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亲谭文帮母亲陈敏的战斗足迹
我们的父亲谭文帮母亲陈敏的战斗足迹
谭洵
父亲谭文帮（1909-1987），曾用名谭正官，湖南省茶陵县 父亲谭文邦 小田乡（今秩堂镇）寨下坪人。
1929年参加革命，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春，进中共湘东南特委训练班学习。结业后分配在茶陵县苏维埃政府工作。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軍，同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国工农红軍湘赣独立师政治部组织干事，红六軍团红十七师政治部组织干事，红六軍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36年7月后任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模范师营政治教导员，第六军17师第 49团副政治委员，48团政治委员。参加了湘赣、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河北省平山县游击支队司令员，八路军第120师第 359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教导队政委，120师独立第四支队政委，717团政治处主任、政委，l939年任第二战区战动总会雁北支队副政委。1940年11月任八路军第120师兼晋西北军区雁北支队政委。 1941年12月任八路军留守兵团特务团政委。1942年6月起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特务团政委。后任陕甘宁边区军分区处长。参加了百团大战和南泥湾大生产运动。1945年4月至6月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七大正式代表。
1937年3月红六軍团党代会召开，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合影留念
父亲谭文帮第十七师第四十九团政治委员（2排右1）和王震（2排左2）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7月到东北工作。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牡丹江地区司令部副政治委员，任牡丹江（绥宁）军区第三支队政治委员，任合江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司令员，合江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合江军区党委委员、中共合江省委委员，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八师副政治委员，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第9师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4兵团第42军第155师政委。1948年11月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第5纵队第42军第125师副政治委员兼政治
部主任、代政委，1949年3月任第四野战军第42军第125师政委。参加了东北剿匪和四保临江、三下江南、辽沈战役、平津战役。
中国建立后，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第125师政委、第42军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部副部长、军党委常委。参加了抗美援朝第一、二、三、四次战役，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一枚、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一枚。1953年回国后到中南军区高级干部文化速成学校、高等军事学院学习。1955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军事学院炮兵系。1957年10月 任广州军区炮兵政委、党委书记，湖南省军区政委、顾问，中共湖南省委常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二级独立自由、一级解放勋章，朝鲜二级国旗勋章。享年78岁。我们的父亲谭文邦常说：干革命就要不怕死。
母亲陈敏（1917——2017）河北省深泽县人。 1938 母亲陈敏 年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 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359旅特务团供给处鞋厂指 导员。在 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于1942年、1943年两次荣获“特等劳动模范“的称号，并被延安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授予“南泥湾特等劳动英雄”、“模范生产工作者”奖章。毛泽东主席为她亲笔题写了“模范家属”的赞语。
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11月份分配到东北合江省二军分区后勤部被服厂任厂长；不久，到密山县地区皮鞋厂当厂长；1947年11月任合江省（黑龙江）佳木斯被服厂厂长。1948年11月调到42军125师政治部协理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在抗美援朝时期任42军留守处三大队副大队长；1957年6月转业到武汉市江汉区妇联任主任；1958年8月参与筹建广州氮肥厂并先后任人事科长、组织部长和党委副书记；1964年调湖南省人委办公厅（现名省委办公厅）人事处处长兼党总支书记；1969年8月，到长沙市肉类联合加工厂革委会办事组任组长，后任工厂革委会主任和任党委书记；在肉类联合加工厂工作四年，生产成绩步步高涨，别的企业工资发不出，肉类联合加工厂的利润上千万，猪肉供广州、北京、深圳、还有苏联等地，工人们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1975年调湖南省电子工业局（现为湖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离休时待遇为副厅级（享受副省长级医疗待遇）。2015年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勋章。享年100岁。我们的母亲陈敏常说：为革命 多吃点苦是光荣。
一、贺龙月下牵红线，革命路上结伴侣
母亲的家庭是个重男轻女的封建家庭，只准男孩子上学，不准女孩读书。我母亲从小就留在家中帮姥姥做家务。弟弟（大舅陈乙）在本村上小学，姐姐（大姨陈立中）被表嫂带出去读书。母亲七、八岁时，开始跟姥姥学纺线，秋收时跟着姥姥上地里摘棉花。棉花摘完了，我母亲自己又到地里拾棉花桃，捡黑豆，芝麻等。将捡到的棉花卖掉换零花钱，黑豆換豆腐，芝麻换香油，用来改善生活。十一岁帮助姥姥做织布需要用的东西，等准备好东西后，上了织布机，慢慢学织布，我母亲就纺纱，做织布用的纱，。十二岁姥姥去世，我母亲和她们姐弟三人都住在姥姥家。姥爷回家看望他们，他们提出要上学读书，姥爷答应了，把他们送到保定府上学。大舅上育德中学，大姨上保定女子师范，我母亲当时己十三岁了，上保定第二模范小学一年级。由于知道读书不容易，所以很刻苦，年年考第一名，上小学没缴过学费，第二年跳级上三年级，第三年跳级上五年级，第四年上六年级，毕业后考上保定中学，二年读完中学，正踫上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侵略中国的华北等广大地区。我母亲他们在家呆不住了，整天不是躲国民党，就是躲日本鬼子，他们动员家乡的女孩子们帮八路军做军鞋。 1938年初，大姨跟叔伯嫂子偷偷跑去参加抗日，上了抗战学院。我母亲和大舅知道了，也向祖父提出要去抗日，祖父不同意说：“现在兵荒马乱的，那有你们站脚之地”！我母亲和大舅商量着也偷偷跑了出去，大舅骑单车，我母亲坐单车尾，骑了一百多里地，跑到深县旧州，找到抗战学院，见到了大姨，他们也正式参加了抗战学院学习，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三个月后，我母亲被分配到冀中行政公署当统计干事，在当时对敌斗争的残酷环境中，行政公署化整为零，四处活动，做群众工作。一次，我母亲所在的工作小组动员群众五百多人，去破坏仓石公路，刚完成任务，就听到有人喊，鬼子来了！大家一起赶紧跑，钻进附近的树林里，日本鬼子不敢进树林，在外面打枪，不久，就退走了。而我母亲他们每个人都被枣树林的刺划破了手、脸，但却没有受到鬼子的伤害。
由于我母亲参加抗日工作积极认真负责，党组织几次派人找我母亲谈话，暗示我母亲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我母亲不懂，只知道参加共产党是要杀头的，所以不敢答应。私下里同大舅商量，而大舅那时早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舅当时鼓励我母亲加入党组织，说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抗日。那时由于我母亲没有答应参加党的组织，也感到组织上对我母亲开始有些冷淡了，当时共产党还是秘密组织。和大舅谈话后，我母亲主动靠拢党组织，积极要求入党，写了入党申请书，组织上很快就批准了，当时没有后补期，这样，参加革命后不久，1939年3月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才逐渐认清了，不仅要抗日，还要推翻旧社会，建设新社会。我母亲的工作热情就更高了，更加认真负责了。
