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一提“超然物外”，若非不食人间烟火，就一定非深山古寺中的高僧莫属。俗世间，这种“尤物”其实并不存在。什么“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虽不可不信，尤不可全信。都知道北宋有个范仲淹，可要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实是万难。不信，今天若有什么人在那自夸或是夸人“超然物外”，只要请网友搞个“人肉搜索”（申明，除特殊情况外，本人一般也并不赞成这种极有可能侵犯隐私的网络行为），立可就会看到那人的不“超然”处。
　　近两个月来一连读到谢泳先生发表的有关钱钟书的两篇文章，一篇题目叫《钱锺书与周氏兄弟》（载2008年第4期《文艺争鸣》），另一篇题为《〈宋诗选注·序〉修改之谜》（载2007年7月25日《文汇读书周报》）。其实，有关钱钟书“修改”他那本传世之作《宋诗选注·序》的“公案”，亦即在“序”中出现20年前（1957年）的文章引用20年后（1977年）公开发表的毛泽东《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的文字（当然，也并非完全说不通，因为作者在写于1978年4月的“重印附记”中已经告诉读者，“乘这次重印的机会，我作了几处文字上的小修改，增订了一些注解。”在修改时加进一点新东西，也属正常），早已无“谜”可言，只是大约谢泳先生在发表这篇文章之前没有读到而已（此前自己也曾因眼界的狭隘，没能读到已经“解谜”的文字，就此话题在键盘上敲出过一则并不符合史实的短文，只是没能在纸媒上公开发表罢了）。
                                              一
　　现在得知，早在2004年第1期《北京观察》（北京政协主办）杂志上就发表了作者弥松颐的《“指画”昆仑》。作者在文章中告诉人们，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作者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除了“经手编发一些新的书稿”外，“还接手一些五六十年代图书的重印或修订重印工作”，而钱钟书的《宋诗选注》就在此列。十分难得的是，作者在这篇文章中主要就是以自己亲身经历，包括与钱先生就此书序言修订有关细节的通信，澄清钱钟书在《宋诗选注·序》中之所以会引用毛泽东给陈毅的信中的那几句话以及在一次次修订后为何又还“决定”保留了下来的“幕后”，甚至内疚地慨叹，因自己“一个冲动的建议，竟然给钱先生添了如许多的麻烦”，并非谢泳先生在《〈宋诗选注·序〉修改之谜》中所“猜想”的那样，是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开始思想解放运动，钱锺书不顾时间差异引毛泽东的话，更多还是出于自我保护”，而“这个细节”又还“恰好说明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理状态”，这才成为“后来钱锺书愿意在自己的传世之作中，保留一处有明显不合常理‘史料’的缘故”。
　　《“指画”昆仑》表明，钱钟书没有想到这些。也就是说，有没有“真理标准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何时召开，都与“钱钟书在《宋诗选注·序》中加进毛泽东的话并在引述这段话前加了一句略有称赞意味的评价（以近代文艺理论的术语）”无关。钱先生的内心也并不存在如“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理状态”——尽管他在香港版《宋诗选注》的前言中也曾坦白，“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我企图识时务，守规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应该说，“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才是钱钟书先生当时真实的“心理状态”。不然，也就不好解释我在下文中要提到的钱先生在序言中还引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文字，并且引文后还不止“略有称赞意味的评价”，而是大加赞扬。
　　可这样一说，谢泳先生在文章要结尾时对钱先生所赞美的那几句话，如“敢于坦然承认自己在特殊历史时期内心的恐惧，并承认自己为逃避这种恐惧所作的不合常识的选择，其实更真实体现了自己的人格”，也就落不了地。
