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世纪初中叶，先后出现几种论著提倡多元古史观，依时代先后，分别有蒙文通的《古史 甄微》(1927)、傅斯年《夷夏东西说》(1934)、徐炳昶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1943)。

　　古史多元论的产生，与顾颉刚的古史辨运动自然有密切的关系。他在一些震人心弦的文章中 质疑古代民族出于一元的旧观念，提出古代民族应当出于多元的推想，同时也颇怀疑殷周不 相干14。古史辨派将上古信史击成碎片 ，使得后来的史家能较无拘束地将这些碎片重新缀合。蒙、傅、徐三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反映 了顾颉刚的《古史辨》。蒙文通的三集团说最早出，但在当时影响较小。徐炳昶先生之书最 为晚出，以分析古代神话为主，后来发生很大的影响。

　　至于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不只批判性地运用文献，而且随处以新出土之甲骨作为证据 ，论证相当细密，贯串全文的方法，一个是种族的，一个是地理的。引用劳干先生的话，这 一篇文章对于殷人在东周人在西这一点“有一个透彻的了解”，“根据这个理论为推断殷周 两部族的来龙去脉，以及中国文化史的渊源与其分合，那就更显然如在指掌。”

　　这篇文章一直到今天 都有重大影响。

　　傅斯年这一篇文字的思想源头是多方面的，有人认为他可能是受了哥廷根大学汉学家哈隆(G ustav Haloun)的影响16，我个人不太赞同此说，傅氏在欧时并不学历史，而且我遍检他的藏书也未见到哈隆的文章 细读哈隆的文章，也可以发现他的观点与傅氏并不相同。惟有重视上古多元民族，民族迁 移这一方面两人的取径有相似之处，但是重视种族本来就是当时德国史学界共同关心的问题 17，不一定要特别受到某人的启发。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傅氏原有一些东、西二分 的模糊看法，而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深刻化他原先的观点。

　　传统中国有几种约定俗成之见，认为三代出于一元，认为殷周皆起于西土，而且认为西土是 孕育强盛朝代的地方。《史记》中的一段话反映了这一种意识：

　　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 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

　　在这一段话里，“汤起于亳”一说中“亳”，经常被解释为是在西边，譬如徐广就说京兆杜 县有亳亭，则在三亳阪尹之外，又有一个西亳，那么商也是起于西土的。不过，清儒中已有 不少人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孙星衍、胡天游、郝懿行、金鹗、毕亨，都主张偃师之西亳为 后起之亳，汤之始都应在东方19。王国维在提出一条有力的证据证实汤之亳为 汉代山阳的薄县，也就是今天山东的薄县，他引的材料是《左传·哀公十四年》“宋景公曰 ，薄，宗邑也”。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在王国维的瓜皮帽及长辫发之下，其实是异常新颖的史家，他运用地理 的观点，将一些自古以来认为是一脉相传的拆解开来。譬如他在1916年提出战国时秦用 籀文，六国用古文，一东一西，便打破了由古文而籀文，由籀文而篆，由篆而隶一脉相承之 说。在《殷周制度论》等文字中，他也运用地理的观点，将过去认为一脉相传的朝代加以空 间化。

　　王国维的一系列考证都邑地理的著作，如《自契至于成汤八迁》、《商》、《亳》等都指向 了一个东、西二分的结论，即殷以前帝王宅京皆在东方，惟周起于西土。他说：

　　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太白皋之虚，在陈大庭 氏之库，在鲁黄帝邑于涿鹿之阿，少白皋 与颛顼之虚皆在鲁卫，帝喾居亳，惟史言尧都平阳，舜都蒲阪，禹都安邑，俱僻在西北， 与古帝宅京之处不同。然尧号陶唐氏，而冢在定陶之成阳，舜号有虞氏，而子孙对于梁国 之虞 县，孟子称舜生卒皆在东夷。盖洪水之灾，兖州当其下游，一时或有迁都之事，非定居于 西 土也，禹时都邑虽无可考，然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 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商有天下，不常厥邑，而前后五迁，不出邦畿千里之内 。故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惟周崛起西土。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又说：

