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吕大吉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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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馆由[ 小陆 ]创建于2012年07月03日

亦师亦父,情深义重,怀念恩师

发布时间:2012-12-21 14:22:43      发布人: 小陆
 

亦师亦父 情深义重——怀念恩师吕大吉先生

陆丽青

 

每当漫步在暗香疏影的西湖边,就会想起我们曾经的约定:等我成家后,一定要在中秋前后把您和师母接到杭州,我们一起泛舟于西湖,漫步于苏堤,徜徉于满陇桂雨,走累了,在附近的茶楼,要一壶上好的龙井,在茶香、桂花香还有您的书香之中,听您回忆你们俩当年的罗曼史;每当气喘吁吁地驻足歇息于山路的时候,总会想起曾经与您的约定,在您有生之年,去泰山顶看红彤彤的太阳从天地相接之处一点点地跳出,去看黄山的奇松、怪石、云海和温泉;每当看到缀满鲜花的婚车缓缓从身边驶过,就会想起您曾经说过,您一定会做我的证婚人,将我交到新郎的手中;每当凝视照片中帅气、亲切、充满活力的您,总觉得只要拨了那个熟悉的号码,就会听到那熟悉的声音;大街上,只要看到和你年龄神态相仿的人,欣喜之后总是一阵刺痛……

尽管,怀念就像空气一样,无时无处不在;尽管,一直想写下一些文字,以释放心中的悲痛,却一直不肯拿起笔,或者找各种理由把时间一推再推,或者思绪没有整理好,泪水却早已模糊了双眼。完稿的日期一拖再拖,为此不断地自责。静下心来自我分析,才发现自己内心在阻抗,不愿动笔只因不愿承认您离去的事实,不愿向您说再见。就像您在病重期间,一直不愿面对您已经病危的事实,一直推迟去看您的日期,以至于失去见您最后一面的机会。

一直固执地认为您至少能活到90岁。也正因为如此,从来都没有正视您的病情。20093月,手术后的您非常虚弱,因为连续输高剂量的营养液而无法入睡,以至于出现幻觉,当您的家人、学生和朋友都深感忧虑的时候,我一直坚信您肯定能挺过去的。2011年的10月,您带着大姐吕兰和我一起去您的老家达县去考察当地的宗教状况,老家的交通状况不是很好,当我们翻越那座又滑又陡峭的大山时,我和大姐都滑到无数次,而您却一直挺着你笔直的脊背,不曾有过一次趔趄,看着你矫健有力的步伐,谁曾想到你已是80高龄且大病初愈。当时心中满是喜悦,想着一个如此健朗的老人,活到90岁,又有什么稀罕的。2012年春节再次见到您,当时您在协和医院,当我和陈晨推开病房的时候,您恰好睡着了。您看上去很瘦,但精神却还可以。我和陈晨静静地坐在床边看着睡着的你,心理感到些许安慰,一直以来,美美地睡一觉,在他人看来是如此平常的事,对你却是奢望。当你缓慢地睁开眼睛,看到了我们,眼中溢满了喜悦。尽管当时您似乎已经在有意地安排后事,告诉我您要把您一生最宝贵也是唯一的财富——您的藏书留给我,但我却丝毫不以为然,紧紧地握着你比先前温暖许多的手好久好久,心里想着,只要做个手术,不用半年,您就又能重新开始每周2次的登香山的活动了。最后一次见您是今天的4月份,当时的您行动已经非常不便,脚已经有些浮肿,尽管您告诉我,去一趟校医院对您而言变成一件如此辛苦之事,尽管您再次嘱托我准备一个大书房用以存放您最宝贝的藏书,我依然乐观地认为,只要等您身体恢复得稍微好一些,再去做个手术,您定能活到90岁的。当时,您肯定还想和我说些什么,三番五次地要求我安静地在书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可是我却一次次地借口跑到师母身边,不肯给您机会,因为我不想再听您向我交代什么,我总觉得以后还会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再见您。当得知您最后一次住进医院时,我仍然认为很快您就会好的,我还可以见您无数次。正因为这样,以至于没有见到您最后一次面。原计划在616日课程结束后就去北京好好陪您一段日子,可是因为孩子高考填志愿、自己评职称以及身体检查等这些事羁绊了我的行程,我不得不把启程的日期改为73日。当何其敏老师、张建芳师姐,白建灵同学提醒我您的病情很不乐观的时候,我依然认为无论如何您至少还会有几个月的时间和我们相处。想着等我处理完手头的事再出发,可以安心地陪您和师母一段日子。628日下午2点半,接到白建灵的短信,听到了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您已经平静地离开我们了。