　　钱钟书就是钱钟书。好像他从来就没想到过要“自我保护”，更没有“恐怖”过。你看，钱先生在这篇序文中先说：“宋诗还有个缺陷，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发挥申说。这种风气，韩愈、白居易以来的唐诗里已有，宋代‘理学’或‘道学’的兴盛使它普遍流播。元初刘壎为曾巩的诗辩护，曾说：‘宋人诗体多尚赋而比兴寡，先生之诗亦然。故当以赋体观之，即无憾矣。’”（《宋诗选注》第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1982年重庆印刷。下文再引此书文字，只注页码）而后，我们看到钱先生虽然在编辑弥松颐的建议下“不顾时间差异”地又引了毛泽东《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的文字，可这篇序文中有几句话表面上看只是在批评明人，其实也有毛泽东的份。毛泽东在给陈毅谈诗的信中说“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腊”，钱钟书就在序文中说：“瞧不起宋诗的明人说它学唐诗而不像唐诗，这句话並不错，只是他们不懂这一点不像之处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所在。”（第13～14页）明人不懂，好像毛泽东也不懂。不过，这样说，倒比较符合钱先生的“极有个性”，因为在此之前，他就说过显然并非是“真正超然物外”的人才会说出的话。
　　谢泳先生曾在2005年第1期《随笔》杂志上发表过一篇题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四个著名知识分子五十年代的言论》的文章（在2004年初出版的《思想操练》这本书中谢泳先生与几位学者对话时已谈起过），主要是依据一些资料，几乎是纯客观地表述当时几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些“内心世界”，其中就有钱钟书。而在谈到钱钟书时，所引的资料中讲钱钟书当时曾说出一句惊世骇俗的话：“1952年他在毛选英译委员会时，有人建议他把毛选拿回家去翻译，他说‘这样肮脏的东西拿回家去，把空气都搞脏了’污蔑毛选文字不通”。我为什么说钱钟书这句话惊世骇俗，是因为自己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可以说，如果有谁在文革中说出这样的话被人听到然后又被举报，就不是什么会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关注”，而是一定会因为这是“诬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犯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死罪。而一生似乎只喜欢做学问不肯“惹事”而又被谢泳称作“真正超然物外”的钱先生怎么会如此大意和鲁莽呢？不过，有钱先生那句话，即可证：一是解放初期，大家、特别是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内心尚未把毛泽东当作“神”，于是才敢于说出那样在后来几乎等于要掉脑袋的话；二来也说明，当时共产党政府以及全社会至少还没有像后来那样神化毛泽东，因此，这样大不敬的话，就是别人听到了，举报了，也不仅不会是死罪，甚至如谢泳先生在文章中所说：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论，都不过是作为了解知识分子思想动态的材料供高层参考，有可能连他们本人都并不一定知道。当然，我不敢想，毛泽东若是知道钱钟书如此看不起他的文章，而看不起他的文章也就等于看不起他毛泽东，还会不会让他继续待在毛选英译委员会里对他的著作搞英译。以毛泽东的脾气和处世，应该不会。比较合理的推测，只能说钱先生1952年说的这句话，直到几年后才反映到“当时高等教育部在一份关于北京大学的调查报告中”。即便如此，也不等于毛泽东就一定知道钱钟书曾说过这种“大逆不道”的话。
　　不过，我也还有些搞不明白，钱先生为何竟如此看不起毛泽东文章。不怕别人笑话，像我这种人，虽不能说是读毛著长大的，但毛泽东不少文章真是深入骨髓。时至今日，我也坦诚一下，即不愿意说毛泽东没写过一篇好文章。且不说胡适也认为毛泽东的白话文是共产党里写得最好的，我打内心也认为毛泽东的不少文章作为政论文，还是有较强的说服力的。
                                              二
　　有了上面这些文字，或可表明，因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也就注定了一个人的视野有限，而视野有限，也就难免会造成观点的偏狭，即使是专家学者，即使是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也依然逃不出这个定式。
