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陶子义纪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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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馆由[ 金煊 ]创建于2012年04月23日

家父二三事(三)

发布时间:2012-05-07 20:33:44      发布人: 金煊

家父的爱好和在文革中。家父生活上有许多好的习惯对我们很有益。其一是睡午觉,磨刀不误砍材工,休息得好才能工作得好。记得考初中,上午考完后即到图书馆父亲值班住处吃中饭睡觉,听到花园里有许多学生在玩耍,父亲即说,这些学生不好好休息,下午如何能考好?其二是多喝水,据统计,脑力劳动特别消耗体能,在用脑过程中,大脑消耗的水分达到4斤/小时。我小时候在家有一大洋瓷缸子,一杯接一杯喝茶,补充水份。其三是勤洗澡。其四是爱学习爱读书。其五生活有规律,睡觉定时吃饭定量,不暴饮暴食不喝酒,其六是爱好劳动和运动。我们十四五岁时父母即要我们自己的衣服自己洗。

家父爱好体育是个玩角不善于理家,经常参加短跑、乒乓球、篮球、象棋比赛,父亲打乒乓球,发球总是把腰弯下来,盯着对方一眼猛的发一旋球,最多第三板即开始猛抽。无论是打篮球或是乒乓球或是象棋,父亲总是步步奔杀志在必胜,不喜欢费棋,(上课也没有费话,对同事江树枫上课讲噱头的风格很是反感),精干灵活而凶猛,不知道给对方脸面下台。打电话给学校领导,也是开门见山直捣其墙,没有回旋客气话。在六零年之前,我记得父亲喜欢跑步打篮球,他在学校篮球队打左锋,经常在学校或外出比赛,有时带我去就把我一人放在操场上玩,有次雨后他打球三步上篮时滑倒跌伤了膀子捆了绷带。

一九六三年以后,他好上下棋,他曾对我说,活得烦恼在家闷人出去散心,星期天或暑假下午到教场街,晚上吃完晚饭出去冲茶就转到棋摊上去了有时便带我到甘泉路、梗子街或院东街、工人文化宫去下棋,他喜欢胡荣华的风格和棋路,很少走杨官麟、王嘉良的下法,由于他下棋很专注我只好在旁耐心等待,最后没有办法也跟着看棋,浪费了我很多时间。在同学中下棋我总是赢棋多,小学五年级到初一参加过市象棋比赛,但未得过名次。父亲下过棋回来还要总结,把下过的棋重新复盘打一遍,对疑难的棋局和对方的狠招研究对着,考虑对方可能的应着,参考棋谱上的走法,经常操练家里的桔中秘、梅花谱等棋谱,以及解放后出版的中国象棋教材、象棋杂志等。下棋时都要考虑到四、五步以上,下子时或用右手手指捏着棋子猛向前推,或用两个手指钳着棋子一个弧线放下去,吃子时有时拿自己的棋子叭一声敲上对方棋子,把对方棋子用手轻甩至于棋盘外,或不动声色轻放到棋盘外。在外下棋父亲也多赢棋,对方无奈摊手言输,他则淡淡地说两句,承让、承让,但内心十分得意。下棋也有好处,即不轻易言输,四十多年来我与许多人共事,看到他们做事都容易放弃,做同样的事我的成功要比他们多得多。一愈是遇到难题我兴致愈大,到头来往往剩下我一个人在那里捣鼓琢磨。常常是做成了,我无比开心,但多遭别人嫉恨,抹了他们面子拆了他们的台。所以,家父在解放前能步步提升,解放后却停滞不前,我更是如此,在人生的道路上反而不如不会做事的人,可谓我这可怜人的可恨之处。1974年,家父从劳改队回来后,曾又想重回文革前的生活,但由于我们姊妹反对(我和小妹妹都在农村插队),他也就很少下棋了,学打太极拳做气功,有空找钢板业务刻,一直忙到六十七岁才最后停止工作,彻底休息了。母亲常说他是享福享早了,所以老来退休迟了。