1939年父亲谭文帮和母亲陈敏与大舅陈乙合影
1939年4月份，我母亲所在的工作小组被组织上分配到120师四支队，配合部队招兵、募捐軍鞋。那时能经常见到120师师长贺龙，向他汇报工作，往来比较熟悉，贺龙师长喜欢和她们开玩笑。
一次，他对他们说：“我给你们女同志介绍个对象好不好？四支队政委谭文帮可是个老好人，忠忠厚厚，就介绍给陈敏同志吧。”经过贺师长的拉线，1939年5月份，经120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同志正式批准，在过阴历五月节时，正式与我父亲谭文帮结婚，从此也正式参加了八路军。参军后在该团政治处任组织干事。
1957年父亲谭文帮和母亲陈敏
二、为抗日父亲六次横渡黄河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父亲谭文帮 带领的 359旅717团，为打击日本鬼子，夺取抗战胜利，曾六次横渡黄河。出色完成了上级交给的打击日寇的任务。
第一次横渡黄河,是1 9 4 0年5月下旬，经过一个接一个的对日寇的战斗，消灭部分敌人后，部队要调回陕北。谭文帮政委和徐国贤团长率领3 5 9旅雁北支队，由山西省繁峙县出发，通过敌人封锁线，到达黄河边，渡过黄河，回到陕北。
第二次东渡黄河，是1 9 4 O年7月。谭文帮政委和徐国贤团长率领3 5 9旅雁北支队(后改为特务团)，从瓦窖堡出发，经息俐馀东渡黄河，参加中外闻名的打击日寇的百团大战。
第三次横渡黄河，是百团大战后。1941年的夏天，部队向西渡过黄河，返回陕北，驻扎在绥德县城，改编为八路军留守兵团特务团，谭文帮任特务团政治委员。在绥德警备区王震旅长兼警备司令领导下，执行党中央下达的任务。
第四次横渡黄河，是1 9 4 3年8月，由我父亲谭文帮政委率领40多名骑兵，深入敌后，阻击敌人趁老百姓秋收时下乡抡粮。部队
1937年贺龙(前排左3)王震(前排右4)我父亲谭文帮(后排左4)与
359旅部分干部合影
从息俐馀横渡黄河，沿着黄河东边北上近百里，直到山西省朔县一带。在部队行进中，和日帝骑兵发生了遭遇战。据了解，敌人从朔县出动50多骑兵想消灭我们。在晚上沿着公路北上，我父亲率领部队也北上，当走到一个大村子时，日本鬼子从村子的另一头进了村，还未派出哨兵。我们骑兵从这一头进入村庄，一位指导员(老红军．江西人)走到一老百姓家推门一看，发现日本鬼子几个头头正在看地图，这位指导员见此情景，灵机一动将一颗手榴弹投进屋内，敌人还知道怎么回事，全都受了伤，指导员乘机杀进屋中，抢杀三个敌指挥员，夺了两把战刀和两支王八盒子手枪，并缴获了两匹战马。随后，我部骑兵快马加鞭，冲出了村庄。当敌人发现有八路军骑兵时，只能乱打一通机枪。此时，我父亲带领部队早已远离了村庄，连皮毛都没有伤着。
我父亲他们打打走走，为寻找战机，需躲开公路，有时还要渡过河流。有天夜里，要渡一条水很深的河。我们指战员每人一匹马，现在又多了两匹马，对水情又不了解，为安全渡过河去，找了一个老乡带路，说了要将一匹马送给他，老乡说不要马，他的兄弟也在八路军工作。河水深到马肚，有的地方水深到马背，马会浮水，因渡河地点好，过河很顺利。检查人数全部到齐后，就让向导返回去，还给他两元辛苦费。
我父亲他们继续向西边山坡上挺进，突进敌人的一个据点时，据点中的敌人都出动了，没有武装人员，只有几名炊事员还在睡觉。他们告诉说，日本鬼子都到平原地区执行任务去了，结果扑了一个空。
部队继续向西奔，神骑兵快马加鞭两个小时，到了一座高山上，东方的太阳高高升起的时候，一看，部队已经回到了第五军分区根据地了。
我父亲带领的部队和兄弟部队的对敌打击，打乱了日本鬼子的抢粮的行动，保护了老百姓的秋收，还破坏了敌人的通讯设施，很好地完成了预定任务。
第五次横渡黄河,是1 9 4 3年9月，完成深入敌后，阻击敌人，保护老百姓秋收的任务后，我父亲奉命带领部队西渡黄河，返回南泥湾，参加毛主席党中央号召的举世闻名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
1944年10月，谭文帮带孙仲毅调到359旅717团，任团政委，孙仲毅任锄奸股长。地点是南泥湾临镇。717团有一名干部在敌人给他做策反工作后，结果这位干部叛变到敌人阵营里去了。我父亲知道后，立即指派屠崇德营长执行抓叛徒的任务。经过侦查，弄清了叛徒的详细情况，屠营长带领有经验的侦查员从宜川县下水道潛到敌人驻地，当时是夏天，国民党部队都住在院内，谁也没有看到我们的人。屠营长二人直达叛徒的房屋，当时叛徒正抱着一个大姑娘睡觉。进去以后，用日本战刀，把叛徒脑袋给割了下来，把叛徒的头装在侦查员帽子内，那个女人在我们面前也不敢喊叫，院中睡觉的敌人谁也没发现。屠营长他们又从下水道返回营地。回营后得到我父亲的表扬，屠崇德后来到东北治安立了大功，到治安总队任师长，屠崇德也是老红军。
第六次横渡黄河，是1 9 4 5年6月，在359旅南下第一支队出发7个月后，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以359旅留陕北建制为基础，抽调120师警卫营补入717团，我父亲谭文帮任717团政治委员。抽调358
1941年6月12日359旅特务团连以上軍政干部摄影留念
（前排右2父亲谭文帮任政委）
旅一个营补入719团，全旅4000多人，编成359旅南下第二支队。由旅参谋长刘转连任司令员，副政委晏福生任政委。随行的还有中央机关调往新四军第五师和补充南下第一支队的干部。
毛主席在欢送会说：“欢送你们到江南敌后去，建立抗日根据地，
和王震带领的第一批部队汇合。抗日战争很快就要胜利了。你们经过的路线，有五大饭店(指五个抗日根据地)不论走到哪里，给我带个口信，就说延安有个姓毛的叫毛泽东向老百姓问好!希望你们勇往直前，曙光就在眼前，很快就要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
三、活跃在雁门关的一支游击队
1940年10月八路军120师359旅雁北支队（支队长徐国贤、政委是我父亲谭文帮）参加百团大战后，即奉命转入大同、繁峙、宁武
1940年120师359旅特务大队从华北转战陝北全体之留念我父亲谭文帮(前 排左2)任特务团政委
三角地带，以雁门关为中心开辟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
雁门关山区方圆约百余里，人民生活贫苦，勉强以莜面、山药蛋（土豆）度日。同浦铁路横贯其间，北通大同，南到太原，山区四周四面八方都有公路围绕着，山脚下林立了敌人数千个大小据点，他们企图封锁山区，困死山区的人民，截断晋察冀与晋西北两大根据地的交通联系。
八路军雁北支队为了解救山区人民，打通晋察冀与晋西北两大根据地的联系，于十二月初开进了雁门关山区。当晚部队就把官地村据点攻下一座，捉住了三个鬼子，缴获了很多物质。这一仗鼓舞了山区人民，震破了敌胆。
于是，敌人就纠集了万余敌军，对山区进行大规模的围剿，企图消灭进入山区的八路军。
雁北支队进入山区的第三天向盤道转移途中，到该地后部队刚驻下，即派出侦察员张飞在驻地周围搜索 。忽然＂咔乓＂一声，侦察员抬头一看，原来两个鬼子兵正向他爬行着。张飞说：“啊！这是敌人来进攻我们了。”他一转身就向敌人投了一个手榴弹，轰隆一声，两个鬼子兵都炸飞了。听见这一手榴弹的爆炸声，正在休息的部队就迅速行动起来，徐支队长不慌不忙地指挥部队进入了阵地，大家坚决顽强地抗击着敌人。侦察员张飞他一个人在这一天用手榴弹即杀死了敌人一百余。就这样部队杀伤了大批敌人，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经过几次战斗，粉碎了敌人对山区进行的围剿。
雁北支队为了迷惑牵制敌人。由雁北支队长带领部分队伍转移到同浦路以西地区，另一部分人由支队政委我父亲留在原地分散坚持，掩护政权，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积极打击敌人、汉奸，团结抗日力量一致对敌。
敌人第一次围剿失败后，接着又积极集结了一万五千余敌军，对山区进行第二次规模较大的扫荡。但是雁北支队早已判断敌人的又要开始进攻了。他们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游击战法。趁着敌人后方兵力空虚时，部队即行转入敌后包围敌人据点，并迅速予以摧毁。这样就使敌人首尾难顾，疲于奔命，陷入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敌人气极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都吃了亏。接着第三次大规模的清剿，又开始了。这次清剿比任何一次兵力都多，时间也长 ，对山区人民采取＂层层包围封锁＂，并实行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企图把山区变成他们的绥靖区。但是，山区人民早已有了准备，实行了＂坚壁清野＂，老人、小孩、妇女都挖有秘密的隐蔽洞，年轻人跟着部队转移到外线打击敌人。采取了＂敌住我扰，疲劳敌人，敌疲我打＂的办法，抓住敌人的弱点，集中我之兵力，消灭小股敌人。
我军战士们，在打击敌人连续反复三次大扫荡的战斗中，表现了高度的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和忍苦耐劳的吃苦精神。战士们在十冬腊月还穿的单衣，冒着刺骨的风雪，不分白天黑夜进行战斗，不断打击敌人，既消灭了数百名敌人，又武装了自己，发动了群众，建立了政权 ，开辟了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一连长李金三同志有一次住在李家山时，晚上寒风怒吼大雪纷飞。敌人乘此机会，于次日拂晓偷偷摸进了村庄，把守了庄门。这时连长李金三，不慌不忙命令全连准备手榴弹，把刺刀上好，告诉战士要听号令一齐动作，用手榴弹开路，刺刀见血，要杀开一条血路，冲出重围。就这样连长号令一下，战士们个个争先，手榴弹一齐扔向敌人，在敌人头上开了花。乘手榴弹爆炸烟雾弥漫之际，打开了一条血路，突破了敌人的重重包围。