　　我们知道，谢泳先生，可以说是当之无愧地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权威，并且出版多本专著。他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指曾生活在1949年前，特别是曾在上世纪20至40年代生活过的中国知识分子。当然有些被定义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人在1949年后又生活了很长时间，甚至有半个世纪乃至更长）中较为知名者可以说是研究到如数家珍的程度。
　　至于说到钱钟书，其博闻强记，世有公论，自不必说，至于有时是否也或有夸大之嫌，罪不在钱。就像每见有人说陈寅恪“精通”多少多少门外语，我虽然承认包括语言天才在内的各种天才，也还是不大敢相信，而况据知陈寅恪每掌握一门学业之后等不及颁发毕业证就去学别的去了，而一门语言是学几年就能精通得了的吗？因此，自己的私见：说通则可，说精通怕未必。即使是像汉语这样作为一个中国汉民族的母语，我敢说中国大学里有些教着汉语这门课程的人也未必一张口就敢于说自己“精通”——何况是外语而又还是多门呢？我不知这是如何验证的。莫非那说者自己也“精通”多门外语又曾做过陈寅恪先生的“考官”乎？不然，即使大师精通，你又何以得知？
　　闲话少叙，书归正传。现在我们从一些研究资料，尤其是从谢泳先生的一些研究著作中，得出钱钟书先生是一个只做学问的知识分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应该是钱钟书这类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而况据说钱先生的家风即是“为国、为民、为学问”。更难得的是，钱钟书不仅学识好，借用谢泳先生《〈宋诗选注·序〉修改之谜》开篇第一句话，即“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钱锺书极有个性，也很真诚，他对自己行为的判断前后统一。”又在《储安平与〈观察〉》中说：“钱钟书在当代为人广泛尊敬，除了他在专业上的巨大成就外，钱钟书是一个真正超然物外的学人，凡是了解历史的人，都很难在任何一个历史的波动中找出钱钟书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这种人格的力量非常令人尊敬。”（第148页，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9月版）可殊不知这样一说，却反而要表明谢泳先生在《〈宋诗选注·序〉修改之谜》这篇文章中以为钱钟书也像“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理状态”那样“引毛泽东的话，更多还是出于自我保护”，都只能是不符合钱钟书性格的“猜想”。
　　可无论钱先生多么博闻强记还是如何“真诚”，尤其“对自己行为的判断前后统一”，“很难在任何一个历史的波动中找出钱钟书前后不一致的地方”，与他在评价人物或事件时是否就一定做到了客观，并能“真正超然物外”，并非一回事，更不能画等号。
　　现在还就《宋诗选注》的序文来“说事儿”。其实，钱先生除了在1978年重印前接受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弥松颐编辑的建议引了毛泽东谈诗的那段话之外，自己在序文之“二”中已经引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早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第15～16页）钱先生不仅引了这样一段话，而且大约也是因要为自己的文章服务，像后来又引毛泽东给陈毅谈诗的信一样，还做了很得体的取舍。引文中打省略号的地方，对照一下原文，就知道是钱先生舍弃了一些文字。尤其是在引了这300多字后，钱先生紧接着还请来宋诗为毛泽东的这段话作注脚，证明毛泽东说的不错，甚至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原文是这么说的：“宋诗就可以证实这一节所讲的颠扑不破的真理，表示出诗歌创作里把‘流’错认为‘源’的危险。”（第16页）我想，这一定不是哪个编辑的建议，也更不像是钱钟书先生因“恐怖”而为。自然，一定要说，只有这段引文及钱钟书在引文后对毛泽东的赞扬，或可用谢泳那句话解释得通，即“引毛泽东的话，更多还是出于自我保护”。可这样一来，再一联想到谢泳对钱先生的赞美及弥松颐在《“指画”昆仑》中所言，就觉得又有点自相矛盾，或者说不是那么能解释得通。有谁果真要看解得通的，我以为还是钱先生自己在香港版《宋诗选注》的前言中有两句坦诚的话较符合逻辑：“我个人常识上的缺陷和偏狭也产生了许多过错，都不能归咎于那时候意识形态的严峻戒律”。既然连钱先生也承认他的有些做法是因自己“常识上的缺陷和偏狭”，我们又何必非要人为拔高说他“超然物外”呢？
