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严立三

匡侯

与邓演达的莫逆深交，崭露头角于黄埔军官学校。师出闽浙

迭战奏捷，罢去兵权痛心分裂，挂冠而去隐居庐山，赴国难，寻

死所——主鄂的三年，晒坪垦田宣中任教，向往延安抑郁而死。

严重(严立三)(一八九二～一九四四)，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说，是较难认识剖析的。我与他接触的时间又极为短暂，不可能全面的反映他的历史事迹和精神风貌。以下仅就我与他的接触中，迄今记忆的印象，从几个主要方面加以叙述。其中失实之处难免。尚希对严重知之甚悉的同志，多予以指正。

与邓演达的莫逆深交

严立三系湖北麻城县城关镇人，他的父亲是一吏员，从小家庭生活比较艰苦。曾在南昌寄寓私人家塾中启蒙，直到18岁，后考入安徽陆军小学，在随后的学习中，其文、理、军事各科成绩都很优异。少年时期即矜重不苟言笑，喜读老庄之书。后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与同学邓演达结成莫逆深交。

一九三八年十月，严立三时任湖北省政府代主席，于日寇侵占武汉前夕，他命我视察鄂中各县，布置沦陷后的应变措施。我于同年十一月中旬至宜昌，晤严于“三游洞”，汇报视察各县情况。晚留宿洞中，得能与他作深夜之谈。他叹息北伐后，不能和衷共济，致遭今日的国家大难。说到邓演达，他更不胜悼念挚友之情。他说：择生（邓演达的别名）是中国第一流的人才，可惜不善于“自用其材”，致使竖子成名。(这个竖子显系指的蒋介石，他用语隐诲，我不便追问。)我与择生在保定军官学校同学时，即交深莫逆，相互砥砺品学。由于我的孤介耿直，他视我为畏友。严又说：当时我们少年气盛，心雄万夫，矢志以身许国，仰慕岳武穆、文天祥的高节。毕业后，就与择生联袂南下，投奔孙中山先生了。我问道：严先生你刚才说，北伐后不能和衷共济，致遭国家大难，今日又将如何呢？他沉默一会长叹一声说：问题很多，前途难卜。但我们要坚信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只要有文天祥“从今别却江南月，化作啼鹃带血归”的精神，我们是能够光复旧物的。当我向他汇报康泽于武汉撤退前夕，将“三青团武汉支团”主任一职，保荐金亦吾接替，同时还召集了分团主任、书记以上人员秘密会议，康泽指示各分团今后的主要任务为“防共、制共”时，严立三默然久之。语调低沉的说：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大敌当前，国亡无月，只有和衷共济同心同德。古人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名训。康兆民(康泽的别名)用心太深了。

崭露头角于黄浦军官学校

严重随邓演达去广东后，邓任粤军工兵营长和一师三团长等，且等的部队曾改编为中山先生的警卫团，严在其下曾任副营长、营长、副团长等。黄埔军官学校创立，严随邓至该校任职。在一至三期中，他接任邓演达的总队长，第四期任训练部部长。他在任职期间，已是崭露头角的国民党左派人物。对革命军人的培养，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还由于他治身的严谨，黄埔军官学校一至四期的学员，大多数对他极为崇敬，盛称他“行廉志洁”。

有一次严同我谈话中，谈到在黄埔军官学校的情况时，使我记忆犹新的是，他对周总理的高度评价。他说：周恩来是“中华民族的精英”。他谈到政治教官肖楚女时说：肖楚女是你同乡吧。一个杂货店的学徒，居然不到十年的功夫，脱颖而出，成为全国青年的领袖，著名的学者。我们这个伟大而复杂的民族，它所哺育的人物真是千奇百怪，有汉奸儿皇帝的石敬塘；也有“患肝若铁石”的文天祥。肖楚女不也是一代怪杰吗！可惜，可惜。一种含愁悲郁的感情，立即反映在严紧琐双眉的额面上。

