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    大    的    母    亲 

 ――记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模范陈敏

母 亲 陈 敏

2006年8月1日广东省軍区大礼堂内灯火輝煌，这里正在举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軍79周年干休所文艺演出比赛，现正在台上表演的是广东省軍区沙河干休所演出的“伟大的母亲”结尾的时候，有位90多岁的老太太走向舞台中央，非常动情的说：“今天我能参加省軍区的文艺晚会，十分高兴，我希望同志们进一步继承和发扬红軍长征的革命精神及南泥湾自己更生，丰衣足食的光荣传统。另外，我代表沙河干休所的老干部和家属向省軍区首长和机关对我们的关心表示衷心的感谢。最后祝首长和同志们节日快乐！”

老太太的讲话赢得全场热烈掌声和欢呼喝彩。这个节目获得了文艺比赛的一等奖。这位老太太就是节目中歌颂的“伟大的母亲”，曾经连续两年荣获陕甘宁边区的特等劳动模范——我的母亲陈敏。                    

    我的母亲陈敏（1917——2017）河北省深泽县人。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359旅特务团供给处鞋厂指导员。                                                           

陈敏2006年参加了广卅軍区庆祝建軍79周年干休所文艺演出“ 伟大的母亲”

在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于1942年、1943年连续两次荣获“特等劳动模范”的称号，并被延安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授予“南泥湾特等劳动英雄”、“模范生产工作者”奖章。毛泽东主席为她亲笔题写了“模范家属”的赞语。

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11月份分配到东北合江省二军分区后勤部被服厂任厂长。不久，到密山县地区皮鞋厂当厂长。1947年11月任合江省（黑龙江）佳木斯被服厂厂长。1948年11月调到42军125师任政治部协理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在抗美援朝时期，任42军留守处三大队副大队长。1957年6月转业到武汉市江汉区妇联任主任。1958年8月,参与筹建广州氮肥厂并先后任人事科长、组织部长和党委副书记。1964年8月调湖南省人委办公厅（现在省委办公厅）人事处副处长。1965年7月—1969年7月任省人委办公厅党组成员、人事处处长兼党总支书记。1969年7月—1975年5月,任长沙肉类联合加工厂办事组副组长、党委书记兼革委主任。1975年5月任湖南省电子工业局（现为湖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2015年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1 9 8 3年1 2月离休时待遇为副厅级，2 0 1 5年8月批准享受副省长级医疗待遇。2015年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勋章。2017年4月病故，享年100岁。我们的母亲陈敏常说：为革命多吃点苦是光荣。

一、贺龙月下牵红线，革命路上结伴侣

我母亲的家庭是一个非常守旧的封建家庭。父亲是过继给二祖父的，在四川某軍作事，在那里另有家室，常年不回家。姥姥带着三个孩子，靠二祖父过日子。而二祖父却是那样一个重男轻女的老顽固，把女孩子看作是“赔钱货”，只准男孩子上学，不准女孩读书。我母亲从小就留在家中帮姥姥做家务。弟弟（大舅陈乙）在本村上小学，姐姐（大姨陈立中）被表嫂带出去读书。母亲七、八岁时，开始跟姥姥学纺棉纱，学得了一手纺棉纱的好手艺。並且还要帮着姑姑带娃娃，帮着姥姥做针线。秋收时跟着姥姥上地里摘棉花。棉花摘完了，我母亲自己又到地里拾棉花桃，捡黑豆，芝麻等。将捡到的棉花卖掉换零花钱，黑豆換豆腐，芝麻换香油，用来改善生活。十一岁就能帮助姥姥织布准备需要用的东西，等准备好东西后，上了织布机跟着姥姥学织布。十二岁时姥姥去世，我母亲她们姐弟三人都住在姥姥家。姥爷回家看望他们，他们提出要上学读书，姥爷答应了，为这件事我姥爷还和二祖父吵了一架。这才把他们送到保定府上学。大舅上育德中学，大姨上保定女子师范，我母亲当时己十三岁了，上保定第二模范小学一年级。由于知道读书不容易，所以很刻苦，年年考第一名，上小学没缴过学费，第二年跳级上三年级，第三年跳级上五年级，第四年上六年级，毕业后考上保定同仁中学，二年读完中学。正踫上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侵略中国的华北等广大地区。泸沟桥的炮声打破了我母亲升大学、做巾帼英雄的梦想。他们在家呆不住了，整天不是躲国民党，就是躲日本鬼子。代之而起的，是抗日救国的热情鼓舞着她们的心。他们经常动员家乡的女孩子们一起帮八路军做军鞋。 

抗日的烽火烧遍了冀中平原，一切热血的男女青年都走上了抗日战場。1938年初，我母亲有个保定二女师毕业的堂嫂，首先走出教室，当了县妇女救国协会的主任；我母亲也负起了村妇协会的工作。有一次，我母亲召集全村妇女，集合在她家的场院里，给抗日部队缝洗衣服；那老顽固二祖父吹胡子、瞪眼睛，骂我母亲“疯丫头”，不守“家规”。可是，大敌当前，我母亲也就不听他二祖父的“教训”了。1938年，家庭的牢宠再也束缚不住他们姐弟那奋发向上的心志了。先是大姨陈立中借口去外婆家，跟叔伯嫂子偷偷跑去参加抗日队伍，上了抗战学院。我母亲和大舅知道了，也向祖父提出要去抗日，祖父不同意说：“现在兵荒马乱的，那有你们站脚之地”。我母亲和大舅商量着，也偷偷跑了出去，大舅骑单车，我母亲坐单车后座，骑了近百里路，跑到深县旧州，找到抗战学院，见到了大姨，他们也正式参加了抗战学院学习，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三个月后，大姨（参加了“火线剧社”）、大舅（在“团结”部某连当指导员）都参加了八路軍。我母亲被分配到冀中軍区经济委员会当统计干事，后来先后任冀中軍区肃宁县工作团成员、120师四支队工作队员。在当时对敌斗争的残酷环境中，行政公署化整为零，四处活动，做群众工作。一次，我母亲所在的工作小组动员群众五百多人，去破坏仓石公路。刚完成任务，就听到有人喊，鬼子来了！大家一起赶紧跑，钻进附近的树林里，日本鬼子不敢进树林，在外面乱打枪，不久，就退走了。而我母亲他们每个人都被枣树林的刺划破了手、脸，但却没有受到鬼子的伤害。由于我母亲参加抗日工作积极认真负责，党组织几次派人找我母亲谈话，暗示要我母亲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我母亲不懂，只知道参加共产党太危险的，所以没有敢答应。私下里同大舅商量，而大舅那时早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舅当时鼓励我母亲加入党组织，说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抗日，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那时，由于我母亲没有答应参加党的组织，也感到组织上对我母亲开始有些冷淡了，当时共产党还是秘密组织。和大舅谈话后，我母亲主动靠拢党组织，积极要求入党，写了入党申请书，组织上很快就批准了，当时没有后补期，这样，参加革命后不久，1 9 3 9年 3月就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才逐渐认清了，不仅要抗日，还要推翻旧社会，建设新社会。我母亲的工作热情就更高了，更加认真负责了。

1939年4月份，我母亲所在的工作小组被组织上分配到120师四支队，配合部队招兵、募捐軍鞋。那时能经常见到120师师长贺龙，

1939年父亲谭文帮和母亲陈敏与大舅陈乙合影

向他汇报工作，往来得多了，就比较熟悉了，贺龙师长喜欢和她们开玩笑。一次，贺龙师长对她们说：“我给你们女同志介绍个对象好不好？四支队政委谭文帮可是个老好人，忠忠厚厚，就介绍给陈敏同志吧。”经过贺师长的牵线搭桥，1939年5月份，经120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同志正式批准，在过端午节的时候，正式与我父亲谭文帮结了婚，从此也正式参加了八路军。参军后在该团政治处任组织干事

1957年父亲谭文帮和母亲陈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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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跟着部队转战晋西北 

1939年9月我母亲跟随部队由冀中转移到山西雁北地区。雁北地区是个战略要地，对延安来讲，是个咽喉之地，各边区与中央的联系，互送东西等，都从这里经过。若失守，则如同被敌人卡住脖子一样。而当时山西军阀阎锡山不打日本，专打八路军。雁北支队（即359旅4支队支队长徐国贤、政委谭文邦）受命回转身，打击阎锡山，活捉了他的政治部主任。我母亲和支队青年干事等四人，包围了一批搞反宣传的学生，抓住了七、八个，还有一个老师。我母亲和青年干事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中国人要枪口一致对外，不应搞内战。经过教育以后，将他们交给了支队部，有支队部处理。当时我母亲在支队直属单位当党支部书记兼任支队统计干事。

后来部队转战到了华北，我母亲在团政治处任组织干事。当时，日夜行軍打仗，有时一天吃不上一顿饭，有时只能吃一些糊糊，我母亲自己背着背包，还要背米袋子。我母亲和男同志一样，过着艰苦的生活，但从沒叫过一声苦，对自己的工作也沒一刻放松过。我母亲常说：为革命多吃点苦是光荣。“我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就要站在一个党员的岗位上。”

