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府中学的一九一一年这届，出了两位现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一位是徐志摩，另一位就是郁达夫。前者日后以诗歌《再别康桥》石破天惊，并且因其“拈花惹草”的性格和“天才坠机早逝”的遗憾，至今为人津津乐道。而郁达夫初时因小说《沉沦》涉及“性苦闷”而在文坛引起轩然大波，并且最后永世成谜的苏门答腊之“失踪事件”，一直引得后人苦心寻踪，费尽思量。

    同为日后凌烟阁里挂像的文坛要人，徐志摩和郁达夫在杭府中学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前者是浪漫的乐天派，后者为颓唐的“孤独者”。在郁达夫的眼中，徐志摩不但是好为人先的活跃分子，这个“身体生得很小，而脸面却是很长，头也生得特别大的小孩子”同时也是一个“天才”，因为日常只是打打闹闹，看看小说，也没见他如何用功，每每考试却都能稳拿第一。

    从小山村里出来的郁达夫，混在装腔弄势的“乡宦子弟”中，处处显得格格不入。如果当时的徐志摩是一朵朝气蓬勃的向日葵，那郁达夫则是自怜自惜的涧边兰草，虽然周围发生的一切他都悉数看在眼里，但难与众芳为伍。郁达夫日后曾在作品中多次提到徐志摩，并且徐志摩死后，先后作过两篇追忆文章。而“天之骄子”徐志摩却鲜有针对郁达夫的论述——或许，在徐志摩眼中，郁达夫太微不足道了，但更有可能是郁达夫太落落寡合了。郁达夫自始至终都觉得自己是一个“余零者”。

    从嘉兴到杭州这段时间，郁达夫唯一的娱乐是“积买旧书”。二十多年后，他应林语堂之约，为《人间世》杂志撰写自传。在回忆里，提到自七月从嘉兴回杭之后，自己便收了游兴，细数余钱，到梅花碑的旧书铺去换几册旧书，有了书的陪伴，使他觉得这个暑假“过得非常快活”。后来进了位于直大方伯的杭府中学，丰乐桥、梅花碑近在咫尺，购书于是变本加厉，一有闲暇就到旧书铺里寻寻觅觅。

    郁达夫在杭府中学时，有一个绰号叫“怪物”——“泥土气”尚未褪尽的山里孩子，作文竟然能够技压群雄，简直叫人不可思议。此时的郁达夫，借了文学上的天赋，和博览群书的相助，已经开始涉水文坛。当年《全浙公报》上的一首“五古”开始了他的文学之路，“余零者”的内心里亮起了微明的烛光。

    遗憾的是，郁达夫在杭府中学只读了匆匆一个学期。辛亥革命席卷全国，时局动荡，兵荒马乱，杭府中学暂时停办。

    一九一二年九月，郁达夫进入六和塔附近的之江大学，但不到半年，即以学潮闹事“强硬者”被开除出校。第二年夏，入蕙兰中学（也就是现在的杭二中），不久也草草退学，回到富阳自习。同年十月，动身随长兄郁曼陀奔赴日本，开始了他“生非容易死非甘”的十年留日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