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原副会长林林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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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馆由[ 康乃馨 ]创建于2011年09月15日

对俳句的研究

发布时间:2011-09-15 09:47:16      发布人: 康乃馨

  俳句是日本传统诗歌形式的一种,是由五、七、五共三句十七个音组成的短诗。日本的俳句,作为一种独立诗体,始于十五世纪,流传至今。在这方面曾经产生了许多优秀作家和作品。可以说,它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直到现在仍然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在国际诗歌界中也有相当的影响。俳句的形式短小,它的音数和句数都有着明显的限制。因此,它所表现的事物和情思,常是简练的、含蓄的、暗示的、凝缩的,它像含苞欲放的花朵似的,那些花瓣未曾完全展开,色香未曾完全发出,但却有着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余香缭绕,余味无穷。

   关于俳句的特点,林林在《俳句与汉诗》一文中,扼要地阐述了日本近代俳句的发展情况,接触到已故著名评论家山本健吉提出的三种类别:酬唱、即兴和滑稽。这是必要的,也是适时的。我国的一些评论文章,往往只论其酬唱和即兴两类作品,并把二者合在一起加以阐述,而不提滑稽的一类。然而,近世三大俳人之一的小林一茶就有"小便浇成一直洞,门外雪莹莹"和"又来评比放屁声,同围灯火度寒冬"等作品,被认为是"虽然粗俗,却是喜人的游艺"。其它俳人与此相近的作品,也不在少数(李芒,1990)。

   有人曾询问林林,为什么写起汉俳(中国式俳句)来?林林觉的自己"学习写诗,已经多年,由于读过俳句,和俳人往来,就引起了兴趣。既然有诗人学西欧商籁体,写十四行诗,我们也可以学日本俳句,写三行诗。这是文学交流的产品,也是'以文会友'之道。既然叫做汉俳,当然与俳句有关,不能只按形式上五、七、五音节,同时也须注意俳句的艺术特点。因为汉语是单音,日语是复音,中国的十七音比日本的十七音,内容意思就多了,这就得照顾我国读者对汉语三行诗审美的习惯。如果把三行汉俳译成俳句,那就不是一首俳句所能容纳的。两者之间,还有所差异。"

   林林在论及汉徘同俳句的关系时,曾经指出,两者"在酬唱和即兴方面具有相通之处"。我们知道,汉诗在日本历史悠久,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早在751年就编成。819年空海以中文写成《文镜秘府论》,介绍中国诗艺,在日本文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古以来俳人多懂汉诗,有的还会作诗。就拿松尾芭蕉来说,他十分喜爱杜甫的诗,不但在俳句中有所涉及,而且还根据杜甫的诗句"门泊东吴万里船",把自己那座在深川六间崛的草庵命名为"泊船堂"。正冈子规年轻时,憧憬汉诗的神韵境界,在他的全集第八卷刊有大量的《汉诗稿》。《夏目漱石全集》第二十三卷中收有很多汉诗,也都严守格律,饶有韵味。子规、漱石的名字都取自汉诗的词汇。河东碧梧桐幼时和子规一样受过汉文的熏陶。这些是举其特殊性而言。日本俳人的作品里,时有与汉诗类似的意境出现,甚至直接采用汉诗词汇。

俳句例子

  芭蕉的俳句:

   寒鸦宿枯枝,秋深日暮时

   这与马致远《天净沙》"枯藤老树昏鸦"意境相近。

   子规的俳句:

   舟行在莲塘,莲花碰触小鬓上。

   这与梁武帝的"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意境相同,只把"过"该为"触"。

   秋樱子的俳句:

   柿叶飘零人径绝。

   "人径"取自王维访香积寺的诗句"古木无人径"。

   以上,可见俳句与汉诗的密切,中日文化之间有这个传统,是难能可贵的。然而,中国与日本,由于大陆与岛国的地理环境不同,还有文化、诗歌传统的差异,中国人不像日本人对于季节转变的感受那么敏锐和细微。在俳句的格律上,必用一个季语来限制,这是汉诗与俳句的差异点。关于这个问题,山本健吉在他的几本岁时记著作里面,多方阐发,增加了我们的理解。他说"可以说没有像日本那么季节变化多姿的国土。"以此形成了俳句是国土的诗这个论点。他还说:"我们的祖先在悠长的岁月之间,磨练出来的美意识、美知识的精髓,全在那里","传统的短歌几乎没有不和自然对话的"。因此,日本人对于季节微细变化的感受,分门别类给予许多名称,也就可以理解了。这些季节现象深入他们的生活、感情之中。这就是俳句要有季题、季语的根本原因,也是汉诗和俳句的差异点(林林,1990)。

俳句翻译

  中国诗歌,在很早以前就流传到了日本,并在那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日本的俳句、短歌等,比较认真地介绍至中国,却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其翻译的形式也各有不同。如周启明译的《日本的诗歌》,是用白话自由体翻译的;后来又有钱稻孙译的《日本诗歌选》,基本上是采用文言文和旧诗词句调翻译的;而林林译的《日本古典俳句选》,则是两种都用的(檀可,1988)。

