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香港到新加坡
发布时间：2012-04-10 20:0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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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香港到新加坡
陆詒
1941年2月中旬，我和《新华日报》记者张企程及范长江的爱人沈谱三人结伴同行，离开了重庆。我们化妆成小商贩，搭上一辆商车，经贵阳到达桂林。
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已被迫撤销，但李克农主任还在留守。夏衍、邹韬奋、范长江等都已悄悄地离桂去港，但国际新闻社（简称国新社）的盂秋江、黎澍等同志还在，我们就在桂林环湖北路的国新社住了几天。我专程去拜访了李克农主任。他笑眯眯地对我说：“到目前为止，飞香港之路尚畅通无阻，只要你去访向李任公（指当时担任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桂林行营主任的李济深将军），他一定会送你中航公司的机票，并礼送出境。范长江就是这样走的，你不妨如法泡制。”
遵照他的指点去做：果然一切顺利。临上飞机之前，李将军还派他的随从副官到机场热情相送，免除了军警的检查。但事不凑巧，我们所搭的那架客机当天并不直飞香港；而是奉命先飞湘桂边境的群山中去寻找前天失事飞机的残骸。飞机在崇山峻岭中低飞盘旋达两小时以上，最后才找到那架失事飞机的残骸。先要测定它的位置，又要照相，时间耽误甚久，当天晚上不得不在湖南省道县的临时机场上降落。全体旅客只好跟着机组人员，步行两华里，走到道县城内一家小旅馆中投宿，这是无可奈何的遭遇。道县县城只有一条街、三家小店，市面冷落，但留落在当地的伤兵却不少，无人管理，幸而我们在当地没有遇到什么麻烦，抗战时期中航客机怕在途中碰到敌机袭击，白天不敢起飞，故我们第二天晚上再从道县起飞，当晚11点钟，安抵灯火辉煌的启德机场。
我们打听到九龙弥敦道国新社的地址，推门而入，只见范长江、恽逸群、郑森禹、胡仲持等正在讨论工作，尚未休息。这次重逢，彼此都有惊喜交集之感。
第二天下午，当地负责同志廖承志约我在中环的安乐国咖啡店见面。这是我首次见到廖公。他身穿毕挺西装，身材略胖，但他的举动和谈话却生动活跃，富有朝气。他先介绍同来的连贯，此公身穿白色西装，戴一副近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外表极像日本人。廖公说：“欢迎您到香港来，眼前，先要请您协助连贯先生做一件虽属临时性、却是非常艰巨的工作。即要在九龙城附近建立一个招待所，专门接待从内地来港的文化界朋友，热情招待他们的食宿，发给路费，并帮助他们代买去上海的船票，妥善地安排他们通过上海转赴苏北抗日根据地。知道你们对内地文化界朋友比较熟悉，就委托您担负此项工作。我欣然从命，同当地几位同志协作，专心做接待工作，不再抛头露面做文化人。记得当时由我们经办转赴苏北的文化人，计有贺绿汀、刘述周、骆耕漠、薛暮桥、姜君辰等以及以汪达之为团长的新安旅行团全体团员。
在港期间，我曾应邀到香港湾仔金仲华家中赴宴，当时金公任香港《星岛日报》总编辑。席间，使我见到一批从内地来港的文化人如邹韬奋、茅盾、范长江、夏衍、张友渔、韩幽桐等同志，加上原来留在香港的邵宗汉：杨潮（羊枣）、恽逸群、郑森禹、张明养、胡仲持、乔冠华、陈翰笙等，济济一堂，一起讨论在香港办报和办刊物的问题。不久，中共在港创办了《华商报》（晚刊），由范长江、夏衍、廖沫沙主编。邹韬奋办了《大众生活》周刊，由夏衍、茅盾、千家驹、金仲华、乔冠华、胡绳等担任该刊编委。《大众生活》和《华商报》紧密合作，在宣传战线上起了很大作用。
