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永烈

一代才女死于非命

著名女作家戴厚英不幸遇害，震撼着上海。

1996年9月3日上午10时45分，上海龙华殡仪馆大厅哀乐低回，四
　　戴厚英安息在花中
五百人聚集在这里，默默地为著名女作家戴厚英教授送行……作为戴厚英多年的文友，笔者胸前佩着小黄花出席了她的追悼会。

挂在最为醒目地位的是老作家萧乾的挽联；

“敢想敢说敢作敢为为民诉疾苦

大彻大悟大喜大悲悲我挽厚英”

萧乾是戴厚英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的介绍人，也是戴厚英最尊敬的文坛前辈。萧乾的挽联，生动地刻画了戴厚英的人品、创作和性格

，给了戴厚英以高度评价。

最长的则是戴厚英家乡亲友所写的挽联，长达七八米，从柱顶一直拖到地上：

“辞乡四十年几番风雨几番恩怨犹有文章愧须眉江淮自古生人杰

断肠三千里如此才华如此亲情竟无只手挡贼刃南北至今说灵音”

笔者向戴厚英的遗体三鞠躬之后，走近她，向她默默告别。

……

戴厚英是在8月25日遇害的。9月15日，公安机关将凶手缉拿归案。

人们在赞扬上海公安为民除害的同时，无不为英年惨逝的著名女作家扼腕而叹……

父亲“右派”影响了她一生

我记得，我去采写戴厚英，是在一场暴风急雨降临在她头顶的时候。那是在11年前——1985年，她的长篇小说《人啊，人!》成了众

矢之的，在全国遭到密集性的“批判”。她，处于争议的漩涡之中，引起了我的注意。

在上海知识界，她是个不多见的“女烟民”。她坐在临窗的书桌前，不断地吞云吐雾，跟我聊着。她的烟瘾颇重。这一小小的生活

细节，反映出她曾在非常压抑的重负下生活，借助于浓辣的烟味，给自己的精神注射奋搏的刺激剂。

她本是赤贫土地上的一棵小草。1938年，她降生在安徽淮北阜阳地区颍上县的一个小镇上。那儿是穷乡僻壤。

她面对笔者开始这样的自述：

“我的一家，很普通，也很善良。我的父亲是店员出身的合作商店经理，小镇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仅仅因为对统购统销政策提了一

点意见，就给打成‘右派’。

“我母亲在街道缝纫组工作。母亲是很能干的家庭妇女，会做一手好针线、一手好菜。可是，收入却极其微薄。

“家里一窝孩子，7个。我排行第二。大姐出嫁。三妹1958年去新疆，死了。我下面是四妹和3个弟弟。父亲被打成‘右派’，全家

蒙受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双重压力。我们过着赤贫的生活。”

她是家中惟一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她的母亲和姐姐是文盲。尽管祖父以为女孩子不需要读书，她还是哭着要念书。她从小学念到初

中。淮河的大水，冲走了她家仅有的一点财产。从高中起，她靠助学金生活。1956年，她考入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因为

念师范每月有12.5元伙食费和3元零用钱。

1960年她毕业了，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文学研究所。

与诗人闻捷的生死恋

戴厚英的成名作是遭受“大批判”的《人啊，人!》，而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却是《诗人之死》。《诗人之死》是以诗人闻捷为模特

儿写成的。

闻捷，中国当代的著名诗人，原名赵文节。笔名闻捷，便是“文节”的谐音。1923年6月12日，他出生在江苏丹徒县一个铁路职工家

庭。闻捷比戴厚英大15岁。闻捷入党那年，戴厚英刚刚出生。

1961年初，闻捷来到上海，在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从事专业创作。闻捷和戴厚英在同一单位工作，当时并无来往。

在“文革”中，闻捷被打成“叛徒”、“黑线宝塔尖上的黑诗人”。1968年3月，上海作协和上海京剧院成立一个临时联合审查组审

查闻捷，戴厚英是这个审查组的成员。在闻捷被隔离审查的时候，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闻捷的妻子杜芳梅受迫害自杀了!