有一次，部队在灵邱时，我父亲带着队伍打仗去了，后方只留下我母亲和教育股长，青年干事等六个人，看管着十三个犯人和全团的大行李。半夜间突然发生了敌情，他们这六个人，只有我母亲帶着的一支小手枪，此外再沒有别的武器了。他们迅速转移，脱离了敌人，接着又连续急行軍一天两夜，直到第三天才与部队会合。即便在那样非常紧急的情况下，我母亲还是毫不慌乱，表现了她的勇敢和镇靜。

1940年初，上级交给雁北支队一项任务，给党中央运送经费（银元），每个战士腰缠50块银元，每个牲口驮两小箱银元。要通过同浦路送到延安去，有358旅在那边接。那天晚七时出发，通过同路浦时，就与日本鬼子遭遇上了。日本鬼子前堵后追，把雁北支队堵在一条山沟里，部队前进不得，后退不行。我父亲谭文帮当机立断，留下一个排打掩护，其他同志往山上爬。山很高很陡，不容易爬，牲口上山更加困难，有的牲口爬到半山腰掉下去就摔死了，银元也丢了。我母亲当时正怀孕，腰上还缠着50块大银元，爬山时她手脚并用，极其艰难的才爬到了山顶，刚站起来，一个炮弹就在我母亲面前爆炸了，幸亏有大舅在身边，及时将她按倒在地上，等爬起身时，浑身上下都是土，侥幸没有负伤。这一爬下，耽误了时间，部队已经转移了，又是深夜，只能低头弯腰找牲口的脚印，慢慢追部队。直到天快亮时，才算追上部队。我父亲谭文帮一边指挥部队与358旅联络，一边还在为看不见我母亲而着急。中午时分，才算与358旅联络上了，完成了任务。但损失也不小，特别是留下打掩护的一个排的战士全部都牺牲了。

1 9 4 0年由华北转来边区时， 我母亲正在怀孕，可是她依然跟男同志一样，爬山越岭，每天行军七八十里到近百里，从来没有落后过。上级关怀她，给了她一匹马，可是我母亲拒绝说：“我不能骑，因为照规定我不应该骑马，我骑了会叫人讲怪话，对战士影响也不好!”结果把马转送给了卫生队。过同浦路时，遭敌人袭击，我母亲没表现过惊慌，和部队一起与敌人周旋，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很快通过了同浦路。

5月我母亲来到边区。9月我母亲生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我的哥哥），因病治疗不及时，我的哥哥出生不到一个月就夭折了。

当时雁北支队环境相当艰苦，百姓们也没有东西吃，吃树皮、谷糠，我母亲到了陕甘宁边区清间县警备医院任统计干事。徐国贤支队长在一次与敌人周旋作战中负了伤，回到延安养伤，整个雁北支队的重担就落到我父亲谭文帮一个人身上。父亲累得又黄又瘦，胡子老长。旅部有人提出把部队调回来整休整休。王震一听大发脾气说：“那里是中央与边区联系的重要地带，有谭文帮在那里就能保证联络通道畅通，谭文帮不能撤，把陈敏同志送上去，陪谭文帮一块抗日。” 359旅政治部主任袁任远说：“陈敏同志刚生了小孩，才40多天，去不得。”当时风雪封山，天气相当寒冷。但王震说：“军人服从命令，陈敏一定要送上去。”当时决定，要副旅长郭鹏带一个连去雁北，我母亲随部队一起去。刚到晋西北，快进入雁北地区时，部队与日本鬼子遭遇了，部队就与鬼子打起来，我母亲他们则在雪地上爬着，地上的雪有一尺多深，母亲她在雪里爬了整整一天一夜，天黑以后鬼子才退走。因生孩子不久，又在雪地里在爬了整整一天一夜，到下山时我母亲已经站不住了，就趴在雪地上往山下爬。到了一个小山村，只有两户人家，小村子叫南京堂。战士们在房外休息，我母亲在老百姓热炕上休息。一躺上热炕，全身痛得动彈不了了。部队不能走了，老百姓帮助用醋糟在大锅里烤，烤热了就给我母亲敷在身上，腿上。敷了一个星期，才能勉强下地走路。部队又马上出发，当时天气冷得很，很多战士都冻坏了手脚。我母亲因刚生了孩子，又忽冷忽热，得了风湿病，留下了病根，年轻时感觉不大，到年老时，腰腿痛的路都走不了,革命成功真是来之不易呀！

1 9 4 1年1月，我母亲又去雁北工作，那时正值敌人大“扫荡”， 我母亲跟随部队，无日无夜、天天穿插于忻临宁武敌据点之间，那真是想像不到的艰苦的斗争啊!有一次，敌人四面包围住山头，而且直冲到山崖上了，我们仅有的少数队伍,大家奋勇战斗，击提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把敌人挡在了山下，到天黑时敌人撤退了，我们队伍也开始转移。漆黑的夜，下着大雪，塞外的寒风狂吼着，打一天仗，没顾得上吃饭，肚子饿咕咕叫。这一夜间，我母亲不知道跌了多少跤，她始终没有叫一声苦，一直紧跟着部队，没有掉队。还有一次，在忻临过汾河敌封锁线时，一连翻两座大山，走了百多里路，从下午三时走起，一直到第二天上午九时，当攀爬一个陡峻的绝崖时，那大风把人的帽子都吹跑了，甚至有不少战士都掉队了，可是我母亲 ，一路步行，仍旧紧随着队伍，毫无怯色。我母亲这种坚韧不拨的精神，鼓舞了很多的战士，他们说：“团政委的老婆都能走，不掉队，咱也得向前赶，不能落后。”我母亲处处表现出是一个坚强的革命女性，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是一个能顽强拼搏的好战士。

当时我父母亲还在雁北地区，一次，我母亲正和支队胡参谋长研究直属队行动方案时，抬头看着山顶上有人头晃动，用望远镜一看，“哇！鬼子来了！”我母亲和胡参谋长立即告诉了团首长，团长和政委马上帶部队上山挡住了敌人进功，我母亲和胡参谋长立即带领直属部队同志后撤。大路不能走，因为鬼子专走大路，警卫连的战士和直属队的同志们都从山间小路向山上穿行，山坡陡峭小路崎岖，我母亲上山十分困难，眼看就要掉队，急得够呛，正好看到战士拉着牲口跑来，战士喊着“陈敏同志，快拉住牲口尾巴。”我母亲马上拉着牲口尾巴，才从小路爬上了山。才到半山腰，跑在前面的战士传话过来，说山前村庄有日本鬼子在烧房子，我母亲他们也就只好在半山腰停下来。牲口很听话，战士把前蹄一拉，牲口就跪下了，窝在地上不动。天黑了，鬼子撤退以后，我母亲他们才下山。看到大路上死了好多老百姓，鲜血把路面和小溪都染红了，场面很惨。大家都非常气愤，都说一定要多打胜仗，多杀鬼子，为老百姓报仇。

1 9 4 1年年底，我母亲又从雁北回到边区，1 9 4 2年2月生第二个女娃娃（就是我），接着分配到瓦窑堡鞋厂任指导员。1 9 4 3年到金盆湾，仍任鞋厂指导员，3月又生下第三个男娃娃。我母亲虽然带着两个娃娃，可是对于工作、学习、生产，从没放松过。为此，得到了上级的嘉奖。表扬她做事情有计划，有毅力，不论在什么环境里，都能够坚持下去!她在瓦窑堡领导鞋厂工作，更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三、难忘边区大生产运动

2 0世纪 3 0年代末到4 0年代初，中国的抗日战爭进入相持阶段，

日本侵略者对我解放区和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实施抢光、烧光、

  1942年王震（右2）陪同朱德、贺龙等视察南泥湾。 我父亲谭文帮（右1）

杀光的＂三光政策＂，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岁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集中了侵华军队的三分之二的兵力来对付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但是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却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仅停发了八路軍和新四軍的軍饷，而且还调集了三四十万大軍，对陕甘宁边区实施经济封锁。西起宁夏，边区西边是何文鼎的军队，东到黄河，黄河东面又是日寇和伪军，北从榆林，北边是马步芳的军队，南到泾水，南边是胡宗南的军队。构筑了五道封锁线。宣称一斤粮一尺布也不得进入边区，还不断进行袭扰，叫嚣“不让一只鸟飞到边区，不让一只母鸡到边区下蛋”，可说是四面受敌。当时边区地域很小，又比较贫困，粮食产量非常低，既要养活边区人民，又要养活八路军和共产党人，实在是困难，吃穿用样样紧缺，国民党反动派真把共产党和八路军逼入了绝境。企图将党中央困死、饿死在延安。陕甘宁边区作为我党敌后抗日的总后方，一度到了几乎沒有衣穿、没有油吃、沒有纸用、沒有菜吃、沒有鞋袜穿、冬天没有被盖的地步。面对极端严峻的困难，毛泽东发出了“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 的诘问，不畏艰难、历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并沒有被困难吓倒，毛泽东号召边区軍民开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的生产自救运动。

