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敬爱的吕老师
怀念敬爱的吕老师
陈晨
与吕老师一家相处的往事，一幕一幕地回忆起来，仿佛都还是昨天的事情。吕老师的严谨、严格和严厉，在宗教学界人尽皆知，不熟悉他的人都会害怕他，不敢接近他。但是，对于陆丽青和我来说，吕老师亲切得就像一位老父亲，他带着我们去爬山，海阔天空地论学术，谈读书，忆往事，看今朝。他总想着给我们在食堂吃不饱，要给我们弄点好吃的，于是就在家里和吕师母一起给我们做凉面、清蒸鱼、醪糟，各种各样的四川菜，当时我们每周都在吕家蹭一顿美餐；或者哪里新开了一家馆子，或者想起了哪家好餐馆，或者他和老朋友们的聚会，吕老师也会想着把我们带去搓一顿。端午、中秋、甚至过年，只要在北京，我们都是相约了到吕老师家去过节。我们在读书、工作、家庭，甚至恋爱上遇到的问题，无论是快乐的还是不快乐的，都会与吕老师和吕师母分享，两位老人家会用心倾听，也会给我们意见和建议。吕老师和吕师母常说，这些学生就像自己家的孩子一样，我们在北京读博的这几年，吕老师一家给了我们家庭的温暖和关爱。
严格说来，我并不算吕老师的学生。06年，我考入中央民族大学，师从牟钟鉴先生攻读博士学位，陆丽青和我同一年考入吕老师门下。牟老师和吕老师是至交好友，我们刚进来，就听师兄师姐们说，吕老师和牟老师的学生从不分彼此，之前的单纯师兄、魏琪师姐、张建芳师姐都是如此，陆丽青、我以及后来的答小群也就不例外，在两位先生的教导和关怀下完成学业。
吕老师为自己的书房起名“三书斋”，“三书”意即读书、教书和写书，他说自己一生无非就是做了这么三件事情。而在这6年间，我们在吕老师身边，亲身体验到他读书、教书、写书的态度和方法。对于学生，他在生活上十分亲切和关爱，但是在学术上他又是极其严格和严谨的。吕老师虽然从来没有专门和我们谈过，要如何如何读书做学问这个问题，但是他以身作则，用自己的治学态度，为学生们做了最好的示范和榜样。
博一的时候，吕老师给我们讲《宗教学原理》这门课程，吕老师上课有两个特点，一则是他很重视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和理论思辨的能力。他上课第一句话就说做学问要有一个哲学家的脑袋，理论分析没有严格的逻辑思维训练是肯定不行的。我们能理解逻辑思维很重要，但怎样才算哲学家的脑袋呢？如何才能在思考问题和构建论文时贯彻逻辑思维呢？这一点一时很难体会。吕老师就举了个例子说明：论文的每个章节是一个个的珠子，逻辑就是把珠子串起来的线，哪个珠子在先，哪个珠子在后；如果大珠子是论点，小珠子是论据，哪个小珠子该跟着哪个大珠子……这些就是逻辑思维。后来，我读到高师宁教授怀念吕老师的文章，她提到吕老师在20多年前指导她写作论文时也特别强调逻辑思维的重要性，并举了类似的例子，高老师感慨地说仅这一点就让她在学术之路上受用一辈子。同样地，我们也有这样的感慨。吕老师上课的第二个特点是旁征博引，知识广博，内容丰富，信息量特别大。当时在复旦大学读宗教学的一位同学问我，上吕老师的课感觉如何，我告诉他，上吕老师的课最忙最累了，因为他的课程内容涉及知识面很广，我们很难完全理解吸收，所以得拼命记笔记，课后再去查找资料，才能搞清楚弄明白，上课的时候真的是精神高度集中，生怕错过了半个字，下课以后笔记内容还要和同学互相比对，查缺补漏。但是，我们后来都发现这本辛苦抄下来的笔记，在写论文的时候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较宗教学研究之中相关的种种理论问题，吕老师在讲课的过程中多有涉及，而且他在讲课过程中很清楚地梳理出了问题的来龙去脉，也谈到了他自己的基本观点，对于同学们后来展开各自的研究，起到了很大的启发作用。
在我们那一届，吕老师带了陆丽青、白建灵两位博士。吕老师对待学生论文的严格，他们两位在入学之前就早有耳闻，因此对待学业不敢有丝毫懈怠。我们三人开题时是同一组，吕老师在开题前还把我们都叫到家里去，语重心长但是又极其严肃地和我们说：在我看来，学术研究、博士学位是很神圣的一件事情，我没能赶上好时候，没机会戴上一顶博士帽子，这是我的遗憾。现在你们有机会读博士，希望你们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拿出高水平的论文。我作为导师我有自己的原则，我对你们也负有责任，如果你们的论文达不到水平，我不会让你们毕业的。在吕老师的督促下，陆丽青和白建灵在写作博士论文都处于严阵以待的状态。白建灵每次和吕老师谈论文，都紧张得手心直冒汗；陆丽青甚至一度下决心，如果论文无法达到吕老师的要求，她就延期一年毕业。但严格归严格，吕老师也是一位细心的导师，他会随时了解学生在写作论文过程中的困难，是不是缺少资料，是不是卡在了哪一段，进展过程中有些什么新观点和新发现，甚至生活上遇到的问题，他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和学生沟通，帮助学生解决困难，尽量不要影响他们的论文写作工作。就在这两位博士完成毕业论文写作的时候，吕老师发现患了癌症，但他还是抱病辅导两位学生完成了论文最后的修改工作，并在手术后不久，参加了两位学生的论文答辩会。在我们拿到博士服的当天，大家约好了到吕老师家，和他一起拍毕业照。他做完手术不久，人很消瘦，而且还在承受化疗的痛苦，不一会就感觉疲倦了，但是，他精神很亢奋，眼睛里闪着光，他为自己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感到由衷的高兴。
