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阮章竞

                                       阮援朝

按舒乙先生在阮章竞艺术作品展的前言中所说，我的父亲阮章竞：“是诗人，是著名的诗人，是著名的革命诗人。他的叙事长诗《漳河水》闻名天下。”

自80年代以来，“革命”逐渐孤独寂寞了，那一定是因为60、70年代“革命”热闹过了头，必须孤寂一下，才能得到历史的平衡。

我因为赶上文革，只上到初中就没书可念了，17岁到黑龙江当了兵团战士。父亲比我惨，只上过四年小学，13岁当了油漆店的学徒。当我从北大荒回来，下决心要读一点书时，发现只要父亲在家，我可以不查字典，有生僻字问老爸即可。音、义全能说上来，屡试不爽。真不知他是什麽时候学的，还都能记得住。

读现当代文学史，看到评论父亲的作品，特点是融汇民歌和古典诗词，很想从自己的记忆里找出点根据来，可除了记得家里有这方面的藏书，别的什麽也想不出来。回家还问了父亲一句：“爸爸，咱们家的书你都看过吗？”回答是什麽，也忘了。

读《亚柯卡传》，看到这位大企业家说：对25岁以上的人，休想再改变他。就挨个儿想自己认识的人，来印证这个论断，当然其中也有父亲。

当时想一想也就放下了，直到看过父亲的回忆录，问题才有了点眉目。

我下乡时觉得农村一点文化都没有，但父亲幼年时，好象大不一样：

我们的老家在珠江口西岸，境内五桂山繁花似锦，芳馨四溢而得名香山。因为是孙中山先生的家乡，后改名中山，即今天的广东省中山市。老家村名象角，离县城不到十里。

县城有座烟墩山，山顶建有七层花塔，远远望去就象一支竖着的笔，人称“文笔”。当年每日正午在山顶放炮报时。幼年的父亲常跑到高处去听炮声，看炮烟上天。

在邻居老阿婆的绩麻篮边，家乡的一山一水都化为优美的童话故事，灌进父亲的耳朵：“广东有三条大江，是三条银光闪闪的白龙，从东、从西、从北合在一起奔向我们这里，抖动的龙须化成了大大小小的河流，最后白龙把嘴巴向南伸进广阔无边的南海里。”在老阿婆的口中，狮山右侧的圆山包是狮子逗玩的绣球；观音庙后山有神仙留下的石脚踪；鹅瘤山尾端原来有能流出白米的岩缝……

稍稍长大的父亲来到晒谷场上和土地堂前，开始听大人们讲战书：三国水浒西游记，隋唐岳飞方世玉。家乡的村子无论大小都有庙宇祠堂，其中的壁画、石雕、砖刻，庙会竹棚上的绘画，山水人物花鸟龙鱼，全附会着说书人的故事。

家乡的节日很多，新春元宵端午盂兰，还有神仙菩萨的诞日，人们都要借机痛痛快快地红火一番：舞龙跳狮，赛龙舟，放焰火，看大戏。阮氏宗祠在清明那天，还要召集本姓男丁，跋涉几十里去给远祖“拜山”。怀宗念祖，爱国爱家，是做人的首义。

中华文化的根就这样丝丝入扣地植入了父亲的心中，没有口号没有说教。而我却没赶上这一段，从小到大，净泡在“革命”里了。“革命”再不孤寂一下，还真有问题。

父亲对传统文化的追求，在最艰苦的战争环境里都不间断。1939年父亲率太行山剧团在山西长治活动，知道那里是《岳飞传》中的潞安府，便细心寻找陆登守备的故迹。果然在帅府的房子里发现了一些头盔碎片。虽然搞不清是什麽朝代的遗存，但父亲心里也美孜孜了好一阵：毕竟通过这些头盔碎片，和自己一向心存钦慕的岳飞衔接上了。

父亲6岁时就闹着上学，但祖父阮达彬实在负担不了几个孩子同时上学的学费，拖了两年才送父亲上了村里的一个私塾。父亲搬到学堂用的桌子是祖父、伯父们用过几代的旧物。比起同学们那些髹着红漆，脚下有  字形踏板的桌子，寒酸多了。坐在前后桌的同学，不管档次高低，用的都是砚台，只有父亲带一个边缘和底部涂着釉色的粗陶墨碗。交学费时，家里没有双毫银币，只能把五十个铜板叠在一起用纸卷好交给先生。摆在桌面上占好大地方，并且每次都交得迟，惹得先生不高兴。