                                             三
　　自己就曾在互联网上读到一篇应算严肃的文章，题为《敢与鲁迅较劲的年轻人》（指施蛰存），文中虽对鲁迅多有不满，可其中说到已经去世的施蛰存先生，“谈及钱锺书，他要说到钱的‘恶客’（上海方言，刻薄之意）。钱锺书写《围城》，不是写长篇，而是发泄他的‘恶客’。”当然，这一点，不仅有钱先生的文字自证，且还有美籍华人夏志清教授在其专著——也就是那册据说使他在美国和国内都一举成名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点评即“钱锺书被推崇为吴敬梓之后最有力的讽刺小说家”（转引自2007年1月12日《南方周末·夏志清：中国文学只有中国人自己讲》）在那证明着，因此说是“铁板钉钉”，一点都不为过。尤其是当我们读到钱先生作于上世纪四十年代那篇13000多字的讽刺小说《灵感》时，更是即使有心想替钱先生辩解都难。
　　说到这里，容我插几句闲话。在互联网的论坛上不时地看到，有人一提起鲁迅，就骂鲁迅只会“讽刺”，且是如何如何地“刻薄”，愤激之情溢于言表。这其实是不公的，自然更谈不上客观。就连谢泳先生在《钱锺书与周氏兄弟》这篇文章中不也承认“钱锺书是一个善于用讽刺手法的作家，在他所有的文字中，这是最明显的风格”吗？我至今都闹不明白：这“善于用讽刺手法的作家”，为何吴敬梓做得，钱钟书做得，鲁迅就做不得？甚至就连这“善于用讽刺手法的作家”钱钟书，也要讽刺鲁迅不该讽刺呢？尤其是既然“钱锺书被推崇为吴敬梓之后最有力的讽刺小说家”，自然也就是说钱在“讽刺”或者还有“刻薄”方面是大大超过鲁迅了，那我们为何又总是骂鲁迅不该“讽刺”不该“刻薄”而又特别欣赏这位“文化昆仑”的“讽刺”和“刻薄”呢？
　　难怪不论何满子还是林贤治这些在我看来值得尊敬的人，都要我们可爱的读者不要去轻易相信有些人所说的“客观公正”。比如林贤治在1998年出版的《守夜者札记·自序》中就坦白得很，说自己这本书中的文章“因为是批评，所以比较一般的话语形态，必然含有更多的不平和偏见。什么客观公正，纯属欺世之谈。”（《守夜者札记》第1页，青岛出版社，1998年版）又在《娜拉：出走或归来》这篇长文中说：“容忍是批判精神的反动。”（同上，第23页）这样说，简直就是在承认自己的不客观、不容忍，因此，这话对有些所谓热爱胡适而攻击鲁迅者而言，打死也是绝不肯承认的。可有些人不知，这也正是我为何一直站在认可鲁迅的人们“一边”的缘故，这就是鲁迅及一些（当然并非全部）认可鲁迅的人们不虚伪，不掩饰，敢于直面人世，承认这个世间的人普遍有不可爱的一面，承认“文章如果毫无偏颇，面面俱到，就成了‘最无聊的东西’了，可以使自己变成无价值的”（同上，第57页）。
　　既然做不到客观公正，何不坦承些。
　　除了施蛰存所说的“恶客”即对人刻薄，钱钟书先生一生在评价人物或作品方面还有没有“不客观”不“超然”之处呢？我想，只要实事求是，应该说还是有的吧。其实，按说，认真起来，一个人，只要有“刻薄”的事实在，就很难还说这人“真正超然物外”。既超然物外，完全可以“不语”，何以还会“刻薄”呢？说不通。我当然承认，如果说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而又由于某些原因，我们很难对一个人做完全地了解，因此要想做到较为客观地评价一个人，实在是难。特别是像我们这个国度，大半个世纪以来又经历了那么多想起来就让人难以言说的悲哀，甚至至今一些档案都不愿意公开，因此，给研究带来很大的局限性。现在在谈到包括钱钟书在内的那一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时，特别提到这一点。几年前，谢泳先生在与几位学者对话谈到钱钟书时，就说过这么几句话：“很长时间内，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很少能有表达他们内心世界的机会。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对自己的时代没有评价。