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患难之交张孟旭同志
发布时间：2012-06-01 06:2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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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詹大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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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孟旭同志在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解放战争最劳累时期都曾在一起并肩战斗。我当时负责军事斗争，孟旭同志负责地方工作，我们一起密切配合，战胜了敌人，赢得了胜利。战争年代，军事斗争是主线，地方工作主要配合军事斗争，孟旭同志是地方配合部队的模范。
我是1942年到平北的。平北地区，是指当时北平市（今北京）以北，平（北平）承（承德）铁路以西，平（北平）张（张家口）铁路以北，长城内外面积约2.5万平方公里的地域，辖15个县。平北处在“华北”、“蒙疆”和“满洲国”三个伪政权的结合部，敌人力量很强。我们党从1938年起，多次挺进平北，创建了平北抗日根据地。到1942年，我们在平北先后建立了龙赤联合县、龙延怀联合县、龙崇赤联合县，狠狠打击了日伪的气焰。
我军民的抗战斗争，引起了日寇的惊恐，狂呼“延安触角伸向满洲”，他们集中冀、察、热、辽四省3个伪政权近2万人的兵力，对平北抗日根据地反复清剿、扫荡。仅1942年，日伪就进犯平北根据地1554次之多。同时在集家并村的基础上，强制推行“无住禁作地带”，在长约850公里的长城线上，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惨绝人寰的“千里无人区”。由于敌人的疯狂进攻和严密封锁，我平北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根据地面积缩小三分之一，平北主力部队减员四分之一，地方干部和基本群众被捕牺牲数量很大，仅龙赤、龙怀延区长以上干部就牺牲了三分之二，龙崇赤损失干部上百人。同时，原来已连成片的根据地被敌人分割成许多小块地区，敌人在许多地区恢复了保甲长制度和反动组织。1943年夏季，敌人再次集中2万多兵力，对我平北根据地中心的海陀山区进行了更为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平北这个被称为“敌后之敌后”的地区，进入了最艰难、最残酷的时期。孟旭同志恰在1943年2月来到平北，从此我们开始一起并肩战斗。
当时，段苏权任平北地分委（后改为平北地委）书记，陆平任副书记，覃国翰任平北军分区（后改为平北支队）司令员，段苏权兼政治委员，我任参谋长（1945年1月任军分区司令员），张孟旭任平西专署平北办事处主任（后改为平北专署专员）。
当时首要的任务是统一思想。1943年5月，在反扫荡的间隙，平北地委在龙赤县西坡村召开了历时20多天的扩大的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全体地委委员、各县委书记、县长和部队负责同志，我和孟旭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的指示，对形势进行了分析，检讨了工作，重新明确了工作方向。会议明确，转变平北工作的中心环节是放手发动群众，不发动基本群众，单靠武装部队，根据地是不可能巩固发展的。会议明确了当时的中心任务是：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加强武装对敌斗争，大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进一步巩固扩大根据地。孟旭同志当时刚到平北，对许多情况不是很清楚，但也发表了十分重要的意见。记得他当时主要对如何发动群众问题讲到，农民是抗日的主力军，如果不广泛发动农民群众，党就失去了依靠力量。发动群众的关键，是必须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改善群众生活，这样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他还列举了他在冀中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的例子。孟旭同志的发言不多，但很到位，大家感到，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给我们派来了一位很有能力的地方领导干部。
开展反扫荡斗争，击退日寇对根据地的进犯，是当时最迫切的任务。在平北地分委的领导下，我们主要是开展两线作战：主力部队转到外线主动出击，进入敌人后方，恢复开辟新区；主力部队的一部分化整为零，组成武工队，与地方部队、民兵结合，开展游击战，伺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那时我和孟旭同志很难在一起，但我们密切配合，在各自负责的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战果。仅1943年当年，我主力部队就对敌作战275次，消灭日伪军1850多名，攻克敌据点5处，摧毁敌碉堡20多座。各地方部队开展对敌作战1000多次，毙伤日伪军数百人，缴获许多物资。到年底，已收复所有失地，并新开辟273个村庄，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到1944年，我们和全国各根据地一样，转入战略反攻阶段，平北军民共端掉敌人据点和碉堡54座，摧毁敌人三条封锁沟，解放了260多个村庄的22万人民。