1939年9月起，359旅分五批回师陝甘宁边区。第一批由王震率旅指挥部、717团、718团三营及教导营、骑兵大队，从灵丘县银厂地区出发，10月6日到达绥德县延家岔。第二批由郭鹏、袁任远率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和718团一、二营及一个新兵营，9月15日从灵丘县上石矾出发，于10月30日达到绥德县五里湾。第三批由苏鰲、朱继先率第四支队，1 9 4 0年3月初从冀中出发，于4月1日到达延川县延水关。第四批由徐国贤、我父亲谭文帮率雁北支队，1940年5月初从雁北出发，于6月10日到达绥德县五里湾。第五批由张仲瀚、贺庆积率津南自卫軍，1 9 4 0年 9月上旬从河北省平山县出发，于1 0月 2 1日到达米脂县，在此恢复7 1 9团番号。

1941年3月，王震率领359旅分批从绥德警备区开赴南泥湾，开始了“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 的英雄奋战的岁月。我母亲有幸参加了这次大生产运动，留下了永难忘怀的深刻记忆。

359旅奉命从抗日前线调回陕甘宁边区，担负起保卫党中央、保卫边区的任务。经过多次从边区到雁北地区，又从雁北地区到陕甘宁边区的转战，1941年，雁北支队又返回359旅，改称359旅特务团，住瓦窰堡。我父亲谭文帮随即从雁北支队调回边区，任359旅特务团政委，我母亲也跟着来到边区。我母亲当时在359旅特务团供给处任指导员。紧接着我父亲谭文帮又奉命去晋西北大青山一带打鬼子，我母亲又转任特务团鞋厂当指导员。

自力更生办鞋厂

1942年2月我母亲生了大女儿（就是我谭洵）。我父亲谭文帮也从大青山抗战一线回来参加大生产，每天上山开荒种地，为在春季播下种子，部队和团领导中午饭都在地头树下吃，由炊事员送去，晚上天黑得看不见干活了，才摸着黑回来吃晚饭。第二天，天还没有亮，就往地里走，天蒙蒙亮时，又开始干活了。很快就开出了一片片平整的土地，可以播种了。1942年3月，上级任命我母亲到瓦窑堡旅部办的鞋厂当指导员。鞋厂的厂长是一个清涧的老百姓，虽然有技术，但管理教育经验差，除技术指导外，行政领导和政治工作的责任几乎都落在了我母亲的肩上。后来厂长调走了，我母亲也就单独负起了全部领导责任。当我母亲接手时，全厂的资金只有八千元边币的现款，三百斤烂布，二百斤乱麻，和只够全体人员吃一个星期的小米。而全厂职工包括小鬼十人(从连队调来，半学徒性质)，技术工人二人，加上伙夫、采办人员，共有二十八人。

厂里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经费。我母亲从瓦窟堡走上几百里路，到团供给处领经费，住了几天。由于团里经济上也很困难，拨不出钱，只领到四百元和回来的路费。没有资金，原料很少，粮食也不多，工厂怎么办下去?                                  

困难是压不倒共产党员的。我母亲想来想去，想出了新的办法：要使工厂活起来，经营管理方式必须变一变。原料自已采办，经济大权自己掌握，做出鞋来除供给公家的以外，剩余的可以到市场上自己出售；工厂向公家领小米要算价钱，工厂给公家做的鞋，公家也要照价给钱等等。这样通过核算，来积累资金，扩大生产。我母亲这个想法得到团里批准。接着就组织工人、技术人员开会。我母亲说：“工厂是我们党的，我们是工厂的主人。因此，我们要努力工作，多生产鞋，生产好鞋，支援抗战，不能让我们的战士光着脚去冲锋陷阵呀!”同时与他们一起商量，鼓励他们多想办法，多出力，把大家的积极性充分调动了起来。为了加快生产，提高质量，我母亲精细地计算，一丈布能裁多少双鞋面，多少破布能做一双鞋底，一双鞋用的麻线需要多少麻来捻。核算得出，合计每双鞋成本要七十元，加上人工费十五元，共八十五元。于是，我母亲决定每双鞋拿到市场出售卖一百元，比当时边区的市价便宜，这样，有力地打开了销路。给公家的鞋价，每双减到九十元，留出五元工料管理费。

   在管理工厂当中，我母亲十分注重节约，增产只能与节约结合在一起，才会有效益。捻麻线时，地上剩下的乱麻头，我母亲都要求捡起来，和好麻配在一起捻绳。看见工人把鞋沿底布剪宽了，就亲自去纠正，把鞋沿底布再剪下一刀，这剪下来的正好够缝鞋沿鼻子(双鼻梁鞋)用。我母亲对工人说：“不要小看这一分布，一双鞋节省一分布，一百双鞋就是一尺呢!” 

1944 年我和弟谭林与父母亲在南泥湾合影

这些工人大都是从部队上调来的小伙子，很调皮，少数雇请来的人也很难管。为了加强教育管理，必须关心他们，与他们建立深厚的感情。我母亲给工人们上课、开会、谈心，还常常把管理员、工人师傅找到一起，研究改善工人们的伙食，既节省，又能吃饱吃好。六、七月新麦上市，我母亲得知一斗小米可换一斗半麦子，就把一部分小米换麦子，回来磨面蒸馒头，和小米豆子稀饭配合吃，把伙食调剂得很美，工人们的干劲更足了，而口粮也没有超过。

 如果仅仅是工作上的压力还好应付，但那时我母亲又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在百忙中还要照顾这个孩了，给孩子喂奶。而当时生产第一，党的任务第一，工作不能耽误。恰好在大街上请到一位了妇女，她有一个九个月的孩子，自己的奶水特别足，自己的孩子喂完还有多的，就让她帮忙照顾我的弟弟，给我弟弟喂奶，没有钱给她，就管她两餐饭。小孩也特别老实，不爱哭，又不淘气，这样我母亲就可以放下心来，一心一意忙于工作了。

1943年，鞋工厂迁移到了金盆湾，继续生产各种布鞋。4月1日，我母亲刚刚吃过晚饭，正一面给孩子喂奶，一面跟工人谈话，忽然．上级送来命令：到六月中旬，要完成一千二百双鞋了。这可是一项重大的任务呀，算起来才两个半月的时间。 我母亲经过认真研究，提出一个计划，立即召集全厂工人开会，决定日夜加班，星期日也只休息半天。那段时间，我母亲为了起带头作用，亲自糊鞋帮，缝鞋口，常常半夜不睡觉，走在路上手也在缝，谈着话手也在缝，我母亲一个人一天就缝了五十双鞋口。工人们劲头也很高，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到6月1日，刚刚两个月时间，一千二百双鞋就全部送到旅部了，受到王震旅长的赞扬。   

我母亲他们鞋厂生产的鞋，式样好，又耐穿，又便宜，深受部队 

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签署发给

我 母 亲“生 产 模 范” 奖 状

和老百姓的欢迎。各地机关、部队都纷纷派人前来定货购买。这样一来，积累的资金就多了，鞋厂就添置了一架织布机，一架织毛巾的机子；扩大了生产规模，工厂不但保证了部队用鞋自给，供给全旅七千双鞋，而且年终结帐还盈利二十万多元。

艰 苦 奋 斗 纺 棉 纱

我母亲当时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家和孩子、丈夫。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我母亲挑起了既是軍人，又是妻子，又是母亲的重担。在工作时，还兼职当文化教员，背着孩子给战士们上课，教他们认字、写字。那时战士们没有文化，又没有纸、笔、课本。就用砂土和砖垒个写字盘，用树枝在上面写字。讲政治课时，讲抗日，大生产的重要性，讲打仗不怕苦，不怕死，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的革命精，讲搞生产要不怕苦，不怕累的南泥湾精神，宣传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要求。讲为了争取最后的胜利，要认真练兵，准备打仗等等。培养出一批既能生产又能打仗的好战士。 