他们就这样熬过了艰难困苦，机智顽强的战胜了敌人的清剿，坚持了山区游击战争，光荣的完成了开辟山区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任务。保证了晋察冀与晋西北两大根据地的联系，确保了党中央对两大根据地的指挥，
1939年9月我母亲跟随部队由冀中转移到山西雁北地区。雁北地区是个战略要地，对延安来讲，是个咽喉之地，各边区与中央的联系，互送东西等，若失守，则如同被人卡住脖子一样。而当时山西军阀阎锡山不打日本，专打八路军。雁北支队（即359旅4支队支队长徐国贤、政委谭文邦）受命回转身打阎锡山，活捉了他的政治部主任。另有一批学生搞反宣传，我母亲和支队青年干事等四人抓住了七、八个学生，还有一个老师，我们向他们宣传抗日，枪口一致对外，不应搞内乱，以后将他们交支队部处理，当时我母亲在支队直属单位当支部书记兼任支队统计干事。
1940年初，上级交给雁北支队一项任务，给党中央送钱（白洋），每个战士腰缠50块光洋，每个牲口驮两小箱光洋。要通过同浦路送到延安去，有358旅在那边接，晚七时出发，通过同路浦时与日本鬼子遭遇，日本鬼子前堵后截，把支队堵在一条山沟里，部队前进不得，后退不行。我父亲谭文帮当机立断，留下一个排打掩护，其他同志往山上爬，山很高，不容易爬，牲口更加难上山，有的牲口爬到一半掉下去摔死，银元也给丢了。我母亲当时正怀孕，腰上还缠着50块大银元。很艰难才爬到山顶，一个炮弹就在我母亲面前爆炸了，幸亏有弟弟在身边，及时将她按倒在地上，等起身时，浑身上下都是土，侥幸没有牺牲。这一爬下，耽误了时间，部队已经转移了，又是深夜，只能低头弯腰找牲口的脚印，慢慢追部队。直到天快亮时，才算追上部队。我父亲谭文帮一边指挥部队与358旅联络，一边还在为看不见我母亲而着急。中午时分，才算与358旅联络上了，完成了任务。但损失也不小，特别是留下打掩护的一个排的战士全部牺牲了。
当时雁北支队环境相当艰苦，百姓们也没有东西吃，吃树皮、谷糠，我母亲到了陕甘宁边区清间县警备医院任统计干事，徐国贤支队长在一次与敌人周旋中负了伤，回到延安养伤，整个雁北支队的担子就落到我父亲谭文帮一个人身上。父亲累得又黄又瘦，胡子老长。旅部有人提出把部队调回来整休整休，王震一听大发脾气说：“那是中央与边区联系的重要地带，谭文帮不能撤，把陈敏同志送上去，陪谭文帮一块抗日。”359旅政治部主任袁任远说：“陈敏同志刚生了小孩，才40多天，去不得。”当时风雪封山，天气相当寒冷。但王震说：“军人服从命令，陈敏一定要送上去。”当时决定，要副旅长郭鹏带一个连去雁北，我母亲随部队一起去。刚到晋西北，快进入雁北地区时，与日本鬼子遭遇了，部队与鬼子打起来，我母亲他们则在雪地上爬着，雪有一尺多深，在雪里爬了一天一夜，鬼子才退走，在下山时我母亲已经站不住了，就趴在雪地上往山下爬，到了一个小村，只有两户人家，小村子叫南京堂，战士们在房外休息，我母亲在老百姓热炕上休息。一躺上热炕，全身痛，动彈不了，部队不能走了，老百姓用醋糟在大锅里烤，烤热了就给我母亲敷在身上，腿上。一个星期，才能下地走路，部队马上出发，当时天气冷得很，很多战士冻坏了手脚。我母亲因刚生了孩子，又忽冷忽热，得了风湿病。年轻时感觉不大，现在年老了，腰腿痛的路都走不了。革命成功来之不易呀！
1941年，日本鬼子开始实施＂三光政策＂，大扫荡抢光、烧光、杀光，一浪接着一浪，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岁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集中了侵华军队的三分之二的兵力来对付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而国民党反动派采取不抵抗政策，反而调动大量兵力对解放区实施经济封锁，西起宁夏，南到泾水，东到黄河，构成五道封锁线，企图将八路军餓死，困死在陕甘宁。当时的环境正如毛主席讲的＂最大的一次困难＂。我们采取＂坚壁清野＂对付日本鬼子，使日本鬼子进村吃不上饭，喝不上水。蒋介石的经济封锁弄得我们几乎没衣服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冬天没有鞋袜和被子，困难真是大极了，面对这种情况，毛主席提出：“克服困难的唯一出路，就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
当时我父母亲还在雁北地区，一次，我母亲正和支队胡参谋长研究直属队行动工作时，抬头看着山顶上有人头晃动，用望远镜一看，“哇！鬼子来了！”我母亲和胡参谋长立即喊起来，团长和政委马上帶部队上山截击敌人前进，我母亲和胡参谋长立即带领直属部队同志后撤，大路不能走，因为鬼子专走大路，警卫连的战士和直属队的同志们都向山间小路穿行，我母亲没办法走上山去，急得够呛，正好看到战士拉着牲口跑来，战士叫；“陈敏同志，快拉牲口尾巴。”我母亲马上拉着牲口尾巴，才从小路上了山。才到半山腰，跑在前面的战士传话过来，说山前有日本鬼子在烧房子，我母亲他们也就只好在半山腰停下来。牲口很听话，战士把前蹄一拉，牲口就跪下了，窝在地上不动。天黑了，鬼子撤退了，我母亲他们才下山，看到大路上死了好多老百姓。鲜血把路面，小溪都染红了，很惨。
1942年王震（右2）陪同朱德、贺龙等视察南泥湾。我父亲谭文帮（右1）
1940年，正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不打日本帝国主义，却专对共产党八路军搞摩擦。他们围困陕甘宁边区，不断进行袭扰，叫嚣“不让一只鸟飞到边区，不让一只母鸡到边区下蛋”。边区北边是马步芳的军队，西边是何文鼎的军队，南边是胡宗南的军队，黄河东面又是日寇和伪军，可说是四面受敌。当时边区地域很小，又比较贫困，粮食产量非常低，既要养活边区人民，又要养活八路军和共产党人，实在是困难，吃穿用样样紧缺.国民党反动派真把共产党和八路军逼入了绝境。
在这种极端险恶艰难的情况下，毛主席号召边区军民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国民党对我们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要饿死、困死我们。等饿死，没有一个人赞成。等困死，也没有一个人赞成。只有自已动手，发展生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能克服困难，得到丰衣足食。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毛主席向我们提出了解决困难的办法。我们只能团结一致，英勇作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能战胜敌人，战胜困难，奠定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基础。我母亲有幸参加了这次大生产运动，留下了永难忘怀的深刻记忆。
1941年，359旅奉命从抗日前线调回陕甘宁边区，担负起保卫党中央、保卫边区的任务。
1941年3月，359旅在王震旅长的率领下，开进了南泥湾，开始了举世闻名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雁北支队返回359旅，叫做特务团，住瓦窰堡。我父亲谭文帮随即从雁北支队调回边区，任359旅特务团政委，我母亲也跟着来到边区。我母亲当时在359旅特务团供给处任指导员。我父亲谭文帮奉命去晋西北大青山一带打鬼子，我母亲又转任特务团鞋厂当指导员.
自力更生办鞋厂
1942年2月我母亲生了大女儿（就是我谭洵）。我父亲谭文帮也从大青山打仗回来参加大生产，每天上山开荒种地，中午饭也在地头树下吃饭，由伙扶送去，晚上很晚才回家。1942年3月，上级任命我母亲到瓦窑堡旅部办的鞋厂当指导员。鞋厂的厂长是一个清涧的老百姓，虽然有技术，但管理教育经验差，除技术指导外，行政领导和政治工作的责任几乎都落在了我母亲的肩上。后来厂长调走了，我母亲也就单独负起了全部领导责任。当我母亲接手时，全厂的资金只有八千元边币的现款，三百斤烂布，二百斤烂麻，和只够全体人员吃一个星期的小米。而全厂职工包括小鬼十人(从连队调来，半学徒性质)，技术工人二人，加上伙夫、采办人员，共有二十八人。厂里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经费。我母亲从瓦窟堡走上几百里路，到团供给处领经费，住了几天。由于团里经济上也很困难，拨不出钱，只领到四百元回来的路费。没有资金，原料很少，粮食也不多，工厂怎么办下去?
困难是压不倒共产党员的。我母亲想来想 1944年我和弟谭林与父母亲在南泥湾合影 去，想出了新的办法：要使工厂活起来，经营管 理方式必须变一变，原料自已采办，经济大权自己 掌握，做出鞋来除供给公家的以外，剩余的可以自己出售；工厂向公家领小米要算价钱，工厂给公家做的鞋，公家也要照价给钱等等。这样来积累资金，扩大生产。我母亲这个想法得到团里批准，接着就组织工人、技术人员开会。我母亲说：“工厂是我们党的，我们是工厂的主人。因此，我们要努力工作，多生产鞋，生产好鞋，支援抗战，不能让我们的战士光着脚去冲锋陷阵呀!”同时与他们一起商量，鼓励他们多想办法，多出力，把大家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为了加快生产，提高质量，我母亲精细地计算，一丈布能裁多少双鞋面，多少破布能做一双鞋底，一双鞋用的麻线需要多少麻来捻，合计每双鞋成本要七十元，加上工资十五元，共八十五元。于是，我母亲决定每双鞋拿到市场出售卖一百元，比当时边区的市价便宜(给公家鞋价，每双减到九十元)，这样，有利打开销路。
在管理工厂当中，我母亲十分注重节约，增产只能与节约结合在一起，才会有效益。捻麻线时，地上剩下的烂麻头，我母亲都要求捡起来，和好麻配在一起捻绳。看见工人把鞋沿底布剪宽了，就亲自去纠正，把鞋沿底布再剪下一刀，这剪下来的正好够缝鞋沿鼻子(双鼻梁鞋)用。我母亲对工人说：“不要小看这一分布，一双鞋节省一分布，一百双鞋就是一尺呢!”
