其师友及同道者也。
由于牟师当时的博士导师资格是在社科院宗教所，因此我虽然攻读的专业是“中国哲学”，但是导师组的核心成员都是宗教所的教授，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孔繁先生、余敦康先生和大吉师。这些导师都是牟师的同学、同事兼好友，所以我也不同程度选择了他们几位的博士课程，当然主要是讨论课。而在这几位导师中，讨论最多、走动最频繁的大概就是大吉师。
大吉师的学术背景首先是在北大哲学系主攻西方哲学，因此而奠定了深厚的西方哲学根底并且能熟读及运用英文经典。这对于他后来转入中国社科院宗教所研究宗教理论和西方宗教学说史的研究都是得天独厚的优势，他后来在这两个领域的贡献也为学术界有目共睹、赞誉良多。我向大吉师讨教的也主要是这两个领域。通过学习和讨论，我逐渐体会了大吉师在建构中国特色的宗教学理论方面的坚韧精神和理论建树的意义；照我的体会，他的宗教“四要素说”（宗教观念、宗教体验、 宗教行为和宗教体制）是将宗教定义为一种文化体系，充分体现了作为文化载体的人的主要地位，而不是单一的制度或某一种具体的信仰经验，这就为研究亚伯拉罕信仰系统之外的各民族宗教确立了理论上的“合法性”，是一种开放而多元兼容的新理论建构。我个人的理解是，大吉师这个新的理论解释体系，主要体现了宗教学作为一种“人文学科”（humanities）以区别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主要特征：主体性和情感性而非外在的客观性和绝对性。这一理论贡献对于理解“宗教在于信，科学在于真”、“宗教求善，哲学求真，艺术求美”这些命题具有本质上的辨析价值。我后来在研究宗教哲学、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以及法哲学的过程中，间接从他这个理解建构体系得到深刻的启发，以此来理解宗教作为人类“终极关怀”的非客观性、超计量性和人伦本性，儒家“心性学”所表达的“天人合一”的直觉伦理品质以及法哲学中“自然正义”、“实体正义”对于“程序正义”和“形式正义”的超越性价值。
博士毕业之后，我又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经济所做了两年的博士后研究工作。大吉师和牟师家都住在中央民大院内，这样我们见面交谈的机会就更多了。而且更妙的是，由二位老师发起了一个爬山小组，其中有中央民大的班班多吉教授、人民大学的张践教授、还有现在中国政法大学的王燕祥教授。这样一支“学者爬山队伍”约定每周爬一次香山。这支队伍在爬山过程中举凡天下大事、学术心得、饮食旅游、身心修炼等，好像是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心情极为舒畅。后来牟师和大吉师的博士弟子也不断加入，爬山队伍间或壮观多达十余人。多半情况下，下午爬完山之后，即寻找一个有特色的餐馆，边吃边聊，一是休息，二是避开回城的交通高峰。爬山的旗手几乎回回都是大吉师。他虽然年长我们几个年轻人二十余岁，但是攀爬之速度、身体之矫健、精神之高昂，我们都难望其项背。有时觉得，每周爬一次不过瘾，大吉师还会和自己的家人或者其他朋友每周再增加一次。当时我们都赞叹：像大吉师这样的劲头，爬到九十岁也没有问题！而他自己也是如此期许的！