为补贴学费，父亲春蚕时节天不亮，就跟着邻居妇女渡河去采桑；夏天到禾田里拾螺捉螃蜞，在河里吊虾戽鱼，趸来番石榴去卖。父亲卖东西很快，大人们都说他人缘好，其实是因为父亲要价不高，足斤足两而已。砸石子和担砖是重活，可挣钱多，父亲也干。做活赚的钱，都用来买文具颜料和画纸。

学校的先生有一册手抄本植物学，每一种植物都有很好的插图。父亲借回来后，临摹此书成了他的每日必修。

13岁那年五月初五，父亲作了涌头村两合油漆店的小徒弟。每天要做十几个人的饭，挑着四五十斤重的大箩头去外乡做工，有时还要扛杉杆、跳板和大麻索，一天忙得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但他从不偷懒，油漆活学得快，干得好，师傅们常说：这个小徒弟是个不用出工钱的好手。

晚饭后只要不熬桐油，父亲就躲进属于自己的半间阁楼读书学画。楼下传来掷色子、推牌九的笑骂声，根本干扰不了他。老板嫌每晚熬油耗费太大，父亲就把油灯藏在木箱里，老板来了马上吹灭。过了一段，老板每次打麻将回来总闻见煤油味，又追问起来。父亲就把大门闩起，老板回来敲门，他可以大摇大摆地端着灯去开门，一点也不怕老板怪罪了。

抓紧点滴时间充实自己，是父亲毕生的习惯。

1988年秋，父亲在78版《现代汉语辞典》的扉页上写了一段话：“我少年失学，许多字音、字义都是从字典得到解决的。故对通读字典有特殊兴趣。可惜近十年来年老多病，兴趣不减，忘性却在增。对许多字音、字义常忘，而且常用错，因而又有了通读字典辞书的要求。花这样多的时间来读，在我这个余年不多，文字欠账又重的七四老人来说，是十分难以办到的。但我仍是雄心未死，用星期日和余暇来完成此书和《辞海》《词源》《汉语大辞典》，能否做到还不敢说，仅敢说力争而已。”字典的308页夹了一张纸：“去年5月住院，看到此处。”

三年学徒加上七个多月傍师，17岁的父亲成了第一个能给家里挣钱的孩子，可以享受的文化也多起来。订了两份报纸，前屋一角的神桌木架成了摆画具和颜料碟碗的地方。一天做工回来，精力旺盛的父亲读书学画。既画国画，也画油画，还弄来黏土，给小猫小狗塑像。在他的视线能及，凡有好画和画展，父亲不管多远都要跑去观摩，回来根据记忆追画。

一天，一个豪吐的读书人经过家门前，看到有画就进来看。看后对祖母说：画得不错。但你儿子不懂得用纸，他用的都是反面。祖母怪此人傲慢，没有告诉父亲。过了几天，这人又来了，着急地说：怎麽还反着画？父亲这才懂得进口的水彩纸要用有点的一面，而布纹的那面是反面。

1932年夏天，父亲误了一个月的工，还搭上几十块钱学费到石歧上了一期美术暑期班。这个名为天涯艺术学校的地方名实不符，但父亲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了来自大城市的知识分子。

当年他上了暑期美术班后，就有人请他作画工了，好比有了中级职称。但还是只能画偏房、里间，大厅书房还得请油漆画坛的名匠高寿山来画。父亲知道当油漆画匠必须迎合人们的富贵观念，虽然挣钱吃饭的压力很大，年轻气盛的父亲还是坚持自己的追求，少画表现吉利富贵的内容。

不久龙头环村一家大户翻新房屋，父亲和高寿山都去做工。这户人家的儿子，一直出出进进地看老少两个画工干活，有时和父亲聊上几句。忽然他说：“高师傅画的俗气，不是艺术。楼上和书房我要阮章竞来画。”工头惊讶极了：高师傅是最好的画工呀。“我知道，但我不要花花哨哨，一味讨彩头的东西。”

抢了前辈的饭碗父亲很难为情，忐忑不安地向高师傅道歉。工头还是听主家的，派父亲去画大厅和书房了，工钱也从此长到了两块钱一天。这家的儿子就是后来的岭南派画家黄霞川。他家书房里的油漆画至今还保留着。父亲的艺术作品展上展出了三幅照片。

1934年，家乡经济凋零，画工活不多。同时父亲也渴望着更开阔的眼界。夏天，20岁的父亲登上驶往香港的轮船，转道前往大上海。就象现今有人漂在北京，父亲当年漂在上海，靠着绘画的技艺给广告公司打短工生活，看电影，听广播，学自己想学的东西。

1935年夏天，他去学世界语，同时参加世界语协会的歌咏班，和一群音乐界的左翼活动家麦新、孟波、孙慎认识了，从此投入救亡歌咏活动。整天奔波在杨树浦、四川北路等处，向他学歌的有一百多人。