吕老师很少和我们谈起自己写书、爬格子的甘苦，他倒是更乐意与我们分享他完成写作之后的成就感和满足感。每次拿到稿费，他都乐呵呵地联系他的登山队员们，他要做东搓一顿去。但是，我们常从吕师母和其他老师、师兄师姐那里听到一些故事，知道吕老师对待自己写的东西更为严格，他喜欢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挑毛病。吕老师在《从哲学到宗教学》一书的序之中写到：“俗话说‘敝帚自珍’，这是人之常情，我大概也难免俗。但打从心里说，我从来对自己写的东西不甚满意，更谈不上自视为‘珍’”。吕老师在写作《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研究》一书期间，发现患上癌症，紧接着入院手术、化疗、中药调养，一年多的时间都在医院来回折腾。尤其是化疗期间，化疗的副作用让长期失眠的他苦不堪言，但他还是常常惦记着这一部书的书稿。化疗还没完成，他就让我们把书稿拿去打字社打成电子版，同时打印一份出来让他校对和修改，该书第一稿的修改和校对，他是在化疗期间陆续完成的。我当时看着吕老师的书稿，以及生病给他带来的痛苦，就想起了他曾经写过的那一段话。他到协和住院做化疗，我们过去看望他，他还叮嘱要给他带哪几本书过去。于是，我就和他说，吕老师您对待自己的文章真苛刻，他回答我说，我写的东西不多，但每写一篇文章，都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文章是越改越精彩的，有些东西放一放，过一段时间再拿出来看，又有新的想法了。吕老师受失眠困扰50多年，每天最多只能睡4、5个小时，师母常说，他就是思考问题想得太深，才让自己落下了这个病根。早上刚起床就开始想文章，一边穿衣服一边想，想着想着就忘记穿衣服了，一条裤腿还在外面，等有人叫他才回过神来。牟老师在纪念文章中写到，吕老师是为学术奉献了生命的人，每每会想到这些场景，我就对这句话就有了更深的理解和体悟。吕师母也常说，吕老师是个停不下来的人，让他觉得痛苦的不是失眠或者生病，而是失眠和生病让他无法集中精神工作，思考学术问题。《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研究》出版以后，吕老师说这是我人生最后一本书了，但手术以后身体恢复得很好，他就又有了新想法。有一次我们陪他爬山，他在香山上又说，我从哲学领域撤下来，改弦更张做宗教学研究，已经30多年了。现在，如果老天爷再让我活5年，我就再从宗教学回到哲学去，我想写一本《人生与人性》的书，谈谈我对哲学和人性的思考。2011年，陆丽青和吕老师家人陪他回四川达州老家，听陆丽青说，吕老师对故乡满怀深情，他发现达州有许多传统宗教方面文化遗产，很希望写一本关于达州宗教方面的书，沿途还收集了大量的关于四川真佛山的资料，包括建筑、楹联、经卷、方志等。遗憾的是，吕老师的这些心愿，他无法完成了。
段琦教授在回忆吕老师时说道，吕老师为人就两个字，一个是“真”，宁可不说也不说假话；一个是“直”，耿直率直，对不正确的事情直接指出，决不妥协。其实，吕老师也从来没和我们讲过要如何如何为人处世的大道理，但是，他同样是在点滴之中，为学生们做出示范。我的导师虽然不是吕老师，但他也会常常关心我论文的进度。我的论文是关于岭南黄大仙信仰，这个题目需要田野调查。就在我要去香港做调查时，吕老师郑重地和我说：现在的调查文章，水分太多，要到一个地方做田野调查，没有长期的深入了解，是不可能写出有水平的文章的。你去做田野，你能了解多少写多少，绝对不要瞎编，这是最要不得的。吕老师这番话我一直铭刻在心，这不仅是一种田野调查的态度，也是一种治学的态度，更是一种为人的态度。
吕老师在与癌症抗争的三年间，他对待生命、疾病的乐观、豁达态度，也始终让人敬佩景仰。09年，吕老师发现癌细胞，马上安排进行了胃切除手术。手术之后，他躺在病床上，无法正常饮食，甚至连喝水也不可以，只能不时用棉签润湿一下口腔；每天不停地打营养液，让他始终处于低烧的状态；不能喝水也就不能吃安眠药，那一段时间他几乎无法入睡。手术之后，紧接着的化疗、中药调理，每周打针提高免疫力。这一切对于年轻人来说都无法忍受，更何况是一个将近80高龄的老人。但是，吕老师始终是以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自己的病，他不会多说自己的痛苦和悲伤，而是抓紧一切机会治疗、锻炼，增强免疫力，我相信他手术后两年间的顺利恢复，与他的这种乐观态度有很大的关系。今年春节，大年三十的早上，我到医院看他，他正在打营养液，一看到有人来，他眼睛马上一亮，笑了起来。我问他，您年夜饭吃什么，他指了指营养液说，我都两个月没吃上饭了，开始只能喝米汤，后来米汤也不行了，只能是米汤上面的一层清清的水，现在有营养液算好的了，算吃上饱饭了，而且我这营养液比你们的年夜饭贵多了。旁边的病友被他的话逗乐了，他自己也随着大家笑了起来。吕老师给我留下的最后印象，就定格在这一笑之中。
愿吕老师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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