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签署发
给我母亲“生产模范” 奖状
这些工人大都是从部队上调来的小伙子，很调皮，少数雇请来的人也很难管。为了加强教育管理，必须关心他们，与他们建立深厚感情。我母亲给工人们上课、开会、谈心，还常常把管理员、工人师傅找到一起，研究改善工人们 月新麦上市，我母亲得知一斗小米可换一斗半麦子，就把一部分小米换麦子蒸馒头，和小米豆子稀饭配合吃，把伙食调剂得很美，工人们的伙食，既节省，又能吃饱吃好。六、七的干劲更足了，而口粮也没有超过。
如果仅仅是工作上的压力还好应付，但那时我母亲又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在百忙中还要照顾这个孩了，给孩子喂奶。而当时生产第一，党的任务第一，工作不能耽误。恰好在大街上请到一位妇女，她有一个九个月的孩子，自己的奶水特别足，喂完自己的孩子还有多，就让她帮忙照顾我的弟弟，喂奶没有钱给她，就管她两餐饭。小孩也特别老实，不爱哭，又不淘气，这样我母亲就可以放下心来，一心一意忙于工作了。
4月1日，我母亲刚刚吃过晚饭，正一面给孩子喂奶，一面跟工人谈话，忽然．上级送来命令：到六月中旬，要完成一千二百双鞋了。这可是一项重大的任务呀，算起来才两个半月的时间。 我母亲经过认真研究，提出一个计划，立即召集全厂工人开会，决定日夜加班，星期日也只休息半天。那段时间，我母亲为了起带头作用，亲自糊鞋帮，缝鞋口，常常半夜不睡觉，走在路上手也在缝，谈着话手也在缝，我母亲一个人一天就缝了五十双鞋口。工人们劲头也很高，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到6月1日，刚刚两个月时间，一千二百双鞋就全部送到旅部了，受到王震旅长的赞扬。
我母亲他们鞋厂生产的鞋，式样好，又耐穿，又便宜，深受部队和老百姓的欢迎。各地机关、部队都纷纷派人前来定货购买。这一来
资金就多了，鞋厂就添置了一架织布机，一架织毛巾的机子；扩大了生产规模，工厂不但保证了部队用鞋自给，供给全旅七干双鞋，而且年终结帐还盈利二十万多元。
1943年，鞋工厂迁移到了金盆湾，继续生产各种布鞋。
艰 苦 奋 斗 纺 棉 纱
我母亲当时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家和孩子、丈夫。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我母亲挑起了既是軍人，又是妻子，又是母亲的重担。在工作时，还兼职当文化教员，背着孩子给战士们上课，教他们认字、写字。那时战士们没有文化，又没有纸、笔、课本。就用砂土和砖垒个写字盘，用树枝在上面写字。讲政治课时，讲抗日，大生产的重要性，讲打仗不怕苦，不怕死，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讲搞生产要不怕苦，不怕累，宣传毛主席思想。讲为了争取最后的胜利，要认真练兵，准备打仗等等。
1943年 9月，我母亲调到359旅特务团供给处任指导员，当时我母亲已经是有两个孩子的母
亲，最大的刚两岁，小的才几个月。每天和战士
们在一起，看到他们开荒很辛苦，而且衣服被汗水湿
模范家属陈敏，1942年和
1943年两次获得边区劳模称号
透后破得很快，边区没有纺织工业 加上敌人的封锁， 军服供应很困难，很长时间也发不了一套新军农， 只好补了又补，一件衣服，夏天去掉棉花变单农，秋天变夹衣，冬天塞点棉花进去当棉衣。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呢?只有靠自己的一双手，艰苦奋斗。开始时我们采用陕北妇女很原始的办法，用手加纺锤将羊毛捻成毛线，给战士们织成毛衣、毛裤、毛袜、毛手套等等。可是这种办法太落后，太慢了，质量很差，供不应求。这并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10月间，全旅召开妇女生产大会，王震旅长号召大家纺线之后，我母亲心里喜欢极了，这下可找到生产门路了。我母亲小时候在老家曾用木纺车纺过棉纱，对这项活计比较熟悉，但参加革命后很长时间没动了，现在革命需要就应当重新纺起纱来。于是，根据家乡纺车的样子，请做过木匠的战士帮忙做成木纺车。用木纺车纺毛线，的确快多了。可是还不行，部队需要大批布匹，这就必须纺出棉纱来织布，才能解决问题。用木纺车纺棉纱并不是一件轻松的活，必须要有耐心，经得住劳累，一天到晚反复单调地重复几个动作，所以感到眼花、腰酸、胳膊痛、脚发麻。再就是要掌握技术，先把领来的棉花拧成条，然后一条一条慢慢地纺成纱。需要左右两手互相配合，协调动作，才能纺出好纱。车摇慢了，纱抽快了，纱就会断头。车摇快了，纱抽慢了，就会把棉条拧成绳卷，纱会打成结。最难的是身边还有两个时时离不开大人的婴幼儿。但为了响应党的号召，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支持革命战争，支持谭文帮同志集中精力抓全团的工作， 尽量不给公家添麻烦，我辞去了指导员的工作，专心一意地在家里边纺纱边照顾孩子，为革命多贡献力量，自己解决吃穿问题，减轻边区人民的负担。
八路军120师359旅特务团供给处干事、军属的母亲陈敏。热烈响应了毛主席生产自给的号召。她计划每天纺头等纱三两，一年六十五斤，约为公家节约二十万元，按当时一斤一级纱能换一斗小米计算，如果完成计划，一年后便可得七石多粮食，这样就能自给自足了，不需要公家供应，既能养两个孩子，还可上交部分公粮。
我母亲陈敏生产自给的计划发表后，不断的听见有女同志当面或背地里嘲笑和讽刺她：“呸！她这不是瞎闹腾吧？身边还带着两个不大点儿的小孩，哪还能纺六十五斤头等纱？嗯！你看她能完成自给吧！”有时我母亲也联想到身边还带着两个小孩能生产自给吗？要不，敌人要把边区人民通统的困死。可是，生产自给吧，确实摆着许许多多的困难。怎样办呢？我母亲想一个共产党员能向困难低头吗？不，共产党员是不怕困难的，更不怕任何人的讽刺和嘲笑，我母亲想人只要有决心哪怕钢也要练成针。生产自给是全边区人民的生死关键，因为敌人企图困死边区人民，但是我们边区的数十万人民一定要活下去，而且要活的更好，经过大家亲自动手生产自给将会更加丰衣足食的活起来。
当然一个女同志要完成全部生产自给的任务，是极端艰苦的，但是，我母亲想着祖国，想着边区数百万人民的时候。她的困难都没有了，每天还没有亮的两个小孩正熟睡的时候。她就起床了，起床后她就很快的划了根火柴把炉子点起来，在炉灶上放上饭锅煮饭，同时就呼啦呼啦的放起纱来了。一直要纺到太阳老高了，小孩在炕床上吚呀吚呀地叫妈妈的时候，她才停下纺纱车子去专心照顾两个孩子的起床。
孩子们都起床后我母亲陈敏就利用给 孩子喂饭的时间。急忙自己也把饭吃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付主席李鼎铭签发的 了，这时小孩儿奶也喂好了，我母亲
特等模范家属奖状 就顺手拿了一条腰布带将小的孩子往背
上一背。腾出一双手给大孩子喂饭， 饭后大女孩就自由的玩着。这时她就急忙把昨天纺出来的纱又一个一个地把它倒出来捲成纱绽，捆紧称好，这才算是一天劳动所得成果。有时孩子背在背上实在是累得直不起腰来的时候。她就不把十个月大的男孩子用一根绳子栓在炕头上同大女孩玩着，玩着 ，当孩子们玩夠了。又咿呀咿呀哭起来，她就唱：“啊！啊！好孩子，妈妈纺線線，宝宝有饭吃，还给宝宝买糖吃，好打垮蒋介石。”两个孩子听见妈妈说给他们买糖吃，也就不哭了，並学着妈妈的话说妈妈纺線線，宝宝有糖吃。
天黑后，孩子们都睡了，她又呼啦呼啦的纺起纱来，有时灯也不点就摸着黑纺起纱来，一直要放到孩子们又在咿呀咿呀的叫唤起来。向妈妈要奶吃的时候他在住手上床同孩子们一起去睡觉。
我母亲陈敏，这种起早贪黑忘我劳动精神，越纺干劲越大，越纺技术越高速度越快，逐渐从每天纺三两一级纱纺到每天纺五两。就这样，不仅完成了一年纺出六十五斤头等纱的任务，而且，超过了原计划的 61.9%。她一年计划半年就完成了，不但保证了完全生产自给, 同时还有剩余,使她的生活更显得丰衣足食起来了。
由于我母亲陈敏实际行动的证明,鼓励了全边区軍属的生产自给运动。她在边区劳动模范表彰大会上说：“我是一个学生出身，自小就受封建的束缚，八岁起我就学会了纺纱，听毛主席号召我们生产自给的时候，我就慢慢的把纺纱熟练起来。以后我每天就利用早晚小孩还不起床的时候纺纱。要说经验就有一条，下定决心，亲自动手，生产自给，克服困难，战胜敌人。代表们都称讚她这种忘我劳动热爱祖国的精神，把他当作全边区军属的好榜样。
后来，我父亲谭文帮同志调到延安警备区任保卫处副处长，我母亲也随同去了延安。在延安，我母亲继续坚持纺纱。王震旅长见到我纺得又快、又好、又多，就问我母亲的打算。我母亲便将我的计划和实现的情况作了汇报。王震同志听后，认为我母亲这样做确实很不容易，又要纺纱，又要带孩子，而且还生产这么多一级纱，就鼓励她坚持下去，争取做更大的贡献。她受到了王震旅长赞扬！
