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轸的《论蔡京疏》曾轰动朝野，清末邑人涂庆澜在编辑《莆阳文辑》时选用了它。被涂录用的奏疏仅29篇，《论蔡京疏》是其中之一，可见这篇文章在编者心目中的地位。方轸曾是个著名的讨蔡英雄。他因讨蔡失败被放逐岭南受苦；十九年后，新君登基，蔡京被逐出京城，“连贬崇信、庆远军节度使副使，衡州安置，又徙韶儋二州，行至潭州死”，方轸转败为胜，冤案终于得到平反，还官复原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今天有必要重读《论蔡京疏》，查一查蔡京变法失败的原因。 《论蔡京疏》一开头就写道：“臣轸谨言，蔡京睥睨社稷，内怀不道，效王莽自立为司空，效曹操自立为魏国公，视祖宗为无物，玩陛下如婴儿，专以绍述熙丰之说为自谋之计。京不孝夹持人主，下以谤讪诋诬天下。大臣保家族不敢议，小臣护寸禄不敢言。颠倒纪纲，恣意妄作，自古人臣之奸，未有如京今日之甚者”。但是，方轸的这些言论却与历史的客观实际大有出入。
据《重刊兴化府志·蔡京传》记载，蔡京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决拥护者和得力干将。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在满朝保守派大臣的反对声中，王安石被宋神宗任命为宰相，实行变法；次年，兴化军仙游县蔡京进京应试，得中进士，投入变法的大潮中去。“调钱塘尉，舒州推官，累迁起居郎。使辽还，拜中书舍人。时弟卞己为舍人，故事人官以先后为序，卞乞班京下，兄弟同掌书命，朝廷荣之”。短短数年，蔡京由地方政府官员变成朝中大臣，受到宋神宗和王安石的重用。神宗死后，子哲宗立，高太后临朝听政。1086年，司马光出任宰相，尽复旧人旧法，对新人新法一概排除，王安石变法失败。元佑八年（1093年），哲宗亲政，重新使用变法者，任命章忄享为相。不久，蔡京回都城，任户部尚书。《重刊兴化府志》说，“章忄享复变役法，置司讲议，久不决”。蔡京见状，主动上前积极配全，帮章解决问题。元佑元年王安石在江宁（今江苏南京）去世；八年后，蔡京还继续宣传和介绍王安石新法，使王安石的遗志有人继承，把变法运动推向深入。
　　崇宁元年（1102年），徽宗“决意用京”，拜尚书左丞。不久又代曾布为右仆射。二年正月，进左仆射。京起于逐臣，一朝得志，天下拭目所为”。（《重刊兴化府志·蔡京传》这次变法进行了四年，效果尚好。《重刊兴化府志》称之为“时承平既久，帑庾盈溢”，有了富国强兵的气息。蔡京也因改革有功而“累转司空，封嘉国公”，位列三公，高贵无比。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崇宁五年（1106年）正月，“彗出西方，其长竟天”，景色十分壮观。这本是自然现象，彗星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但是，反对派却借此大作文章，攻击改革，胡说蔡京变法触犯天廷发怒，不改不行。“帝以言者，毁党碑，凡所建置一切罢之”，并免去蔡京宰相之职。 次年即大观元年（1107年），宋徽宗又起用蔡京辅国，复拜左仆射。后以南丹纳土，拜太尉；受八宝，拜太师。这是蔡京第二次辅国，时年61岁。之所以又让蔡京上台，继续辅助徽宗变法，是因为翻案不得人心。宋神宗以后的历史反复证明，北宋的出路在于改革，改革则存，不改革则亡。 从1070年中进士，到1106年彗星出现，前后36年，是忠是奸，徽宗心中更是有数，蔡京是个不可多得的改革者。此时蔡京已61岁了，找个借口“因胜而收”不再当宰相，也是可以的。但他却要效法兴化先哲，走愚忠之路。他的“愿尽死”也就成了将变法进行到底的誓言，倒成了个令人尊敬的长者。
　　既然如此，那么，方轸说“蔡京睥睨社稷，内怀不道”也就成了荒唐的了。蔡京当官后，念念不忘钱四娘、林从世未竟之业，为莆田木兰陂的最终建成，做出重大的贡献，时至今日，许多莆田人还牢记蔡京为莆田人民所做的功德。爱家乡和爱国家是一致的，要是“内怀不道”，那么崇宁改革所取得的会是“时承平既久，帑庚盈谥”吗？要是“内怀不道”，那么在莆田木兰陂的功德碑上，还会有蔡京沾边吗

新版水浒传中的蔡京(22张)？ 宣和六年（1124年），此时蔡京年近八十，而徽宗却要致仕四年的蔡京“再起，领三省，京至是四辅国。目昏目毛，不能事事，悉决于季子绦。凡京所判，皆绦为之，且代京入奏”。（《重刊兴化府志·蔡京传》）蔡京每次出任宰辅时，面临的都是烂摊子，而当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时，天灾人祸接踵而至，保守派“通天臣”官员乘机干扰和破坏，把蔡京赶下台。从1100年徽宗即位，到1124年第四次任用蔡京为相，有整整24年时间，可以办许多事情，但徽宗有时却有点昏，视变法为儿戏，屡屡要蔡京“致仕”，长保守派的志气，灭改革派的威风，使变法的阻力越来越大。到了蔡京不能办事时再起用他，已迟了，且改革越来越难，所以，过了不久，蔡京又下了台。从中可以看出，不是蔡京误国，而是“通天臣”误国。 王安石被人骂为“乱臣贼子”，是因为“祖宗之法不可变”。
　　《莆阳文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