麦新、孟波、孙慎为了培训救亡歌咏活动骨干，办了个班，冼星海担任指挥课的教师，也教他自己的《救国军歌》、《新女性》等歌曲。30多人的声音中，冼星海发现父亲的音色与众不同。下课留他，一看还是个小老乡。父亲得到邀请，可以随意在早上6点钟到冼星海在法租界的家里去，看他谱曲，或者聊天。冼星海把他从各地收集的民间音乐唱片放给父亲听，给父亲讲他的音乐构思。冼星海的母亲每次都要留父亲吃饭，父亲成了他家的常客。冼星海为父亲纪念柴门霍夫创造世界语50周年写的歌词谱了曲，与张光年作词，张曙作曲的《绿星旗下》同时演出。要在今天，得到冼星海这种级别的大音乐家两年多的指导，肯定可以授与相当的学位了，最不济也得给顶硕士帽戴戴。

绘画和音乐是父亲走上太行山之前主要的艺术准备，他在这两个方面具有出色的才华。1938年4月他经半年多的辗转，终于在陵川找到了八路军，担任了太行山剧团的政治和艺术指导员。（该团全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晋冀豫边区太行山剧团）

大上海来的艺术家给闭塞的晋东南刮起了一阵旋风。我想，大概跟京沪杭知青给北大荒带去的大城市文化异曲同工，虽然都是唱毛主席语录歌，但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剧团以父亲熟悉的歌咏声唱为主，逐渐开展舞蹈和戏剧演出。每场演出前，父亲都刻意设计制作海报，介绍演出情况。在长治这个山西腹地的闭塞之处，挟着上海广告制作人之威的海报很征服了一批观众，远近驻军、商人和各界头面人士几乎是场场必到，演出场场爆满。

在当时其他演出几乎不置景的情况下，父亲施展长于美术的特点，十分重视服装和舞台美术的设计，使演出先声夺人。在节目编排上，很注意观众的反应、调动观众的情绪。一般先教唱救亡歌曲，再由演员独唱或者合唱。观众还沉浸在刚刚学唱歌曲的情绪中，在台下也跃跃欲试地跟着哼唱、打拍子。接着是从留学生那里学来的苏联舞蹈，虽然只有两支口琴伴奏，异域丰采也使长治观众目瞪口呆。当最后压轴的戏剧开场幕布一拉，台上的布景让看惯中国戏剧简单舞台的山西戏迷们惊诧不已，常常是观众全体起立，掌声雷动。

在这之前，父亲的学习和创作活动，一直处在个人化和自然发展阶段，文学创作很少。到剧团工作后，有了为中共领导下的战争服务的任务。父亲回忆道："是艰难的环境迫使我不断探索自己本来难以涉足的领域，没有抗日战争，就没有今天的我。"在剧团父亲导演的第一出戏是陈荒煤的独幕剧《打鬼子去》。紧接着就为纪念"七七事变"一周年、"九一八事变"七周年等一部一部地连着写戏、排练、演出。

父亲在革命队伍里的几次冲突，很能表现他的个性，都与文学无关。

父亲从小就有争取自由，渴望民主的强烈愿望，从心里厌恶粗暴蛮横的家长作风和军阀作风。1940年5月父亲因被批评不懂理论，去找边区宣传部长彭涛要求去学习，彭涛同意了，让他随一个考察团到晋察冀。当时考察团已经出发，彭涛说追得上就去学习，追不上就回剧团工作。

父亲追到北方局所在的王家峪，见到北方局书记杨尚昆，杨说考察团刚走不远，马上追能追到。父亲正要上路，杨尚昆夫人李伯钊来了，坚持不许父亲走，要他留在前方鲁艺教戏剧课。父亲据理力争未果，只好妥协。好在北方局党校离前方鲁艺不远，父亲可以一边讲课，一边到党校学习。

鲁艺有些学员不守纪律，借了老百姓的东西不还，影响很不好。一次党小组会上父亲建议要加强教育，搞好群众关系。同在一个党小组的李伯钊不等父亲说完，就呵斥道："不要把你太行山剧团的那一套拿到鲁艺来！我这里不是你的太行山剧团。"又说："我让你来鲁艺教课，你竟然不想来。还要去党校听课，和我讨价还价。"父亲认为李伯钊喜欢摆老资格，只准别人听她的意见，绝对不允许别人有不同意见，不能再在鲁艺呆下去，就要求回剧团。李伯钊不同意。父亲让剧团来信要，李伯钊也不准。有人出主意说你找李雪峰--当时的边区党委书记。过了几天，李伯钊见到父亲笑着说："这回你可以走了。李雪峰说了，我不能再留你了。"胜利躲开了这个环境，父亲很得意。