师出闽浙，叠战奏捷

由于严立三不仅因在黄埔军官学校，与中共推诚合作，培训革命军人取得优异成绩，更因为在两次东征陈炯明叛部以及消灭杨希闵、刘震寰等滇桂军阀，统一广东全省的各次战役中，在周恩来(时任东征军政治部总主任)和邓演达的领导下，率领三千黄埔学生军，表现了卓越的指挥才能和英勇坚毅的牺牲精神。

一九二六年北伐前，严被选拔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师师长。该师以国民党左派军人和共产党员为骨干。一九二六年六月五日，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七月一日广州国民政府下令北伐，发布《北伐宣言》 。二十一师受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指挥。严重率师向闽赣边境挺进，在福建永定地区击溃“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所属的张贞部。同年冬初，他率部配合其他部队，疾进浙江。在桐庐一仗，消灭了孙传芳的劲旅孟昭月部的一万余人，奠定了北伐军东路军胜利的基础。一九二七年二月光复杭州，北伐军控制浙江全省。前后仅以半年的时间，严重率领二十一师精战于赣、闽、浙三省，迭战奏捷。白崇禧曾赞誉严重所统率的二十一师，是北伐军能以少胜众的模范师。随即严重率部从浙江入江苏，配合北伐军的东征部队，总攻南京。三月二十四日攻克南京后，严重率部驻镇江。

罢去兵权，痛心分裂

蒋介石在一九二七年三月策划反革命政变时，即严密注意了严重的动向。并采取措施防治严重的异动。因他素知严重在政治倾向上是追随邓演达的，指使二十一师以陈诚为头目的右派军官(陈诚当时为该师第三团团长)对严重秘密监视。因而蒋介石在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几乎毫无阻滞的夺了严重的兵权。调严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务厅厅长。以陈诚接替了二十一师师长。(据另一种传说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邓演达有电报给严重，嘱其立即率部反蒋。这个电报竟落在蒋介石的手中。蒋以电报示严，要严立三表态，公开声明拥护蒋记国民政府，申讨武汉国民政府，遭到严的坚决拒绝，他举陈诚以自代，拒不就蒋介石的新任命，愤然离去。)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我去宣恩县看望严立三，盘桓了一整天。曾经在谈话中涉及到一九二七年的所谓“宁汉分裂”问题，严立三对于如何离去二十一师的具体内幕，他避而不谈。他只是抽象的概叹于革命的功败垂成。他惋惜孙中山先生的过早辞世。他说当年他离去二十一师时，心情十分郁闷，看不出国家、民族的出路何在？

挂冠而去，隐居庐山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在武汉发生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搞所谓“宁汉合流”。以后，蒋介石以退为进宣布下野。一时的南京反动政局为西山会议派和桂系新军阀操纵。此时，在南京的湖北籍国民党头面人物，如居正、石瑛、张难先等，提出了鄂人治鄂的主张。随即组成以张知本(江陵县人)为主席的湖北省政府。严重、石瑛、张难先等分别担任民政、建设、财政等厅厅长。此即当时所称的“严、张、石三怪之治”。他们标榜忠实的奉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立所谓“廉能政府”，率先在湖北完成训政，开实现宪政之先声。严、张、石等在就任之初，似乎满有信心的实施所谓能政。严立三就其民政厅的主管业务，办了“训政人员训练班”，采取了通过考试择优录取学员的办法，标榜“选贤与能”。这个训练班的学员，其中绝大多数都分发到县以下，负责建立区级政府，充当区长。其中也有少数人被选拔为县长。