为了了解杜芳梅自杀的情况，上海作协派戴厚英和一位姓王的诗人一起，到杜芳梅的工作单位，即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去外调。

戴厚英得知，杜芳梅是那里的科长，已经被“结合”的干部。自从闻捷受审查，银行里的另一派就揪斗她，在外滩刷出打倒闻捷的

大标语。她精神上受了很深的刺激，自杀了。戴厚英对杜芳梅之死深表同情。

当时，闻捷并不知道妻子的惨死。上海作协领导又派戴厚英等到闻捷隔离审查所在的上海少年管教所，把杜芳梅的死讯告诉他。他

悲痛极了。这样，戴厚英对闻捷开始有所了解。但只是工作上的接触而已。

1969年，戴厚英和闻捷都被赶到上海郊区奉贤县的“文化系统五七干校”，戴厚英和他在一起劳动，接触渐渐多起来了。

戴厚英回忆说：

“他给我的印象是，虽然46岁的人了，性格却像个孩子。他对一切人都信任。他很少说哪一个人坏。

“他非常爱
闻　捷

自己的妻子，爱得那么深。在我的面前，他从不掩饰自己对妻子的深切怀念。他告诉我，他和杜芳梅是在延安时认识的，有着十分

深厚的感情。他开始写诗歌时，最初写的是情诗，那些感情纯真的诗，是写给杜芳梅的呀!那时候，他在新疆，妻子在北京，难得见

面。他把对妻子的思念之情融进诗里。他的《天山牧歌》等情诗，都寄托了他对妻子的深情。1957年，他听说妻子在反右时受到冲

击，就对妻子说：‘即使你成了右派，你还是我的好妻子!’

“随着我们感情的加深，他更是经常谈到死去的妻子。这是一般人所无法理解的。他非常天真、纯洁，从不会伪装自己。他毫无顾

忌地在自己以后的恋人面前谈到对故去的妻子的怀念。他是这样做的。他这样做，并没有使我对他感到不满，反而使我更加理解他

是怎么爱的。1970年9月，我们的感情不断加深，决定结婚。”

就在戴厚英和闻捷打报告要求结婚时，上海《文汇报》的一份白头简报中报道了这一“阶级斗争新动向”。张春桥看了，在简报上

作了“批示”，于是大祸临头了。

闻捷受到了密集性的批斗。1971年1月13日，闻捷在家里含恨自杀!他才48岁!

戴厚英说：“我没有死。因为我从闻捷的死看出，死是没有用的。我把痛苦埋在心里，我非常怀念闻捷。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遇

见过第二个像这样的人……”

尽管戴厚英与闻捷相爱不过几个月，又未曾结婚，但是闻捷永远活在她的心中。从1978年起，她怀着对闻捷的深沉的爱，写成了她

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诗人之死》。

在谈了她对闻捷的深深的怀念之后，戴厚英非常郑重地对笔者说：

“闻捷和我的恋爱，绝不是什么诗人的‘风流韵事’!没有闻捷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我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一个诗人倒了下去，一

个作家在他的血泊中站了起来!”

是的，她是在诗人的血泊中站起来的作家。

她和闻捷的女儿们一直互相关心着

电话铃声打断了我的采访，耳机里传出余音：“戴阿姨吗?”

“呀，小妹呀!”戴厚英一听话音，马上笑了。

她们借助电波，非常亲切地交谈着。

戴厚英在电话中居然向那位“小妹”说到我正在她这里采访。她对“小妹”说：“我相信叶永烈不会把我当作一件耸人听闻的社会

新闻来写，而是用我来揭露那个时代的黑暗!”