1942年到1943年，我母亲陈敏连续两年被评为边区劳动模范。受到了毛主席、周恩来、邓颖超、蔡畅、贺龙等中央首长和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毛主席并为她亲自题词：“模范家属”。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签署发给了我母亲“生产模范”的奖状及奖章。《解放日报》报道了她的事迹，号召边区军民向陈敏同志学习。特别是在妇女界，
摘中华民国卅二年十二月十九日解放日報二十五位特等劳动英雄
毎人荣獲奖金三万元毛主席等题字赠劳动英雄
一个学习陈敏的竞赛活动，开展了起来！陈敏，359旅的一个八路军女战士，一个鞋工厂的指导员，一个干部的家属，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经受了考验，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为革命做出了贡献。她微笑着，因为她心中有迎来胜利的信心和勇气，就象陕北高原上盛开的山丹丹，质朴、纯洁、红得似火，经得起风吹雨打……
组 织 起 来 生 产 自 给
在1943年12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上，我母亲被评为甲等劳动英雄后，蔡畅大姐接见时，鼓励她继续为革命做出贡献：称赞我母亲“你为我们妇女争了光，争了气，我们为你感到骄傲。”王震旅长肯定她：不愧为八路军家属的模范，勤劳俭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务的优秀建设者。并号召全旅军人家属学习和发扬自食其力，朴实苦干，建立革命家务的精神。
向陈敏同志学习的歌谱作于1944年
遵照首长指示，响应毛主席“自已动手，自供自给”的号召，我母亲制订出1944年的生产节约计划：依靠今年生产积蓄的三十四斤棉花，以二十斤投入旅纺织合作社，一年能获利一倍，到年底本加利得四十斤棉花，作后年扩大再生产的本钱。以其余十四斤棉花纺成十三斤纱，向合作社换回一匹粗白布，解决自已和两个孩子明年的衣服布料。再坚持每月纺六斤特种纱，一年纺十个月(另两月为孩子做衣服和其他家务)，能得六十斤，加上养一窝小鸡，共计能收入十万多元，作为自已和两个孩子一年消费之用。收支相抵，略有节余。全年做到除本人吃大灶饭并缴纳粮食外，自已的衣服和两个孩子的吃穿用全部自给，可为公家节省十五万元开支。不久，延安《解放日报》把我母亲这个计划全文刊登出来了，还陆续发了几篇报道文章。随后，旅政治部主任李信同志的妻子柳辉明也订出了自已的生产计划，保证做到自已吃大灶伙食，缴粮(含菜金)一石一斗，两个孩子的粮食及本人和孩子的衣服日用品全部自给，并提出要和我母亲展开竞赛。《解放日报》把她这个计划同样刊登了出来。
我父母亲二人作为共产党员和旅团领导干部的家属，听从党的召唤，在生产自给上带了个头，尽了一点自己应尽的责任。由于党报的广泛宣传，对全旅干部家属的生产自给活动起到了促进作用，在延安各机关学校的女同志和家属中也产生了影响。杨家岭、解放日报社、中央医院、边区妇联、中央民委等机关单位先后邀我母亲去座谈生产经验。连王震旅长都要我母亲教会了他妻子王季青纺纱。作报告耽误了生产，我母亲总会想方设法挤时间补上，一切仍按计划进行。
后来，王震同志又提议，要我们干部家属组织起来，努力生产自给。按照这一指示，1944年2月，延属分区召开党政军民干部家属代表会议，讨论生产计划和组织问题。王震同志(兼分区司令员)到会讲话，要求大家“响应毛主席号召，干部家属也要组织起来”，“ 你们回去，几百辆纺车转动起来，棉花变成了纱，纱又织成了布，军衣也就自给了。这样就是我们实行了毛主席的‘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指示，这样就是表现了八路军官兵一致与男耕女织的快乐的大家庭”。当时，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大姐在百忙中也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的会议。恩来同志指出：把军人家属组织起来，在八路军的建军史上及政治工作中，是一个有革命意义的创举。号召大家除努力生产外，还要把娃娃带好，“把这些革命的后代教养成勇敢智慧的革命战士”!指示我们要坚持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以实际行动粉碎敌人的阴谋，争取抗战的胜利。周恩来同志还鼓励我们这样组织起来很好，要坚持下去，互相
帮助，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成效。代表会议最后选举产生了家属联合会，有关单位的十一位同志为执行委员，我母亲和柳辉明同志为正副主任。我们军人家属没有辜负周恩来同志和王震旅长的期望，组织起来努力生产，与全旅干部战士一起共渡难关。在带好各自的娃娃，哺育好革命后代的同时，为实现生产自给 一共纺了二万多斤棉纱，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1944年11月9日，359旅按中央指示，组成四千人的南下大军，到江南开创新区。毛主席、朱总司令在王震旅长陪同下，检阅了这支 南下部队。
1945年6月，毛主席、朱总司令第二次在机场检阅了359旅组建的南下二支队开赴中原军区抗日前线，我父亲谭文帮随队南下作战去了。我母亲与留守的一百多名干部家属办起了一所集学校、家庭、保育院于一体的家属学校，分小学、中学和文肓半文肓三个班，每天学习、生产各三个小时，其余时间抚育自己的娃娃。每人做到学习上按步就班逐步提高，生产上纺纱达到自己和孩子衣用全部自给，带娃娃上把自己的小孩养育成健康活泼的儿童。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我父亲谭文帮随部队去了东北，家属学校随后也到东北去同部队会合，直到全国解放。虽说现在生活大大改善了，可南泥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仍然要发扬光大，这样才能使我国早日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
我母亲陈敏同志订出明年生 产计划
王震同志逝世前，在疾病中我母亲去看望这位老首长，他还指示我母亲不要忘掉南泥湾精神。
1945年由于苏联出兵迫使日本投降，为解放全中国，坚固解放区的大后方，359旅第二批南下部队奉命北上进入东北，刘转连旅长亲自向部队动员：“按军委命令，我军不南下了，而直奔东北，每天平均步行军90里。重武器留给河北地方武装，轻装前进。
部队如同数条神龙，展翅腾飞，直奔山海关。为了更快进入东北，由贺庆积、谭文帮（我父亲谭文帮任717团政委）、冯光生等领导同志组成数十名神骑兵，快速前往东北。此时，由美国飞机、军舰帮助国民党向东北运兵到秦皇岛，我军在秦皇岛公路行军时，美国数十架
我父亲谭文帮在东北(1排左3)
飞机像一群乌鸦，在我们头上转来转去，我父亲谭文帮指示：部队组成三路总队向山海关挺进，敌人飞机也不炸我们，不知我军是什么部队。因为部队的帽花在统一战线时发的，所以飞机不敢炸我们， 我们部队很快通过山海关城门进入了东北。我父亲谭文帮到东北东安军分区任政委。
鸡 西 保 卫 战
鸡西位于牡丹江、佳木斯之间，座落在虎林兴凱湖畔。牡丹江、合江军区的屏障。是巩固东北滿根据地、动员人力、物力支援前方、解放全国的军事重地。
正因为这样，敌人不甘心它的存在，千方百计想要把它夺到他们的手掌中，借以达到分割我们牡丹江、合江两军区的目的。继而吃掉我们，以达到策应蒋匪大举进攻东北野心。1946年5月，一场激烈的争夺与反爭夺鸡西保卫战，在这座雄居于兴凱湖畔的人民城展开了。
5月15日下午，二分区召开了紧急軍政干部会议。肖荣华司令员和我父亲谭文帮政委在会上做了战前布署和作战动员。会议结束后，马上分头进行迎战准备。按着区首长的指示，给蜜山警卫团发了电报，下达了作战命令和作战计划，同时也给牡丹江军区发出了加急电报，战前的准备工作紧张而不忙乱。迅速而有计划，霹雷闪电而又有条不絮的进行着。
1946年5月16日晨。蒋介石的东北先遗军司令——谢文东，率领着他的那一伙虾兵蟹将，又纠结了郭队和杨队的全部，忽忽啦啦的好几万人，分两路向鸡西扑来。一路想从平阳镇强夺鸡冦山的制高点，另一路，想从城子河抡占西鸡西小山。以这两个火力点来控制夹击鸡西，而后一举攻占鸡西，这是敌人的如意算盘。可是，蒋介石的算盘从来是由我们来拔拉的，这个谢文东的算盘就更是不例外了。