　　自五帝以来都邑之自东方而移于西方，盖自周始，故以族类言之，则虞夏皆颛顼后，殷周皆 帝喾后，宜殷周为亲，以地理言之则虞夏商皆居东土，周独起于西方，故夏殷二代文化略同 。

　　又说：

　　殷周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 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在这篇文字中，王国维不但是将商周这两个过去习以为是前后相承的朝代以地理上分为东、 西，而且从制度上广泛论述殷周之不同。

　　当《殷周制度论》于民国六年发表时，在北大中文系读书的傅斯年显然并未注意。在他的任 何文字中也从未提到过。1927年8月，傅斯年从广州到上海时首度购读《观堂集林》， 我们很幸运地在傅斯年逝世后所遗的藏书中，看到这部《观堂集林》(封面题“中华民国十 六年八月旅次上海，斯年”)，所以可以清楚看出他注意到《殷周制度论》，并在该文的“ 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上眉批：

　　此盖民族代兴之故。

　　这句简短的眉批必须配合着傅斯年的两段话来看，他在1924年所写的一篇《评丁文江的 “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中有这样一段话：

　　或者殷周之际，中国的大启文化，也有点种族关系正未可知。要之中国历史与中国人种之关 系是很可研究的。

　　此外《与顾颉刚论古史书》中的一段话也应放在这里看。在这一封写于1924-1926年，没 有寄出的长信中，他已经表示了一些后来《夷夏东西说》的影子了周之号称出于后稷，一如匈奴之号称出于夏氏。与其信周之先世曾窜于戎狄之间，毋宁谓周 之先世本出于戎狄之间。姬姜容或是一支之两系，特一在西，一在东耳。

　　……我疑及中国文化本来自东而西，九河济淮之中，山东辽东两个半岛之间，西及河南东部 ，是古文化之渊源。以商兴而西了一步，以周兴而更西了一步。不然此地域中何古国之多也 ，齐容或也是一个外来的强民族，遂先于其间成大国24。

　　傅氏在这封信中又说：

　　究竟谁是诸夏?谁是戎狄?

　　以上几点充分显示出他对上古中国种族复杂性的兴趣。

　　种族观点在傅斯年早年便已深深蚀刻。他在评桑原骘藏的《支那史要》已透露这方面的想法 。桑原之书是最早以新式题材撰写的中国通史，在当时中国影响极大26，许多新出版的教科书皆以之为准，划分上古、中古、近代27。傅斯年熟 读该书 并曾有过评论。他并不满意桑原“始以汉族升降为别，后又以东西交通为判，所据以为分本 者，不能上下一贯”28，认为“宜据中国种族之变迁升降为 分期之标准”。他说：研究一国历史，不得不先辨其种族，诚以历史一物，不过种族与土地相乘之积，种族有其 种 族性，或曰种族色者(Racial Colour)，具有主宰一切之能力，种族一经变化，历史必然顿 然一改观。

　　在傅斯年留学德国期间“历史一物，不过种族与土地相乘之积”一类想法，必获得更深的加 强。在当时德国历史学界，种族史始终是热门的一支，譬如与傅氏同在德国留学的陈寅恪也 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以“种族—文化”为主轴来诠释历史变动的现象。陈寅恪治史时重“种族 —文化”之特色早已有人指出30，陈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一句即引《朱子语类》“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 异”一语，然后说“然即此简略之语句亦含有种族及文化二问题，而此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 关键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视者也。”故他说要论唐代三百年统治阶级中心是皇室之氏族 问题，“然后再推及其他统治阶级之种族及文化问题”31。至于《隋唐制度渊 源略论稿》中提出隋唐制度的三种来 源，也是从“种族—文化”着眼。32傅斯年在欧 洲的六、七年间，对欧洲历史作过广泛的阅读，在傅氏的古史论文中，随处可见这方面的痕 迹，如《大东小东说》中提到大哥里西、哥里西、大不列颠、小不列颠，近于罗马本土者为 小，远于罗马本土者为大，如《论所谓五等爵》之得到欧洲封建时代爵制之启发。他尤其注 意欧洲史中的种族问题，如《周东封与殷遗民》(1934)：