放下耳机后，戴厚英告诉我“小妹”是谁：“打电话的，就是闻捷的小女儿。”

在闻捷去世后那么多年，戴厚英与闻捷的3个女儿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这是因为戴厚英深深爱着闻捷，所以她把自己的这种深深

的爱也献给了闻捷的女儿们。

话题也就转到闻捷的女儿。

她告诉我，诗人闻捷给3个女儿命名不同于众，一律取水果之名：长女曰“咏桔”，在上海当医生；次女曰“咏苹”，在江西；三女

曰“咏梅”，在上海当编辑。

我笑道，闻捷家里仿佛开水果店一般，桔子、苹果、杨梅都有!

戴厚英大笑起来。

笑罢，她的话题又回到了那铅重、阴霾的岁月!

“那时候，在‘五七’干校，每个月回上海休息4天。我和闻捷就连一起回上海休假的权利都没有。我休假，他总被领导指定留下值

班。他回去呢，我被留了下来。

“他最喜欢小女儿。她才14岁。当时，她的两个姐姐到黑龙江插队了，她一个人在上海生活。每天，她到里弄食堂买点馒头吃。我

回到上海，就跟她在一起，给她烧饭、洗衣服。有时候，代她去领闻捷的工资。小妹非常懂事，我把扣除闻捷生活费之后的闻捷工

资放在她的抽斗里，钥匙交给她。抽斗里放一张纸，她拿钱买什么东西，就在纸上记一下，从来不乱花一分钱!她父亲还曾劝我，别

给她洗衣服，要培养她的独立生活能力。她自己也一再不让我给她洗衣服。可是我喜欢孩子，还是替她洗了。

“有一段时间，我在上海学习，天天有机会跟她在一起，她高兴极了。

“闻捷纯洁的心地，也可以从他女儿的身上看出。在那样动乱的年月，父母又不在身边，他的3个女儿都走在正路上，没有一个沾染

不良的风气。她们以自己的劳动，诚实地生活着。

“老大很沉静。她在‘文革’中当过‘牧马人’，对一些社会问题看得很透。

“闻捷死后，我曾在上海浦东高昌庙闻捷亲戚家里秘密地跟他的女儿见面。当时，在那么大的压力之下，我们的联系只能是秘密的

，如果走漏消息，就会引出一场大风波。我总觉得，她们的父亲死了，我对不起她们。如果没有我的存在，或者我坚强一点，也就

不会发生那样的悲剧。但是，他的孩子们从来没有埋怨我，相反，对我非常关心。这是一般的人所不能理解的。一直到现在，我们

仍在相互关心着。”

1979年，戴厚英调往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后来，又调往上海大学中文系任教。

她饱尝家庭破碎的痛苦

她不能不谈及自己最初的婚恋：

“我是在1969年开始抽烟的，那时候，我同时遭受了两个沉重的打击——一是在‘一打三反’运动(引者注：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

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运动)中我被作为重点审查对象，二是我的家庭面临着崩溃。

“当时，我是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嫌疑揪出来的。整整3个月，我被作为审
　　戴厚英（右）与本文作者在一起
查和批判的对象。当时我在干校，大字报贴了一院子!我的名字，是被颠倒过来写的，而且还打上了叉。

“当时，几乎所有文化干校的人都知道我的名字。闻捷对我有好感，也是从这儿来的。他说，这个女同志的性格怎么那样倔强、压

也压不倒。

“唉，我就是那时候开始抽烟的。抽8分钱一包的生产牌香烟。因为我当时非常孤独、苦闷，不许跟任何人讲话，不然，就会被说成

‘争取同情，拢络群众’。我的天地，只有在干校的一顶帐子!”

戴厚英不避嫌，直截了当跟我说起了她的前夫以及家庭的破碎过程：

“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又遭受双重的打击——丈夫要和我离婚!