1941年5月底，我与张企程以及刚从上海疏散来港的作家王任叔（巴人）离开香港，启程赴新加坡。我们这批流亡者自然不可能从国民党政府驻港特派员方面取得外交部发给的出国护照，只能多化一点费用委托外商轮船公司的水客代购统舱船票，作为“猪仔”赴新加坡“出卖劳力”。买船票、种牛痘、打防疫针，然后到香港政府移民局去领取证明文件，手续麻烦，但也有其灵活性。当地盛行钱能通神体制，只要给各种官员若干‘咖啡费”，即可无往而不通，到处遇“绿灯”。
我们搭的英商“丰庆”轮启锚之前，香港海关人员借口王任叔的种牛痘证明手续不齐，强迫他登岸再办手续，搭下一班轮船动身。我们总算幸运地站在甲板上看轮船缓缓驶出香港海面的鲤鱼门。
在南太平洋上航行三天，风平浪静，轮船驶近新加坡港外，船上旅客都极兴奋。可是随船的水客却提醒我们：只有头、二等舱旅客（他们都是持有正式的出国护照或香港政府的证明文件者）可以随船到新加坡港内码头登岸，而所有的统舱客，不论男女老幼，都必须先到新加坡港外的旗章山小岛（距新加坡市区约三海里）移民局所设的集中营，至少拘留三天，检验各项证明文件，并再打一次防疫针，然后由小轮接往新加坡码头登岸。
旗章山孤悬海上，早晚海风习习，极其凉爽。但毕竟接近赤道地带，中午时间奇热，令人昏昏欲睡。而集中营的水门汀地又是发烫滚热，也难以席地而卧。用洋铁皮建成的营房，四周围有铁丝网，并有几个印度警察持枪守卫。其实，这种“门禁森严”也是装装样的，只要你肯化若干“咖啡费”，还是可以允许溜出大门到海滨去散步，或者到岛上唯一的小店里去喝瓶冰啤酒解渴。
我们在集中营内的一日三餐，都由轮船上的水客负责供应，他们为我们烧水烧饭，香港出发时准备好的罐头食品，这时就大派用场，所以伙食很好。我因为还有家属（我的爱人和女儿）和同事张企程作伴，过集中营生活毫不感觉孤寂。集中营生活三天期满，我们始在新加坡登陆，住进新亚旅馆。
我们先去拜访《南洋商报》的胡愈之，他极表欢迎，说：“南洋各地有的是进步的报刊，缺的是文化人。”他立即邀请张企程进《南洋商报》工作。不久，王任叔、沈兹九等也陆续从香港到此，都由胡愈之统筹安排，开拓华侨社会中的文化教育工作。可惜时间太匆促，当年12月初就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炮火打到了新加坡和马来亚。
1942年1月30日，太平洋战争已经进入第八周。战火已由马来亚的北部延伸到中部，又从马来亚中部蔓延到柔佛境内。柔佛即为新加坡的后门。事实上，当时的新加坡已兵临城下。
这天上午，新加坡已遭到两次敌机的残暴攻击，我在轰炸中往返于中国旅行社两次，打听船只消息，最初依然渺茫，没有想到这天下午一时突然接到旅行社通知，催我立刻整装出发。中国旅行社同人的办事效率很高，居然在半小时以内，能使105位难侨，（其中三分之二是妇孺）及时集中于红灯码头，办妥买船票、装运行李等各项手续，回想一月以前经常奔走于当地政府的移民厅，申请办离境手续的麻烦，深深体会到华侨在海外备受欺凌和歧视。在码头上，每人尚须给海关人员叻币一元，名曰咖啡费，他们面带微笑为你在船票上盖章，并拿粉笔在行李上大书“OK”字样。此时此地，谁不愿慷慨解囊？两小时之前，丹绒百葛的码头和仓库受过敌机轰炸，大火还在燃烧，如果这时敌机再来光顾，这100多位难侨以及送别的亲友、大批行李在码头止将如何疏散、隐蔽？令人焦灼不安。