战斗在5月16日拂晓打响了。敌人的猛烈的火力和很大的兵力，首先强占了平阳站。企图据此夺取鸡冠山的制高点，一路来到了城子河矿坑一带，并占领了西鸡西穆陵河对岸的江桥桥头，微小的胜利激起了更大的贪婪。匪徒们以为进入无人之境，桥头到手了，西鸡西山头也就不在话下，更是垂手可得了，匪徒们张牙舞爪，匪首更是嚣张已及。为了给他们亡命徒再打点兴奋剂，使他们垂死挣扎的时间再延长一点，竟无耻的喷起糞来“ 弟兄们！献出命来打呀！鸡西有的是女中学生，漂亮姑娘啊！打下鸡西自由三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无耻的狂嚎，正是他们垂死前的哀叫，他们已经来到了他们应到的地方——他们的坟墓了。
按着上级早已制定好的作战计划，十七团抢先占据了鸡寇山头，战士们满腔怒火，紧扣着扳机，只待敌人到来，首长一声令下，把仇恨的子弹射进敌人的躯体，平阳出犯的敌人开始向鸡寇山推进了，开始攻山了，没有还击，还继续往上攀，还是沒有还击，再继续攀，快要接近顶端了，匪徒猙狞面孔，累的喘气都困难的可怜相都看得挺分明，匪首挥舞着手枪催逼，歇斯底里大发作般的狂吠着；“ 快攀那，快！快！鸡西就要到手了！”不知死在临头的癞皮狗！＂打＂指挥员一声令下，手榴弹、轻重机枪、交炽成片，枪声的轰呜，迥荡于山谷间。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这爆豆般的射击，把敌人打的屁滚尿流，丢魂丧胆，一眨眼，匪徒们的尸体丢了满山坡，第一个回合打掉了敌人的一半气焰。敌人败退下去，我们立即加固阵地，准备敌人再犯。败退的敌人在山下又拼凑了瞎兵腐將，又一次攀山进攻了。大家的心里只有一个信念：“消灭蒋匪军，解放全中国！叫匪徒有来无回。”敌人发疯一样地攀登狼嚎。我们节省着每一粒子弹，有效的使用着每一颗子弹，狠狠地打击还做着＂自由三天＂的迷梦的匪徒。战斗在进行着。我们的大炮也发言了，炮弹在敌人后继部队里开了花，把敌人的后续部队摧散。攀山的敌人又扔下了满山坡的尸体败退下去了。开始还以为是进入无人之境，趾高气扬的敌人，換得的是尸骨遍野的可悲下场。鸡冠山如铁山一般巍然挺立。敌人垂涎三尺，又无可奈何。于是，敌人又打新的鬼主意，他们想运动到主城子河，占领西鸡西山头，当时，我们连的作战部位是守卫梁家街桥头这端。原来是非重点，现在，随着敌人进攻路线的改变，这里也变成重点了。敌人想从火车桥上冲过来，当他们进至桥中心时，我们的轻机枪、重机枪、掷彈筒都一起喷出了愤怒的大火。猛烈的迎接仪式开始了，热烈的表演场面出现了。冲着最前面的留在最后面了，爭相逃命的互相间突然特别的亲热起来，互相拥抱起来，谁也舍不得让对方先跑，乱糟糟的在桥上拥成一团，不断地有人倒下，不断的有人跳掉河，倒下的＂老实了＂，跳河的喂鱼了，他们都到了他们应该去的地方了。猛烈的射击使敌人如梦初醒，土匪们才知道了中了我们的伏击。敌人向桥头倾注了几十发炸弹之后，开始涉水强渡，当敌人到滩头时，又被我们冰雹似的射击打得抱头鼠窜，丢头掉腿，尸滿滩头。
连遭重创的敌人们仍不放弃拿下鸡西的痴心妄想，他们还继续做着占领鸡西的迷梦。鸡冠山反复爭夺战败北，又到穆陵河偷渡的敌人，到了梁家街之前。如果敌人抢占了西鸡西山，对整个战局十分不利，必须立即坚决阻止敌人向前推进，就在我炮兵打散了敌人后续部队，部队就势发起了冲锋，轰轰的手榴弹爆炸声，应和着同志们如山洪般
的冲杀呐喊声，刺刀闪闪的銀光映衬着同志们喷射怒火的眼睛，使敌人丢魂丧胆，连滚带爬的溃退，象找不到洞的老鼠一样，东揰一头，西碰一墙，惊恐万状，如落汤鸡一样的，在左穆陵河中翻滚挣扎，狼狈不堪。我们的部队从拂晓一直战斗到下午五点，战斗还在继续，眼
前的敌人败退下去，可是后续的敌人又开始强攻了，情况十分危急，生死就在眼前，怎么办？是惧怕？是退缩？是无畏？是向前？一个钢
1946年7月21日警卫团开庆祝剿匪胜利暨奖励战斗模范大会台上（左2）是
我父亲谭文帮任合江军区第二军分区政委
铁般的信念占据着每个战士的心间，在每个战士的脑中回旋：毛泽东的战士死而无憾，永远向前！＂冲啊＂我父亲和连长康喜龙同志带领战士们更勇猛地向敌人冲杀过去，在那一瞬间，我父亲的生命和枪，和手榴彈溶为成一体，只具有枪和手榴彈的属性——击发和爆炸。一个“杀敌”的意念，＂巩固东北满＂。正在我父亲和战士们忘我追杀的时候，敌阵出现了异常的混乱，此时，一道軍车的汽笛划破长空，軍号达达达地响起了，勇士们从车上飞速跃下，立即参加了战斗。原来，是牡丹江派来的十四团在这危急的时候赶到了。十四团来的多么及时啊！友軍救援，激发了部队更大的杀敌勇气和力量，喊杀声，惊天动地，震的大地发颤，吓的敌人丢盔弃甲，狼狈而逃，追赶、追赶、猛追赶，不让敌人把气喘，一直追到半截河，把敌人赶到了我们的埋伏圈，立即遭到了警卫团的猛击阻拦，匪徒们在这里被全歼。在夜幕降临大地的时候，敌人也进到了他们应进的坟墓。
烟雾消散了，火红的太阳把它那万道金光洒满鸡冠山，阳光洒满穆陵河，洒满鸡西城。巍然屹立在虎林兴凱湖畔的洒满金色阳光的鸡西城，显的更加秀丽壮观。穆陵河碧波连着笑浪，向前来欢呼的人民炫耀着?噬匪徒的豪感。迎风招展的红旗向人们讲述着胜利的凯旋；听！街道、房间、城垣、山颠胜利凯歌在颂传 。＂一支抢，五个手榴弹，什么时候要干，就什么时候干。＂来吧来吧反动派，掘好了坟墓等你往里钻。胜利的旗帜永远属于咱！……这歌声飞向远方，一只飞向延安。
到 东 北 去
359旅第二批南下部队走后，我母亲和其它留守家属们调到延安机场一带组成了家属学校， 在学校一边学习，一边带孩子。我母亲把大女儿谭洵放到小便沟第二保育园 ，自己带老二 ，老二是男孩儿，得了肾炎，全身浮肿，朱总司令送来B12一盒，又请任弼时的医生帮给小孩看病，组织上很关心，很照顾。也请李鼎铭先生看过病，由于缺医少药，老二最终还是没有保住。
1946年5月，组织上要求我母亲他们也去东北，目的地是东北合江省二军分区。自从和部队分开后，已有一年多而未曾接到我父亲谭文邦的伩和消息，心中怀疑他已牺牲了，况且当时我母亲还带着一个四岁的我，没有人帮助，因此去东北的劲头不大。于是我母亲到晋西北找贺龙师长，要求不去东北，留下来跟一二零师走，贺师长耐心地教育我母亲说：谭文帮同志没有牺牲，你这次去，就是给他帮忙。1946年6月份，359旅参谋长苏鳌同志要去东北前线，带我们一起去，走到晋西北，贺师长不准苏鳌去东北，要他留在晋西北工作，把我们安排到去东北的工作团里。我母亲提出了不去了，这么长时间和我父亲谭文帮失去联系，不知道她是死是活。贺师长讲老谭肯定活着，还是去东北，并派一个人陪着去，并给了我母亲几万元西北币和一头骡子。这样，我母亲就决定去东北了。牲口背上放两个筐子，一边放干粮、行李，一边放孩子，跟随着干部队一起离开延安，前往东北找部队。
去东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那时沒有飞机、火车、甚至连汽车都没有，几千公里全凭两条腿，每天要走60多里路，过十八盘嶺最难，一路上要穿过国民党多道封锁线，沿路还有土匪打劫，要一边走，一边打，好在干部队有一个连护送，否则，可能早就去见马克思了。当时，在行军中困难重重，沿路给人家说好话求情，想求人家帮助，几乎都要给人家下跪，难呀！思想波动也很大。在路过晋西北、张家口、承德等地时也多次向上级提出要求不走了，就地工作，上级不肯答应，说情况紧张，这些地方守不住，都准备撤走了，並说谭文帮同志肯定很好，没有牺牲，在东北打了大胜仗，正等你们去帮助他呢！由于党和上级的鼓励，支持，我母亲才逐渐地坚定了去东北的决心，并认识到巩固东北解放区对解放全中国的重要战略意义。在我们离开上述地方后不久，我军就撤离了这些地方，敌人即紧跟着占领了这些地方，正是十分危险。
我母亲他们在内蒙古草地遇到土匪，国民党军队把马路两边的草烧着了,几里路一片火海，根本看不到路，我们过不去，后面又有敌人在追打。我4岁，母亲又抱不动我，心里急得够呛，此时来了一辆车，司机是我母亲的老乡，河北人，请他们帮忙把孩子带过去，人家不给带，说汽车会着火爆炸，怕孩子活不成。我母亲讲，我也背她不过去，一样会被烧死，如果跟车过去就是死，我不会埋怨你们。他们才答应带我冲过去，结果一冲过去了。要不是同志们的帮忙，我母亲带着孩子怎么也穿不过去的。后来我被同乡的汽车司机带了过去，可我母亲冲不过去，在火场里迷了路，只听到前面有人喊，就是分不清东南西北，过不去了。火冲得比树都高，我母亲只能乱走，她自己在火海中奔跑，那种嗞味是十分难受的，出来后已经是焦头烂额，这次万幸沒有牺牲。但总算过去了，头发被烧光了，脸也烧起了水泡，不久便生病了，发高烧，还得行軍，走路。过敌人据点时，都在晚上走，怕惊动了敌人，叫孩子不要哭，不要闹，我当时很听话，老老实实的，我母亲累的实在走不动，又不敢休息，好不容易走到白城子车站，争取坐上火车去齐齐哈尔。上车不久，就被国民党的骑兵截住了，连队就还击，我母亲搂着我躲在车厢里，还好没受伤。到了哈尔滨，见到张闻天，张闻天告诉我母亲谭文帮在鸡西，并帮助送我和母亲去鸡西。见到了我父亲谭文帮，爸爸伸着头往走廊里看，问妈还有一个呢？妈妈告诉他，病故了，你走的时候他就生病了，没治好。
1946年11月从晋西北到东北黑龙江鸡西，整整走了六个多月,行军打仗，真是历经艰险。好在有一个连的兵护送，否则，可能早在半路上去见马克思了。
为 革 命 努 力 生 产
