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三怪”之一一严重

刘鸣皋

严重，字立三。湖北省麻城县人，保定军官学校五期毕业。曾任粤军第一师营长，黄埔军校学生总队长和训练部长，第二十一师师长，湖北省政府民政厅长兼保安处长，代理省主席等职。

一九二七年，他因邓演达反对蒋介石问题，被迫辞去二十一师师长职务后，愤而隐居将近十年。直到抗日战争发生后，为了救国，才又出而问世。他声名很大，时人称之为“湖北一怪”，也有人当我的面誉为“湖北一傑”。

一九三八年，武汉沦陷后，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湖北省政府都迁往宜昌，我当时是党部执行委员，因而同严重有些来往。次年二月，我任湖北省第三区民众指导委员，前往随县行政专员所在地，动员民众抗日，正在沙市交渉车辆成行时，适值严重也在沙市准备前往鄂北襄樊一带视察，我们晤面之后，严重坚决约我同行，乘省府专车前往。我正苦于交涉汽车困难，应允同行，讵料当时公路质量极坏，下雨道路泥泞难于行驶，而严的专车亦甚破旧，常出毛病，我记忆从沙市到襄阳，途中确实整整走了十天，殊出意料之外。

在这十天里，我们朝夕相处，颇为融洽，严重大我十多岁，精神极好，每晚睡得很晚，总要约我陪他闲谈。当时我适在病中，长者之命，又不便拒绝，他健谈，一谈就是一、二小时以上，我有时精神不佳，闭目养神，他一个人还在畅谈不休。他谈到他的详细经历，着重叙述他与邓演达的关系，在黄埔军官学校当总队长，以及北伐时期当师长的情况，使我听得颇感兴趣。因我与邓也有师生之谊，我是武昌中山大学毕业的，邓是我校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即是校长)。他一再告诉我，他与择生(即邓演达)是保定军校最知心的同学，保定毕业后，就是邓约他同到广东去的，他任黄埔军校学生队总队长，也是邓介绍的。因此，他与邓的私人关系至为密切。一九二六年北伐后，邓在武汉反蒋，而他当时任二十一师师长，归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指挥，在浙江、江苏作战，可以说北伐后他就与邓各行其是了。他是一个军人，素以服从命令律己，对蒋极为拥戴，并曾写信劝邓以北伐为重，与蒋合作，不料“介公”生性多疑，怕他随邓参加反对行列，逼他交出师长职务，他因忠而被疑，愤而到杭州天竺寺当和尚，与世隔绝，不久又到九江庐山种田，了此残生。他在庐山时，“介公”曾两次亲来访问，他都避而不见，“七·七”抗战后，“介公”在武昌召见他，劝他出任公职，他认为保家卫国是军人的天职，不能等着去当亡国奴，才答应下山来了。

我对严重的身世及其为人知道不多，经过十日朝夕相处，及严的自找介绍，故有所了解。兹将我所了解的情况分述于后：

一、生活简朴

在旧社会，一般高官吏的服装都很讲究，生活也较豪华，严重则不然，穿的是一身布中山装，吃用比较平常，使我深受感动！但是他厌恶别人穿好一点的衣服，以貌取人，往往造成虚假，则不妥善。当时的宜城县县长陈英才为人圆滑，深得做“官”秘诀，在宜城当了八年县长，平时穿着进口呢质服装，物质享受较好，当他听到严重要来视察时，就借用了一套警察穿的青布制服，皮鞋换成布鞋，严重看见后颇为欣赏，并高兴地对我说：“这个县长很好，衣着如此朴素，想必不会贪污”。我背后向该县党部负责人了解，大家都说陈县长是一个典型官僚，善于逢迎，见风使舵。在宜城当了几年县长，贪污甚多，怨声载道，民众对他莫可如何。严重这样以衣着而定人好坏，不免起了一些副作用。