“我跟丈夫青梅竹马。我大学毕业以后，在1961年和他结婚。母亲找出4尺花布为我缝制了一件小褂，算是嫁衣。父亲找出一摞碗，

算是陪嫁。

“1964年10月，我生下女儿，取名叫醒醒。

“我生下孩子100天，由于没有奶，就把她送到安徽乡下老家去，交给我母亲抚养。我一个人在上海，没办法照顾女儿。

“丈夫在安徽工作，我们一直两地分居。我住集体宿舍，在上海我举目无亲。

“‘文革’一开始，我家就遭殃。父亲是‘摘帽右派’，依然是‘右派’的‘待遇’，受到批斗。妹妹的婚事为此告吹，弟弟的学

业也停止了。紧接着，全家被迫‘下放’到农村接受‘改造’。

“在‘文革’中，为了解决分居的矛盾，我同意离开上海，调到安徽去工作。当时，我跟安徽芜湖造船厂联系，准备调到那里当工

人。

“就在我准备调往安徽前夕，‘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了。在动员大会上，工宣队、军宣队就说：‘有人想溜。告诉你，溜是溜不掉

的!’这‘有人想溜’指的就是我。

“就这样，我‘溜’不掉。调动工作吹了。我在干校，成了‘一打三反’的重点审查对象。

“我无法去安徽，家庭矛盾尖锐化，丈夫跟我离婚了。

“这两个沉重的打击，使我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女儿深爱着“小个子妈妈”

戴厚英说，离婚时她的女儿只有5岁。她说：

“我离婚以后，孩子在我父母身边长大。她5岁半开始念小学。她在乡下上小学，学校离家两三里路，她从来不缺课。

“好几次，我想让她到上海上学。可是，我实在没办法照料她。再说，我的工资每月65元，又养老又养小，怎么够?每一次送她回去

，我都痛哭流涕。

“1981年，她考入我的母校——华东师大。不过，她念的不是中文系，却是生物系。

“在大学里，她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她被免试录取为研究生，研究遗传工程。

“虽然她读理科，仍酷爱文学。她一有空，就读文学作品。她读过的当代文学作品比我多，而且评论起来不留情面。

“我写完作品以后，常让她先看。《人啊，人!》的第一读者就是她。

“她学习很忙。有时候让她看，她就说‘我没空’。短的，她看。看了以后很坦率，有时候说，‘这篇写得还不错，我看你还有点

儿希望’。”

戴厚英笑了。她的笑声是那么得意。

“我曾指望她能照料我的生活，对她说：‘我希望有一个家庭型的女儿，而不是一个事业型的女儿。’

“她针锋相对地回答我，‘我需要的是一个家庭型的妈妈，而不是一个事业型的妈妈!”

“我和她都忙于各自的事业。我忙得很少能够照料她，她也忙得顾不上照料我。”

谈到这里，戴厚英的表情忽然变得严肃起来：

“不过，在我最困难的那一段时间，女儿一有空就回家，安慰我，体贴我。”

