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花”飘落，我心中的妈妈

阅读 23

小雨沙沙

　  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人们说父母不在了，家就没有了。十年了，逢年过节，看到别人阖家团圆，欢聚一堂，听到鞭炮声声，笑语欢声……心里空空荡荡，无牵无挂，十分酸楚……

在母亲去世五周年时，我写过一篇祭文。把它改编成“美篇”，以表达对母亲，对家的思念……

清晨，梦见了家人……母亲对我和妹妹说，她不会再回呼市了。在惊恐中醒来，天还没亮。真的，那年母亲去了北京就再也没回来。

母亲已经走了十年了。

2010年新年伊始，北京下了一场六十年不遇的大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妈妈在满世界的“梨花”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妈妈在漫天的“梨花”中走了

2009年底的一天上午，我正在讲台上给学生讲述如何做毕业设计答辩，放在课桌上羽绒服口袋里的手机铃声，急促响起。那是我那学期最后一次课。 

我打开手机一看是妹妹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妹妹没有重要事，从来不打我的手机。我马上有种不祥的预感，慌忙拿着手机到走廊，妹妹在电话里泣不成声地对我说：“妈妈今天早晨，因突发脑溢血住进医院，大夫说有两种治疗方案：一种是开颅手术，妈妈这么大岁数，非常危险，恐怕连手术台也下不了；一种是保守治疗，送重症监护室抢救，也非常危险，后果很难预料，医生叫我马上做决定。你说怎么办？妈妈的命可能保不住了……”电话里传来妹妹呜…呜…的伤心哭声。我脑子一片空白，顿时乱了方寸。

“你别着急，你说怎么办？”我边安慰着妹妹，边询问她的意见。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做事一向很有主见的妹妹也没了主意，慌了神。

“让我想想，我跟学生交代几句，马上给你回电话”。

回到教室，我停顿了一会儿，强忍着眼眶里的泪水，对学生说：“我母亲患重病，可能要做手术。周五的课，我来不了，你们自己复习……”我哽咽了。

学生看到我凝重的神情，马上安静了下来。我转身在黑板上写下毕业答辩的程序和应注意的问题，回身向学生做了简要的讲解。当我在黑板上写完最后一句板书时，思绪乱了，脑子里只有三个字：怎么办……怎么办？约有一分多钟没有转过身，教室里安静极了，七十多号学生，鸦雀无声。我慢慢转过身，含着眼里的泪水，对学生说道：“你们好好复习吧！”便走出了教室。

妹妹又打来电话，说在医生的建议下，并与晓山商量，已把妈妈送进重症监护室，我也表示同意采取保守治疗。并告诉她，我马上买火车票赶到北京。

中午，我去车站买了第二天的车票，当天车票已售完。

晚上，与妹妹通电话。妈妈已处于昏迷状态。

第二天我登上火车上，只有一个念头：希望身体一直健康的妈妈能够挺住，闯过这道鬼门关！

到京后，医院里的妈妈躺在病床上，带着呼吸机和各种吊管，双目紧闭，已没有了意识，处于深度昏迷之中。

在病痛的煎熬中，妈妈的生命与死神抗争，苦苦地挣扎了十一天，默默地走了，没有看我们最后一眼，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一句话。

妈妈去世的第二天，下起了大雪，洋洋洒洒的漫天大雪，下了一天一夜，厚厚的白雪，覆盖了妈妈曾经工作生活了十几年的北京城。

我望着窗外，依稀看到了妈妈的身影，在漫天的飞雪中踏着洁白的雪花走了，走向了遥远的天国。

妈妈在学校喷水池的假山上

爸爸 妈妈 妹妹和我

我和妹妹在幼儿园时的照片。

我在呼市人民公园 （青城公园）放暑假，妈妈带我们到内蒙度假。

并非慈爱的妈妈

在三个子女中，我跟妈妈的关系最为疏远。回想起来，从小到大,我很少跟妈妈在一起，甚至从没与她有过任何一次认真或是长久的交谈。

在学生的眼里，妈妈是亲切的、和蔼的，就像他们自己的妈妈一样亲近。可在我的心目中妈妈并不是一个慈爱温情的妈妈。

妈妈年轻时，便离家只身在外求学，闯荡。后来参加革命，成为中直育英小学第一任教师，便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工作之中，很少顾及家庭和孩子。因此，我感觉妈妈缺少家庭观念和母爱，并不是很疼爱自己的孩子，尤其是对妹妹和我。