　　试以西洋史为比：西罗马之亡，帝国旧土分为若干蛮族封建之国，然遗民之数远多于新来之 人，故经千余年之紊乱，各地人民以方言之别而成分化，其居意大利、法兰西、西班牙半岛 、意大利西南部三大岛，以及多脑河北岸，今罗马尼亚国者，仍成拉丁民族，未尝为日耳曼 人改其文化的、语言的、民族的系统……遗民之不以封建改其民族性也如是。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种族方面的观点，他还受到巴克(Thomas Buckle)《英国文化史》(A Hist 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中地理史观的影响，一度想将这本书译成中文，足见其 重视之一斑。

　　综而言之，傅氏在民国十五年冬回 到中国时，心中必怀抱着“种族”及“地理”两种观点。他从欧洲运回来的藏书中便有不少 这两类的书。正由于他关心种族史问题，所以他个人的研究工作会以民族与古代中国为主题 ，而且可以说这是他所有关于古代史著作的总纲;而史语所工作之计划与布置，亦与这个主 题密切相关，如史禄国等人之体质人类学调查，西南少数民族调查等，都是为了解决中国古 代民族的问题。

　　当他回到阔别多年的中国后，首先引起他注意的，也是“种族—地理”方面的研究。在他为 董作宾《新获卜辞写本后记》所作的跋中说：

　　十六年八月，始于上海买王静庵君之《观堂集林》读书，知国内以族类及地理分别之历史的 研究，已有如鬼方犭严狁考等之丰长发展者。

　　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在背景不同的人读来，有相当不同的发挥。譬如郭沫若在1930年 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认为那是时会使然，即经济状况已发展到另一阶段，自 不能不有新兴的制度逐渐出现，并认为是由氏族社会到奴隶社会的变化。

　　然而，王国维比较殷周制度异同，并以地理的观点 将殷周加以东西二分的文章，在心中怀抱着“种族—地理”观点的傅斯年看来，意义却不一 样。文化上如此剧烈的变化，显然与“民族”代兴有关。这不是王氏原有的观点。因为在这 方面，王国维仍持守传统的看法，主张“殷周皆帝喾后。宜殷周为亲。”(案：《世本》、 《帝系姓》皆以殷周同出帝喾以后。)但在后人读来，颇觉殷周文化 差异如果以民族代兴去解释，似乎更为合理。所以王国维将直线的切开平铺，而傅斯年又以 种族观点将它们划分成两个集团，所以傅氏会在“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之上批以“此盖民族代兴之故”。

　　徐中舒显然也是从其师《殷周制度论》读出王国维意想不到的结论。徐氏在1927年所写 的《从古书推测之殷周民族》中反驳其师殷周皆出帝喾之说，认为：

　　殷周之际，我国民族之分布，实经一度极剧之变迁，其关系后世，至为重要。历史非但不载 其事，又从而湮晦其迹，使我国古代史上因果之关系全失真相。

　　他由几个方面证明殷周非同种民族，譬如说：

　　今由载籍及古文字，说明殷周非同种族，约有四证。一曰由周人称殷为夷证之……二曰由周 人称殷为戎证之……

　　徐中舒所引材料中尤有《左传·襄公十四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能，言语 不达”一条，说明周人之语言文字其初是否与中国相同，实属疑问。

　　徐氏强调殷周非但不是同一种族，而且两者之间有激烈的冲突，他说牧野之战实 系两民族存亡之争，后来周人将这个事实掩盖起来，而儒家又以吊民伐罪为解释之，于是东 西两民族盛衰变迁之迹遂无闻焉。