   林林在《试译俳句的体会》一文中写到"要翻译日本的俳句,首先要理解俳句这种短诗体的特点,即它的精神与形式,因为要在压缩成文体很小的字句里,贮藏丰富的感情,深远的意境,故必要用暗示含蓄的手法,留给读者欣赏它的余情余韵。艺术性高的俳句,的确像一枝出墙的红杏,可以联想到满园春色;又像满楼的风,联想到即将来临的山雨。钟敬文教授在拙译《日本古曲俳句选》序文中说得更形象,认为'它像我们对经过焙干的茶叶一样,要用开水给它泡出来,这样,不但可以使它那卷缩的叶子展开,色泽也恢复了,更重要的是它那香味也出来了。'读者如能这么去理会俳句,那才是懂得俳句的三昧。"

   综观林林的俳句译文,可以看出,他首先注重原作的内容,兼顾形式,如句读、节奏等,采取相当自由的方法。他虽然力求押韵,并适当地照顾平仄规律,但并不勉强从事,也有些译文并未押韵。加之,无论在汉诗和汉俳的创作方面,他的文笔风格,大致可以用从容委婉、典雅有致加以概括。因此,他的俳句译文往往同所译的原作,在风格方面相当吻合,读来自然舒展,没有牵强之感,只觉得仿佛是在吟味中国的有韵或无韵的短诗。表面上看,译者似乎是信手拈来的一组相应的词语,缀成秀句,实际上乃是几经雕琢,方始凝成的结晶,个中的甘苦,同道者才会有所体会。

   出门走十步,秋日海天阔。

   拂晓时分,白帆驶过蚊帐外。

   听得蔷薇剪刀声,正是五月梅雨晴。

   一角庭边,嫩竹青青四五竿。

   正冈子规提倡写生论,更侧重于客观写生。这一点为高滨虚子的花鸟讽咏论所继承。但是,写生,特别是客观写生,实际上是难以做到的。上举四首,可以看出长期卧病的子规,躺在房中闻得修剪蔷薇的声音,望见驶向曙光的白帆,引起思动的情怀。偶尔出得屋门,眺望秋日的海天,倍感辽阔;庭角的嫩竹,也发人对青春活力的怀念。这一切,都蕴含着主观感情。林林同志译来,得心应手,把原作的精神确切地再现出来 。(李芒,1990)

   水原秋樱子正面提出主观写生论,同乃师虚子诀别,咏出不少佳句,林林译来,也颇具原句情趣。

   燕子飞鸣到山家,正是春祭时节。

   深谷莺声美,晚霞照眼明。

   芜菁花蕊欲开时,偏遇风和雨。

   在谈到具体的翻译时,林林认为应该审察原俳句的风格,是什么精神与形态,如用文言合适就用文言,如用白话合适就用白话,不固定用格律诗式,五言二行或七言二行(虽然这种形式,较适合汉语读者的审美习惯),如固定下来,便使那些口语俳句,无法更好地传神,不如用长短句更自由些。如:

   我と来て游ぺゃ亲のなぃ雀 一茶

   到我这里来玩哟,没有母亲的麻雀。

   若以四言"孤雀无哀,与我嬉来!"或作五言"孤雀毋心忧,偕我共嬉游。"稍作比较,容易看出还是用自由式的白话,更能够传达原作的精神。

   还有像下面的俳句:

   瘦蛙まけるな一茶是にぁり 一茶

   瘦青蛙,别输掉,这里有我!

   那是很难用文言的传统格律诗(不管五言或七言两句)来活现这种神态。

   比如译十七音的俳句,如按五、七、五三行来译,而且要成为定式,势必添加原作所没有的字面,句意说尽或说过头,画蛇添足,违反俳句短小而含蓄的特质。只有在那些不加点什么,就难以传神的句子中,这才能被容许。如一句俳句里面,上五或下五,它与中七意思不联贯的,才不得不加点字面。如果译成五绝或五古,一句俳句变成一首汉诗,恐怕可能成为译者自己的作品了。有的俳句,按原句的意思,只用七个字可以概括,在中国的诗学的习惯看来,这就是断句,但如再加油添醋,便会觉得走味了。如:

   六月や峯に云置くぁらし山 芭蕉

   六月岚山云蔽峰。

   柿落叶して人径绝ぇにけり 秋樱子

   柿叶飘零人径绝。

   也有的俳句,句子有略似双声的形式,照译出来,能带点声美。如:

   ほろほろと山吹ちるか滝の音 芭蕉

   激湍漉漉, 可是棣棠落花簌簌?

   还有的俳句,句中有略似叠句的形式,照译出来能表现该俳句的加强语气。以一茶的句子为例。

   春めゃ薮ぁりて雪ぁり雪

   春天来了,竹林还有积雪,还有积雪。

   雀の子そこのけそこのけ御马が通る

   小麻雀,躲开躲开,马上就要过来。

   林林还探讨了翻译俳句的一个原则性问题,那就是,译俳句,如何表现异国情调问题?"异国情调总有它的内容和形式,要表现它,得通过译者的语言,在译法来说,已如上述,诗不宜逐字直译,应该是意译。至于用白话或用文言,主要是看哪一种能够把原作的格调、神韵表现出来。用白话、散文体是较自由些,但必须重视俳句精练含蕴的特质,不宜直露。日语俳句没有平仄押韵,但有它的句调美,因此译时,稍微押押韵,可以表现些音美。此外,俳句的感叹助词有调节句感的作用,为传神不能不加注意,并适当译出。不过,在一本俳句集里,这类的句法一多,将会使读者感到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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