生离死别原是最难受的，尤其是在战争动乱的年头。我目睹《星洲日报》总编辑郁达夫先生匆匆赶到码头，亲目送他12岁的公子郁飞走下小艇。他木然站立在码头上注视着，当他发现我也在这艘艇上时，就跨前几步，向我连连拱手喊；“拜托，拜托!”我也向他挥手告别。环顾小艇上的同行者，个个脸上有泪痕，我勉强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想一想在祖国抗战五年中不知经历过多少次生离死别，对眼前的景象反觉茫然。细看船票的票面上，虽然写明轮船将开赴仰光，但在反面另有一项附加的特别启事，声明轮船究竟驶往何处需视战争环境，一切都由船长定夺。这样看来，任何人尚不能预卜，此行前途如何。
下午2时，从小艇登上大轮船，喘息甫定，空袭警报声就从岸上传来。船长执手枪登上甲板指挥一切，他命令所有乘客一律进底舱躲避空袭，不准暴露目标。这次空袭敌机在不远处轰炸，尚未有青睐这艘小小商轮。4时，警报解除，船即启碇，缓缓向港口前进。
战时不准提商船的名称，现在当然可以直言不讳。它名为海澄号，是英商太古公司的商轮，吨位不足2000吨，现有1 00多个难侨要依靠该轮船长和水手的机智和勇敢，在敌机和潜艇出没无常的大海中航行，驶向远方。
夕阳余辉中,我跨上甲板散步，遥见两三艘英国战舰正在闪现灯号，水雷封锁线横亘在前面，船舶必须绕道而行，所有船舶的外貌都经过伪装，并实行灯火管制，新加坡洋面布成紧张的战争画面。回顾珊礁林聋的彼岸，此刻还冒着浓烟烈焰，这是当天下午敌机肆虐的后果。
在当时76万人口的新加坡，华侨就有59万人，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新加坡人口有增无减，原因是马来並难民潮涌而来。在疏散人口方面工作方面很差，除欧籍侨民获得离境方便之外，华侨要办离境手续极其麻烦，当时中国政府对保护华侨也没有具体的措施。抗战以来，此间华侨按月认捐叻币10多万元，积极支援祖国抗战，他们无负于祖国，而祖国也应该忘不了他们。
在船上最适宜于思索往事，先谈谈我八周以来的战时见闻。我到新加坡六个月，从到达的第一天起，到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时为止，当地的战争气氛表面上渲染得有声有色。例如每逢星期六上午9时，必发一次空袭警报，还不定期地举行防空演习，动员全市居民晚间实行灯火管制，街头巷尾也修筑了一些防空壕。但这些防空措施一到战争来临，弱点充分暴露，大家手足失措，惊慌异常。尤其可怕的是，战争爆发前三天，当地政府高级官员尚公开扬言：“战争必能避免！”还劝告华侨报纸切勿兴风作浪，动辄以“战争”字样刺激人心。和平，固然是人们希望所在，可惜世界上还有法西斯存在，战争终究难以避免。
1941年12月8日清晨4时，敌机突然飞来空袭。炸弹落地的声声爆炸与高射炮的对空射击响成一片，惊醒尚在睡梦中的人们，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信号。那天，市内空袭警报声竟落在敌机投弹轰炸之后，这还不算奇怪，更荒唐的是敌机进袭新加坡市区时，街上路灯照耀如同白昼，连灯火管制也未做到，这恰恰为敌机选择攻击目标提供方便。由于空袭警报迟发，一部分人开始还认为这仅仅是防空演习，直到早上当地报纸送到，眼前呈现“战争爆发”的大字标题，才目瞪口呆。当天上午，给敌机炸弹唤醒的人和车辆在市区满街飞奔，惶惶不可终日！这种慌乱现象仅在战争初期延续两三天，以后就渐趋稳定。
当天上午就有一部分华侨领袖匆匆赶到怡和轩（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所在地）去找陈嘉庚老先生。他在突发战争面前坚定沉着地说：“小不敌大，邪不敌正，历史昭示决不会错！敌人今向英国开战，从此我国抗战不孤，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他鼓励大家多做战时工作，协助军队把敌人打出去。