1943年 9月，我母亲调到359旅特务团供给处任指导员，当时我母亲已经是有两个孩子的母亲，最大的刚两岁，小的才几个月。每天和战士们在一起，看到他们开荒很辛苦，而且衣服被汗水湿透后破得很快，边区没有纺织工业 加上敌人的封锁，军服供应很困难，很长时间也发不了一套新军农，只好补了又补，一件衣服，夏天陶掉棉花当单衣，秋天变夹衣，冬天把棉花塞进去又成棉衣。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呢?只有靠自己的一双手，艰苦奋斗。开始时我们采用陕北妇女很原始的办法，用手加纺锤将羊毛捻成毛线，给战士们织成毛衣、毛裤、毛袜、毛手套等等。可是这种办法太落后，速度太慢，质量又难保证，就这样还供不应求。这真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10月间，全旅召开妇女生产大会，王震旅长在会上号召大家纺线织布。我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喜欢极了，这下可找到生产门路了。我母亲小时候在老家曾用木纺车纺过棉纱，对这项活计比较熟悉，但参加革命后很长时间没动了，现在革命需要就应当重新纺起纱来。于是，根据家乡纺车的样子，请做过木匠的战士帮忙做成木纺车。用木纺车纺毛线，的确快多了，纺棉纱更好使。用木纺车纺棉纱并不是一件轻松的活，必须要有耐心，经得住劳累。一天到晚反复单调地重复几个动作，所以感到眼花、腰酸、胳膊痛、脚发麻。再就是要掌握技术，先把领来的棉花搓成条，然后一条一条慢慢地纺成纱。需要左右两手互相配合，协调动作，才能纺出好纱。车摇慢了，纱抽快了，纱就会断头。车摇快了，纱抽慢了，就会把棉条拧成绳卷，纱会打成结。最难的是身边还有两个时时离不开大人的婴幼儿。但为了响应党的号召，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支持革命战争，支持谭文帮同志集中精力抓全团的工作，尽量不给公家添麻烦，我母亲辞去了指导员的工作，专心一意地在家里边纺纱边照顾孩子，为革命多贡献力量，自己解决吃穿问题，减轻边区人民的负担。

我母亲当时是八路军120师359旅特务团供给处干事、又是家属，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热烈响应毛主席生产自给的号召，大胆提出了她的生产计划。她计划每天纺头等纱三两，一年六十五斤，约为公家节约二十万元，按当时一斤一级纱能换一斗小米计算，如果完成计划，一年后便可得七石多粮食，这样就能自给自足了，不需要公家供应，既能养两个孩子，还可上交部分公粮。并且向大家公布了自己的计划。

这可是还不行，部队需要大批布匹就必须纺出更多的棉纱来织布，才能解决问题。这就需要带动更多的家属和妇女参加到纺纱中来，我母亲就搞的一个生产自给的计划，就想通过这个做法来带个头。

我母亲陈敏生产自给的计划发表后，不断的听见有女同志当面或背地里嘲笑和讽刺她：“呸！

她这不是瞎闹腾吧？身边还带个不大点儿的小孩，哪还能纺六十五斤头等纱？嗯！你看她能完成自给吧！”有时，我母亲也联想到身边还带着两个小孩，能生产自给吗？要不这样做，真要被敌人把边区人民通统的困死了。可是，生产自给吧，确实摆着许许多多的困难。怎样办呢？我母亲想一个共产党员能向困难低头吗？不，共产党员是不怕困难的，更不怕任何人的讽刺和嘲笑，我母亲想，人只要有决心，哪怕铁捧也要磨成针。生产自给是事关全边区人民的生死关键的大事。因为敌人企图困死边区人民，但是我们边区的数十万人民一定要活下去，而且要活的更好。经过大家亲自动手，生产自给，将一定会更加丰衣足食的活起来。

当然一个女同志要完成全部生产自给的任务，是极其艰苦的，但是，我母亲想着祖国，想着边区数百万人民的时候。她的困难都没有了。每天天还没有亮，趁我和我弟弟正熟睡

的时候，她就起床了，起床后，她就很快的划了根火柴把炉子点起来，在炉灶上放上饭锅煮饭，

1945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付主席

李鼎铭签发的特等模范家属奖状

同时就呼啦呼啦的纺起纱来了。一直要纺到太阳老高了，我和我弟弟在炕床上吚呀吚呀地叫妈妈的时候，她才停下纺纱车子，去专心照顾我和我弟弟的起床。我和我弟弟都起床后，我母亲陈敏就利用给我们喂饭的时间。急忙自己也把饭吃了，这时弟弟奶也喂好了，我母亲就顺手拿了一条腰布带将弟弟往背上一背。腾出一双手给我喂饭，饭后，母亲就让我自己在附近玩着。这时她就急忙把昨天纺出来的纱又一个一个地把它倒出来捲成纱绽，捆紧称好，这才算是一天劳动所得成果。有时背弟弟在背上实在是累得直不起腰来的时候。就把十个月大的男孩子用一根绳子栓在炕头上，同我一起玩着，闹着 ，当孩子们玩夠了，又咿呀咿呀哭起来，我母亲就唱：“啊！啊！好孩子，妈妈纺線線，宝宝有饭吃，还给宝宝买糖吃，好打垮蒋介石。”我和我弟弟听见妈妈说给我们买糖吃，也就不哭了。並学着妈妈的话说妈妈纺線線，宝宝有糖吃。天黑后，我和我弟弟都睡了后，她又呼啦呼啦的纺起纱来，有时灯也不点就摸着黑纺起纱来，一直要纺到我和我弟弟又在咿呀咿呀的叫唤起来，向妈妈要奶吃的时候，她才住手上床同我们一起去睡觉。                       

我母亲陈敏，这种起早贪黑忘我劳动精神，越纺干劲越大，越纺技术越高速度越快，逐渐从每天纺三两一级纱纺到每天纺五两。就这样，不仅完成了一年纺出六十五斤头等纱的任务，而且，超过了原计划的 61.9%。我母亲一年计划，半年就完成了，不但保证了完全生产自给, 同时还有剩余，使她的生活更显得丰衣足食起来了。

由于我母亲陈敏实际行动的证明,鼓励了全边区軍属的生产自给运动。她在边区劳动模范表彰大会上说：“我是一个学生出身，自小就受封建思想的束缚，八岁起就学会了纺纱，听到毛主席号召我们生产自给的时候，我就慢慢的把纺纱熟练起来。以后我每天就利用早晨小孩还不起床的时候纺纱，晚上孩子睡觉后抓紧时间还纺纱。要说经验就有一条，下定决心，亲自动手，生产自给，克服困难，战胜敌人。”代表们都称讚她这种忘我劳动、热爱祖国的精神，把她当作全边区军属的好榜样。

     后来，我父亲谭文帮同志调到延安警备区任保卫处副处长，我母亲也随同去了延安。在延安，我母亲继续坚持纺纱。王震旅长见到我母亲纺纱纺得又快、又好、又多，就问我母亲的打算。我母亲便将她的计划和实现的情况作了汇报。王震同志听后，认为我母亲这样做确实很不容易，又要纺纱，又要带孩子，而且还是生产这么多的一级纱，就鼓励她坚持下去，争取做更大的贡献。她受到了王震旅长赞扬！ 

 1942年到1943年，我母亲陈敏连续两年被评为边区劳动模范。受到了毛主席、周恩来、邓颖超、蔡畅、贺龙等中央首长和领导人的    

摘中华民国卅二年十二月十九日解放日報二十五位特等劳动英雄毎人荣獲奖金三万元毛主席等题字赠劳动英雄

亲切接见。毛主席并为她亲自题词：“模范家属”。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签署发给了我母亲“生产模范”的奖状，发了奖章。《解放日报》报道了她的事迹，号召边区军民向陈敏同志学习。特别是在妇女界，我母亲的模范事迹极大地鼓舞了许多妇女走上了生产战线。一个学习陈敏的竞赛活动，开展了起来。部队也专门创作了《学习陈敏同志》的歌曲，并作为小秧歌剧“母亲”的主题曲。在边区多地進行演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我母亲陈敏，359旅的一个八路军女战士，一个鞋工厂的指导员，一个干部的家属，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经受了考验，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为革命做出了贡献。她微笑着，因为她心中有迎来胜利的信心和勇气，就象陕北高原上盛开的山丹丹，质朴、纯洁、红得似火，经得起风吹雨打……

                 向陈敏同志学习的歌谱作于1944年               

组 织 起 来 生 产 自 给

    1943年11月26日—12月16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

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到会劳动英雄185人。毛泽东在大会上作《组织起来》的讲话。会上树立了23个先进集体和个人，其中先进集体4个，先进个人19个。359旅是四个先进集体之一，还有6个先进个

人。其中李位、刘顺清、赵占魁、我母亲陈敏四位同志被选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

 在1943年12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上，我母亲被评为甲等劳动英雄后，蔡畅大姐接见她的时，鼓励她继续为革命做出贡献：称赞我母亲“你为我们妇女争了光，争了气，我们为你感到骄傲。”王震旅长肯定她：不愧为八路军家属的模范，勤劳俭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务的优秀建设者。并号召全旅军人家属学习和发扬自食其力，朴实苦干，建立革命家务的精神。

    遵照首长指示，响应毛主席“自已动手，自供自给”的号召，我母亲制订出1944年的生产节约计划：依靠上一年生产积蓄的三十四斤棉花，以二十斤投入旅纺织合作社，一年能获利一倍，到年底连本加利，能得四十斤棉花，作为后年扩大再生产的本钱。以其余十四斤棉花纺成十三斤纱，向合作社换回一匹粗白布，解决自已和两个孩子明年的衣服布料。再坚持每月纺六斤特种纱，一年纺十个月(另两月为孩子做衣服和其他家务)，能纺得六十斤，加上养一窝小鸡，共计能收入十万多元，作为自已和两个孩子一年消费之用。这样收支相抵，还略有节余。全年做到除本人吃大灶饭并缴纳粮食外，自已的衣服和两个孩子的吃穿用全部自给，可为公家节省十五万元开支。不久，延安《解放日报》把我母亲这个计划全文刊登出来了，还陆续发了几篇报道文章。随后，旅政治部主任李信同志的妻子柳辉明也订出了自已的生产计划，保证做到自已吃大灶伙食，缴粮(含菜金)一石一斗，两个孩子的粮食及本人和孩子的衣服日用品全部自给，并提出要和我母亲展开竞赛。《解放日报》把她这个计划同样刊登了出来。