一九二八年春初的某日，严重突然宣告失踪，不知去向，众说纷纭。这是严立三一生中在出处进退之间，颇难剖析的事件。因为曾几何时，严立三那样坚持的拒绝了蒋介石的收买。说明他与蒋介石的反共反人民的路线是划清了界限的。但是，正当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两湖秋收起义的时候，在革命与反革命生死搏斗的关键时刻，他却出任了显然在政治上与中国共产党对抗的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并在视事伊始，那样劲头十足的标榜建立所谓“廉能政府”，实施训政促宪政的所谓“新政”。可是不到半年，他又突然挂冠而去。此后，我与他在多次的接触中，试图探索一下他是怎样产生那些看来离奇的行动的。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严在宣恩县同我谈话中，向我发挥庄子的相对主义的哲学思想，联系了他那一段的生活历程。他熟练的吟诵了老子《道德经》第五十六章中的一段“······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他说，我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推崇邓择生，就是和以民族主义挽救危亡之光。同其尘，就是追随们干革命。可是，宁汉分裂，我痛心疾首。南京的大开杀戒，断丧了民族元气。武汉的大张挞伐，又何尝不是激波扬浪促其速变。如此，我怎能与他们同流合污呢？他说：我对当时的同室操戈，真不胜“叹苍生之业薄，伤道德之陵夷”之痛。他说我就任民政厅厅长，是受了同乡石瑛、张难先等的劝说。认为那时我们提出鄂人治鄂，也许在沧海横流中，能够守住一块净土，作为推行三民主义的实验地。讵料胡宗铎、陶钧在武汉当权后，竟灭绝性的叫嚣“宁可错杀三千，不可轻放一人。”他说，迄今我犹隐痛在心的是，杨在春的儿子被捕，在春急电我营救，我亲去求胡今予（胡宗铎别号）设法解脱，陶钩也在座，他们当面应允了。可是四天后，他们迫不及待的把在春的儿子枪毙了。是我之求情反而速其死。(杨在春湖北应城县人。为同盟会会员。1932年依附夏斗寅任国民党湖北省政府秘书长。他有两个儿子，长名杨树藩、次名杨树屏，一九二五年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农历润二月二十六日，在汉口刘家庙参加秘密会议，被叛徒郎维汉告密被捕。捕后第四日同另十七人，被杀害于汉口余记里济生善堂场坪，他最后说:此时，胡陶在全省的清乡大屠杀，共产党的秋收起义，相激相荡，把湖北全省推入腥风血雨之乡，人间的惨剧，道德的陵夷，真不是当年投身革命时始料所及。

严立三正是在幻灭没有出路的思想苦闷中，沉溺于主观唯心主义的庄子思想，作为他空虚的心灵上的精神支柱，使他在湖北挂冠而去后，支撑了在庐山隐居九年效庄周灌园的寂寞生活。

“赴国难、求死所”——主鄂的三年

严立三虽然“隐居庐山”似乎与世隔绝。但是，仍然在国民党集团，具有较高声望。因而有人嘲讽的说，诸葛亮不求闻达于诸侯，但在南北交通孔道的隆中隐居；严立三弃官禄如蔽屣，以庄周自况，却栖息在冠盖云集的庐山；此等人物，都是为了沽名钓誉。但是，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的严立三，于九·一八事变后，他面对国土日蹙百里、内战烽火连天的阽危局势，是虑心忡忡深痛靖缨无路的。他曾说过，在西安事变前，他看不到挽救危亡的出路何在？西安事变后，才在神州大地上呈现一隙的曙光。西安事变不久，就从南京传出要改组国民政府行政院，赶走亲日投降派的政学系分子，代以英美派，抗日派，罢免何应钦的军政部部长，起用严重继任的消息。(周恩来选集上卷71页，记载有“宋子文向周总理提议：先赶走亲日派，组织过渡政府，如在人选方面有以严重继长军政部之议”)可见在国民党英美派头目宋子文的心目中，严重是他们很重视的抗日派的军事方面的人物。

芦沟桥事件后，举国一致团结抗战的局势，得以形成。严立三从庐山回到武昌。他情不自禁的逢人便道：“我下得山来是‘赴国难、求死所’的。”

