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1988年11月），我曾撰《钱钟书在清华》一文，其中曾以“去留肝胆两昆仑”（显然是赞颂口吻）为题，提到中书君（钟书别号）的一件往事，其中说：

抗战时期，钱钟书曾在西南联大任教半年，时间虽短，在去留问题上曾发生过一些有意思的情节。一方是求才若渴、敦敦礼下的“伯乐”们，另一方是初驰文教之坛、八方争求的“千里马”，彼此间演绎出一曲曲“高山流水”式的美妙的乐章。在荐、聘、去、留问题上，他们是那样的推心置腹，肝胆相见，有“私谊”，有“竞争”，但毫无商人气，许多地方是值得我们今人思考的。所以笔者就用“去留肝胆两昆仑”这句近代名诗来状其始末。

事情是这样的：1935年，钱钟书是以英国庚款公费生的资格去牛津大学研究深造的。就在我写那篇小文的前后，赵昭熊教授（曾长期任教于清华外文系，与钱既有前后同学、稍后师生，又有后来同事之谊）曾告诉我这样一段小故事：钱刚进清华读书时，叶公超（崇智）教授便发现了他的才气，有一次在课堂上当众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你不应该进清华，而应该去牛津。”六年后，这个玩笑果然应验。1937年，他在牛津得了B. Litt；这时，他就接连发表了《诗集》、《中国文学小史》等专著，并在《清华周刊》、《新月》、《人间世》、《学文》、《中国评论周报》、《天下》、《大公报·世界思潮》和《文艺》副刊上发表许多论文和散文，充分显露出他在文史方面的才华。一位英国诗人曾赞扬他说：“像钱钟书君那样的眼力和能力，简直使我惭愧而且惊倒。”1937年牛津毕业后，他又去法国巴黎大学研究，本想攻读博士学位，后又放弃。1938年他行将返国时，好多单位争相争聘，但时在昆明的清华大学驻昆办事处占了上风。那年7月25日，文学院长冯芝生（友兰）先生给校长梅月涵（贻琦）先生上了这样一纸呈函：

月涵先生，钱钟书来一航空信，言可到清华，但其于九月半方能离法，又须先到上海，故要求准其于年底来校。经与公超、福田商酌，拟请其于十一月底来，或下学年第二学期来。弟前嘱其开在国外学历，此航空信说已有一信来，但尚未接到。弟意或可即将聘书寄去。因现别处约钱者有外交部、中山文化馆之《天下月刊》及上海西童公学，我方须将待遇条件先确定与说。弟意名义可与教授，月薪三百，不知近聘王竹溪、华罗庚条件如何，钱之待遇不减于此二人方好……。

这又是一个破例。王竹溪、华罗庚都是归国时无博士头衔而直接聘为教授者。按校章，这样的学历最多只能给副教授。

钱应聘到校后，只在联大（以清华教授名义）教了半年书。1939年暑假，他去上海探亲，他的家人（母、妻、弟、妹）均在上海，而他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的老父基博先生（亦曾在清华学校任教过）迭以函电命其往蓝师，一面任教，一面侍奉自己。蓝师院长廖茂如（名世承，清华学校1915届毕业生）也亲临沪上劝驾。钟书从小事父至孝，眼见孝、义不能两全，只好尊父命舍清华而“去沪入湘”，他原以为这样不告而退，清华校方定会忿然弃之，谁知校方“善才难舍”，又演绎一出“萧何月下追韩信”，校长亲自驰电挽留。致使钟书“背汗面热”，“五角六张”，于12月5日分别与梅校长、沈秘书长（字茀斋，钟书襟兄）各发一信，其致梅校长信曰：

月涵校长我师道詧：七月中匆匆返沪，不及告辞，疏简之罪知无可逭，亦以当时自意假满重来，侍教有日，故衣物书籍均在昆明。岂料人事推排，竟成为德不足之小人哉。九月杪屡欲上书，而念负母校庇荫之德，吾师及芝生师栽植之恩，背汗面热，羞于启齿。不图大度包容，仍以电致，此电寒家未收到，今日得妇书附茀斋先生电，方知斯事。五张六角，弥增罪戾。转益悚惶。生此来有难言之隐，老父多病，远游不能归，思子之心形于楮墨，遂毅然入湘，以便明年侍奉返沪，否则熊鱼取舍，有识共知，断无去滇之理，尚望原心谅迹，是幸。书不尽意，专肃即叩钧安。门人钱钟书顿首上。  十二月五日。

致沈履的信说：

茀斋哥道詧：十月中旬去沪入湘，道路阻艰，行李繁重。万苦千辛，非言可尽。行卅四日方抵师院，皮骨仅存，心神交瘁，因之卧病，遂阙音书。十四日得季康（按即杨绛——笔者）书云，公有电相致，云虽赴湘，亦速复梅电云云。不胜惊悚。不才此次之去滇，实为一有始无终之小人，此中隐情不堪为外人道。老父病多，思子欲痗，遂百计强不才来，以便明夏同归。其实情如此，否则虽茂如相邀，未必遽应。当时便思上函梅公，而怯于启齿；至梅公赐电，实未收到，否则断无不复之理，向滇局一查可知也。千差万错，增我之罪，静焉思之，惭愤交集。急作书上梅公道罪，亦烦吾兄婉为说辞也。……

读罢这些史料，我想很多人都会产生和我一样的感动。特别是中书君那种自我反省和愧疚的感情，益显他为人诚挚、坦率、和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钟书之所以要用那样多的重辞（诸如“五张六角，弥增罪戾”；“为德不卒、有始无终之小人”）……等等责己，其中还有一个细节大家不可不知。确如吴学昭前不久在其《钱钟书与清华的分合》文中所说的那样：“按照清华惯例，教师聘书都在上学年第二学期末由系主任或委托人送达本人手中，一般在七月初以前发放完毕。”换句话说，钱钟书当年是在已拿到清华下学年的聘书的情况下  不告而别的。可以想象，当下学期开学后，排好了的课无人去上，特别是一些慕钟书之名而选了他的课的学子们，将是何等的失望！

我现在之所以要重提这件事，是因为一直以来不断地有人不客观、乃至别有所用地拿这件往事说事，但却不无妄论是非、颠倒曲直之处。例如前几年，就曾有人突然“杀”出来，说当年钱之所以离开联大，是因为受人排挤所致，而且也曾指名道姓，把矛头直指当时的联大外文系的领导们（具体说就是叶公超、陈福田两先生）；并也曾引用了当年吴宓先生在日记里使用过的、应属老先生个人隐私的话，如“妾妇之道”、“群小”等等。无独有偶，现在吴学昭写《听杨绛谈往事》，又把这件事拿出来“炒作”一番，目的也明显地是对当年的联大（实际是清华）外文系的领导们加以“讨伐”。俗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超”也罢，“F.T”也罢，包括吴宓先生在内，在接人处事中完全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现在他们大都已成古人，作为今人，偶尔提起来适当议论议论，也未为不可。但万不可失却“忠恕”之道，特别是不应该怀着异样的情感和用意，带着色镜或滤筛，为我所用，就万万要不得的了。  （2008年初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