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最大局限，在于没有公开的档案可供参考，这样对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评价就很难准确，因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见《思想操练》第73～7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这样一说，我们虽然也许不肯支持黑格尔那道著名命题的成立，即“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恩格斯在其名篇《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有很好看的诠释，认为黑格尔的这道命题是有条件的，即“凡是现存的绝非无条件地也是现实的”——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上册第211页。或者如林贤治在《论散文精神》一文中所说：“哲学家说，现实的是合理的。然而，现实又是必须加以改变的。”），可既然现实如此，我们一时半会儿又无力改变，也就只好就我们所看到的公开发表的一些文字发言了。至于是否因此影响了客观公正，那也实在是没有好法子可想。而况，好像韦伯就认为，知识分子的个人伦理品质与知识追求无关，也就是说，因有一些别的客观存在可能让知识分子的“成色”受到影响，但主要的还在于知识分子自身。即如林贤治在《世纪的回眸》中说的那样：“知识分子的角色，并非来自权力的分配，而是由个人赋予的。”（《守夜者札记》第4页）又说，“专就知识—权力的关系而言，与其谴责权力者，毋宁追究知识者。”林贤治认为，在鲁迅“看来，知识者完全应当而且可以坚守自己的立场”（同上，第126页）。更重要的是，其实大家也都是这么做的，不论是对钱钟书，对胡适还是对鲁迅。就这一点来说，倒是体现了客观、公正。当然，若是再进一步说，只要一个人有“刻薄”的事实在，即可将其划出“超然物外”的圈子，其余另当别论——而且对鲁迅如此，对钱先生也不当例外。
                                              四
　　既然不承认钱先生“超然物外”，上面所举的一点例子显然不够，那我们就再通过《钱钟书与周氏兄弟》及钱先生的小说《灵感》中的一些细节，来看看钱钟书对鲁迅及其作品是如何没能“超然物外”的。当然，钱先生被看作“文化昆仑”，而无学如闵某来评价他是否真的“超然物外”，很有些惴惴不安。
　　先说，对我国至今仍可用首屈一指来称誉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及作者吴敬梓，鲁迅是充分肯定的，胡适也是充分肯定的。胡适说的是：“我们安徽的第一个大文豪，不是方苞，不是刘大櫆，也不是姚鼐，是全椒的吴敬梓。”而鲁迅的评价是：“讽刺小说从《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谓之绝响”。钱钟书好像不大赞成这么说，其理由是：“中国旧小说巨构中，《儒林外史》蹈袭依傍处最多”，因此指出：“近人论吴敬梓者，颇多过情之誉”。钱钟书是学问家，他考证出这本讽刺小说“蹈袭依傍处最多”，大概是确凿的。又因他的考证，认为鲁迅胡适对这本书不该有“过情之誉”，也很正常。现在有人又“考证”出钱钟书这样说，主要是在批评鲁迅，也未超出常理。但如果说因为钱钟书说了这么两句话就应该完全否定胡适尤其要否定鲁迅的看法，似乎有失公允。这就如同在谢泳先生看来，尽管《宋诗选注》“是郑振铎要他做的”“传世之作”，但在胡适眼中就未必好。据知，钱先生这本《宋诗选注》当年出版后在大陆好像立即就挨了批，弄得海峡对岸都知道。这一点，我们从胡适《复程靖宇》的书信中可以得到验证。胡适在信中说：“关于《宋诗选注》，我实在看不出何以这书会引起那么大的攻击。倘有关此事的资料，乞寄我一点，我很想看看。”紧接着又说，“我觉得这部书实在选得不好。例如黄山谷，他为什么不选《题莲华寺》和《跋子瞻和陶诗》？他选得几首都算不得好诗。”又想当然地认为钱钟书“大概此君颇得毛酋宠任，故招致妒忌，忌者借此书下攻击，意别有在，并非如你说的‘钱真的高明而有胆’也。”（见44卷本《胡适全集》第26卷第262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版）
　　《儒林外史》是否一部伟大的讽刺作品，到今天应该无须争论了吧，书中有那么多鲜活人物进入我国文学历史画卷甚至活在今人的口头上还不能证明吗？钱钟书即使从学术上考证出这本书的不伟大之处，却依然不能改变《儒林外史》的不朽。而况胡适不说，鲁迅在1930年重印《中国小说史略》时在《题记》中已欣然看到：“尔后研治之风，颇益盛大，显幽烛隐，时亦有闻。”并坦承自己“流徙以来，斯业久废，昔之所作，已如云烟”，故“诚望杰构于来哲也”。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们还有什么要苛求的呢？钱钟书说了那么两句话，就证明胡适鲁迅错了？再说，世事总是有比较才有鉴别。钱钟书说“吴敬梓沿用古人旧材料不少，创造力不是最上乘的”，那么比《儒林外史》更上乘的又在哪里呢？