我们从小似乎也没有家庭概念，在我们的心目中育英小学就是一个大家庭。就像育英校歌里唱的一样：“小小的叶儿哗啦啦，育英小学是我的家，学校里面真正好，唱歌跳舞笑哈哈……”。妈妈跟其他老师阿姨一样，每天忙忙碌碌地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孩子。

妈妈曾和我爱人聊天时，说我出生时没有奶，也没有牛奶喝，从卫生院把我接回家，饿的哭了三天三夜。

当时育英有座办公楼，一层是学校行政和老师的办公室。二层是老师的住家，中间是一条走廊通道，两边都是十几平方米的单间房子，一家一间，人口多的住两间。楼里有公共厕所和洗漱间。赵慧五主任、刘志扬老师、杨淑贞老师（是我四年级的班主任）、高尔全老师、李淑艾老师、曹辅成校长、金阿姨家等都住在二层。

我晚上的哭声吵得楼里的其他老师休息不好。

王玉芳老师见到妈妈提出了“抗议”：“老朱，求求你行行好，能不能夜里别叫你儿子哭！”。

我母亲无可奈何摇着头，“我也不想叫他哭，也没法儿，没奶呀！”

到了第四天，我不哭了，因为饿得哭不动了。

我听了爱人讲的这件事，奇怪问道：“我怎么没听母亲提起过。”

“你妈不跟你说，是怕你记恨她”爱人说道。

在我记忆中，我从没受到妈妈的爱抚和搂抱。所以我一直认为妈妈不是一个慈爱的妈妈。我从小就感到“皮肤饥渴”，缺少亲情的爱抚和滋润。我从没在妈妈面前撒过娇，从没想过，也不敢。

那时的人们都非常敬业，育英老师的子女大部分很小就被送进了幼儿园。我也一样,一岁多就被妈妈送进了幼儿园。幼儿园的生活在我的记忆早已变得模糊不清了，没有留下任何清晰的印象。

再大一点，便无人管了。妈妈每天忙着上课教书，任由我和妹妹与一群同龄的育英子弟，在校园里野跑疯玩。到点儿去食堂吃饭，天黑了就回家睡觉。

我从小因营养不良，缺钙，体弱多病，身体发育得也晚。脑袋长得又大又圆，四肢瘦弱，重心不稳，走路老摔跟头。校园里孩子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大西瓜”、“西瓜毛”。妹妹比我小一岁，她会唱歌了，我才会说话（1983年，去内蒙古附属医院口腔科检查，发现我舌系带非常短，舌头伸不出来，做了一个小手术。大夫说这就是说话晚的原因）她会跑了，我才会走路。走路时，脚呈内八字。

一次妈妈带着学生、我和妹妹去北京动物园游玩。

妹妹看到黑熊时，惊奇地大声地嚷道：“妈妈，你快看，狗熊走路的样子跟我哥哥一样！”

妈妈和学生及周围的游客，都转身看着我哈哈大笑，我羞得头也不敢抬。

同龄的男孩子嫌我又笨又傻，不跟我玩。我只好每天颠颠地跟在妹妹那帮小丫头屁股后面，帮她们拉皮筋、捡沙包，抓羊拐、踢毛毽、跳方格……，跟女孩子一起玩，为此，常常受到院里男孩子的讥笑。

妈妈带着学生和我们三个孩子，在北海公园。

严厉的妈妈

妈妈年轻时长得很秀气，尤其那双凹陷的眼睛。一旦生气发怒，那眼神变得严肃而犀利，令人生畏。

在学生的眼里，妈妈是一个亲切和蔼的老师。在我的眼里，妈妈是一个严厉的妈妈。尤其在学习上对我们子女要求很严。

我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住校。按妈妈说法：一是工作忙，男孩子淘气，顾不上管我；一是让我从小就过一种集体生活，锻炼培养独立学习、独立生活的能力，培养集体主义精神。虽然，家近在咫尺，我每周只有在周末回一次家。而且还在教工食堂吃饭。

周日晚上，学校大礼堂经常放电影，我因住校，必须在8点前返回宿舍。遇到好电影，我便偷偷看完，再溜回宿舍。曾被值夜班的阿姨堵住过几次。把我送回家，妈妈罚我站着，不准睡觉。