我母亲作为共产党员和旅团领导干部的家属，听从党的召唤，在生产自给上带了个头，尽了一点自己应尽的责任。由于党报的广泛宣传，对全旅干部家属的生产自给活动起到了促进作用，在延安各机关学校的女同志和家属中也产生了影响。杨家岭、解放日报社、中央医院、边区妇联、中央民委等机关单位先后邀我母亲去座谈生产经验。连王震旅长都要我母亲教会了他妻子王季青纺纱。作报告耽误了生产，我母亲总会想方设法挤时间补上，一切仍按计划进行。

 后来，王震同志又提议，要我们干部家属组织起来，努力生产自给。按照这一指示，1944年2月，延属分区召开党政军民干部家属代表会议，讨论生产计划和组织问题。王震同志(兼分区司令员)到会讲话，要求大家“响应毛主席号召，干部家属也要组织起来”，“ 你们回去，几百辆纺车转动起来，棉花变成了纱，纱又织成了布，军衣也就自给了。这样就是我们实行了毛主席的‘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指示，这样就是表现了八路军官兵一致与男耕女织的快乐的大家庭”。当时，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大姐在百忙中也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的会议。恩来同志指出：把军人家属组织起来，在八路军的建军史上及政治工作中，是一个有革命意义的创举。号召大家除努力生产外，还要把娃娃带好，“把这些革命的后代培养成健康勇敢智慧的革命战士”!指示我们要坚持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以实际行动粉碎敌人的阴谋，争取抗战的胜利。周恩来同志还鼓励我们这样组织起来很好，要坚持下去，互相帮助，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成效。代表会议最后选举产生了家属联合会，有关单位的十一位同志为执行委员，我母亲和柳辉明同志为正副主任。我们军人家属没有辜负周恩来同志和王震旅长的期望，组织起来努力生产，与全旅干部战士一起共渡难关。在带好各自的娃娃，哺育好革命后代的同时，为实现生产自给 一共纺了二万多斤棉纱，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我母亲的先进模范行动，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思想意识发生的重大变化，起到了极大的引领和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空前的民族救亡意识；民主平等与政治参与意识；重视学习文化知识的意识；参加生产，自强自立的意识；卫生保健，科学育儿等观念的转变。反映了边区妇女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极大提高，也体现了这一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治民主、社会文明的进步趋势。党中央把号召妇女参加生产与妇女解放相联系起来。这样，从城镇到农村，从领导到群众，从干部到家属，从70、80岁的老婆婆到7、8岁的女娃娃，整个边区的妇女都投入到轰轰烈烈的边区大生产运动的热潮中，取得了很大成绩。

1944年12月18日，359旅群英大会开幕。会议推选出王寿山等二十三人为全旅劳动英雄，並推选出王寿山、我母亲陈敏等十二人为出席边区群英大会的代表。

1944年12月22日至1945年1月14日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代表大会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举行。

1944年11月9日，359旅按中央指示，组成四千多人的南下大军，到江南地区去开创新区。毛主席、朱总司令在王震旅长陪同下，检阅了这支南下部队。

1945年6月，359旅留守部队与358旅一个营组成“南下第二支队”。刘转连同志任司令员，晏福生同志任政委。毛主席、朱总司令

第二次在机场检阅了359旅组建的南下第二支队。6月11日，南下第二支队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开赴中原军区抗日前线。我父亲谭文帮随部队南下作战去了。

1945年8月15日，当部队进入晋东南的阳城地区时，日本宣布

无条件投降。部队继续南进到河南洛阳、新安一带。9月中旬，南下第二支队的部队奉命停止南下，调头向东北进军，全力以赴投身解放全中国的革命战爭。

359旅第二批南下部队走后，我母亲和其它留守的一百多名干部家属们，调到延安机场一带组成了家属学校，一所集学校、家庭、保育院于一体的家属学校。分小学、中学和文肓半文肓三个班，每天学习、生产各三个小时，其余时间抚育自己的娃娃。每人学习上做到认真学习按步就班逐步提高，生产上抓紧纺纱达到自己和孩子衣用全部自给，带娃娃上精心教育把自己的小孩养育成健康勇敢智慧的儿童。干部家属们在这所学校一边学习，一边生产，一边带孩子，状态非常良好。这消息传到359旅南下第一、第二支队的部队干部中，大家都非常高兴，都觉得不用为留下的爱人和孩子担心了，可以一心一意在抗日前线打鬼子了。为了更好的办好这所学校，我母亲把大女儿（我谭洵）放到小便沟第二保育园 。自己带老二 ，她就能腾出更多的时间，做好这所学校的工作。老二是男孩儿，后来得了肾炎，全身浮肿，对此，组织上很关心，很照顾。朱总司令特意派人送来了一盒B12，又请任弼时的医生帮着给小孩看病，也请李鼎铭先生来为孩子看过病。但是由于缺医少药，老二最终还是没有保住病故了。 

日本投降后，我父亲谭文帮随部队去了东北，家属学校随后也到

东北去同部队会合，直到全国解放。虽说现在生活大大改善了，可南

泥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仍然要发扬光大，这样才能使我国早日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

    王震同志逝世前，在病中我母亲去看望这位老首长，他还指示我母亲不要忘掉南泥湾精神，要继续发扬光大。

摘中华民国卅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解放日報刊登了

我母亲陈敏同志订出明年生产计划

四、为 了 革 命 事 业 到 东 北 去

               从 延 安 出 发 去 东 北

1946年5月，组织上要求我母亲他们从延安出发，也去东北，目的地是东北合江省二军分区。我母亲自从和部队分开后，已有一年多而未曾接到我父亲谭文邦的伩和消息，心中怀疑他已牺牲了，况且当时我母亲还带着一个四岁的我，没有人帮助，要长途行军，肯定困难太大。因此去东北的劲头不大。于是我母亲到找贺龙师长，要求不去东北，留下来跟一二零师走。贺师长耐心地教育我母亲说：谭文帮同志没有牺牲，你这次去，就是给他的支持和帮助。就这样我和我母亲一起离开了延安。

1946年6月份，359旅参谋长苏鳌同志要去东北前线，带我们一起去。走到晋西北，贺师长不让苏鳌去东北了，要他留在晋西北工作，把我和我母亲安排到去东北的一个工作团一起去东北。我母亲再次提出，这么长时间和我父亲谭文帮失去联系，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不去东北了。贺师长讲老谭肯定活着，你们还是去东北。并派一个人陪着你们去，并给了我母亲几万元西北币和一头骡子。这样，我母亲就决定去东北了。牲口背上放两个筐子，一边放干粮、行李，一边放孩子（就是我），跟随着干部队，前往东北去找爸爸的部队。

去东北，说起来容易，走起来难，那时沒有飞机、火车、汽车，甚至连马车都没有，几千公里全凭两条腿，每天要走60多里路，特别是过十八盘嶺最为艰难。一路上要穿过国民党多道封锁线，沿路还有土匪打劫，连队要一边走，一边打，好在干部队有一个连护送，否则，我和我母亲可能早就去见马克思了。当时，在行军中困难重重，我母亲沿路给人家说好话求情，想求人家帮助，几乎都要给人家下跪，难呀！思想波动也很大。在路过晋西北、张家口、承德等地时也多次向上级提出要求不走了，就地工作。上级不肯答应，告诉我们说情况紧张，这些地方守不住，都要准备撤走了，並说谭文帮同志肯定很好，没有牺牲，在东北打了大胜仗，正等你们去帮助他呢！由于党和上级的鼓励，支持，我母亲才逐渐地坚定了去东北的决心，并进一步认识到巩固东北解放区，对解放全中国的重要战略意义。就在我们离开上述地方后不久，我军就撤离了这些地方，敌人即紧跟着占领了这些地方，真是十分危险。