不管我愿不愿意,不管我怎样的否认和回避,也不管我怎样的悲痛和怀念,我再也听不到您的声音,看不见您的笑容,感受不到您的关切,聆听不了您的教导了。

半年过去了,我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那个像父亲那样疼爱我的老师,我永远都见不到了。

 

您是一个严师,这一点在学术界几乎无人不知。熟悉您的人都知道您对学生的严厉,您对学术标准毫不妥协的坚持使您的严厉到了苛刻和不近情理的地步。尽管您的学生在年龄、才智、学术造诣方面各不相同,但对这方面的回忆和体会,都同样的鲜明和深刻。从每一个见过面的师兄和师姐那里,几乎都听到过您如何严格地对待他们的趣事。在生活方面,您是一个慈父,在学习上却是一个不折不扣严师。几乎您的每一个学生都曾有过一段忐忑不安不敢见您的经历。我是您的关门弟子,尽管在生活中您对我的关怀可谓无微不至,但我还是切身体验到了您的不留情面。记得0810月,为了检查我的博士论文进展,您让我博士论文现有成果中整理一篇小论文给您看看。07年您已经检查过我的一篇论文,当时您对我的思路和写作风格表示肯定和欣赏。时过一年,我自觉得有了很大的进步,当我踌躇满志地把自认为不错的论文交给您之后,一直满怀期待地等待着您的表扬。过了两天,我接到了您的电话,您以我从未听到过的严肃的声音对我说:“小陆,今天你有空吗?到我家来,我要跟你好好地谈一谈。”那不同寻常的声音把我吓着了,当我战战兢兢地坐在您书桌后,您用近乎冷酷的声音对我说:“如果你的博士论文是这个水平,你在我这里是拿不到博士学位的。这篇论文勉强达到硕士生的水平,离博士生的水平还有一大截。”接着您讲了对我的期待,以及好文章的标准,以及您对我要求。最后,您对我说:“今天我不留你吃饭了,回去好好看书,思考一下我说的话。”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你对我的严厉,也是最后一次体会到你对我的严厉。在同届学生中,我是同学羡慕的对象,因为大家觉得你有点偏爱我。也许,正因为你的偏爱,我有点骄傲,也有点自大。所以对自己的要求有点放松。您的一席话,给了狂妄的我当头一棒,我惊醒了过来。现在想起来,真的非常庆幸,如果您没有及时发现,我是肯定不会如期毕业的,因为没有达到您的标准,谁也不可能毕业。

您对学生的严厉,源于您对学术尊重。在您的眼里,学术是神圣的,不容一丝一毫的亵渎。您说过,因为生不逢时,您错失攻读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机会,所以,在您眼里,硕士学位博士学位都是十分神圣的,必须完全符合要求才能授予学位。您一丝不苟地执行着您的原则,您总是自豪地说:“我的每一个学生都是经得起检验的”。您不仅对自己的学生严厉,您对每一篇经过您的手的论文,都坚持同样的原则。经常会听您说起,您因此拒绝参加一些高校的博士论文答辩会。因为您的要求太高,而且不肯降低标准,因此,让您参加论文答辩,如果论文质量高,那是一次学术交流会,如果论文质量没有达到您的标准,那无论是对答辩学校,还是答辩学生,还有您自己,都是一种折磨。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之后,您从此不再接受邀请,参加任何博士论文的答辩会。也因为如此,您对身边的学生,凡不是您指导的学生,您从不主动过问他们的毕业论文的细节,哪怕是跟您很亲近的学生。为了不让您纠结,他们也不敢把论文给您看。但是只要他们向您请教,您都会不知疲倦地向他们解惑。您会像上课一样,系统地把这个问题讲一遍。为此,我们背地里都称您为电脑,只要输入关键词,就能得到一篇质量上乘的论文。“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就是这种感觉了。不过,虽然你不问,但是内心还是会很关心,所以您会侧面从我这里了解他们写作的进度,您想知道自己能提供什么帮助,解决什么疑难之处。起初,我很不解,有一天忍不住问:“老师,您对他们这么关心,您为什么不看看他们的论文?”您回答说:“我不敢看呀,我担心他们的论文不符合我的标准。如果不符合我的标准,我一定会让他们修改到符合我的要求为止。那就太难为他们了”。