妈妈是语文老师，可我从小就不喜欢语文，最不爱看书。

妈妈从图书馆，给我借了一本苏联小说《铁木尔和他的伙伴》叫我看，看10页，才准许我出去玩。我飞快地翻看了10页。

妈妈一看表，才用了两分钟，“我看书，也没你这么快，不行从头再看一遍”，又逼着我看了一遍，才放我出去。就是这样，我的语文成绩总是3分。妈妈每每看到我语文的成绩和作文时，感慨地说：“你看看人家百鸣（我家邻居李淑艾老师的女儿），才比你们小几岁，能看那么厚的书，写出的作文，那真叫漂亮。你也跟着学学！”

我最喜欢假期，每天除去做作业，便可以无拘无束地玩耍。我最害怕的就是妈妈检查我的假期作业。

一天早晨，妈妈真的来检查我作业，当她看了我写的当天日记后，对跟在她身后，暑期不能回家的学生说：“来，你们过来，听听我儿子写的日记，”学生马上都围了上来。

“数一数他在日记里用了多少个‘了’”。

妈妈说完念道：“‘今天早上七点钟，我起了床’”

学生数道：“一个”

“穿好了衣服，洗了脸，刷了牙。’”

学生数道：“两个——三个——四个……”

“然后，我和妹妹到食堂去吃了早饭，吃了一个馒头，喝了一碗玉米面稀粥，还吃了一碟咸菜。然后，到办公室开始做作业了，先做算术题，做完了，接着做语文题……’”

妈妈念完，问道：“一共用了多少‘了’？”

几个男学生嘻嘻哈哈笑着，看着低着头，羞红了脸的我，说道：“13个”。

“你自己说说，你写的那叫日记吗？记了一篇流水帐！”

学生又哈哈地笑开了。

妈妈从本上撕下这页日记，严肃说道：“重写一篇，写不好不准出去玩！待会儿，我再检查。”

我羞涩地趴在办公桌上，开始重新写日记。

在追悼会上，一个妈妈的学生握住我的手，说起当年的事“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朱老师当着我们的面，念你写的日记……”。

最让妈妈没有想到是：小时候最不爱看书，最不喜欢语文和写日记的调皮捣蛋的我，长大后竟然成为了一名语文老师。

假期的一天，我和几个育英子弟，用石块打果园外面几颗杏树的杏子吃。被果园工人发现了，告诉了妈妈。妈妈把我提留到教务处训斥。

“长在果园外面的树又不归他管，杏是自己掉到地上的，我们才捡起吃的。”我争辩着，不肯认错。

妈妈越说越生气，拉住我的胳膊，抓起桌子上一把木尺，朝我屁股打来，我一边躲闪，一边大喊：“打人是犯法的！”

教务处的老师一听，哄的一声都笑了。

妈妈也乐了，“好呀，你还知道‘犯法’！”但手里高高举起的尺子慢慢放了下来，没有落在我的屁股上。

妈妈对学生如何我不知道，但对我们孩子要求是严厉的。尤其在道德品质和学习上，非常严格，不能越雷池一步。

妈妈和我们一群育英的孩子，在学校动物园。

艰辛的妈妈

一年春节，我去看望舅舅。舅舅对我说：“抽空到北京看看你妈，你们小时候，你妈一个人带你们三个孩子，不容易呀！”舅舅说的对。

1957年，父亲因有右派言论，被发配到内蒙古“支边”。从此，我们三个幼小的孩子，一直跟妈妈生活在北京育英小学。是妈妈一手把我们拉扯大。从小学到中学，直到1965年秋天离开北京。

有一次，我跟妈妈去财务科领工资，学校扣除我们三个孩子的学费及我的住校食宿费用，再扣除妈妈她们三人的伙食费，会计拿出妈妈的工资袋，只倒出一个五分钱的钢镚儿。我看到非常心酸。妈妈还笑着说：“就一个‘大子儿’！”

小时候，几乎天天吃大白菜，我最讨厌吃白菜帮子。

一天中午，食堂又吃白菜，我把菜帮子剩在了碗里，就走了。妹妹追了出去，喊我：“妈妈叫你回去呢”，我又返回食堂，妈妈叫我把剩在碗里的菜帮子吃了，我一看就恶心，趴在长凳子上耍赖，假装肚子疼。“肚子痛也得吃，不许浪费！”在妈妈强迫命令下，我闭着眼睛把菜帮子，吞到嘴里，跑到外面，吐到水池里跑了。