我母亲他们在内蒙古草地还遇到过土匪，部队边打边走，我和我母亲紧跟着部队，一起冲出了土匪的包圍。走了一天多，又碰上国民党军队，他们把大路两边的草烧着了,要阻挡我母亲他们去东北。好几十里路都是一片火海，根本看不到路，真是没法过去，后面又有敌人在追打。那时我4岁多，母亲又抱不动我，心里急得够呛。此时正好来了一辆汽车，一打听，司机是我母亲的老乡，河北人，母亲请他们帮忙把孩子带过火海去。人家不给带，说汽车会着火爆炸，怕孩子活不成，不好交待。我母亲讲，我背她肯定过不去，一样会被烧死。如果跟你们的车过去，人就是死了，我也不会埋怨你们。他们才答应带我冲过去，结果一冲，还真是冲过去了。要不是同志们的帮忙，我母亲带着孩子，是怎么也穿不过这片火海去的。后来，我被同乡的汽车司机带了过去，可我母亲没有冲过去，还在火场里迷了路。我母亲只听到前面有人喊，也分不清东南西北，就是过不去了，就拼命朝着有人的声音方向奔跑。大火冲天，烧得比树都高。我母亲只能绕过大大小小的火堆向前走。一个人在火海中奔跑，那种嗞味真是十分难受。好不容易从火海中冲了过来，出来后，已经是焦头烂额，头发都被烧掉了不少，脸也烧起了水泡。这次万幸沒有牺牲，总算渡过了一个險关。但不久我母亲便生病了，发高烧，那还得行軍，走路，没法停留。母亲带着我跟着队伍过敌人据点时，都是在晚上走，怕惊动了敌人，要求孩子不要哭，不要闹。我当时很听话，老老实实的。过了多少个敌人据点，多记不清楚了。我母亲有时累的实在走不动，也又不敢休息，仍然带着我跟着队伍艰难向前走。好不容易，走到白城子火车站，争取坐上了一趟去齐齐哈尔火车的。可上车后开车不久，就被国民党的骑兵截住了，连队就还击，我母亲搂着我躲在车厢里，还好没受伤，火车冲过了国民党的骑兵的追击，我们也逃过了一劫。

就这样，我和母亲走走停停，一路走到了哈尔滨，见到了负责接待我们的张闻天。张闻天告诉我母亲，谭文帮在鸡西，并帮助把送我和母亲到了鸡西，见到了我父亲谭文帮。父亲很高兴，伸着头往走廊那另一头看，问妈还有一个呢？妈妈告诉他，老三病故了，你走的时候他就生病了，得了肾炎，全身浮肿，朱总司令还送来一盒B12，又请任弼时的医生帮给小孩看病，组织上很关心，很照顾。也请李鼎铭先生为孩子看过病。由于缺医少药，老二最终还是没治好,没有保住，夭折了。父亲听了后，心里很难受。

 我和我母亲1946年5月从延安出发，到11月份到达东北黑龙江鸡西，整整走了六个多月,跟着部队一边行军、一边打仗、冲火海、过敌居点，真是历经了各种艰难险阻。好在有一个连的兵护送，否则，可能早在半路上去见马克思了。

 为 革 命 努 力 生 产

到了东北合江二军分区司令部后，我母亲休息了近一个月，便分配到二军分区后勤被服厂工作，任厂长。我母亲既要带孩子，又要工作，加之刚到工厂，人生地不熟，工厂沒有专人负责，比较杂乱，没有工作制度和纪律约束。同时我母亲的工作经验不多，尤其是建厂经验，只是在359旅的一个布鞋厂工作过一段时间，对工厂的工作略有了解而已。但为了革命事业的成功，支援前线，我母亲决心担负起这个重担，想办法排除万难，把工厂整顿好。首先我母亲与干部、工人研究如何把工厂整顿好，多增加生产，支援前线。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我母亲大体摸到一点门路。入厂一个月后，工厂终于建立了起各种规章制度，规定八小时工作制，要求干部、工人在上班前做好准备，按时上下班，定出产量和质量标准，加强检查管理，节约材料等等。此时，干部、工人的工作劲头逐步高涨起来。我母亲感到工人们，一旦提高了觉悟后，是能够创造出奇迹的，体会到工人阶级的伟大。也说明工厂领导的重要作用，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给他们正确的教育，啟发和引导，充分调动，发挥他们的积极性。经过整顿，工厂的情况有了很大改变，产量、质量得到了不断提高。以后又增加了一个皮革厂。有一些老师傅，人数不多，参加了皮革厂的工作，在与他们的交谈中，知道他们在旧社会受日本人的迫害，每天辛辛苦苦干一天，还吃不饱，穿不暖，时不时还会遭到一顿毒打。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吃、有住、有穿，有上级的关心爱护，真正感到有用不完的劲。那时，我母亲对皮革工作一窍不通，全靠这些老师傅出谋划策，技术把关，才能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

1946年359旅解放密山，设东安地委，后改制为密山县。不久，我母亲又跟随部队一块调到密山县，仍在被服厂任厂长。时间也不长，就又调到佳木斯。1947年11月，将我母亲分配在合江省政府被服厂工作，仍任厂长，是在省政府财政厅供给科领导下，科长叫王正沖，厅长姓胡。此厂范围比较大，还附设布鞋厂、皮鞋厂两个小厂，全厂工人近五、六百人，成员比较复杂，其中还有信仰“家里教”（三番子）的，还有几个有问题的同志也下放到工厂劳动。工厂的有些工人还时常闹问题，还有偷拿工厂的东西，部分工人僱佣思想浓厚，政治思想工作比较难开展，厂里有一个指导员叫于克，生活朴素，工作认

1949年欢送我母亲陈敏（前排中）任佳木斯被服厂厂长与战友们臨别纪念

真负责，较细致，我母亲与于指导员配合工作很合得来，加上王正沖科长时常来工厂，帮助解决厂里提出的困难，工作慢慢打开了局面。我母亲首先从抓政治思想工作入手，解决工人的实际困难，安排好工人的吃、穿、住的种种问题，同时加强党内的政治思想工作，工会组织抓紧配合工作，慢慢教育了绝大部分工人，使他们一心一意工作。紧接着我母亲又抓住一些关键环节，逐一给于解决。如被服厂的关键是剪裁，在剪裁中要注意样式好看，合身，节约，每次要裁100多匹布，线条粗了就浪费很多，特、大、中、小号各多少。如何配备适合，也要好好的研究。我母亲发现，技术室有个姓董的技术指导员，技术很好，虽然他是旧职员，又信仰＂家里教＂，但本人老实、听话。就和指导员一起主动团结他，同他谈心，提高他的阶级觉悟及工作责任感，同时充分发挥他的技术專长，由他带领几个技术比较好的工人，把住裁剪室的裁剪关。由于董技术指导员阶级觉悟不断提高，责任心不断加强，主动提出退出那个“家里教”，申请参加中国共产党。批准他入党后，他成了技术室的重要骨干力量。每期的任务，均能按上级指示完成。经过努力，我母亲所在的被服厂及时完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将大批被服送往前线，为战士们服务，有力的支援了前线战场。 

由于工人的努力生产，有力的支援了前线，被服厂经常受到上级的表扬和鼓励。1948年4月份，上级要求我母亲他们厂三个月内完成六万套軍单衣的任务。当时厂里只有六十多台缝纫机，要想完成这个任务谈何容易。我母亲和于指导员、董技术指导员及工人们研究，如何完成任务。工人们在发动起来后，积极献计献策，提出了许多可采纳的意见。综合大家意见后，我母亲为了鼓励工人的热情和积极性，按时按质完成任务，首先在全厂开展生产竞赛，对计件产品，每件增加千元（东北币），大大调动了工人队伍的积极性。衣服锁眼工作，送到街道、居民，分组分户做，每套给几毛钱（东北币）加工费（详细数已记不太清了）。决定后，我母亲和工长、班长及时一块跑街道，送、收衣服并发工资。于指导员在家抓政治教育，董技术指导员负责裁剪及机房工作，这样紧张奋战了三个月，按时按质完成了这项六万套軍单衣生产的重大任务，受到了上级的表扬。 

1949年2月，我母亲离开了佳木斯，跟随部队到了长春。以后又南下到了北京，参加接管政策学习训练班学习。

 五、不离不弃永相伴

1981年夏天，我父亲因糖尿病加重，出现尿糖4个加号及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伴痴呆，住到广州軍区总医院老干部病区，我母亲他们住在广州軍区的珠江宾馆。64岁母亲每天步行2里路到公共汽车站再乘公交车，中途还要转换一次公交车，才能到广州軍区总医院，亲自护理（喂飯、喂药、擦澡等）我父亲。

    文革中，我父亲谭文帮受到林彪、黄XX等反党集团的残酷政治迫害，曾被非法软禁在湖南省军区办公楼四层，不充许我母亲和孩子们见父亲，只能让通信员给我父亲送饭。当时，我们不知道父亲在什么地方， 直到周总理秘书打电话给家里 ，找我父亲时，我母亲回答，不知道老谭在哪里？我们到处打听，都说不知道。这时候问通信员才肯说我父亲关在办公楼四层。不久，我父亲就被放出来並立即去北京见周总理。