五十年代,家父亲在家没有事就是呤诗读赋,读得高兴时还哼唱起来, 或轻松歌呤或悲声低唱,欢悦曲喜气洋洋,低沉调荡气回肠,摇头晃脑很有蕴意,那种姿态,那种神情,那种腔调,那种感觉,把诗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信息尽情表达出来,这只有书香门第而非一般家庭小孩子读诗能得到的信息。父亲平时一个人读棋谱打棋谱, 1964年到1966年获得过三年扬州市中学教职员工象棋冠军,语文教研组的罗秉彝是他的棋友,也获得过名次。(有一本《百局百胜》的民国本,我借给初中同学,文革发生后各奔东西,就没有收回来。虽然最近经常聚会见面,我也懒得向他要了。一是怕他给丢了,二是玩物还是少有为好。还有一套残局百局的洋片,是扬州中学校长办公室秘书胡夕萦所送,(他的儿子胡作舟也在扬州中学做会计。)是他青年时在商务印书馆时拿的一份样校本,不想刚拿出来,版子即在日军轰炸时也被炸毁了,这套洋片也就成了孤本。他看家父喜欢象棋,就说红粉送与佳人,宝剑赠予烈士,我留着无用,不如送给你。1991年南门街拆迁时我们家有许多东西装在大木柜书箱中,放在我妹妹家,不想妹妹家房屋倒塌,至今未修,放在她家一屋的旧家具(有些小玩意儿还挺有趣味,如制年糕的印子,捉蟋蟀的笼子,办年货的幢子(形状象大蒸笼)),包括一箱旧书如清末版梅花谱等都烂光了。由此可见一斑,中国改革后的拆迁风造成多大不可弥补的损失。)

家父胆小不过问政治,加上好玩,解放后历次运动都躲过了,只是文革没有躲得掉。57年反右时,要求大家畅所欲言给党提意见,家父一直未发言,扬州中学党支部派封元廉多次找我父亲讲话,要家父与党交心,父亲说,我实在未看到有什么错误,当我发现后再主动告诉你们,躲过了反右运动,解放后他未戴上任何政治帽子。1966年时,他还兴致勃勃地关心文革,对干部反感文革畏惧文革表示轻蔑。暑假后有人贴他的大字报,他也帖别人的大字报。扬州中学是在1966年第二学期三四月份,学校开始有大字报,最早是一份贴在校务办公室东面墙上,提出学校运动不得力之类的大字报,跟着大字报一张一张就上了墙,有帖老师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有的帖老师讲错话的。大多数是帖领导干部的,如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由于多年阶级分析思想的指导,各级党政干部形成这样的固定思维程式,认为他们是先进的,老百姓是落后的;党团员是积极分子,是党的一兵,党指挥到哪里就战斗在那里,强调绝对服从,爱动脑筋的人则是自由散漫缺少组织纪律的人,甚至是与党离心离德持不同政见的人;爱提意见的人则是思想有问题对党和政府不满的人,或者三反分子。穿衣服剪头发都是千人一面,生活有个性的人,则被说成有资产阶级作风的人。扬中有一位语文教研组的副组长张福华,上课讲了“晓来明镜添白发,上床与鞋履相别。”文革前则被批判为宣传小资产阶级情调和没落消极思想,被检查批判和劳动改造。

文革前,人民很是压抑,对干部的积怨(捩气)较深。文革一来全部暴发出来。校长兼党委书记张卓如受到冲击最大,张卓如出身于锡澄地区大地主家庭的大学生,抗日战争后,他用家产组建抗日队伍,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曾任司令员,他长得四方国字脸,不怒而威。待人也慈祥,但学生较怕他。他用人唯才是用,许多教师是解放前留下的,还有国民党党政官员,如少将县长等,文革中挂牌子的人一条边站下来有二三十人。张书记用的许多教师没有文凭自学成才的,文革中造反派斗他,问他为什么重用我父亲,张卓如回答说,他有才啊。于是张和我父亲迎来一阵皮鞭抽打。父亲批斗对我影响较大的是到我班上两回批斗,还有每天挂牌子站在学校门口。我天天上学从他面前走过。在学校和同学走路时,会看到他穿着写着军统特务陶子义牌子的劳改服挑粪便担子从面前走过。1974年,父亲为扬中劳改队最后一人解放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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