严立三、张难先、石瑛等，在十年前曾经试图以鄂人治鄂，幻想把湖北建设为“三民主义的实验省”。时逾十年，他们又幻想从救亡的角度，再来一个鄂人治鄂，排除政学系在湖北的多年统治。他们乘当时湖北主席黄绍竑调任军职，急不暇择的与何成濬合作。何成濬任省主席，严立三为民政厅厅长，石瑛为建设厅厅长，张难先为空头委员。

当何成濬再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稍具有正义感的人，都是极表不满的。对素来自命清高的严、张、石等竟屈就其下，则颇为不解。

不久，何成濬去职，由陈诚接任省主席，严、张、石各任原职。

就在这个时候，严立三曾往八路军驻汉办事处访晤董老，商谈合作抗日大计。严这一行动，立即被武汉警备司令郭忏所侦知，向陈诚汇报。陈诚以讽谕的口吻暗示严立三，说什么“严先生的声望，高出我很多，在言行方面的影响是很大的”。这就明显的是陈诚对严立三施加政治上的压力。也就说明了以后严立三躬亲进访董老，那一种团结抗战的热情，为什么会很快的冷却下来；也说明了严立三在主持鄂政时期，为什么对中共采取了貌合神离的态度。

陈诚继任湖北省主席后，由严立三代理，陈利用严立三的名气，为他看守湖北这块地盘。严立三主鄂三年，于二九四〇年十月完壁归陈了。严立三本人初下庐山“赴国难、求死所”的报国愿望，一接触实际就化为泡影，到头来作了陈诚的御用工具。这真是严立三这样一个历史人物的悲剧。

在此回顾一下严立三主鄂三年的某些方面的情况。

在所谓整饬吏治惩办贪污方面：就严立三的不苟取洁身自好来说，在国民党的大员中的确难能可贵。作为一个省主席，每月有一笔数目可观的特别办公费。这个特别办公费，只须主席个人具一领条就可以报销。而严立三三年之任，他的每月特别办公费，在支用上是严格的因公支出，因而动用不多。结余部分，按月封包存柜。在生活作风上确实做到粗茶淡饭，布衣布鞋。因他患有严重的内痔，有人劝他注意一下营养，他总是长唉一声说：“大敌压境，人民流离失所，转死沟壑。何忍锦衣玉食以自甘肥。”他曾通令全省在宴会上只能用四菜一汤。因而还有人因此讽评他矫揉造作。在家庭生活上，也有他的特色，他的夫人确系荆钗布裙淳朴无华的妇女。一九三九年初春，我正同严立三磋商某个问题，突然空袭警报长鸣。他立即整顺衣服向后垸走去，我提醒他防空洞在这边。他说：你进去吧，我的夫人因病卧床我去陪侍她的。为惩治贪污，也曾有过雷厉风行的作法。经他亲自选用的沙市警察局局长朱鼎钧，因敲诈了土膏行店(卖鸦片)贰千元，他派视察王一鸥查证属实，一再令饬第四区专员金巨堂逮捕解省。金与朱鼎钧系沔阳同乡关系密切，多方包庇拒不执行。严立三亲派省保警队前往沙市逮解到宜昌三游洞监押审判。金巨堂又请他的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的同学江防司令郭忏出面力保，企图藉郭忏是湖北境内的最高军事长官的地位，压严立三屈服，严立三不为所动，杀朱鼎钧于三游洞。一般的说，以严立三自身的表率，被杀一儆百的威风，却是起到了某些镇慑作用。疏远小吏，是不敢苟取遭祸的，但是那些权重位高后台强大的官员们，仍然不放过损公肥私的任何机会。如一九三九年秋后，在所谓“抢购军粮免资敌用”的幌子下，江防司令部兵站分监庄某与宜昌专员李石樵狼狈为奸，大肆勒令邻近前线的各县抢购军粮，实质上是一种劫掠的盗匪行为。他们扣发粮款，压秤肥己。我曾以电上报，同年十月，严立三出巡至沙市，我又向他面报这种情况。他说，你的电报，我与义痴(张难先的别号)研究转给郭忏(兵站分监受郭忏管辖)，郭忏发了很大脾气啊。