　　《钱钟书与周氏兄弟》一文还引了近年来在我国文学界，尤其是文学评论界声名显赫的美籍华人夏志清教授的一段话：“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讲述钱锺书的小说《灵感》时提到：‘主人公是个声名太响而简称作家的笨蛋，在竞争亟欲染指的诺贝尔文学奖金失败后突然生病。他卧病在床，心中气愤难遣；病榻前围满一群泪汪汪的崇拜者（这使人记起垂危的鲁迅所得到的景仰，但这位作家较似蒋光慈、曹禺和早期的巴金混合体）。’”
　　其实用不着用括号中的话来提示，凡对鲁迅比较熟悉而又读过钱钟书《灵感》这篇小说的读者，恐怕很少有人不会想到这是在影射和诅咒鲁迅。13000字的小说中有多处文字都是明显地对鲁迅进行影射和诅咒乃至人身攻击。坦白说，也正是读了钱先生这篇大作，让我这样一个读者对钱先生的好感销蚀殆尽，也根本不相信钱先生这样一个“极有个性”者会“超然外物”。
　　现在就让我从《灵感》中摘录几处尚“文明”些的影射展示在这里吧：
　　比如，《灵感》一开头就这样叙述他的主人翁：“他的声名太响了，震得我们听不清他的名字。例如信封上只要写：‘法国最大的诗人’，邮差自会把信送给雨果；电报只要打给‘意大利最大的生存作家’，电报局自然而然去寻到邓南遮。都无须开明姓名和地址。我们这位作家的名气更大，他的名字不但不用写得，并且不必晓得，完全埋没在他的名声里。只要提起‘作家’两字，那就是他。”
　　又比如：“作者解释道：‘……我直译原文，决不意译，免得失掉原书的生气，吃外国官司。’”
　　再比如：“一位批评家在追悼会上激昂地说：‘他的精神是不死的，他的杰作永远存在，是他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
　　不必多引，类似这种还算“文明”的影射，小说中比比皆是，至于诅咒和更带攻击性的影射我就更不想引了；而到了小说最后，作者甚至让所影射的对象去投胎——对此特别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把这篇小说找来“大饱眼福”，全面欣赏钱先生的讽刺以及影射的“高超艺术”。不过，只要有了这个“高超艺术”而又施展了出来，任谁都很难再将钱先生与“真正超然物外”划等号。
　　特别是像夏志清先生那样不顾客观实际的点评，又会带给读者一种什么感受呢？在我，只会觉得，这是一种内心的发泄，即总想证明“鲁迅不好”。而在钱钟书，还不能不让人联想到他是在实施着一种报复，即替其夫人杨绛的三姑——当年北京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出一口恶气”。这个联想若成立，那就更不能说钱先生还什么“真正超然物外”了。
　　
　　 “证明”了钱钟书的这一点，似乎也就像完成了一个任务，而鲁迅好与不好，有没有学问，都无须我来证明。巧的是，当我在键盘上要敲讫这篇文字时，从自己订阅的新一期《文汇读书周报》（2008年8月15日）上又读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吴中杰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我们今天如何评价鲁迅》。如何评价呢？作者认为，我们评价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就应该从知识分子本身的标准来衡量，而如果承认现代知识分子最基本的品格是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那么也就应该用这一标准来评价鲁迅，“而鲁迅，倒是最能坚持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人。但有些批评者却无视这一基本事实，只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贬责鲁迅，我以为这倒是离开了现代知识分子立场的。”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在作者“看来，阅读鲁迅，理解鲁迅，还要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即人文精神的基础。这不是靠鲁迅研究本身所能达到的，而需要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
　　原来如此。
                                                       2008-8.1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