在敌机空袭新加坡的同一天，敌军就在马来亚北部边境哥打峆汝大举登陆。
与此同时，敌军又在泰国南部的宋卡和北大年登陆作战，只有几小时泰国就屈服，兵不血刃，泰国便成为敌军进攻新加坡后门的军事根据地。由北大年登陆的敌军疾趋蜜洞，宋卡登陆的敌军则猛攻吉打，由哥打峆汝登陆的敌军直捣吉灵丹。几路敌军分进合击，使马来亚北部守军忙于招架，首尾不能相顾。12月12日，在吉打的后面华令发生激战，吉打英军后方受到严重威胁，不得不作战术上的撤退，改守双溪二大年的巫打河一线。
英国主力舰威而斯亲王号和击退号被敌机炸沉于关丹附近洋面，当时并未公布地点。人们心头笼罩着阴云。回忆这两艘主力舰到新加坡的前一天，当地酒楼茶室中早已议论纷纷，第二天报上头条位置竟公布此项消息，还刊载大幅照片，炫耀英国皇家海军的威力。其实，运兵调舰，事关军事机密，当此战云密布的关键时刻，怎么可以如此疏忽大意？果然不出所料，当两舰在没有空军配合的劣势下冒险北进途中，就被密集的敌机在追踪攻击中炸沉。
槟城是印度洋的窗户，势所必守。但战争刚满一个礼拜，12月16日，英军在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中不战而退。退出槟城之后，英军改守太平以北的巴里文打。这时，敌军由蜜洞抄小路进袭宜力，攻江沙作第二次大包围，迫使英军退守霹雳河一线。这时敌军又在关丹大举登陆，使英军既要照顾西海岸，又要增防东海岸，顾此丽失彼。敌军主力部队沿铁道线进逼，并从槟城坐帆船和汽艇南下，于21日在下霹雳河倒安顺港登陆，威胁怡保英军后方。怡保经过一场小战，英军即退令仕林河。喘息甫定，边南河以南20哩处已发现敌踪，敌军骑自行车南下，进袭爪腊雪兰峨，继续强行登陆作战，侧击吉隆坡。1942年1月2日，马来亚中部首府吉隆坡失陷。英军被迫退守芙蓉以北防线，由于敌军在麻坡登陆成功，马来亚中部战事很快即告结束。英军大都被分割包围，遭到惨败，战火就烧到柔佛境内，这是1月30日以前马来亚战事的经过。
新加坡虽然是举世闻名的海空军根据地，可是它以舌尖的形态突出于太平洋，在位置上过于暴露，在不宣而战的场合下有被袭的危险。当年修建新加坡军港历时14年，用款达2000万英磅。这里刚有世界上第三的大船坞，有建筑在山洞或地卞的贮油池、火药库、机械库和飞机库，有好几门18英寸口径的大炮配备在沿海的要塞中。单是新加坡这个小岛，上就有四个飞机场，如果加上一水之隔的马来半岛，重要机场共有30个以上。
在这次太平洋战争发动之前，日本将从事侵略的军队隐蔽集结于南进的几个战略据点，积极备战，一面则对美国进行谈判，借此来麻痹对方。正当日本特使来栖与野村高举香槟酒为和平祝贺之时，由山本五十六亲自指挥的日本联合舰队于12月7日上午7时20分（夏威夷时间）就向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发动突然袭击。与此同时，香港、马来亚、菲律宾和新加坡也遭到偷袭进攻。
敌人采取“先发制人”与“攻其无备”的战略战术，在战争初期，取得了便宜。进攻马来亚的敌军兵力人言悬殊，有的说五个师团，有的讲八个师团，但根据当年新加坡报纸所载的官方公布，马来亚军与敌军数量的比例为一比五。显然，敌军在数量上占极大优势。
综观敌军这次避攻马来亚所采取的战略，与前年日本海军要人太角岑生（在我国广东中山县境内飞机失事中毙命）遗下文件中所载侵马计划，大体符合。按此计划即为：先攻关丹和哥打广峆汝，牵制英军，分散其兵力。次由泰国的宋卡与北大年大举登陆，从正面压迫吉打，吸引英军于吉打，然后由蜜洞抄袭双溪、大年作第一次包围。若不成，则由蜜洞进攻宜力，直扑江沙，包围英军于威利斯省及太平地区，以求包围歼灭英军主力。再不成，则由关丹或丰盛港登陆作第三次大规模包围歼灭战，最终目的是从马来半岛的陆地上配合海空军以攻占新加坡。
