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殷周制度论》与《夷夏东西说》为主的讨论

　　王国维(1877～1927)与傅斯年(1896～1950)出生时间相差将近二十年，一位是清代遗老，一 位是五四青年;一位声嘶力竭提倡保护传统文化的价值，一位是近代反传统的健将。他们的 社会角色截然不同，他们的著作却有著相当微妙的关联。

　　这篇短文便想探讨王国维与傅斯年之间思想学术上的连系。我将先简略地介绍他们对学问的 看法及对俗文学的态度，然后以王国维的古史观，尤其是《殷周制度论》与傅斯年《夷夏东 西说》的关系为重心进行讨论。在傅斯年的已刊及未刊文稿中，并未以专文方式讨论过王国 维，这就使得后人要考索这一层因缘变得相当困难。本文主要是透过傅氏藏书中对王氏著作 的一些眉批来进行探索。

　　王国维与傅斯年有一些近似处。王与傅皆主张在中国建立纯净的学术社会。王氏在许多文字 中反复谈到这一点。譬如《谈近几年之学术界》一文中说：

　　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

　　于是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以为目的也。未 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然则吾国今日之学术界 ，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则可有发达之日矣 欠。

　　王国维一生是从精神，而非物质的层面着手求建设中国之道。如果我们观察他 早年的道路，便可发现与同时代人不一样的地方，他不斤斤于谈富强、谈政法，而是从教育 、心理学、伦理学、哲学、艺术等时人认为不急，而王氏以为是根本的地方入手，他的老师 藤田丰八便早已发现王氏这一个迥异时人的特色，

　　这在近代中 国的确是一条独特的道路。而小他近二十岁的傅斯年，早在北大编《新潮》时，也有类似的觉悟。他在该刊的《发刊词》上提醒国人学术无中外之别，并要知道本国学术在世界上地位 之低下，强调如自外中国于世界思想潮流，“不啻自绝于人世”，而且中国学术界之因循苟 且，“皆缘不辨西土文化之美隆如彼，又不察今日中国学术之枯槁如此”④，他认为“群 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其结果不特学术消沉而已，堕落民德尤巨”⑤，故认为《新潮》的主要目标之一便是鼓动群众对学术之兴趣，这也是傅斯年的北大同学顾颉刚后来所提出的，要“在中国建设 一个学术社会” 的野心⑦，也是他们的老师胡适早在民国 九年北大开学时所作《提高和普及》的演讲中所再三说到的，提高学术水准为救国的当务之 急。这一个建立“学术王国”的思想传统，在当时汲汲求富求强的思路之中是相当独特的。王国维最早的学术研究取径还有一个特色，即是往下层走，也就是他所说的研究“最下且贱 者”的文学作品⑨，譬如《唐宋大戏考》、《戏曲考源》、《古剧脚色考》、《宋元戏曲 史》等，这也似乎预见了五四一代青年的路数，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同时表现了这一特点。 他们都对往昔中下层百姓的历史、文学极为关注，这种关注有许多不同的层次，一方面是想 藉编歌谣来了解“国民心声”，同时也是为了了解这些文化媒介，以便进一步利用他们来教 育民众。

　　不管是反映国民心声，或是藉着了解下层文学来教育民众，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欣赏通俗文学 。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乃特别吸引傅斯年。

　　《宋元戏曲史》有两个引起五四青年注意的特质：第一，它为下层百姓的文学作史;第二， 宋元戏曲中表达一种“自然”的文学观，与五四青年的文学观相符合。民国八年一月一日《 新潮》第一卷第一期中，傅斯年发表了《王国维著宋元戏曲史》一文，他说近年坊间所刊刻 的各种文学史与文学评议之书，独有王静庵的《宋元戏曲史》最有价值，并说“王君此书前 此别未有著作，当代亦莫之与京”11。傅斯年特别欣赏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对元曲所作的评论：

　　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敝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 元曲。……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 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 秀杰之气，时时露于甚间12。 当时傅斯年还认为元曲是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上好材料。顾颉刚在为《文学旬刊》所作《元 曲选叙录》四篇的“小序”上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段记录：

　　前四年，孟真去国时送给我一部《元曲选》，上面题道：颉刚要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这本书 是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最好资料。

　　而且在经过七年的留学生活后，他仍未改变对《宋元戏曲史》的评价。在他的藏书中， 我 发现了一本《宋元戏曲史》，书前有这样一段眉批：

　　十余年前所读书，当时为之神往者。此回自欧洲归，道经新加坡，于书肆更买此册，仍觉是 一本最好之书，兴会为之飞也。民国十五年十月□□(案：英文字不清楚)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