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1946），湖南省醴陵北乡七里山人，1893年1月17日出生；少年就读醴陵县立高等小学、湖南瓷业学堂；早年为同盟会员，留学日本多年，对日本问题深有研究。后加入国民党，曾任驻日大使馆参事。1937年11月，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1938年转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将主任；1945年5月，在国民党“六大”上当选“候补中委”。

 　　1919年巴黎和会开幕，北洋政府派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等五人为中国全权代表。会上陆等提出取消“二十一条”，归还山东，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等要求，然而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让给日本，激起全国愤怒。北洋政府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5月4日，北京学生举行爱国示威游行，反对巴黎和会决定，“五四”运动爆发。

 　　1921年8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起召开华盛顿会议，分别向英、日、法、意、比、荷、葡和中国发出请帖，妄图谋取远东和太平洋的霸权。是时，王芃生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学习，在校期间任东京留日学生学术研究会外交研究部部长。王芃生等留日中国学生鉴于“巴黎和会”的惨痛教训，认为这次“华盛顿会议”是翻案良机，于是由王芃生起草了《华盛顿会议之预测与中国应有之准备纲目》的长篇论著，送交中国代表团高等顾问汪大燮，得到汪的激赏：“汝辈均如此年轻耶？后生可畏，中国有望矣”。汪因年老多病，特向外交总长颜惠庆推荐王芃生代替前往赴会。

 　　1921年11月12日，华盛顿会议开幕。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问题，美英表面支持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的要求，实质是为了打击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日本反对讨论山东问题，坚持通过中日双边谈判来解决。王芃生在会议期间做了大量资料工作。1922年2月4日，日本在美英的压力和中国人民反日斗争的形势下，同中国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规定恢复中国对山东的主权，日本撤出山东，归还胶济铁路，但中国要以铁路产值偿还日本。

 　　王芃生由美回国后，经王宠惠介绍任鲁案调查善后委员会调查部副部长，行政处副主任，青岛接收准备委员会委员，细目协定起草委员。旋任接收青岛行政及公产两委员会主任委员，协助督办王正廷工作。1922年12月10日，中日在青岛举行了移交仪式，中国正式收回了已被德国侵占14年、复被日本侵占八年之久的青岛。

 　　青岛收回后，王芃生任胶澳商埠办公署政务处长，兼法规编审委员长，办理鲁案善后事宜。1923年督办由熊炳琦接替王正廷。王芃生继续协助熊炳琦王正廷督办接收善后工作，自始至终参加中国收回被侵占的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大片领土的有关事宜。

 　　1924年，王芃生因力劝督办熊炳琦抵制吴佩孚提出的由胶澳筹集巨款收买广州海军的计划，引起吴佩孚大怒。于是两人同时辞职而去。

 　　1937年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器重王芃生对日本的谙熟，命他组建“国际问题研究所”，主要开展对日情报工作。抗战8年中,他所主持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广泛收集敌友情报,剖析国际形势,对德军进犯苏联、日本偷袭珍珠港及日本的投降等重大事件,均在事先作出了准确的判断,提供了可靠的情报。

 　　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约三个星期(即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中旬)，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王芃生也曾送呈一份从日军大本营秘密获得的“日军准备发动东进和南进攻势的战斗序列”情报资料，由此判断出日军即将对美国太平洋军事基地和东南亚地区发动进攻的意图。侍从室情报组看到这份情报后，立即用红色封套原件加签迅速密呈给蒋介石，蒋阅后立即批示：密告美国政府。 但美国海军当局并未对此引起充分重视，也未及时做出对策，以致后来使珍珠港海军基地遭到了惨重损失。” （中国二战时曾破译珍珠港偷袭之密电？）[1]　 　　他还在《大公报》、《中央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抗战过程应有的基本认识》、《不降必胜的道理》、《看清日本的真相》、《中国抗战对世界大战的贡献》等大量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宣传抗日必胜的文章。

 　　抗战胜利后，由于王芃生非蒋的嫡系而不被重用， 1946年7月17日病逝于南京,终年5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