戴厚英和女儿相依为命，使她在最痛苦的日子里得到慰藉。女儿深爱着自己的“小个子妈妈”。

母女之间也曾发生风波

母女之间，也曾有过风波——那便是关于她的离异的丈夫，亦即女儿的父亲。

女儿从来不在她的面前提及父亲，但是思念父亲毕竟是人之常情。戴厚英看出了女儿的心思。

在女儿考上大学的时候，戴厚英主动提出，让女儿去看望她的父亲。她以为，女儿一直生活在母亲这单亲家庭之中，已经十几年没

有见过父亲，如今女儿长大了，应该像别的孩子一样，认识一下自己的父亲。

当然，她只是想让女儿见父亲一面，如此而已。

由于她的允诺，女儿来到父亲的新家庭作客。可是她却发现，在她作出这一决定之前，女儿已经跟父亲约定见面!她为此大为生气，

以为自己受到了欺骗和愚弄。她一度不理女儿。

理智终于使她放弃了对女儿的责备，母女之间依然和好如初。这场家庭风波平静了。

但是，1984年春天。女儿却向她透露了打算去美国留学的念头。

戴厚英的心，一下子受到了震撼。她与丈夫离异时，女儿才5岁，她好不容易把女儿拉扯大，成为大学生，成为研究生。何况她刚刚

分到了房子，原本打算能和女儿一起好好过日子。可是如今女儿要远离她，前往异国他乡，她又要在上海过着孤独的生活。

她毕竟通情达理。她还是同意了女儿的要求。

女儿由于成绩优异，被美国某大学录取为研究生。就在女儿出国前夕，家中又发生一场风波：女儿的父亲得知消息，要赶到上海为

女儿送行!

她叮嘱女儿，在父亲到达上海时，不必去接他。女儿遵命了。

女儿的父亲来到上海，给女儿打电话。接电话的却是戴厚英。

戴厚英冷冷地对他说：“喂!你这次来送我女儿，带了多少钱来?”

戴厚英这话，纯属气话。在此之前，她就嘱咐过女儿，不能要父亲一分钱!

他却当真。他赶紧回到安徽，托人送来1000元给女儿。

这下子，使戴厚英为自己的心胸狭窄和报复情绪感到羞愧。她用自己在《人啊，人!》中所表达的人情、人道、人性来批评自己对家

庭历史旧账的过分计较。

他是知道她的脾气的，不敢再来上海。但是，当他接到女儿的信，知道她动身去美国的日子，还是赶来了。

他来看望女儿，当然要踏进戴厚英的家门。戴厚英在多年离异之后，第一回接待了他。戴厚英说，她是像接待老朋友、老同学那样

接待了他。

在上海机场，他考虑再三，终于鼓起勇气，向戴厚英提出：“能不能3个人拍张合影?”由于家庭过早的破裂，他们3个人竟然从来没

有拍过一张合影!

女儿也用期待的目光望着戴厚英。不言而喻，这张3人合影能否拍成，完全取决于戴厚英。这一回，戴厚英倒是很豁达，点头答应了

!于是，他们3个人，当着送行的众人，在机场拍了合影。

戴厚英说，这张合影，从此摘除了她心里的一块肿瘤——因为从此女儿不必为自己分裂了的家庭在他人面前感到尴尬，也使他后来

的妻子和儿女理解了她。

女儿是她生命的一半。她“长亭接短亭”，程程相送女儿。从上海送女儿到广州，从广州又送到深圳，一直送到海关那根不能逾越

的黄线……

从此，她在上海家中只能和花相处。她养花，爱花。她说，她和花组成了一个和谐的世界。

女儿前往美国夏威夷之后，母女之间借助于鸿雁，寄托着彼此的思念。

女儿给她写信，寄托着一颗爱心：

“妈妈，要是能够，我真想一下飞到你的身边，扑到你的怀里，再也不离开，哪里也不去了。可是我明白，我处在一种欲罢不能的

状态下，只能沿着已选定的道路走下去……我知道我必须忍受，即使非常难以忍受，也必须忍受，忍到十二分，十三分。”

“我所要遇到的困难可能非常非常多，刚开始的日子可能会非常非常难熬，但相信我，我一定能挺下来。”

“我爱你，妈妈。为你，我可以舍弃一切。”

女儿甚至在信中还向戴厚英提出了这样的请求：

“要当心身体，不要太容易激动，要快活。你一个人很寂寞，有合适的人，合适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你还那么年轻，并且越来

越好看，没有人能比你更有资格得到幸福。”

女儿的文笔也很美。戴厚英曾把母女间的通信加以整理，在上海《小说界》杂志上发表。

女儿结婚了。不久，戴厚英“升”了一级，她当上了外婆。

她前往美国探亲。在女儿那里，她有了家庭的温暧。

不久前，戴厚英在上海又搬了一次家。新家比原先大了许多。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新家竟是她的生命的终点站——她的鲜血

染红了这里的地板……

1996年9月23日

上海“沉思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