    后乘周总理专机回长沙，一下机就将周总理的指示全部传达给黎原（当时47軍軍长任湖南省革委会主任）。我父亲就又被林彪、黄XX等反党集团的人揪下领章帽徽，批斗我的父亲。没多久，我父亲就失踪了，母亲在省军区各个部门都找不到我父亲的踪迹，以为父亲出事了，一急之下，一个晚上，就把一头黑发愁成了一头白发。后来，有一个好心人悄悄地告诉我母亲，人被关到独立一师。在独立一师，他们对我父亲进行昼夜轮翻审问,不让睡觉，並用强灯照眼睛，还有两只大狼狗进行威胁，派两名荷枪实彈的战士武装监守。在这样折腾下，我的父亲病倒了，发烧、全身无力，上公厕都是爬着去，又不给治疗。好心人偷偷打电话告诉了我母亲，在我母亲强烈的要求下，才把父亲编了个号码，送到163医院看管治疗。就这样，那些人还不放过我父亲，还用胰岛素休克治疗的方法谋害我父亲，弄得我父亲常处于频死的状态。以后我父亲一直抗拒胰岛素治疗，听到这几个字就精神狂燥。到后来，因问不出什么情况，就把我父亲送到了马坡林农场，继续强制进行劳动改造。

   一直到1971年9月13日事件后，他们又偷偷将我父亲及相（相炜）江（江民峰）陶（陶汉章）等8―9人，转移到?阳关起来，还进行劳动改造。中央知道了，指出他们这样做是错误的，要他们立即放人。直到1975年才允许全家可以去看爸爸。我己有4年多沒回家看父母了，我高高兴兴的下了火车 ，以为马上可以看见妈妈了。但我找不到家了，家早己搬出軍区大院，一边走，一边打听，一直走的天都黑了，找了5个多小时，才找到东瓜山的家。敲门时出来一个提着煤油灯的白发老太婆，我借着微弱灯光睜大眼睛，才看清是我日夜想念的妈妈，我抱着妈妈大哭，边哭边喊：妈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啊。我进屋一看屋里塞满了各种东西，窗户都被钉上了木版……

妈妈帶着全家去?阳看爸爸，我有 4―5年沒见到爸爸了，看见爸爸时，眼泪遮住了眼睛，看不清爸爸样子，只看到爸爸人瘦了、老了，小小的个子穿了一件大大的军装，袖子和裤腿向上挽了几圈，上衣边都到了膝盖，我们全家抱着爸爸大哭了一场。当问到身体怎样时，爸爸勸我们说，不哭了，我不是还好吗！看见你们我放心了。我们帮爸爸整理床舖及衣物时，发现两条黄白色粗布短裤衩，爸爸在哪捡这么块粗布自己缝了两个短裤衩，多扎肉呀！爸爸好苦啊！说了一回话，爸爸起身要走，告诉我们，你们慢慢说吧，我得去看老母猪了，它要生猪宝宝了。

我父亲1964年在北京开会时因感冒，在301医院住院时发现患了糖尿病，但一直忙于工作，沒有得到及时治疗。加上长达7―8年精神上肉体上的折磨，直到1980年才平反 。

1981年住院一直住到1987年8月3日病故，我父亲患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伴痴呆、糖尿病，是广州軍区总医院第一例，他们沒有经验，不知道怎样做这类病人的饮食，全靠家里自己安排，当时沒有粉碎机，我买了绞肉机，用绞肉机上

的钢磨盘来磨菜叶根茎粮食和肉类等，当时还沒有现在用的鼻食管接的点滴袋，是用手推注射器将食物通过鼻食管推进胃里，说的简单，操作起来梢不注意就会将食物推进气管内引起吸入性肺炎；或因推快了鼻食管从口里出来；推的过猛对胃粘膜有损伤……

我母亲每天早上5―6点起床，给我父亲准备一天的食物，泡诲参、炖乌龟、煮黑木耳、白木耳等，（医院每天给鸡蛋、肉汤、鸡汤、鱼汤、青菜等。）7―8点赶到医院给我父亲洗脸刷牙，喂药、喂饭、说话，叫通信员 准备午餐晚餐的菜、肉。用绞肉机钢磨盘磨食物很费劲，要磨的细细的，呈菜、肉浆样（6年里磨平了4对绞磨机的钢磨片）。下午帮我父亲排便，先按摩腹部，然后按压双足三里穴，直到排便，便后洗屁股等或者洗澡，叫通信员和保姆打好洗澡水……这一切护理工作都是我母亲亲自做，她不放心让通信员和保姆做，如小便后，我母亲都要洗一下，因为我父亲尿里含糖高，蚂蚁闻着味就沿床单爬到小便处，床单可以看一条黑线在蠕动，小便处也爬满了蚂蚁。后来我们采取床四个腿下放四个装水的大瓶子，防止蚂蚁、蟑螂。並用防蚂蚁、蟑螂的含药粉笔，在地上划几个圈，把床周围圈起来的。这样处理后再也没出现上述情况。我们五个孩子也帮妈妈做护理工作，让妈妈能多休息一会。干休所里有些阿姨对我母亲说：“老陈呀，你都这么大年岁了，医院有医生护士，通信员和保姆，你不用天天去看老谭，一个星期去2―3次就行了，你累垮了，就麻烦了。”我母亲说：“不去不放心，看着老谭我才踏实。我陪着他，他病会好的快。”我妈妈就这样默默地守着我父亲，临终前我妈妈用脸贴着我爸爸的脸说：“老谭你放心吧！我会把孩子们培养成有用人才，接好我们的班。”

我父亲住院 6年多（2200多天），妈妈每天都去医院，不管刮风下雨，一天都沒有休息，全部都在我父亲身边护理。甚至我父亲都病故了，笫二天早上母亲听见户外有汽车叫，连忙叫大家快上车，说是去医院的车来了！我们大家跑到半路上，看见带着黑纱袖套，都停下来，才想起爸爸己不在了，又扶着妈妈慢慢返回家。我母亲的脑子里，我父亲没有病故，还惦记着我父亲，唯独沒想到自己。

广卅軍区总医院医务处同我母亲商量要解剖我父亲的遗体，为了医学发展及父亲的病情，我母亲同意。多么伟大的母亲。解剖结果：脑萎缩、多发性腔隙性脑梗塞、吸入性肺炎、心肺功能衰竭、皮肤肌肉显得年轻化与年龄不一致，说明我母亲配制的营养餐非常合理，起到了作用，使我爸爸延长了5至6年的寿命。

 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爸爸妈妈相识相亲相爱结为夫妻，战争中一起扛枪杀鬼子；一起参加延安南泥湾大生产，爸爸带领部队开荒种地，妈妈在家纺纱；爸爸挺进东北，剿匪杀敌，巩固东北滿根据地， 妈妈带着我，穿越敌人封鎖线，转战数千里，从延安经过山西、河北、内蒙、辽宁、吉林，到黑龙江鸡西，来到爱人身边，支持爸爸的工作，完成军装、军帽、軍鞋的生产任务；爸爸在朝鲜战场和志愿军战士奋勇杀敌，抗击美帝，援助朝鲜。妈妈在辽宁组织赴朝干部家属学文化，教育革命后代，安排好她们的衣食住行，让干部在朝鲜战场心无牵挂，一心一意杀敌人。文化大革命中，爸爸受迫害，关牛圈，强制劳改，坚信革命不动摇。妈妈见不到爸爸，得不到任何爸爸的消息，一夜急白了一头黑发，还被贬到基层劳动，仍坚信爸爸是忠于党的好干部，而且还带领工人完成冻肉厂的生产任务受到了表扬。爸爸住院后，妈妈6年多2200多天，天天不少，到医院病房照顾爸爸，直到爸爸安详离世，毫无怨言。妈妈对爸爸是真心相爱，忠贞不逾，不离不弃永相伴。在妈妈去世后，按照父亲母亲的遗愿，我们把他们的骨灰合葬到爸爸的老家――湖南茶陵小田乡的一个向阳的山坡上。愿爸爸妈妈相亲相爱永远在一起。

六、继续发扬南泥湾革命精神

我父亲谭文帮时刻牢记党的谆谆教导，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真如1961年5月30日“解放軍报”上刊登“将軍一家”一文写的那样，我父亲1961年盖的棉被套还是二十一年前在雁北一次战斗中缴获分得的；还有一床黑底红花的被面显得稍新一些，但也已经用了整整十四年了……我父亲长期以来对自己的生活保持着亲自动手的好习惯，跟连队官兵一样，也有自己的针线包，自己缝袜底、自己做内裤等等。我父亲也教我怎样缝袜底和手工缝内裤衩，1961年7月，我在上海第二軍医大学軍医系学习，入学时发给我两双袜子和袜底，我按我父亲教的方法将两双袜子都上了袜底，穿起来很合适又舒服，一年发四双我都上了袜底，一年穿破了，再换一个新袜底，又能用一年。上了六年学，我节约了十八双袜子，我父亲喜欢穿部队发的袜子，我就把袜子送给我爸爸，他非常高兴。……

   1960年党中央发出了大办农业的号召后，我父母亲积极带头行动，在广州花县广州砲兵司令部办公楼下的墙边开出了十七块大大小小的菜地，每天清晨早早起来，就悠然自得地锄草、浇水。辛勤的劳动，得到了丰盛的收茯。当年我父母亲向食堂交了共二百五十斤新鲜蔬菜，发扬了南泥湾的革命精神。 