在坚持武装斗争的同时，我军民开展了反“无住禁作地带”、反“人圈”斗争。1942年，敌人为摧毁大海陀根据地，制订了《龙赤延三县特别工作计划》，决定采取“无住禁作地带”方式，把老百姓集中在一起，隔断老百姓与八路军的联系，使八路军“欲穿无衣，欲食无粮，欲住无屋，杜绝其活动力之根源”。敌人强迫根据地周围村的群众，拆掉自己的房屋，集中到一个村庄去住，并在村子周围修筑一丈多高的围墙，上面建有炮楼监视“人圈”内外的活动。群众挤住在牲口棚里、地窖中，只能得到少得可怜的口粮，行动完全失去自由，随时还遭受日伪军保甲长的打骂欺凌，许多人被折磨致死。针对此，一方面，我主力部队开展烧炮楼、拆围子、袭击日伪军等战斗，使敌人的计划难以实施。另一方面，地方的同志动员群众坚壁清野，家中不留有用之物，使敌人抢不到粮食。同时，动员群众暂时分散离开本村，到巩固区或形势较好的游击区暂避，使敌人抓不到群众。对已进“人圈”的，发动群众采用合法斗争手段向敌人请愿，要求停止并村。在我有力打击下，终于粉碎了敌人的并村计划，保卫了海陀山区根据地。
开展减租减息是发动群众的关键。在1943年前，平北在工作中比较注重上层的工作，对群众工作开展不够，特别是还没有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因此群众发动得不够。孟旭同志来时，恰逢平北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根据分局的要求，正要开展减租减息时期。孟旭同志对这一问题认识高，又有在冀中的经验，因此在平北开展减租减息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平北地区的地租率很高，平均达百分之四十，有的高达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农民苦不堪言。能不能实行减租减息已成为根据地生死存亡的最根本问题。孟旭同志在地分委的领导下，带领各县区及各村干部，坚决执行中央确定的“二五减租”和“一五减息”的规定，很快推开了减租减息运动。到43年底，据昌延、龙赤、龙延怀、龙崇赤四个县182个村的统计，有1018户佃户实行了减租减息，减租亩数为64445亩，平均减租率在百分之二十以上。在清理旧债方面，龙赤、龙崇赤两个县共清理612件，利息平均降低了一至二分。同时，开展增加工资活动，动员工人组织并参加工会，由工会与雇主协商增资工作。据昌延、龙赤、龙崇赤三个县统计，43年共有26个区140个村1269名工人参加了增资斗争，增资率平均百分之三十。减租减息增加工资政策的贯彻落实，改善了工人和农民的生活，使他们认识到共产党八路军代表他们的利益，提高了他们的觉悟，抗日和生产热情高涨起来，涌现了许多支前、参军、送公粮、抬担架的生动实例，抗日根据地得到了巩固。
1943年前，平北军队的军需供给和地方机关的各项开支，都采用行政手段按亩、按地区摊派征收。这种不分贫富的摊派，给广大农民造成很重的负担。西坡会议明确提出要实行合理负担政策，孟旭同志坚决贯彻会议精神，领导平北办事处在调研的基础上，制定并颁布了《平北统一合理负担暂行办法》和实施细则。根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钱多多出，钱少少出”的原则，改变了过去摊派的做法。由于这项工作在平北是新工作，很多干部不熟悉，孟旭同志与各县区的领导同志们就采取举办示范村和举办培训班的办法，提高大家对这一政策的理解和把握能力。经过一年的努力，到1943年底，平北地区普遍实行了这一政策，改变了捐税主要由贫苦农民负担的情况，使各阶层负担公平合理。从一些地区调查看，地主的负担约占其全年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九点三，富农约占百分之十三点七，中农约占百分之九点九，贫农约占百分之零点一八。同时，孟旭同志还领导开展了整顿财政的工作，开展了反贪污浪费斗争，开展了节约运动和大生产运动。这些，使根据地的经费来源有了保证，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发展了生产，改善了军民生活，为根据地度过困难时期提供了物质保证。
发动群众，支援前线，是地方工作的重要任务，孟旭同志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那时候，部队伤亡较大，随时需要补充，孟旭同志和各县区的同志们通过减租减息等保护了农民的利益，提高了他们的觉悟，认识到必须拿起抢来保卫胜利果实，因此，出现了很多送子当兵、送郎当兵的事情，仅龙赤、龙延怀地区当时六七万人口，就有一万多人参军，占总人口的六分之一。部队打仗，需要地方组织运送弹药和伤员，孟旭同志和各县区的同志就千方百计组织担架队，既送弹药，又抢救伤员，象龙崇宣县委组织的担架队，共216副担架，1200人组成，为保证战斗胜利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部队所在的大海陀山区地势很高，冬天来的早，气温很低，每到9月，部队急需大量棉服过冬。孟旭同志就最广泛地发动群众，把任务层层布置到各个村，发动群众特别是妇女同志为部队赶制棉服，保证了部队的战斗力。孟旭同志很会抓典型，当时在平北有一个叫赵顺的，带领全家为抗日做了许多事，他全家有7人参加了革命，独生子在战斗中牺牲了，他把自己的家变成了伤病员的“卫生所”、“疗养院”，经他们全家护理伤好归队的有100多人。孟旭同志于43年介绍其加入了党组织，44年以平北地委、专署、军分区的名义，授予赵顺“拥军拥政模范”称号，并开展了学习“赵顺运动”，形成了更有力的支前局面。