一次，一位在部队工作的同志来剧团，用一封介绍信就想调走旧剧队的一位主要女演员。副团长赵子岳作了半天工作都不行。那位部队同志强调地方要服从部队，态度极其蛮横。赵老师来向父亲求援。父亲先是好言相劝，该同志竟说："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我一定要带她走！"父亲发火了，大声喝道："那好，你试试看，你要再敢说带她走，我立即叫人把你捆起来！"那人不再做声了，女演员留在了剧团。

当时很强调知识分子改造思想，向工农学习，父亲不以为然。他认为，为了向以文盲半文盲为主的群众宣传抗日，知识分子有必要用工农的语言、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去启发他们，但决不是向文盲靠拢，而是要提高文盲的水平，使他们向知识分子学习。

在家乡他就看到一些工人干完活，晚上去抽大烟、逛妓院，到番摊馆去赌钱，讲话粗鲁，低级下流。整风中一些工农干部谈自己的变态性行为，虽然哭哭啼啼却一点不难为情，旁听的人还不停地追问每一个细节，让一些在场的知识分子无地自容。

1946年，父亲工作中遇到一个农民出身的区委书记，每次见面都要说几句："你们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怕吃苦，爱出风头，干不好工作。"

"没有我们工农，你们知识分子能活吗。"

"你们知识分子有什麽能耐。"

"你们知识分子……"喋喋不休。

父亲大为光火。直截了当批评他不懂马列主义的创始人都是知识分子。区委书记一看不好，赶忙说：“我是闹着玩的，你怎麽当真了。”“闹着玩？闹着玩有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事情吗？”父亲就是要让他知道，拿知识分子开玩笑，是极其愚蠢的做法。

剧团初创，父亲任政治和艺术指导员，可他还没入党。有人说：洪荒(父亲那时的笔名)艺术上还行，政治上不行。父亲对“管人”的工作也没兴趣。上级派来一位在北平作过地下工作的女同志接替父亲担任政治指导员，她就是我们的母亲赵迪之。母亲1934年在北平民国大学读书时入党，从延安女大分配到前方。

有一次女指导员与父亲两人一起去沁州开会，走了一天，很累，在村里借宿。老乡给准备了两孔窑。寒冬腊月，窑里无铺无盖，实在太冷，两人一商量，就搬到了一个炕上和衣而卧，相拥取暖。父亲回忆说，当时既没有封建的陈腐观念，也没有任何非分之想，很快就睡着了。

女指导员给了父亲生活上很多照顾，还是父亲的入党介绍人，后来调到前方鲁艺，但和父亲的友情还一直维系着。在抗战最艰苦的相持阶段，他们结婚了。我的三个哥哥都出生在太行山。

1942年，日军扫荡频繁。父亲先是患伤寒，后来在与敌遭遇中挂花。母亲听说父亲被机枪打中胳膊和腿，匆匆赶来看望，想着机枪子弹大，说不定四肢不全了。一看未伤到骨头，反而有点高兴。母亲就接他到武乡养伤。当时母亲任武乡县委书记，常带领民兵与敌周旋。秋收时节，敌人来抢粮，把母亲率领的民兵小队困在一个小山庄，父亲也在其中。深秋了，还没换棉衣，夜里有点冷。民兵们害怕，情绪不高，母亲不断鼓动，效果也不大。黑暗中，母亲决定自己出去察看敌情。临走，母亲紧紧地拥抱了父亲一下，然后又给了父亲一个吻。天黑，民兵们挤在一块，没人看见。父亲回忆道：“我的心情很沉重。我知道她是在向我告别，在她的意识中，预感到我们很难活着冲出去了。所幸敌人没有发现我们。”

父母一生分多聚少，连解放后都是如此。平时在家里也没觉得他们老两口怎麽样，很平常、平淡。1997年11月母亲去世后，有两件事深深地触动了我。

一天下午，我在书房里和父亲聊天，父亲忽然离开正在谈论的话题，说：“妈妈在的时候，每天5点钟我都去她房里坐坐，聊一会天。现在我很寂寞。”父亲的声音有些哽咽。我懂得谁也代替不了妈妈的地位。失去了相伴59年的战友、妻子，父亲明显地衰弱了。

1997年年底前的一个早上，父亲对我说：“下班买些花回来，明天是妈妈的七七。”我真的刚知道妈妈在爸爸的心里有多重，刚知道中国文化的根在爸爸的心里有多深。我也才注意到，爸爸准备了一小包檀香木，他一定在每一个七都为妈妈焚香祝愿过。

这也是革命诗人阮章竞。

2001年5月7日于爸爸的艺术作品展闭幕之前

发表于《诗刊》2001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