严是民政厅长兼保安处长，到鄂北各县视察时，我都同在一起，地方官吏迎接长官，照例要设宴招待，我当然是在宴之列的人。严到各县时，首先声明，不要办招待。而各县怕得罪长官还是要办，严在被迫参加时，吃后坚持自己付酒席费用；并嘱“下不为例”。我于一九四〇年往宣恩县接家属同往重庆时，据我的亲戚联中(在宣恩)校长项贡川告诉我类似的情况：石瑛之子石孝宽充任宣恩县长时，严重前往宣恩视察，严虽告诉石孝宽不要办招待，而石以严与其父是好友，自己又是严的直属部下，仍然设宴招待，项贡川是陪客之一。宴会后，严重坚持要自己付款，询问了用费多少，石县长只得答复，花去法币六元，严付款后说宣恩生活真便宜。项贡川在旁不敢笑出声来，实际上石孝宽花费法币二十元左右。

在鄂北途中，当我们专车在公路上因路坏或汽车发生故障不能前进时，严重就到附近乡、保或驻有保安团队的地方去视察，算是深入下层。在官僚主义成风的蒋家王朝，确属难能可贵！他接待任何人，不问职位高低，都是和蔼可亲，毫无官僚架子，令人钦佩！

二、忠心抗日

严重是一个有血性的爱国主义战士，他征途中曾对我说过：“一个人能为抗日救国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并以此互相鼓励。我同严重到处视察，几是地方负责官吏向他表示抗日、守土决心时，他就很高兴：如若听到有畏缩情绪或申述各种实际困难，请予以解决时，他就眉不展。我总觉得严的抗日决心大，而对愁眉不展。我总觉得严的抗日决心大，而对下级指示具体措施不够。

此外，严还容易为别人的抗日词藻所迷惑，导致受骗。例如，只要他带过的黄埔学生一、二、三，、四期的去找他，喊他老师，并表示“我是你培养出来的革命军人，负有抗日救国的责任，请你给我一县之地，使我去组织民众，誓与敌人周旋到底，不惜牺牲生命，以报‘党国'等类激昂语言，十之八九可以被派为县长，至于县长发表以后，这批学生是否实践了他们的诺言，就大成问题了。监利县县长黄向荣是黄埔学生，当严的面曾表示抗日决心而被派任。黄向荣到差后，组织民众抗日不积极，反而挪用公款大做其棉花生意，从中牟利。以后经人检举，为陈诚所杀，虽说陈诚杀人立威，似不应当，而黄向荣不称职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严重说我是文人，又在病中，对我特别关心，至今都铭感不已。有一次。我们所坐的专车离宜城县几十里的地方坏了·从上午修到下午二、三时都没有修好，我看见严的心情很不平静，我问他：“是否发生特殊情况？”他小声答复说：“顷间接到情报，敌人即要向襄河进攻，今天不能在公路上过夜，我是军人倒是司空见惯，你是文人，不能不为你耽心，我准备骑马到县城去，你有病，又不能骑马同行，我已代你准备好了轿子，你就坐轿子走，如若今天赶不到县城，你就在路上歇一夜，明天上午定要赶到县城，我们在宜城再会吧。”于是，我们分途而行，严并派了一个副官沿途照料我，我次日上午方到宜城，我们又重新聚首了，好在敌人改变了计划，襄河边没有发生重大事故。

过了宜城，我们所乘的专车就顺利地到达了襄阳，襄阳是当时湖北省第五行政督察专员所在地，专员是我的汉川小同乡吴良琛(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他还兼任襄樊警备司令。我们到达的次日，吴良琛集合全体警备部队的官兵，请严重训话，我也被邀陪同前往参加。当时日军企图包围、消灭我第五战区李宗仁长官所指挥在襄河一带和大别山的部队，达到其巩固武汉和保护平汉铁路的目的，敌我双方都在紧张布置兵力之中。严重在讲话中，向官兵阐明了保卫襄樊和大别山对全国战局上的重大意义，希望官兵努力杀敌，为“党国”争光，为后代子孙造福。我也在会上讲了些武力与民众紧密结合，才能抗日致胜的道理。