在所谓拔擢人才委任官吏方面。严立三就任民政厅厅长之初，在物色县长人选上，是着眼于他认为能够守土抗战的军入的。其中多数是黄埔军官学校和“中央军校”出身的军人。如安陆县县长王襄、松滋县县长游石青等为黄埔军校第四期生。“中央军校”第六期生，则有钟祥县长刘若虚、潜江县长刘牢一、崇阳县长郎维汉等。还用了保定军官学校出身的军人，如沔阳县长王雨勤、汉川县长龚熏南等。可是以上所举诸人，都辜负了严立三的期望。游石青、刘若虚到任仅及半年，以贪污嫌疑撤职。王襄在日寇入侵后，政声狼籍的离开了安陆。刘牢一以弃城潜逃，受到荆沙警备司令王修身的通辑。王雨勤、龚熏南对一二八师的王劲哉卑躬屈膝，奉献了几乎全部各该县的地方武装，悄然离去。倒是并非军人的天门县长胡光麓，还在敌后搞了一段时间。其他非军人的县长人选，又多半是严立三在一九二七年主办的“训政人员训练班”出身的。如汉阳县长肖液垓、崇阳县长包耀鼎、应城县长丁寿石等。严立三对这类人员又不责以守土抗战，认为无军事之材，在即将沦陷时调回后方。如肖液垓是在日寇入侵武汉的前三日，由陈绳武接替的。此外，在专员、县长人选上，严立三也屈从权贵者的意志。如四区专员邵汉元系陈果未介绍任用的。该区所属各县县长如江陵县的何× ×、监利县的周小溪、荆门县的李× ×、枝江县的于锡来等等，都是邵汉元引用的C·C·系中坚分子。一旦日寇压境，不是临敌而却，就是调任后方安全之县。如监利县长周小溪是在日寇有溯江而上的动向时，调任巴东县长由郑桓武接替的。一纸八行的介绍信，严立三也不得不屈为应付。如石首县长廖化平，则是由于他的儿子廖树东，是军统湖北站站长，在苏州被敌机炸死，戴笠为了照顾部下的亲属，向严立三推荐而获任的。至于专员一级的人选多数为严立三的保定军官学校同学、桂系馀孽。如一区专员李辉武和蔡文宿、二区专员程汝怀、三区专员石毓灵、四区专员金巨堂(邵汉元病死荆州后接替)、六区专员李石樵、七区专员袁济安等，都是保定军官学校学生，虽然其中多数虽不是严立三任内派用，但是由于这些人在湖北的封建势力，他也不可能因其不称职而予以更换，只好容忍。只有八区专员刘翔，系黄浦军官学校第四期生为严立三所任用。以后，也曾派黄埔一期生徐会之为五区专员。严立三有较浓厚的封建地方观念，他认为湖北的黄埔前期生掌兵权的太少了。他曾向陈诚保荐十名黄埔生出任师长一级职务。结果，有一期生韩浚得任七十三军彭位仁部的师长，二期生阮齐任另外一个师师长。

在所谓保存国家元，姐织联合中学方面。一九三八年的春夏间，严立三正式代理主席之后，即积极着手将武汉地区的所有中等学校，组成湖北联合中学，自任校长，向鄂西地区迁移。学生的生活费用，则由政府完全负担。由于湖北财政拮据，他向陈诚吁请，由陈诚出面，经“行政院”拔发补助经费。这个措施，还是有一点积极意义的。以后，各县相继设立的县级中等学校，也实行了公费制。

