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英宗，孛儿只斤.硕德八剌，蒙古语称格坚皇帝，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长子。生于怀庆(今河南沁阳)，自幼受儒家教育，通汉族封建文化。延祐三年(1316)，立为皇太子。七年正月仁宗死。即帝位。时仁宗母答己太后任过去被仁宗罢黜的权臣铁木迭儿为右丞相，相互勾结，排除异己，诛杀前平章政事萧拜住、杨朵儿只，权倾朝野。孛儿只斤.硕德八剌为巩固自己的地位，立太祖功臣木华黎后裔拜住为左丞相，极力抑制答己、铁木迭儿一党的势力。至治二年(1322)八、九月，铁木迭儿、答己相继去世。十月，立拜住为右丞相，表示要“励精求治”、“一新机务”。此后数月，采取了一些改革性的措施，开始新政。

　　站在当代汉族人的立场，元英宗肯定是立志消除民族分歧、促进民族融合、改善人民生活、向汉族先进的儒文化看齐，但因为反动势力反对刺杀身亡，而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悲剧英雄。这种看法当然有其道理。先看看其新政的主要内容：

　　(一)大规模起用汉族地主官僚及儒臣。拜住“首荐张珪，复平章政事，召用致仕老臣，优其禄秩，议事中书。不次用才，唯恐稍后，日以进贤退不肖为重务”(《元史.拜住传》)。接着吴元珪、王约、韩从益、赵居信、吴澄、王结等人，都在短短数月内被擢任为集贤、翰林院及中书官职。英宗对拜住所推荐的赵居信、吴澄等“有德老儒”，不仅深表赞同，且进一步令拜住“更当搜访山林隐逸之士”(《元史.英宗纪二》)。

　　(二)罢汰冗员。英宗从至治二年十一月起，罢世祖以后所置官，“锐然减罢崇祥、福寿院之属十有三署，徽政院断事官、江淮财赋之属六十余署”(《元史.英宗纪二》)。后因被剌于南坡而未能完成这一改革。

　　(三)行助役法。元代农民劳役繁多，负担沉重。至治三年四月，英宗下诏“行助役法，遣使考视税籍高下，出田若干亩，使应役之人更掌之，收其岁入以助役费，官不得与”(《元史.英宗纪二》)。《元史.干文传传》对此法的记载较具体：“会创行助役法，凡民田百亩，令以三亩入官，为受役者之助”，“文传谕豪家大姓，以腴田来归，而中人之家，自是不病于役。”时人余卓在其所撰《松江府助役田粮记》一文中对当时上海县的田、粮、纳税及实米助役诸数额均有明确记载，其文云：“上海计田七百一十六顷有奇，粮二万九千有奇，纳税二千七百有奇，实米助役二万六千三百有奇。”①由此可证助役法对广大农民确实是有利的。

　　(四)岁减江南海运粮二十万石。至治三年夏六月，拜住以海运粮比世祖时顿增数倍，“今江南民力困极，而京仓充满，奏请岁减二十万石”(《元史.拜住传》)。英宗遂并铁木迭儿所增江淮粮免之。

　　(五)审定颁行《大元通制》。至治二年正月，英宗命将仁宗时未最后审定完毕的法令编纂工作继续进行，令枢密副使完颜纳丹、侍御史曹伯启、判宗正府普颜、集贤学士钦察、翰林直学士曹元用，以二月朔会集中书平章政事张珪及议政元老率其属众共同审定，并加以补充;书成，“堂议题其书曰《大元通制》”②。凡二五三九条，内断例七一七，条格一一五一，诏赦九四，全类五七七，颁行天下。全书共八八卷。此书是元朝“政制法程”的汇编。

　　今天很有人对元英宗的新法赞赏非常，认为其罢汰冗官，精简机构，节省了不少行政费用;推行“助役法”，减轻了忽必烈以来汉族民众长期以来负担的沉重徭役，认为在一系列雷霆手段的重击下，元朝似乎瞬间醍醐灌顶般的清醒过来，朝野上下焕然一新。

　　焕然一新是必然的，但是好是坏要分析研究。首先是立场问题，如果站在今天汉人的立场那当然是一个好。但我一直坚持，判断改革的好坏，必须坚持以改革范围内的各阶层、各类别的人民是否得利为标准。也就是说要尽量兼顾改革时各级各类群众的利益。不是说不能触犯任何人的利益，改革确实必定会触犯少数人的利益，但要尽量团结大多数人，不能说“我们有六亿人牺牲三亿没什么大不了”令人不寒而栗的话。那么我们具体分析元英宗新政每一项新政的得立者与失利者，我们不难发现，元英宗的措施实际上是损害相当一部人民的利益。官僚及儒臣和罢汰冗员。一边说罢汰冗员一边大规模启用汉官，说明元英宗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推动中央集权制。英宗继位是有些不太合法的，是他父亲仁宗违背与武宗的约定强行推上位的。他独尊儒术很大的原因就是利用儒家父死子继的传统来证明自己皇帝的合法性以及为传位于子作好准备。当然，这不是我关心的重点。我关心的是儒家的中央集权和蒙古分封制的得利方与失利方。加强中央集权，受益的是皇帝本人，利益受损的蒙古贵族和女人。为了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他开始削弱朝廷内部贵族大臣和皇族的参政权。拜住被任命为右丞相之后，元英宗马上就废除了左丞相官位，企图与拜住两人独揽朝政。这还不算，英宗还罢免了皇太后和皇后属下机构的大量官员，以便剥夺贵族妇女的参政权。英宗的祖母答己皇太后增经感叹说：“还不如没有这个孙子”。当然，这两种制度在当时与老百姓的权益是没有多少关联的。但实事求是的说汉族“外儒内法”的高度中央集权制，扼杀了所有能够走向民主与法制的可能性，只有皇帝，连贵族之间都没有民主，何谈人民民主。两千年来，每一次农民起义都成了黑手党式的争夺老大宝座的周而复始的原地踏步。权力的过分集中和滥用，只能导致两种结果----腐儒式的愚忠献媚或草寇式的反抗复仇。而蒙古人传统的类西方式的分封制观念，不允许无限满足皇帝的贪权欲望。我个人觉得，这种从限制君主权利保障贵族权利开始，进而过渡到限制贵族权利保障人民权利更容易些，也就是说分封制比集权制更容易走向民主，应该更有其先进性。当然历史无法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