到了东北合江二军分区司令部后，我母亲休息了近一个月，便分配到二军分区后勤被服厂工作，任厂长。我母亲既要带孩子，又要工作，加之刚到工厂，人生地不熟，工厂沒有专人负责，比较杂乱，没有工作制度和纪律约束。同时我母亲的工作经验不多，尤其是建厂经验，只是在359旅的一个布鞋厂工作过一段时间，对工厂的工作略有了解而已。但为了革命事业的成功，支援前线，我母亲决心担负起来，排除万难，把工厂整顿好。首先我母亲与干部，工人研究如何把工厂整顿好，多增加生产，支援前线。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我母亲大体摸到一点门路。入厂一个月后，终于建立起各种规章制度，规定八小时工作制，要求干部、工人在上班前做好准备，按时上下班，定出产量和质量标准，加强检查管理，节约材料等等。此时，干部、工人的工作劲头逐步高涨起来。我母亲感到工人们，一旦提高了觉悟后，是能够创造出奇迹的，体会到工人阶级的伟大。也说明工厂领导的重要作用，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给他们正确的教育，啟发和引导，充分调动，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工厂的产量、质量得到了不断提高。以后又增加了一个皮革厂。有一些老师傅，人数不多，参加了皮革厂的工作，在与他们的交谈中，知道他们在旧社会受日本人的迫害，每天辛辛苦苦干一天，还吃不饱，穿不暖，现在在党的领导下，有吃、有住、有穿，有上级的关心爱护，真正感到有用不完的劲。那时，我母亲对皮革工作一窍不通，全靠这些老师傅出谋划策，技术把关。
不久，我母亲又跟随部队一块调到密山县，仍在被服厂任厂长。时间也不长，就又调到佳木斯。1947年11月，将我母亲分配在合江省政府被服厂工作，仍任厂长，是在省政府财政厅供给科领导下，科
1949年欢送我母亲陈敏（前排中）任佳木斯被服厂厂长与战友们臨别纪念
长叫王正沖，厅长姓胡。此厂范围比较大，还附设布鞋厂、皮鞋厂两个小厂，全厂工人近五、六百人，成员比较复杂，內有信仰＂家里教＂（三番子）的，还有几个有问题的同志到工厂劳动。有些工厂时常闹问题，偷拿工厂的东西，僱佣思想浓厚，政治思想工作比较难开展，厂里有一个指导员叫于克，生活朴素，工作认真负责，较细致，我母亲与于指导员配合工作很合得来，加上王正沖科长时常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提出的困难，工作慢慢打开了局面。我母亲首先从抓政治思想工作入手，解决工人的实际困难，安排好工人的吃、穿、住的种种问题，同时加强党内的政治思想工作，工会组织抓紧配合工作，慢慢教育了绝大部分工人，使他们一心一意工作。紧接着我母亲又抓住一些关键环节，逐一给于解决。如被服厂的关键是剪裁，在剪裁中要注意样式好看，合身，节约，每次要裁100多匹布，线条粗了就浪费很多，特、大、中、小号各多少。如何配备适合，也要好好的研究。我母亲发现，技术室有个姓董的技术指导员，技术很好，虽然它是旧职员，又信仰＂家里教＂，但本人老实、听话。就和指导员一起主动团结他，同他谈心，提高他的阶级觉悟及工作责任感，同时充分发挥他的技术專长，由他带领几个技术比较好的工人，把住裁剪室的关。由于董技术指导员阶级觉悟不断提高，责任心不断加强，主动提出退出他的＂家里教＂，申请参加共产党，批准他入党后，他成了技术室的基本力量，每期的任务，均按上级指示完成了。经过努力，我母亲的厂及时完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将被服送往前线，为战士们服务。
由于工人的努力生产，支援前线，经常受到上级的表扬和鼓励。1948年4月份，上级要求我母亲他们厂三个月内完成六万套軍单衣的任务。当时厂里只有六十多台缝纫机，要想完成这个任务谈何容易。我和于指导员、董技术指导员及工人们研究，如何完成任务。工人们在发动起来后，积极献计献策，提出了许多可采纳的意见。综合大家意见后，我母亲想为了鼓励工人的热情和积极性，按时按质完成任务，首先开展生产竞赛，对计件产品，每件增加千元（东北币），衣服锁眼工作，送到街道、居民，分组分户做，每套给几毛钱（东北币）加工费（详细数已记不太清了）。决定后，我母亲和工长、班长及时一块跑街道，送、收衣服并发工资。于指导员在家抓政治教育，董技术指导员负责裁剪及机房工作，这样紧张了三个月，按时按质完成了这项大任务，受到了上级的表扬。
1949年2月，我母亲离开了佳木斯，跟随部队到了长春。以后又南下到了北京参加学习接管政策训练班。
围 困 夺 取 长 春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后，我军英勇地给予敌人的进攻以有力的沉重打击，把蒋介石所有能抽出进攻解放区的力量都被我们消灭得差不多了。
因此，敌人不得不由疯狂地长驱直入地进攻和大面积的占领而迅速地转入到集中兵力固守几个较大的城市，修起深沟高楼，幻想借此坚守起来，以抗拒我民主联军（现在的解放军）的强大攻击。
我軍强大攻势的锋芒指向敌人的后方，在毛主席的指挥下，我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出其不意地袭取了大虎山，攻取了锦州城，截断了蒋匪军关内与关外的交通运输线的枢纽，堵死了东北地区的蒋匪军从陆路逃往关内的通路。嚇得匪首陈诚在沈阳坐卧不安，兵无斗志了。
1948年5月下旬我大军准备夺取长春，24日开始，攻占了西郊大房身机场。6月中旬，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决定对长春采取久困长围的方针。又调集了第12纵队及独立第5、第7、第8、第9（谭文帮任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第10师，开始对长春国民党军紧缩包围，把长春城像铁桶似的团团围住。军事上，各个围城部队控制要点，封锁机场，打击出城骚扰、抢粮和企图突围的守军，积极的对敌施加了强大的军事压力；政治上，向长春城内敌人展开了全面的强而有力的政治攻势。所有城周围的大型广播机、喇叭筒，都朝向城内敌军宣传：“士兵们！咱们都是工人和农民出身的子弟，不要为蒋家卖命，赶快拖抢过来归正吧” ，宣传彈不定时地射进城去，一声响起，满空密佈着各色各样的宣传品随风散发下来。大量的通行证（敌軍投降证），利用国民党軍队逃亡士兵乘晚间悄悄地带进城去，散发到战壕边和军营里。蒋军士兵们听到我軍广播宣传和看见散发的传单后，感动的两眼流着泪说：“是的，我们当兵的都是受苦的人，为啥要为少数人卖命呢？好吧！只要有机会老子就会拖抢过去投民主联军去！”全面瓦解守城敌军的斗志；在经济上，加紧对包围圈的严密封锁，阻止粮草入城。把蒋家匪军所谓王牌新七軍和第一兵团及六十军等不下10万人马，围的水泄不通，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能靠接收空投维持生计。 。
在我军军事压力和政治瓦解及经济封锁的情况下，使得敌人上无援兵，下无粮草，军心动摇，官懼民反，兵无斗志。
在10月16日那天晚上，蒋家非嫡系部队60軍军长曾泽生被迫起义。起义后受到了我軍的优待。我各围城部队乘机迅速地向城中心地带推进，把蒋家滴糸匪軍新七軍和第一兵团压缩到一个狭小的圈子里，使得敌军渴求空投救济不能得，求援兵又不可能，想继续与我军顽抗又无能为力。这时，我軍利用起义和投降过来的敌军官向未投降的部队喊话，嚇破了敌胆。使守城司令官郑洞国发疯似的说：“苦死了我呀！苦死了我呀！”逼得匪首豪无办法，只好于17日派了谈判代表与我围城司令部代表进行谈判，21日郑洞国率部下无条件全部放下手中的美式武器，向东北民主联军投降了。美国长期教练、装备起来的一点美式机械化的所谓蒋家王牌军就此了结了。
在21日火红的太阳刚刚升起来的时候，我围城各部队迅速地向指定的目标开进，顿时占领了全城。我进城部队个个遵纪守法，秋毫无犯 。并组织了大批人员分别进行了接交与安民工作。这说明人民解放军能战胜一切敌人。
长春围困战，厉时五个月，既粉碎了蒋介石以长春守军牵制东北野战军主力，使其不能向南机动的企图。又在辽沈战役开始后，配合东北野战军主力在主要方向上的作战，为全歼东北国民党军创造了有利条件。开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上经过长久围困、瓦解守军，解放大城市的先导。
擒 贼 先 擒 王
（伏牛山区剿匪记）
1949年10月初。为巩固中原解放区，保障南下大军顺利进军，确保交通运输供应的安全，我父亲（时任125师政委谭文帮）奉命率领部队进入伏牛山区，迅速执行剿匪任务，彻底消灭盘据在伏牛山的土匪。时间紧，任务重。