一天，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去万寿路的百货商店买东西。路旁是四季青公社的一片片的翠绿的玉米地，玉米秆比大人还高。那时正是困难时期，人们都吃不饱。走着走着，看见一个小伙子在玉米地里，偷偷掰玉米棒子。妈妈发现后，上去揪住小伙子的衣袖，厉声说道：“你怎么偷公社的玉米？走，跟我去派出所！”那小伙子猛地挣脱了妈妈的手，拔腿就跑，妈妈扔下手里的提包，紧追不舍，跑了一段，那小伙子跑远了，没了踪影。

妈妈折了回来，我和妹妹吓傻了，呆呆地站玉米地旁。我从地上捡起妈妈的提包，瞪着惊恐的眼睛看着气喘吁吁的妈妈。

“再饿，也不能偷人民公社农民种的玉米！”妈妈生气地告诉我们。妈妈的言行让我们幼小的心灵，明白了一个做人的基本道理。

学校有一个洗衣房，一到三年级的住宿生，衣服全由学校洗。从小学四年级，妈妈就教会了我洗衣服，缝被子，补补丁、补袜子。我虽是男孩子，但心细手巧，针线活儿比女孩子都做得好，经常受到妈妈的夸奖。

从上小学时，妈妈就领着我和妹妹打扫家里的卫生，每周大扫除一次。张凤琴老师的孩子不会打扫家，妈妈还叫我去她家帮忙，教她的孩子如何打扫卫生。

所以我从小就爱劳动。这也是母亲常夸我的优点。四年级，我还当过班里的劳动委员。

那时，人们家里孩子多，生活又困难。家里的孩子一般老大穿小的衣服，老二接着穿，然后是老三……直到不能穿了为止。所以我老穿旧衣服或是带补丁的衣服。只有过年才有新衣服穿。

一天，妈妈给我送来一件姐姐的旧“棉猴”。班里的同学起哄：“呕，穿你姐姐的棉猴了。”

“在家你们不穿哥哥姐姐的旧衣服？”妈妈反唇相讥。

勤俭、爱干净，是我从小到大一直保持的良好习惯。

妈妈和我们三个孩子在学校门口的影壁前

民主的妈妈

妈妈对我们子女的教育，不如对学生那么耐心细致。因为是自己的孩子，方法有时简单粗暴，尤其是对妹妹和我。据说，妈妈为此还受到赵慧五主任的批评。

一天晚上，我们三个孩子躺在床上，正准备睡觉。

妈妈靠着床栏杆，盖着被子，对我们说：“今晚儿，咱们开个家庭会，妈妈以前因为工作忙，对你们管教不够，缺乏耐心，态度急躁，尤其是对丁戈和沙沙，有时方式也比较简单粗暴。妈妈当面向你们做个检讨！”

我感到非常诧异。妈妈向我们做检讨？我真有些不敢相信！

“你们有什么意见，认为妈妈做的不对的地方，当面提出来，别怕，妈妈一定接受！”妈妈接着说道。

妈妈说完，我们沉默好一阵儿，没说话。父母管教、打骂孩子，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那也是为了孩子好。万万没想到妈妈能向孩子认错。所以，我们半天没有反应。

妹妹先开口了，诉说了自己所受的冤枉和委屈，说到伤心之处哭了。

我卷缩在被窝里，蒙住头，偷偷流着眼泪。我是被妈妈诚恳的态度所感动流泪，同时也为平时很少受到妈妈的关爱伤心流泪，也为曾受到妈妈的严厉责骂而伤心流泪。

我住校，平时不在家。偶尔在家时，我一见妈妈眼神或脸色不对，便伺机溜出,逃之夭夭。有时，干了坏事或犯了错误，我就干脆不回家，躲在外面，等妈妈消了气，再悄悄溜回家。所以我平时挨妈妈的打骂比较少。

妈妈问我有什么意见？我想说缺少母爱，但一个男孩子又说不出口，我小声说：“没有”，背过脸，眼泪又流了下来。

我从小喜欢打乒乓球，还曾是校队成员。有时，妈妈在假期也和我们一起打球。我跟妈妈对阵时，就一板一板地猛扣，打得妈妈连连后退，可能是发泄内心的对妈妈的一种不满和怨气。站在一旁观战的学生顾全福笑着对妈妈说：“朱老师，我感觉沙沙，在借机向你报仇呢！”

妈妈并不生气，见打不过我，便放下球拍，笑道：“这个坏小子！”

妈妈和赵主任

“朱凡诺娃”