正是在群众的支援下，部队能够及时掌握敌情动向，能够及时得到供应补给，因此，尽管当时敌强我弱，但我们能不断打胜仗。最典型的有两次战斗。一次是1945年的南梁之战。1945年初春，我平北军分区移驻蔡家窑子一带，南梁距蔡家窑子3公里，是我司令部驻地的屏障。1945年5月9日凌晨，日伪军500多人，向南梁扑来，其意图是占领南梁有利地形，居高临下，从后侧包抄我军分区领导机关，聚而歼之。敌人分两路向我进攻。我首先指挥四十团一连的一个排，埋伏在山头，待敌距我四五十米时猛烈开火，将敌人打退。事先估计被我打败的敌人会逃向另一条路，已嘱民兵埋下地雷，结果敌人果然中计，在逃跑时又被我民兵埋的地雷炸死不少。打退这路敌人后，在赵家窝棚、朱庄子一带开荒种地的我主力部队的一个连适时赶回，我又指挥部队与另一路敌人展开激烈战斗。当时敌人已经占领山头，我指挥部队用手榴弹向敌人发起冲锋，在山头与敌人展开肉搏战，经过几个小时的反复争夺，终于将敌人击溃。这次战斗，我们共毙伤敌军100多人，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和物资。敌人在临来之前，曾扬言要全歼我平北司令部，要把我们做好的猪肉羊肉驮回去吃。结果，不仅没消灭我们，反而损失惨重。被敌人拉来的民夫嘲讽地说，没驮回猪肉羊肉，净驮回人肉了！这次战斗能取得以少胜多的胜利，民兵和人民群众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老百姓积极支援作战，站岗、侦察、抬担架运送伤员，做饭送水，掩埋烈士，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威力。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是南梁战斗胜利的重要保证。
还有一次是解放战争时期。 1946年12月冀热察区党委成立，我们同为党委委员。冀热察军区的司令员为段苏权，中共冀热察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为刘道生，中共冀热察区党委副书记为牛树才，行署主任为杨春浦，副主任为张孟旭，我为冀热辽军区独二师师长，1948年段调走后，我为代理司令员。冀热察区领导着察北、察东、平北、热西四个地委、26个县。
1948年辽沈、平津战役先后打响。冀热察地区是我军向东北战场输送部队的重要通道，蒋介石势在必夺。1948年10月底，蒋介石派出三个军的现代化部队，企图打通北平至张家口一线，把我军与东北的联系隔断。毛主席七次亲自电令我率部队将国民党三十五军截住在平线上，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然后集中优势兵力逐个击破。三十五军是全副美式装备，自称“王牌军”，气焰十分嚣张。我指挥华北军区第4纵队第12旅在新保安将其截住，与其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当时我们主要是搞“破袭战”，因为敌人是现代化装备，部队出动都是乘坐汽车，机动性很强。我们就在晚上发动群众破坏公路、铁路，让他们的自动化部队动弹不得。敌人恼羞成怒，用飞机大炮猛烈轰炸我军阵地，战斗极为惨烈。在敌人强大火力下，我军将士英勇顽强，奋战十余天，打退敌人无数次进攻，硬是把敌人拦腰切断了，敌人成了瓮中之鳖，被我军一个个歼灭了。这一仗，敌人一共出动三个军，结果二个军长被我军俘虏，一个自杀身亡。这一仗的胜利，对辽沈、平津战役起到了重要的牵制敌人的作用，毛主席表扬我们打得好。这一仗的胜利，同样是军民团结的典范。在战斗打响前，我曾专门找到地方同志请求配合支援，当时孟旭同志是冀热察地区支前总指挥，他亲自带队察看地形，部署支前方案。战斗打响后，地方同志组织的担架队及时给我们送弹药、送吃的、送伤员，保证了整个战斗的顺利开展。可以说，没有地方同志的配合，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我军就不可能有源源不断的兵力保证，不可能有充足的武器弹药以及粮食衣帽，也就不可能有这一仗的胜利，也不会有平津战役的胜利。
1948年12月25日我军第二次解放张家口市，张家口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为张苏，我和牛树才为副主任，我还任察哈尔省军区副司令员，孟旭同志任张家口市市长，兼军管会委员。1949年初我们同时被任命为察哈尔省省委委员，我们在一起度过了解放战争时期最紧张忙碌的日子。直到当年4月，孟旭同志奉命南下，我们才分开。
孟旭同志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领导干部。我对他的印象是：顾全大局、胸怀坦荡；不怕艰险、能挑重担；团结同志、注重配合；工作勤奋、深入扎实。孟旭同志是我们党的好干部，是我们部队的好朋友，是我的患难之交。
作者是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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