您不仅对学生严厉,对经过你手的课题和著作也同样的毫不妥协。如果让您您参加各个级别的项目评审,您对那些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课题,您会据理力争,尽管您与申报人毫不相识。如果有人请您写序,您一定会重头至尾精读一遍,如果您觉得学术水平没有达到您的要求,您一定不会委屈自己违心地去写这本书的序言,即使作者是您的好朋友也是如此。如果您觉得这是一部学术质量很高的专著,您会非常欣喜,甚至越庖代厨,热心地为作者联系出版社。

严师出高徒,一点都没错。有一天,您参加了一次会议回来后,非常感慨,也非常自豪:“这样一个高层次的会议中,坐在圆桌上讨论的学者,大部分是我的学生。这是对我这个做老师的最大的肯定呀!”是的,谁都无法否认,您是一个成功的老师。您曾经和我谈起过您指导学生经验,当时说了很多,现在想起来也许可以总结为三点:第一,因材施教。您总是根据学生的知识背景和生活背景来确定研究方向,做到扬长避短。例如,我硕士阶段研究心理学,根据这个背景,再结合学科现状,您非常坚决地把我的研究方向确定为宗教心理学。白建灵来自西北,硕士阶段学习历史,几乎一进师门您就为他定了他的博士论文方向——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民族与宗教关系的历史考察。白建灵本身喜欢哲学,但您的决定不容置疑。您对我说:“也许建灵现在感到委屈,但是今后他肯定会知道我的用意的。”第二,充分发挥“博导”的“导”的作用。您觉得博士阶段的训练时非常重要的,博士论文的选题也是很关键的,您认为博士论文应该和今后的研究是强相关的,也就是说可以在这个方向一直或深入或拓展地做下去的,而不应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第三,就是严格。您说唯有严格,才能培养出好学生。您自信地说,经过您这里的历练,您的学生毕业了之后,都是合格的。这些要求听起来很普通,您的独特之处,在于您毫不妥协的坚持。

您的每一个学生都会感谢您的这份坚持。

今生最幸运的事,就是成为您的学生。

 

您把每个学生都视为自己的孩子,甚至比对自己的孩子更为操心。你关注着每一个学生的状况,如果长时间没有哪个学生的音信,你便会牵肠挂肚,作各种猜测。此时的您,就像一个操心的父亲。

在您所有的学生中,我应该是让您最操心的一个学生。您总是会对人说:“小陆是我的关门弟子,也是我的小女儿”。是的,在更多的时候,我感受到我是您和师母的孩子,而不仅仅是学生。在您和师母那里,我感受到浓郁的父母之爱。这种爱从成为您的学生那一刻,直到您生命的最后阶段,一直紧紧地包围着我。

当确定我已被录取为您的博士生又得知我仍然单身之后,您就开始操心我的个人问题。你四处委托朋友,要他们留意身边是否有合适的人。您希望我在您身边能获得双丰收:不仅顺利取得学位,而且顺利地把自己嫁出去。