学校里和妈妈要好的女老师常亲切称妈妈为“朱凡婼娃”。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苏关系良好。老师给妈妈起了一个苏联昵称。妈妈长得还真的有点像苏联人，尤其那双凹陷的眼睛。妈妈性格也有些像苏联人，乐观开朗，待人热情大方，人缘好。尤其是妈妈的爽朗笑声十分有感染力。

我从没见过，也从没听说妈妈跟任何老师和同事红过脸，吵过架，对学生发过脾气。

我们家有一辆“永久”牌的26型脚踏车。可谓全校名副其实的公用车，育英的大部分子弟，都是用我们家这辆车学会骑车的。谁想借，只要跟妈妈打个招呼，“老朱，我用用你的车。”就骑走了。甚至，跟我们孩子说一声，便骑走了。

一年的春节，学校发给柳润芳老师和妈妈一张人民大会堂春节联欢晚会的门票。柳阿姨和高叔叔带着曼莉、高沙沙，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了晚会。

那天，毛主席也去了，在一个礼堂里看京剧，我只看见一个背影。我跑到大厅里玩游戏。有套圈、猜谜、摸鼻子、吹蜡烛等各种有奖游戏。中了奖发一张奖券。

我排队摸鼻子。工作人员用一块黑布蒙住我的眼睛，我伸出手臂，小心翼翼朝前走去，正好摸着木偶的大鼻子。旁边的阿姨发给了我一张奖券。可以到领奖台领糖果和玩具。

我正兴高采烈地琢磨领什么东西好，妈妈发现了。把我叫到一边，对我说：“把你这张奖券给高沙沙吧！”

我忙把手背到身后，“不！我还要领好东西呢。”

这时，我看见高沙沙正坐在领奖台上耍赖，哭着要一把木制的玩具刀，高叔叔站在一边手里拿着两张奖券，跟工作人员商量，工作人员告诉他：“要三张奖券，还差一张奖券”。

妈妈蹲下，拉着我手说：“高沙沙小，你大应该让给他。听话，把奖券给妈妈。”我犹豫了一会儿，不情愿地递给了妈妈。

妹妹和李老师曾给我讲述了这样一件事：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学校领导按上面提出“诗画满墙”的号召，要求李默老师（我六年级的班主任）为学校的国庆墙报专栏画几幅画。李老师根据某本杂志临摹了几幅，经领导审阅后，粘贴在职工食堂墙壁的宣传栏上。其中一幅画中的女青年穿的肚兜上有一个半圆形的向日葵图案，有人看后认为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徽。便向学校领导做了举报。当时，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自然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学校领导找李老师谈话，李老师说是根据一本杂志画的，但没有找到那本杂志，没有证据证明。学校认为李老师有政治问题，一直追究不放。之后，派人外调，又查出“隐瞒家庭成分”等问题，为此，李老师受到党内处分，背负了“莫须有”的罪名。

妈妈假期到呼市探亲时，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看到了原画，立即将杂志寄给学校领导，为李老师的冤案澄清了一个事实。事后，李老师知道后，非常感激妈妈。

在那个“极左”的年代，可能因为一次无意的言行，便遭人诬陷，上纲上线，会影响一个人的政治前途和命运，甚至毁了你的一生。

王梦心老师、妈妈和 孔老师。

李淑艾老师、妈妈和王舒庭老师。

潘老师、王玉芳老师、高老师、赵主任、妈妈、李校长。

妈妈和学生在学校的攀登架上。

妈妈与学生在学校门口的影壁前合影。

我只认识其中的一个学生，最后一排左边第一个叫顾全福，跟我很好，知道我喜欢打乒乓球，特意送给我一套《第26届世乒赛》邮票。

学生的“妈妈”

遗体告别仪式上，除了我们亲属、妈妈的单位领导外，大都是妈妈在育英时教过的学生。都已年过花甲，有的已白发苍苍。

妈妈一生教过多少学生，我说不清。

在育英时，我发现妈妈的学生都不怕妈妈，学生平时跟妈妈说话都很随便，而且都很喜欢和妈妈亲近，愿意跟妈妈在一起聊天谈心，有时还一起唱歌、游戏。有的学生还亲密地挽住妈妈的手臂，妈妈就像他们的一个知心朋友。

