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第10期的《妇女生活》杂志刊登有记者于毅夫撰写的一篇报道《赵洪文国传》，对赵老太太1938年之前的经历，做了简要的披露。报道说：

“这是写的‘游击队’的母亲赵老太太的小传，根据我们所知道的史料，她自己本身在十四岁时遭遇过中日战争，二十四岁遭遇过日俄战争，七年前又遭遇了沈阳事变，由于累积下来的对于日寇的仇恨，使这位老太太很快地走入民族革命的战场，成了义勇军的‘交通’，军火输送者，以至游击队的组织者。”

“赵洪文国现年五十八岁，是满洲镶黄旗人，……生于奉天省岫岩县杨拉寨洪家堡子，家里很穷，父亲是个贫农，生儿女很多，赵老太太一共有弟兄五人姊妹两人，因为父亲穷，生活困难，所以小时候的生活差不多是陷于街上的状态！”

“一八九八年……赵老太太那时是十九岁，出格嫁给三道虎领的赵玉堂先生为妻，一个破落的家庭，没有房子，没有土地，同样地穷困，同样地劳苦，但是她相信只要大家能够齐心努力，就一定能使这个破落的家庭复兴的。经过六年的努力，赵氏的小家庭稍微有点起色了，可是无情的炮火，又在辽东半岛上响亮起来，一九0四年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强盗仔辽东半岛的厮杀，毁灭了我们无数田园庐墓，伤害了我们无数良善黎民百姓，这种创伤在赵老太太的心田里，是划上了不可磨灭的刻痕的！”

“从一九0五年日俄战争到1931年沈阳事变，这二十五年中间，赵老太太的生活就消磨在岫岩县的穷乡僻壤中，她一共生了八个女儿四个男儿，赵侗就是她的第三个儿子，在处理家事时，她主张大家要努力学好，过日子，但她对于钱财绝不吝惜，她主张‘舍善’周济穷人，夏天把小米舍给比他们还没有办法的农民，冬天再随他便来归还，等家境稍微小康一些，按照一般富人的习惯，是要修炮台以防兵匪的，但她却主张拿钱来周济穷人，她认为这种无形的炮台是比有形的炮台还有用，因此她在三道虎岭左近造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以后苗可秀和赵侗之得在岫岩一带建有很好的根据地，能够在那儿长期地活动，也未始不是借重这一基础的。”

“根据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经验，她知道了战争的惨酷性，在乡间他力劝女子不要缠足，无论男女都要读书，自己的女儿不缠足不穿耳，男女都送入学校，这样对于他的两个儿子后来作义勇军的活动，是有很大影响的。”

这是赵老太太在九一八事变之前的简要的人生经历。报道所勾勒出来的，是一个朴实、善良、有见识的乡村农妇。值得补充的一点是：赵老太太是一家之主，而且颇懂经营，九一八事变前夕，赵家已经从无房无地的赤贫农，变成了三道虎岭有名的富裕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