正式成为您的学生之后,您为我操的心就不胜枚举了。第一次见您,您就对我说:“从现在起,这里就是你半个家,有什么需要的,想吃什么,尽管对师母说,师母会让阿姨做的,不能客气。”当您得知我和陈晨不能适应北方的饮食之后,我和陈晨就差不多真的成了您的家人。在北京三年,已经数不清在您家吃过多少次饭了。当时同学每当看着我背着书包往外走的时候,总会问:“又到你老师家蹭饭吗?”。为此我成了同学们羡慕的对象。我和陈晨像两个贪心的孩子,恣意地享受着您和师母的爱。在您没生病之前,我们总是能在您家吃到您亲手做的担担面、醪糟鸡蛋、凉面、饺子;能吃到师母静心指导阿姨做的拿手菜——清蒸武昌鱼、腐乳鸡翅、鸡汤、酱牛肉等等。每次我们都能吃很多很多,而您和师母却只吃一点点,你们两个只是在旁边满足地看着我们,不时地为我们夹菜。温馨的客厅里洋溢着爱和满足。我们几乎每次都能把一桌子菜都消灭掉,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家。在返回宿舍的路上,我们总是幸福地自责:“我们是何德何能啊,竟然让一个院士给我们做菜。”最难忘的是095月份的一天,当时您手术后出院没几天,我和陈晨去看您和师母。那天保姆休息,我和陈晨不会做饭,师母又不方便,为了解我们俩的馋,师母打电话魏琪师姐来包饺子,而您亲自下厨去准备饺子馅,和魏琪师姐一起包饺子。我和陈晨真是羞愧难当,嘴里嚼着饺子,眼里含着泪水。请我们到饭店吃大餐是你最开心的事了,点一大桌子的菜,然后看着我们这一群贪吃的孩子兴奋地挥舞着筷子。最后一次和您在外面吃饭,应该是20118月底,我和陈晨去看您,您喜悦地告诉我们,民族大学对面有一家新开的披萨店,您想带我俩去尝尝。你一如既往地只吃一点点,然后不断地把食物往我们的盘子里拨。惭愧的是,您从未吃过一餐我烧的饭菜,也未曾享用过一餐我买单的美食。想起这些,心里真的很难过。现在连回报的机会也没有了。

临近毕业,您开始担心我不能胜任为人妻的角色,于是和师母一起开始对我进行多方面的“培训”:首先是观念的转变。您说家庭和事业都是很重要的,您要求我不仅要成为一个女学者,而且还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家庭主妇。您说唯有家庭和睦幸福,才能更专心地做学问。其次,您要我学会做家务。首当其冲地您要我学会做几个拿手菜。您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我是您学术上的导师,师母是您的生活导师。”您和师母手把手教我和陈晨做醪糟的场景,至今还历历在目。最后,您叮嘱我不能任性,要学会忍让和包容。

我的工作一波三折,您为此耗尽心力。毕业之际,您一方面非常希望我留在北京,另一方面,您又不得不让我回到杭州。为了我更好地发展,您最终建议我去浙江大学做博士后,然后争取留在这个著名的高等学府中,顺利地继续我的研究工作。可是事与愿违,两年后因为多方面的因素,我没能如愿地留在浙江大学。您为此心急如焚。当你知道需要您为我写一份推荐信时,大病初愈的您,连夜为我写了一封5页纸的推荐信。那一天您正好在大姐家,为了让这封信尽快地到达我的手,第二天一早你就坚持回家,尽管大姐和大姐夫竭力地挽留你,告诉您即使您不回家,也能把这封信很快地寄到我的手中,您还是刻不容缓地回家了。当我与现在任职的学校签下协议的时候,您告诉我:“我终于放下心了。接下来,您先适应一下新环境,安顿好自己,然后可以安心做学问了。”写到这里,我真的不能原谅自己,让大病初愈的您为我如此费心。

能成为您的学生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而回到杭州也许是我这辈子最错误的一个决定。您为此也懊悔不已。回杭州的前两年,我跌落至人生的低谷。您和师母为此担忧不已,记得有一次,因为情绪很低落,我一周没给您打电话,您忍不住给我打电话,接通电话,您说:“听到你的声音,我和师母也就放心了。”当时只要几天没接到我的电话,您和师母就非常担心。你们的心整日悬着,担心我支持不住,原本睡眠质量就很差的您,不知道因为担心我而减少了多少。那段时日你们的心时刻陪伴着我,您们耐心地听我倾诉,心疼地听我号啕痛哭,你们随我喜而喜,因我怒而怒,你们的情绪完全随着我的起伏而起伏。我痛苦了20个月,你们也跟着我折腾了20个月。

现在想起来,我真的好自私。

我终于安顿下来了,您却走了。

 