爸爸妈妈处处以革命利益为主，当国家急需要资金而发行建设公债时，就买了一千多元的公债券；他们还各自捐献一个月的薪金支援广州氮肥厂的建设；並给家乡的人民公社也寄了五百元赠敬款，支援农业基本建设。

1961年 “中国妇女”杂志 记者江青釆访陈敏同志时的摄像

1941年到1944年，陝甘宁边区在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对陝甘宁边区实施全面封锁时，我母亲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359旅“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英雄岁月，在瓦窑堡、南泥湾，在缺钱缺人缺料时，办鞋厂，两次完成鞋厂任务。 自己动手纺棉纱，为干部家属树立了好榜样。厂有积余，家能自给。多次获得“模范家属”“生产模范”“劳动英雄”的光荣称号。1945年1948年到东北，继续发扬南泥湾精神，连续在3个被服厂当厂长，非常出色的完成了大量的军鞋、军帽、军衣的制作加工任务。1958年在广州参与筹建广州氮肥厂期间，我母亲帶头以厂为家，一心扑在工作上，始终与干部职工们战斗在一起，完成了各项任务；1969年在长沙市肉类联合加工厂，在肉类联合加工厂工作六年，生产成绩步步高涨，别的企业发不出工资，肉类联合加工厂的利润逐年上升，超过了一千万元。猪肉供应广州、北京、深圳，还有苏联等地，工人们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都出色的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我父亲母亲继承和发扬的南泥湾精神和艰苦朴素作风，给我们子女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影响了我们姐弟一辈子的工作、学习和生活。

真如中国妇女杂志记者总结的那样：我母亲陈敏同志在党的不断培养教育下，在延安成为特等模范家属时期起，直到今天（1961年8月），十八年如一日地保持了党所教导的艰苦奋斗，勤检朴素的传统精神和作风。现在久经锻练的老党员老同志正用自己艰苦朴素的作风和朝气勃勃的革命精神鼓舞、教育和熏陶着革命的年青一代，引导他们永远坚持党的艰苦奋斗的传统，战胜一切困难，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更大的力量。 

我母亲一共生育了九个孩子,四个在战争年代中不幸逝去,現在有五个孩子已經健康地成长起来。

我是大女儿谭洵,也就是在延安窑洞里,伴在妈妈纺車旁边的那个一岁半的女孩子。我妈妈带着我很艰难的度过了革命最艰苦的一段日子,对我有一种特殊亲密的感情。我母亲为心爱的大女儿保存了什么最珍貴的东西呢？她特地保存了当年在窑洞里,每天在炭火上煮小米粥的那只灰綠色大洋磁缸。在十几年的南征北战中,无论是从延安徒步穿过荒凉的塞外草原,还是在夜間偷越敌人的封鎖线,不論是从松花江畔万里辗转至南海滨，我母亲都妥善地珍藏着它。建国

以来,孩子們长大了,我母亲經常拿出这个現在盛放着雪白砂糖的缸

     陈敏同志向自己的孩子们讲述革命斗爭故事，右二是我母亲

子,給我和弟妹們讲述陝北那段被敌人封鎖的艰苦的日子。她让孩子們牢牢記住:“今年像雪白砂糖一样甜的幸福生活不是凭空来的,它正是革命先輩們流血牺牲、艰苦奋斗得来的。幸福得来不易!”现在这只灰綠色大洋磁缸仍在南泥湾展览馆里供大家参观。

    我十九岁那一年,共青团員,在父母亲的榜样鼓舞和认真教导下,在学校中功課好,爱劳动,能吃苦。带了好几张奖状回家,其中一张就是因劳动出色获得的。生活简单朴素,一直穿用爸爸的旧军服改成的衣服。最近考进了軍医大学,立志要成为医务战线上的一名生力軍。

我母亲对待子女的教育,不仅把它看成只是作父母的一种天职,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他們成为革命的新一代，党的光荣传統的接班人。

我的几个弟弟妹妹中,十三岁的大弟弟譚东胜是体格最弱的一个。先天不足,后天多病,我父亲母亲給了他更多关切,但从不溺爱迁就他。他刚到广州念初小时,总感到每次走二十分钟的路上学校有些累。有一天他問我母亲可不可以坐爸爸的小臥車去上学。母亲笑着反问儿子:“你有沒有看到爸爸媽媽为看电影开过小臥车”，譚东胜仔細想想,真沒有这样的事。于是我母亲趁机教育我大弟弟:“小臥車是国家派給爸爸办公用的,不能为私人的事,浪費国家的汽油。”而且鼓励他不要怕身体弱，要坚持步行鍛炼。譚东胜因为生病耽誤了一些学业，現在才上小学五年級,我母亲抽空就給他讲爸爸他们在两万五千里长征中战胜困难的故事和奋勇杀敌的英雄事绩,給他鼓励,要他永远学习老紅軍不怕困难,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好榜样！

    我弟弟譚东胜在八一中学附屬小学的五年級的时候,是班上和学校里的五好少先队員。此外,他还有許多表明优良品质的事迹:每学期他只花五分錢买一个沾水钢笔尖使用,十分爱借,舍不得換。但是他在路上和学校里拾到过不少钢笔、鉛笔、粮票和錢币,每一件都原封不动地交給民警或老师。平时,他碰見工人叔叔推車上坡,还常常带着弟弟主动上去帮忙。在学校里,每班都有一个“好人好事登記簿”,譚东胜的事迹登記了整整一頁半，是全班学生中先进事迹最多的一个。上学期举办的一个展覽会上,他的好品德一再受到了学校的表揚！

我母亲光是对自己的子女这样悉心培养、諄諄教誨嗎?不,她对青年人都是一样。她虽然工作十分繁重，仍然不知疲倦地热情地接待青年人,給他們讲述革命的艰苦斗争史实。那一年六七月間,她先后多次为青年干部、工人、教师和大学生,妇女和华侨青年,亲切地报告了延安时期的革命斗争故事和南泥湾开荒纺棉纱的经历，对他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在父母严格要求下，在父母红軍长征精神和南泥湾精神的熏陶下，

 1961年笫8期“中国妇女”杂志刊登本刊江青记者写的“十八年如一日――记陈敏同志的艰苦朴素作风” 一文章

我们兄弟姐妹都认真学习、踏实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做出了较好的成绩。我在解放军166医院的医学科研工作中及参加自卫反击作战中多次荣立三等功；

    我二弟弟谭端，1953年出生，1970在湖南长沙参加工作，因工作积极肯干，表现突出，经全厂职工推荐送南京邮电学院学习。大学毕业后，于1982年调入广州市公安局工作，1983年入党。由于从小就接受严格的艰苦朴素忠厚勤劳的家庭教育，对工作认真负责，业务能力不断提高。在担当领导职务后，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完成了上级交给的许多重大任务。如在担任广州市公安局科技处计算机科副科长领导职务期间，参与市公安局计算机中心的筹建，并圆满的完成了任务。1995年由于工作需要调入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又接受组建分局指挥中心的任务，并担任指挥中心主任一职，在位任职九年多。将指挥中心由单一无线电台的职能，发展成集无线、有线、通讯、110报警指挥、金融单位技防报警、计算机应用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指挥部门，连续三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2010年广州亚运会期间，担任亚运会总部饭店的安全保卫负责人，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领导的赞扬，荣立三等功。2012年11月，离退休还有8个月，在派出所工作的二弟弟（谭端），在一次清理违法的行动中，由于有东突恐怖份子混于其中，在执法过程中，颈部被恐怖分子扎了一刀，负伤住医院，再次荣立三等功。伤好后，又积极投入工作，直到退休，坚持站好了最后一班岗。2013年7月在副调研员的待遇上（副处级）光荣退休。

我三弟弟谭伟平，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4年进入广州铁路公安处警卫部门。邓小平第一次南巡时。为保证首长专列安全，领导要他从管内坪石到广州三百多公里线路巡查一遍。他花费一个多月时间，对每个枕木，每根钢轨全部巡查多次，出色完成了任务。被选送到政法干部学院学习了3年，到87年毕业。1991年邓小平再次南巡时，他已是公安处警卫部门的领导。接到任务后，立刻组织本部门对管内三百多公里铁路线，全面进行基础整理，保证首长专列在管内安全运行。并在省公安厅警卫局在中山召开的铁路专列警卫工作总结大会上，做了典型经验介绍。荣立三等功。在广州车站抓捕逃犯时，抓住了一个湖南岳阳的一个逃犯，受到了领导的表扬。

我妹妹谭迈，1947年9月出生于黑龙江省东安市，1964年入团，1968年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下乡到河北省深泽县，1970年入伍到陕西165医院，因表现出色被评为五好战士。1973年经长沙市东瓜山街道办事处推荐，到衡阳医学院学习，1977年毕业，分配到长沙市四医院小儿科，工作认真负责，业务能力强，1982年晋升为主治医生。1983年调入北京市地铁公司门诊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