　　傅斯年以“民族代兴”的观点来理解殷周之间剧烈的变化，深化了他原有的周人在西、殷人 在东的观点，成为他后来的古史方面的几篇杰作，尤其是《“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 周东封与殷遗民》及《夷夏东西说》的一个基本论点。在《“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中傅 斯年一再强调殷周种姓不同，认为“《诗》《书》上明明白白记出他们的种姓、地理、建置 、各项差别的。”

　　在《夷夏东西说 》中傅斯年又说从地理上看，三代及近于三代前期，有着东、西二个系统：

　　历史凭藉地理而生……现在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 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

　　他说东西对峙史即三代史：

　　东西对峙，而相争相灭，便是中国的三代史。在夏之夷夏之争，夷东而夏西。在商之夏商之 争，商东而夏西。在周之建业，商奄东而周人西。

　　至传统一元式的古史是像希腊“全神堂”，本是多元，却被硬凑成一个大系统：

　　《左传》中所谓才子不才子，与《书·尧典·皋陶谟》所举之君臣，本来是些互相斗争的部 族和不同的酋长或宗神，而哲学家造一个全神堂，使之同列在一个朝庭中。“元首股肱”， 不限于千里之内，千年之间。这真像希腊的全神堂，本是多元，而希腊人之综合的信仰，把 他们硬造成一个大系。

　　不过，我们绝对不能轻率地认为《夷夏东西说》是《殷周制度论》单纯的延续。事实上在《 夷夏东西说》中，直接称引王国维的 地方只有寥寥几处，

　　而且，《夷夏东西说》的许多观点还与王氏明显不同。譬如王国维说夏在东而傅斯年说夏在西 ，王国维很少说及夷，而傅文中考论东夷的部分相当之多，然而，在原始的精神上，我们仍 可以在这两篇文字之间发现一些微妙的连系。

　　王国维与傅斯年之间关系当然还不止于此。

　　傅斯年早年有疑古倾向，但他后来不满意于怀疑古史，并主张重建古史。促成其转变的，当 然是史语所殷墟考古的成果，不过王国维的《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等文字也 发挥了影响。在1930年所写《“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中，他说：

　　即以《史记·殷本纪》的世系本是死的，乃至《山海经》的王亥，《天问》的恒和季，不特 是死的，并且如鬼，如无殷虚文字之出土，和海宁王君之发明，则敢去用这些材料的，是没 有清楚头脑的人。然而一经安阳之出土，王君之考释，则《史记》《山海经》《天问》，及 其联类的此一般材料，登时变活了。

　　他接着推论说，《殷本纪》之世系虽有小误，但是“由文字传写而生，不由虚造。既不妄于 《殷本纪》，何至妄于楚世家?”

　　足证《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 考》及《续考》两篇文字增强了他对古代文献的信心。值得注意的是1940年出版的《性 命古训辩证》中，也有一段显然与前引有关的话，认为夏代可信：

　　即以殷商史料言之，便如洹上之迹深埋地下，文字器物不出土中，则十年前流行之说，如“ 殷文化甚低”、“当在游牧时代”、“或不脱石器时代”、“《殷本纪》世系为伪造”等等 见解，在今日容犹在畅行中，持论者虽无以自明，反对者亦无术在正面指示其非是。差幸而 今日可略知“周因于殷礼”者如何，则“殷因于夏礼”者，不特不能断其必无，且更当以殷 之可借考古学自“神话”中入于历史为例，设定其必为有矣。夏代之政治社会是演进至如何 阶段，非本文所能试论，然夏后氏一代必然存在，其文化必颇高，而为殷人所承之诸系文化 最重要的一脉，则可就殷商文化之高度而推知之。

　　他从出土的殷商遗物中推论其“乃集合若干文化系以成者，故其前必有甚高甚久之背景可知 也。”

　　这个态度与王国维《古史新证》“总论”上所说的， “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颇为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