在对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态度方面。武汉沦陷后，汉阳、汉川两县县长陈绳武、龚熏南等，均曾一度与中共合作，将中央在武汉沦陷后，在汉阳县柏林地区仅以月余时间所组成的抗日游击大队，分别编为汉川县政府的抗日自卫第三中队、汉阳县政府的第五中队。并由该两县供给粮饷。这两个中队仍由中共领导保持独立。虽然，这个合作抗日的形势很短暂，如果没有严立三的认可，陈绳武、龚熏南是不敢自己作主的。就是到了国民党反动派密颁“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后，严立三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作明显的表态，总是含糊其辞，莫测高深。一九三九年三月，严立三委派我为监利县长时说：“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你好自为之” 一九四〇年五月，沙、宜失守，王劲哉侵入监利县境，我拒王部于监利毛家口、观音寺一带。严立三曾迭电命我“坚决配合国军阻击王部西犯”。他对主劲哉的残暴统治是非常愤慨的。约在六月间，“省府”视察华国模绕道江南石首至监利，面交严立三给我的信：“沙宜弃守，王师内侵，吾弟当倍极辛劳。······近接薛长官秘电称：“据确报监利县长郑桓武确系共党分子，现在监利全境赤化······希严加防范'等语。经与张厅长(民政厅长张难先)研商，此可能系吾弟开罪于人，以致捏词中伤。已复电薛长官勿为传闻所动。前方情况复杂，希善于调协各方关系，切勿树敌太多为盼。”后据“省府”主任秘书贺有年说，薛岳的电报，曾在省府会议上议论过。严立三接此电甚为愤慨，他说郑桓武尚能在对日抗战上为湖北地方官争一口气，就被怀疑为共产党。张难先说，能抗日的是共产党，照此推论，只有共产党才抗日。我们不理会薛岳。如果当时没有严、张的庇护，我定会被诱至恩施关押。实际上我在监利县的两年中，确有中共党员韩白起、肖抱真等约十余人的小组，在江陵中心县委领导下，与我合作抗日。监利县约近干人的抗日自卫队，实质上为他们二训练掌握。因而才能在多次的对日作战上有显著的战绩表现，可见严立三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态度是极为矛盾而苦闷的。

在党、团活动方面。终严立三的一生，没有介入国民党党务方面的活动。一九二七年秋后，任湖北省政府民政厅庁长时，有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委员的职称，也只是挂名而已。一九三八年春，蒋介石组成三民主义青年团。在中央团部干事中，也列有像谭平山、严立三这样人物的名字。显然，这是为了装饰门面。三青团组成的基础是蒋介石的秘密法西斯组织——复兴社(外称为蓝衣社)。而复兴社干事会的十三干事（世称为十三太保），多数为黄埔军官学校右派军人团体—“孙文主义学会”的核心分子，如贺衷寒、酆悌、邓文仪、康泽·······等等。严立三在黄埔军官学校时，对“孙文主义学会”的活动，是采取不介入的态度。可是，他出于所谓师生之谊，对贺衷寒、康泽等也不拒于门外。这就说明了蒋介石、陈诚为什么要把息影庐山十年刚出山的严立三遴选为“三青团”中央干事，不过是借重他的声望。一九三九年初，撤销“三青团武汉支团”，成立“三青团湖北支团”。严立三被委派为“三青团湖北支团”筹备处主任。据严立三说，当时是为激励青年团结抗日他才欣然兼任了这一职务的。在人事配备上，仅次于主任的书记一职，他虽任用了自己遴选的韩楚珩。可是，支团组织干部和各区分团的骨干人员，绝大多数，是康泽主办的“青干班”特训的。如涂少梅、胡兆和、丁伯仁······等等。不久，支团书记仍由康泽系在湖北籍的人员中，位居头目的郎维汉继任了。陈诚回任湖北省主席后，严立三辞去本兼各职，陈诚以在他门下颇受宠信的政客张伯谨(时任教育厅厅长)继任了“三青团湖北支团”主任。书记，也由陈诚系的刘先云继任了。