三、事必躬亲

严重在赴鄂北视察期间，带有机要秘书和随从人员，遇有公文都是自己仔细批阅，从不假手于人，每天凡来会他的人，他都一律接见，我内心还以为这是一种接近民众的好表现。我又观察严在批阅公文之后，在底稿外面批满了字，细看是：那些县要用电报发出，那些县用快信寄，那些县可用平寄，湖北省那么多县自然封面塞满了字，我是从来没有看见这样批阅公文的。我为此曾经询问严的随从人员，他们一致答复“厅长(指严)又兼保安处长，每天两方面有关系的人都来会他，他都一一接见，谈话时间也无限制，花费时间太多，尤其是关于批阅公文和处理事务都爱亲自办理，我们都为他的健康担忧，请你便中劝他一下。”我为此，曾于晚间闲谈时向严进过言，但收效甚微。以小喻大，我亲身体会到，严重为人作事，虽然规规矩矩，小心谨慎，但他把一切都包揽起来，陷入事务圈子之内，必然是行政效率不高。四、桃李满门

严重任黄埔军校总队长时，正值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期，学生中既有共产党人，又有国民党人。尤其是国民党右派学生与共产党学生极不相容，明争暗斗至为剧烈，有时竟至动武。严重告诉我，他当时的处境极为困难，也不便作左右袒，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发生这类事故时，就即时请学校政治部去解决。还说：黄埔学校初期学生从入伍到毕业，都只有几个月，时间是极其宝贵的，我对他们的军事操练非常严格，深恐误人子弟，危害革命。” 据我熟识的省内外黄埔毕业友人们告知，严总队长对学生关怀备至，每晚必到各寝室巡视，冬夏皆是如此。冬天学生如有被子未盖好的，严还代为盖上，有如父母之对子女，爱护入微，因而毕业后大家都对严亲切万分，赞不绝口。随着蒋家王朝的出现，“黄虫”满天飞，国民党的党、政、军各方面几乎都有黄埔学生，严重不仅是桃李满门，而是满天下了。

五、带兵有方

在旧社会，当一个师长是有权有势又能搞钱的肥缺，用人随心所欲，经济从不公开，吃空额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有时一个师的编制为一万人左右，实际只有五、六千人。特别是在行军作战中，官兵变动更大，是贪污的最好机会。据严重告诉我，他当二十一师师长时，用人公开，经济公开，打仗官长在前，退却在后，吃空额更是在严禁之列，官兵都不准嫖、赌和扰民，严自己以身作则，收到很好的效果。他交卸师长职务时，全师交出结存银元就有十万元以上。我从旁向随严多年的人了解，确系实在的情况，他们并说二十一师的主要骨干都是黄埔军校一、二、三、四期毕业的，对严极为尊敬、爱戴；全师的武器在当时来说，也是最先进的，军纪也极严明，在国民党军队中，无论从战斗力上或纪律上来讲，二十一师可称为模范师；从广东出师北伐以后，在打倒军阀孙传芳的战斗中打了不少胜战，以少胜多，立了较大的战功，严不愧为一个模范军人。

六、迭遭反噬

严是一个忠厚长者，容易为表面现象所迷惑，用人也是如此，这是人们为他一生所遗憾的事。众所周知，陈诚是一个飞扬跋扈、祸国殃民的人。陈诚之所以能够跃居高位，青云直上，是与严的提拔分不开的。当我与严在途中闲谈时，他只说蒋介石迫他辞去师长，还不知道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陈诚副师长夺他的师长，使他与蒋介石对立了将及十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由重庆回武汉，我的主任秘书项贡川和其他友人告诉我：陈诚初到湖北时，对严以师生相称；当了湖北省主席后，对严以职务相称；以后陈诚职位更高，对严就称兄道弟了。尤其是陈诚由重庆返回湖北后，逼着严交出代理湖北省政府主席职务，使严更加痛心，愤而到宣恩县晒坪去开荒。陈诚对严的馈赠，他一律不收。所有这些事情都非常人所能做到，死后萧条，无以为葬。这也是时人称他为“怪”为“杰”的原因之一吧！

(一九八二年二月于重庆)  

录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制的《武汉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  第82～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