出了博士后工作站，我进入社科院民族所工作。民族所仍然位于中央民族大学的校园内，与大吉师居住的民大家属院也就是一院之隔，所以每周上班时仍然有机会拜访大吉师，有时也去爬山，尽管没有住在民族大学家属院时那么方便了。在民族所工作了两年之后，宗教所的王志远教授与我商讨是否调入他所负责的“宗教艺术研究室”。我当时觉得这是个不错的建议。当我将此事向大吉师咨询时，他很直率地分析说：“你并没有一项专门的艺术背景，无论是音乐、绘画、书法或雕刻。在这种情况下，你去研究宗教艺术可能是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你的所长应该是你的西方语言训练出来的逻辑规则和研究冯先生哲学体系培养的理性分析能力。如果去搞宗教学原理研究，可能做出些成绩来。”我觉得大吉师的观察和分析很有道理，老师关爱、提携学生的情感也很真挚。之后他便与牟师、孔繁、余敦康、戴康生诸先生联名向宗教所领导推荐我进入宗教所“宗教原理室”工作。幸得宗教所领导同意，得以顺利调入。从此，便开始了我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工作。虽然在到宗教所工作之前，我也完成过几项科研性质的工作。但基本上都是学习阶段必须完成的任务，比如博士论文和博士后出站报告等。但对我来说，那些都不能算独立的科学研究。
在调入宗教所之前，我已经得到美国艾尔文尼亚大学（Alvernia Univ.）哲学和神学系的讲学邀请，去承担他们一位教授因“学术休假年”（Sabbatical）而留下来的课程。等到要去美国时，我到宗教所的调动手续也已经办理完毕。去向大吉师辞行时，本来是想做一些解释， 想从自己准备在原理室研究宗教哲学这个问题慢慢引入其他话题：我的学术志向及重然诺的人生原则。特别是大吉师和其他几位宗教所
待我从美国讲学回来之后，又花了近两年时间写成了一本《宗教哲学》。这本书应该算我从进入大学学习再到社科院宗教所工作近二十年学习和思考的一个总结。当时的国内出版环境和我自己的资历，书写成之后，只联系到武汉出版社愿意出版，但他们需要一个名人写序。我只好去求助大吉师。大吉师也很爽快地答应了。大概还不到一周，大吉师就给我打电话说，你可以来取为本书写的序了。我去他家之后，他又告诉我一个出乎意外的好消息。他说，我已经跟中国社科出版社的编辑黄燕生讲好了，请中国社科出版社考虑出你的书。现在的结论是由中国社科出版社出这本《宗教哲学》。以大吉师的学望和他自己与社科出版社长期成功合作的经历，我的书最终得以在国家级专业出版社出版，这对我以后的学术成长意义非凡。此后，我在社科院宗教所5-6年的研究生涯中，与大吉师或是在所里见面，或者爬山时见面，讨论彼此所关心的宗教问题就更多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鼓励我的研究工作，同时也提醒我注意在研究中培养自己独立的研究视野，不可盲信西方当代的一些研究潮流。这些提醒和告诫是从他这样一位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独立研究的大师给我们这些晚辈学生最好的精神遗产，现在想来，我无论研究什么领域，都还在发生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
六年前，我又调入中国政法大学工作。由于工作的要求，我在宗教与哲学之外，又给自己增加了一门法律学科的教学和研究。虽然不是专门的法学人员，但是我有意识地将自己在哲学、宗教、人类学中所积累的相关知识运用于法学研究，也获得了一些特有的心得感受。由于这样的单位和专业的变迁，我和大吉师见面的机会不能再像以往那样频繁了。家住西南三环之后，我参加大吉师他们登山队的机会也变得更少了。但是，大吉师这支队伍中有什么重大变故，总还是会通知我。我也利用其他的机会直接去大吉师家里拜访。大吉师发现胃癌也是我调离宗教所之后的事。听到这个坏消息之后，我很快去见了大吉师一次。第一次向他询问病情时，发现他一如既往地乐观，说是去协和医院做个手术之后，大概继续爬山和研究都没有问题，只是享用美食的胃口会受影响。后来知道，他当时的手术也很成功，在一段时期的化疗之后，他听从专家的建议，就不再继续化疗了。我去见他时，他还说，现在很多身体伤害并不是疾病本身而是过度治疗造成的。他之后又慢慢恢复了他爬山锻炼的传统，我偶然也参加原来爬山队师友的聚餐，发现他与余师两人仍然互相调侃，大吉师称余先生是“无齿之徒”，余先生则谓大吉师是“无胃之徒”。这种豁达、乐观的生活态度，至今历历在目。