晒坪垦田，宣中任教

一九四〇年十月，陈诚回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对省政府进行了全盘改组。保留了严立三的省政府委员的职位。严立三离开了恩施，移居宣恩县。坚辞委员职务，壁退委员薪资，不参加省府例会。这并非出于他对权势的被剥夺而产生的愤慨，而是通过他近三年的主持鄂政，已深为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阴暗面所困扰。他此番离开恩施去宣恩，虽非如当年挂冠而去隐栖庐山；但是，在心情上是同样的郁闷傍徨的。他又企图逃避现实，沉醉在庄子的空灵自矜的自我慰藉的精神境界中去。当我到宣恩县去看望他时，他出示了所作的关于庄子《天下篇》阐释的小册子，自署为“劬园主人”。并择其中他认为重要的命题和警句向我讲述。特别是对于“道在庶民”这一命题，深恐我不能从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上来理解，曾再三致意“万勿浅尝辄止”。他对当时的形势看法，是充满着悲观情绪的。他只是用“苍海横流、莫可底止”八个字慨括。严立三当年在庐山是“灌园”为生，此番来到宣恩，却向陈减提议，设立了“晒坪垦殖处”。虽不由他直接担任领导职务，但事实上“晒坪垦殖处”是完全按照他的意志行事的。他说“晒坪垦田，只是为了辟荒莱而致膏腴的倡导。为政者都应讲求生聚、利用、厚生之道，应该不止是‘邑有流亡愧俸钱’的襟抱”。他还在“宣中”义务讲授数学。他的数学造诣是颇深的。他说：“我在宜中代课，受支配于两个想法：“一是应该大力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二是我们的科技水准太落后了，今日的经世致用，仍然需大力提倡自然科学才能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

向往延安，抑郁而死

一九四二年，我在竹山县长任内，在征兵、征粮两项苛政上，一反前任之所为，雷厉风行的贯彻“多子指名抽一”和“指户征实”(收租稞的地主户)的办法，触动了竹山县豪绅地主集团的利益，同年五月，他们勾结日特，运用反动封建会道门“同善社”的组织，发动了一次暴乱围城事件。其事，为严立三所知，他赐函探询究竟并表关切之意。他说：谷居经年，与野老闲话桑麻，益痛苛政如虎民穷财尽。茫茫神州，将何所归趋？吾弟秉性刚直，开罪巨室，当为媾衅之由。远道传闻，诸多失实，因而臧否互异莫衷一是。已向辞修(陈诚别号)关说，盼其勿为轻率之处断。同年秋后再得其信，信中说：因赴渝，出席“参政会”至稽裁复。此番与会渝州，得与各方人士接触，深感数年来役苦于庶务之中，处于孤陋寡闻之地，以致眼界狭窄意会消沉。殊不知神州大地另有天地者在！行年五十而知四九非，我之谓也。我反复推敲他说的“殊不知神州大地另有天地者在”，系何所指而云然？未几，接得刘翔(黄埔军校四期，曾任行政专员)自重庆来书称“严先生与会陪都，得能一再承教。彼曾应董必武先生之邀请，拟访问延安。其事，为辞公(陈诚)所闻，婉人讽谕劝阻，立三先生愤然返鄂。” 我始明白严立三所说的“另有天地者在”，系指高擎抗日火炬的延安。(根闻，严在“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以北上谒黄帝陵为名，特赴延安访问过；并同中共领导人交谈过对抗日时局的看法。)

一九四四年三月，我再与会恩施，时逢“湖北省临时参议会”召开大会，严立三应邀来施，我谒见他于恩施舞阳坝招待所。他形容憔悴，气力不支。此公先天体质羸弱，后天又以苦行僧自持，以致未届花甲，已露龙钟老态。而他的精神状态，终其大半生，是处在郁结苦闷之中。其不能享高寿者固在意料中，但绝未料及竟以五二之年染普通之时症病死于恩施，终结了他悲剧的一生。兹录董老悼念严立三的挽联如次：

贻我一篇书，语重心长，自探立国千年奥；

奠君三爵酒，形疏礼薄，难写回肠九曲深。

(汉阳县政协供稿)

录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制的《武汉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  第68～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