这很让我羡慕、嫉妒，因为我从没有与妈妈这样亲近过。这种亲密的行为，对于我从没想过，更别说这样做了。

周日或假期，常有学生因父母在国外工作，或有重要工作不能接他们回家。妈妈就把他们领回家，跟我们一起玩耍，一起在食堂吃饭。

那时国家还处于困难时期，糖果、点心这些好吃的食物都是定量供应，凭户口本和粮票购买。妈妈买回糖果、点心后，算上自己、学生和我们三个孩子，一人一份。一般是妈妈那份儿最少，学生和我们孩子一般多。我扒住桌沿，瞪大眼睛仔细看着妈妈划分，分好后，连忙抓起自己那份儿，揣进口袋里，慢慢细细地品尝。

在妈妈的眼里学生就是自己的孩子，在我看来这些大哥哥大姐姐，就是我们家庭的临时成员。对此，我早已习以为常。

一年的暑假，一群学生来看妈妈，妈妈非常高兴。

其中一个学生对妈妈说：“朱老师，你曾经答应要为我们亲手做饭吃，我们今天来就是要尝尝你做的烙饼。”

“没问题，我现在就动手给你们做！”

平常一天三顿饭，我们都是在食堂吃。妈妈很少做饭，但妈妈做的饭比食堂的饭香多了。

妈妈拿出存的半袋面和一瓶鸭油（煮鸭子时，从鸭汤里撇出的油），又跟一位老师借了一个蜂窝炉子，在一楼的小锅炉房里，动手和面、揉面，将面团擀开，里面抹上一层鸭油，再撒上细细的盐末，卷起来，切成若干段，擀成饼。两面抹上油，放到锅里烙。学生围在妈妈身边，刚出锅的鸭油饼焦黄酥脆，让人垂涎欲滴。烙好一张，学生吃一张，边吃边砸磨嘴，吃得津津有味。七八个学生每人吃了两张，我和妹妹才吃了一张。

做完饭后，妈妈叫我把剩下的半罐头瓶鸭油，送回家。我在楼道里打开瓶盖，偷偷用勺子挖两勺鸭油吃了，滑滑腻腻的，真香。

没想下午，我正在院里玩，肚子发胀，紧跑慢跑，刚跑进厕所，没憋住……。我跳进厕所的水池中冲洗干净，穿着湿短裤，跑回家换了条裤子，怕再拉，我在裤腰别几张手纸，又跑出来玩。正巧被妈妈看见，问道：“着凉拉肚子了吧？”我“嗯”一声就跑了。

妈妈对学生如何，她与学生的亲密关系，无需我们子女来评说，自有学生的评价。从参加遗体告别的学生人数、从学生送的挽联、打给我们子女的电话和发来的短信中，从学生在博客发表的悼念文章即可看出妈妈和学生的深厚师生感情。

我感觉妈妈不仅是我们的母亲，也是学生心目中的“妈妈”。

一次妈妈去内蒙古中蒙医院看病，吕连医生是妈妈的学生。他开好处方，对妈妈说：“朱老师，您身体这么好，活一百岁没问题。”

“不，我要活到一百二十岁！”妈妈那自信乐观的人生态度，把旁边的大夫和患者都逗乐了。

我和妹妹在电话里也常说，妈妈的身体这么好，准能活到90多岁。可没想到，妈妈却突然走了。

妈妈是一位普通的人民教师，就像她的名字一样，平凡地走完了她教书育人的一生。

我想在遥远的天国，最让她难以割舍的，会是那校园里琅琅的读书声和那一张张纯真可爱的笑脸。

我觉得让妈妈感到欣慰的是我和妹妹继承了她所钟爱的教育事业，并跟她一样成为了一名语文教师。

我喜欢下雪，喜欢梨花。轻柔的雪花，洁白的“梨花”啊，请替我们再送妈妈最后一程，愿她……

妹妹和我在“海撒”的客轮上。

2011年4月1日 我在网上的纪念馆对妈妈说： 

妈，老话说“叶落归根”，按着您生前的意愿，在2011年开春3月19日，妹妹与我和小豆从北京赴天津。翌日清晨，乘坐天津民政部门的大巴赶到塘沽，然后登上客轮，把您的骨灰撒进了渤海湾。

妈，天津是您的出生地，是您的老家儿。妹妹在《海撒纪实》中说：“带你回家了，你可以和姥姥、大姨、三舅见面了……”

是的在那里，有亲人的陪伴您不会感到寂寞的：在那里，潮起潮落，海浪将陪伴着您到海河、到天津，听听时代变迁的脚步，看看家乡的巨大变化……

十年了，妈妈您在那边可安好？

妹妹在天津的瓷房子博物馆

小豆在天津瓷房子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