今年上半年，听说大吉师的病有些反复，我很快打电话与他核实并询问是否方便让我去拜访他。他还是那样乐观说欢迎你随时来。等我真地见他之后，发现情况是不太好。当时我已经穿的是单衣，大吉师则穿着薄棉衣，说自己很虚弱，总是感觉冷。我建议他多在院子里走动，以增强体力，帮助消化，他说是肠子由于胃切除后负荷太重，现在想“罢工”了。即便这样，他仍然很乐观，说是准备去医院检查一下，如果可以就从外面接一段帮助消化的“替代肠子”。记得他还说：“我都这么一把年纪了，也不在乎外面掉个什么装置，只要能正常接收营养，精力稍有恢复，还可以做些事情。”之后，他便拿出最近写的一些书法作品让我欣赏。我对中国书法素无研究，只是到一些宗教旅游景点时比较留意大字，小型的书法作品就更谈不出个所以然。他的这些墨宝都是应朋友、学生和同事的要求写的。我想他如果继续写小字书法—主要是些古典名篇，篇幅会太长，会不会太劳累？所以，我提出方便时也为我写一幅字：“穷幽极玄”。好像没有隔两三天，大吉师便打电话来说，为我写的作品已经完成。我第二天约好时间便去他那儿取。大吉师很认真，说是将最近写的几幅书法作品都已经表好了。我拿到专门题名给我的墨宝，大为赞叹！他也不无得意地说：“这几个字，我是悬臂而作，一气呵成！”看着他那么自信，我又想到他准备去检查看是否可以做“肠子”替代手术，就劝他说，您以后写字就拣大字写，这样看上去很气魄，又不必太耗体力。而且我认为，像他这样的情况，做完“肠子”替代手术之后，没有必要再像往常那样写大部头的作品了，以其丰富而乐观的人生经历，应该写点人生感想之类的随笔，为后人留下另外一种类型的精神财富，我说冯友兰先生晚年写的“余生札记”，谈诗歌、艺术都是极为宝贵的精神遗产。听了我的建议，大吉师说：“我这个人专长就是思辨，文艺细胞有限，而且兴趣也是在纯粹的学术上。这是我的自知之明。不过动完手术之后，我要重新学习历史。”现在回想起来，他确实除了学术著作之后，并没有写过什么文艺随笔，为别人所提写的书法作品也都是临摹名篇或者几个哲学概念。至于学习历史，我猜想他是想学习中国古代历史吧！因为他之前的学问主要是西方哲学和文化史，与西方哲学和西方宗教相关的历史知识，特别是宗教战争和社会冲突史，他自然是很熟悉的，但是，后来在中央民族大学又参与牟师主持的“民族宗教”重大课题研究并帮着指导博士生，他或许感到中国传统的宗教关系，或民族宗教之间的关系与西方的宗教关系有很大的差异性，想补充这方面相关的历史背景知识、确证他关于中国宗教的民族特色方面的判断？这些都是我与大吉师和其他诸位老师、同行讨论会涉及的议题，因此会有这样的猜想。当然，这些猜想也不能起大吉师于地下再与我求证了。每念及此，大吉师通常那种严肃而自信的神情又会浮现在我的眼前，令人无限感怀！
久病折磨之下的孱弱身体最终没有给大吉师留下“重新学习历史”的机会。我从国外回京之后得到的消息是：大吉师已经住院了，原因当然不是原来他告诉我的“肠子”替代手术，而是感染性低热。我从张践教授处问清了大吉师住院的具体情况和护工的联系方式，准备尽快去看望。等联系到护工，他却说大吉师已经从协和医院转到了和平里医院。等再通过许多途径找到大吉师女儿的电话，准备约定时间去探望时，几乎同时从其他师友的电子邮件和电话中得到了大吉师突然去世的噩耗。顷刻间，一种难以名状的悲痛袭来，满脑子都是去取受赠墨宝时的场景：苍劲有力的“穷幽极玄”四个大字、穿着棉袄的瘦弱身体、自信而坚毅的表情、不在乎美观只在乎功能的“替代肠子”手术设想以及“重新学习历史”的学术期望……。
呜呼！哲人其萎，神韵未退；宗教学术立，名山事业成；失吾师于人寰，添巨星于苍穹；非此盖棺而定论，何以寄吾侪之伤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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