 

您的学生一个个都安顿下来了,您却走了,带着无尽的遗憾、带着没有了却的心愿和无限的牵挂,您走了。

没有把想写的都写出来,这应该是您最大的遗憾。没有生病之前,您说当您完成手上未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宗教理论研究”之后,您就不再写篇幅长的论文了,您想写一些自己想写的小文章。说这话的时候,您脸上流露的是无限的憧憬。手术后,您拖着还没有完全康复的身躯,完成了著作《马克思宗教理论研究》。这部书耗尽了当时您的大部分精力,当您把这部书送给我们这些学生时,扉页上都写着:“这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后一部著作”。看着这些字,我们都忍不住哭了。过一些时日,您的身体慢慢恢复,当您的脸上重新焕发出光彩的时候,您告诉我,您还想结合自己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和对宗教的理解,完成您人生中的最后一部著作——《人性和人生》,记得说这句话是在你病愈后再上香山的路上。您的话语中充满自信。20118月去北京看您,和您一起再上香山,当时的您,似乎完全恢复了,您对我说,如果老天让您再活10年,您还要对宗教的发展和未来进行进一步的考察,最终的成果将是著作《从文化宗教化到宗教文化化的过程》。当时,您的语调中充满向往。201110月,您带着我和大姐一起去您阔别五十多年的故乡去调查当地的宗教状况,您说,您研究了一辈子的宗教,却不了解家乡的宗教,将是最大的遗憾。在乡情浓郁的故乡,您被当地的真佛山文化深深吸引,您激情澎湃地说,您一定要完成介绍真佛山文化的专著——《真佛山慈孝文化研究》。

在您生病前,任何人都能从您的言谈中深刻地感受到您的自信。一直以来,虽然您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却一直自由地驾驭自己的思想,只要您想做的事,没有任何人能阻止。可是,可怕的疾病却让您在最后这三年中,深刻地体验到了无助和痛苦。在您最后的几个月中,您经常对我说的是“生不如死”。我知道折磨您的并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还有精神上的。有如此多的愿望没有实现,有如此多的思想还没有表达完毕,对您来说,这就是人生最大的痛苦了。

让您放不下的,除了您学生和学术之外,还有师母。因为师母,近些年您来都不肯出差,即使不得已外出开会,也总是会提前回家。您担心师母一个人在家没人陪伴,您还担心您不在家的期间,师母万一生病了,别人照料不好。在没成为您的学生之前,我一直怀疑爱情,但当看到您看师母时深情的目光时,我相信了。我也永远地不会忘记,去年出发去四川前,您站在师母身边,师母催您赶快出发,您一直磨蹭着,我们不明就里,也催着您,只见您突然弯下腰,在师母额头上印上深深的一吻。那一刻,我觉得师母肯定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在您积极治疗阶段,您曾对我说,您顽强地与疾病斗争的力量来源于师母,因为您希望自己走在师母之后而不是之前。您担心如果你先离开,当师母受委屈的时候,不再有人安慰她,您还担心师母会在经济方面出现困顿。你们俩虽然对人性、对局势有着自己的观点,并毫不妥协,但你们俩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爱对方胜过爱自己。因为爱,师母在您住院手术期间,表现出了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力量,积极冷静地处理家里家外的所有事物,俨然就像一个指挥官。因为爱,您忍受治疗带来的一切痛苦,积极地应对一切挑战。我相信,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你都未曾想到过放弃。用师母的话来说,您从未作好离开这个世界的准备。

 

每当看到书桌上您的照片,多希望时光能停留在那一刻,多希望拨通那个熟悉的号码之后,就能听到您那熟悉的声音。

您已经离开半年了。我还未能完全接受这个事实,每当喜怒哀乐,总会不自觉地想拿起电话向您诉说。每次想起,就会泪眼婆娑。我知道悲伤不仅来自不舍,还有来自自身不够成熟而致的依恋和不安全感。我知道,没有了您的爱护和教导,在成长的路上我会经历更多的障碍和挫折。

我会记住您的话,“我的学生一个个都是好样的”,您放心,我会努力地过好每一天,努力地把学问做好,成为您让您放心的闺女,成为让您放心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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