在战术方面，敌军吸取在中国战场上的经验教训，采用崭新战术，例如步兵不穿皮靴而穿跑鞋或草鞋，善于爬山或攀登树顶。进攻时不走大路，专抄小路，对自行车和汽艇之帆船充分运用，不完全依靠铁路和公路运输。一贯采取迂迴包围战术，力求运动快速、灵活，使守军无从发挥其炮火威力。
严格地说在马来亚的北部和中部这次都未经历过重大的会战，每当敌军迂回到侧翼时，守军即慌张撤退，不敢挺进到敌人后方作反包围。加上敌人的第五纵队到处活跃，自己的军民不能密切合作，往往守军一点为敌突破，全线就动摇、溃败。马来亚全境只有在霹雳河一线是险峻的山岳地带，马来亚南部是一片平原，无险可守，战火烧到南部时，守军虽拚命抵抗，可惜时已晚矣！到了最后，守军竟放弃柔佛，去死守新加坡，真是“不守外围而守堂奧”，新加坡怎么能避免悲惨的命运？
新加坡有59万华侨，全马来亚有华侨230万人，他们都团结在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的领导下从事抗日救国工作。欧战爆发以后，他们在国际上拥护民主阵线，反对法西斯强盗。1941年9月，马来亚曾发起援英运动，特募集叻币13万元救济英国难民。当英国首相邱吉尔夫人号召英帝国国民援助苏联的时候，新加坡火锯联合会首先捐款响应，这一切都证明当地华侨的政治热情是很高的。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立刻电请国民党政府林森主席与蒋委员长迅速对日宣战，以示与英美荷澳等民主国家同仇敌忾，抗战到底。在12月8日当天殖民部立法会议上，华籍议员首先表示我当地侨胞誓死保卫马来亚，尽力协助当地政府抗日。总商会立刻召集紧急会议，布置救济难民工作。当地八大工入团体和文化界先后发表宣言，拥护当地政府抗战到底。连续有好几天青年华侨踊跃参加战时服务队、防空队和义勇军，最令人兴奋的是政府宣布马来亚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可以在社会上公开活动，并释放大批政治犯。
12月5 日，新加坡总督汤姆斯曾在总督府召集当地各民族、各阶层、各党派的领袖举行会议，动员各族人民奋起抗日，诚恳敦请陈嘉庚老先生领导华侨抗战工作。经过各方努力，新加坡好几万华侨工人上前线，协助守军修筑防御工事。为了鼓励工人坚持地战时生产，陈嘉庚老先生虽然当时年届67岁，仍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亲自出席军港区的工人集会，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星洲日报》总编辑郁达夫和《南洋商报》总编辑胡愈之等都投入到当地华侨的宣传动员工作中去，即使时间短促，还做出很大成绩。陈嘉庚曾向政府当局建议新加坡各街市组织自卫团并发给武器，以防敌人第五纵队活动或敌军空降部队在岛山登陆。可惜当局始终不愿向自卫团发给枪械，每人只发给木棍一条，试问如何能制止敌人第五纵队的活动?
总之，华侨动员工作为时已晚，而且阻力重重，等到1月31日英军自动炸毁柔佛通新加坡的大桥，大势已无可挽回。
原文登载于《文史杂忆》第231－240页。
陆良年抄录于2011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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