当时盘踞在伏牛山上的土匪，主要都集结在伏牛山的腹地，流窜在伊河以南，老界岺南北一带，合计六百余人，其中大小匪首就有一百零八名。匪首大部分是特务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恶霸地主和伪乡镇保甲长等，有李腾蛟、谢泽民、杨凌阁、董其功、王振凯、席香亭这些营以上的匪首。这些匪首罪恶极大，血案如山，如李腾蛟匪首先后杀死过伏牛山地区三百多条人命，欠下了栾山人民一笔又一笔的血债，人民对匪首恨之入骨。
这邦极端反动的匪首，怙恶不悛，不肯投降，妄图依靠伏牛山天險，作垂死挣扎。幻想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救他们的狗命。
九月中旬匪首李腾蛟曾在其营以上匪首会议上吹嘘，大家要好好干，将来会有办法的，只要伏牛山在，就有我们在。因此这些土匪仰着地域性大，跑来跑去，不离开伏牛山区。但其内部矛盾也极深，各霸一方，修墙筑碉，成了封建诸侯。虽然李腾蛟为匪总队长，但是董其功、席香亭等团营长不听其指挥。
当我父亲率领部队进剿时，这些土匪都仰仗悬崖峭壁和高耸千丈的大山深沟及茂密树林，集股流窜，企图依靠熟悉地形等条件，与我军顽抗。在我军强大兵力压境的震慑下，土匪实行了化整为零，以三至五人为小股，在深山老林跳跃逃窜。经我军重点合围痛击后，土匪由小股转为插枪分散。匪首离开匪众，昼伏夜出。有的不管不顾，各自逃生。有的匪首怕我部队和民兵搜山被捉。便单独潜藏在山上峭壁悬崖上的石洞里或茂密树林中。在我军民密切合作日夜搜捕围困下，匪徒们饥寒交迫，有的不得不秘密下山，潜藏在较为可靠的社会关系处。有的还苟延残喘，继续血腥镇压群众，以“杀全家”“活埋”。威脅群众，以求保身。
匪情和匪首的活动特点，我军采取的办法是，第一：党政军民团结一致，统一步骤，统一行动，明确树立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消灭土匪的观念，对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进一步认真组织群众，既划分地区，又互相配合。订出计划，造成群众性的抓捕匪首运动。在军民密切配合下。搜捕查获了匪首杨如隔、杨凌阁、席香亭等以下十九名。
第二：进行调查研究，对匪首的出身，有什么特点，有哪些活动规律与其可依靠的社会关系，进行分析，了解各方线索，依此严密控制通匪户，并对其进行管制教育，令其遵守“剿匪公约”，有目标的进行捕捉。如匪首李腾蛟害怕搜捕，离开匪众，经常单独潜藏在深山老林或悬崖上的石洞里，在我军民不分昼夜搜捕和饥锇寒冷逼迫下，他秘密下山来，躲在一家亲信佃户家里。太阳刚刚升起来的时候，我部搜山捕匪飞行小组，突然出现在他亲信佃户家门前，匪首李腾蛟急得无处藏身。只好钻进一条麻布袋里。我部搜山捕匪飞行小组进屋搜查时，通匪佃户老头指着横放在地上的麻布袋，做了一个鬼脸。我们一个姓王的班长说，老大爷，你把那条麻布袋里山芋卖给我们吧，
1950年春节与125师师长彭龙飞（2排右3）政委谭文帮（2排右2）在洛阳人民政府联欢
佃户老头儿说，这山芋有一百多斤呢，都是坏了的，不能吃啊，王班长让战士小刘把山芋倒出来看看，小刘把枪掛在背上，把麻布袋一搬，说哎呀怎么那么重啊，麻布袋里是一只死猪吧，和另一个战士把麻布袋提起来一倒，倒出来的不是山芋，正是匪首李腾蛟。就这样活捉了匪首李腾蛟。
第三：组织主力军、地方武装、民兵三位一体的捕匪小组，有重点，有目标，有计划的捕捉匪首。一方面要求全体指战员发扬艰苦奋斗和忘我的精神，实行昼夜潜伏山林，抓住线索就跟踪追击，决不放松。另一方面要求地方武装、民兵，发挥识别匪首和带路的作用。教育下层匪首撿举揭发，立功赎罪。如运用周治中抓住了匪首新三师师长谢泽民。匪首谢泽民，年轻狡猾，有一套欺骗群众的毒辣手段。伏牛山地区的土匪，虽然经我军民近一个月的清剿，大部匪首都被捕捉了，但是。谢匪的线索始终都没有发现。我们详细研究发现，已经登记的中有匪首中有一连长周治中，是谢泽民最要好的朋友。经大家讨论认为，只有运用周治中，才能捉住匪首谢泽民。我亲自找周治中谈话，明确向他说明，如此这般，才能立功赎罪。放了这个连长三天后，回来说希望不大，只有一点点可能。并问我们，他如果缴了枪，生命有没有保证啊。答复说当然生命有保证啊。他就说好吧，我再回去打听打听吧。大约到了第五天晚上，周治中回来说，真不容易找到他，你们今晚派上一位长官跟我去看看。我父亲说要一位长官跟你去可以啊，立即派了魏参谋跟他去。并告诉他说﹕＂要你把他带来投降，老百姓对他一定可以从宽处理。那么你也可立功赎罪。＂这句话真说到了他的心里，他笑了笑站起来说。那我就引着魏参谋去吧。他高高兴兴地往回走了。他们走到一个山沟里，在山脚边有一个小草棚，草棚前面不到三十米的地方有一堆稻草，他们走着走着，忽然周治中叫了一声什么，突然从草堆里爬出一个书生模样的人来，站在魏参谋前面，脸色如土，全身哆嗦着说。长官，我就是新三师师长谢泽民，我早就想投降咱们东北大军，可是总没有机会，今贵军长官亲嘱周治中。贵军宽宏大量，从轻处理，我以后决心立功赎罪，改过自新。就这样运用以匪捉匪的办法，捉住了匪首七十余名。
这次剿灭伏牛山心腹地区的残匪的战斗中，在河南省委正确领导下，树立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观念，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剿匪运动。因而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把伏牛山的土匪干淨彻底的全部消灭了，胜利地完成了剿灭伏牛山土匪的任务。
六、抗 美 援 朝
我父亲节谭文帮1948年11月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第五纵队第42军第125师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代政委，1949年3月任第四野战军第42军第125师政委。1950年9月20日晚上，志愿军42軍125师代师长王道全，政委谭文帮率领全体指战员，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
1948年11月我母亲调到42军125师政治部任协理员，跟着部队南下到河南伏牛山剿匪，打击国民党残余部队。剿匪结束后又转回东北辽宁省。1950年部队去抗美援朝了，我母亲被留在42军留守处三大队任大队长，带领300多个家属安排她们的衣食住行，各方面都要照顾好，怕影响前方作战的丈夫，让他们一心一意全力以赴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回忆一段艰苦斗争的生活
1950年9月20号晚上，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42軍125师代师长王道全，政委谭文帮率领全体指战员，为接应朝鲜人民军，迅速打击美帝强盗，夜行晓宿往南急速行进着。渡过了无数的水，
我父亲谭文帮（右1）与42軍軍长吳瑞林 （右2）
朝鲜防空洞前
又爬过无数的山，特别是前面德川，遂川交界的斗笠山，一路爬坡就有九十余里，从山脚到山顶都是一望无边的原始大森林。
125师为了配合兄弟部队消灭进入遂川、楚山一带的美军和李承晚匪軍，受命于四十六小时内部队要插进德川夺下该城，截断敌军机械化部队的退路，以便主力部队全部歼灭敌人。
同志们不怕一切艰难困苦，前面开着路，后面的扛着机枪，牽着牲口，抬着炮，一颠一摆的往上爬，敌人的喷气式飞机还不断地在头上丢炸弹。战士小王说：“美帝小老婆孝心真好，我们还没有到他就在放炮欢迎了！”同志们背着干粮早己吃光了，几天都在大山里前进，找不到东西吃。战士李二虎饿的眼睛冒出火花，实在无法支持，走着走着扑通一声就倒在地下。他抬的那门四二式山炮也就轱辘轱辘的滚回山脚下去了。李二虎原是年轻身高力大的英雄好汉，可是因为他三天没吃东西，饿的他已晕过去了。谁有办法呢？全体同志都是勉强地支持着。突然我们的王道全师长来了，他把自己节省下来的饼干，分给战士李二虎他们吃了。李二虎立时奋力爬起来，和同志们一起跑下山去，又把炮抬了上来，赶上了队伍。
125师部队，通过了斗笠山，到达了德川城郊时，天己快亮了。德川东南，横着一条小河，河上修建了一座钢筋水泥桥，可以通行六十吨的重型坦克，从这里可以一直通往元山海港和铁三角。城西北是三座海拔一千公尺的大高山。山脚有条公路通往遂川和平壤。我们占领了德川城，既可以截断敌人的退路，又能堵击来增援的敌人的前进，达到打乱敌人，断绝敌人的交通运输的目的，求得消耗和歼灭进犯之敌，为保证我主力部队迅速歼灭进犯北朝鲜敌人创造条件。这是一个极其艰苦困难的任务，但又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任务。
朝鲜初冬的晚上，即颳着刺骨的寒风，又下着冰冷的雨和雪。战士们冒着风雪，奇袭敌人，攻取了德川城。我一连勇士们更猛勇地把一个团的守敌，打得狼狈逃窜，到处丢下大炮、迫击炮、重机枪、卡宾枪和轻机枪，抓住了几百名俘虏。这是125师首战的胜利，更大的胜利还在次日黎明之后。
为争取更大的胜利，同志们连夜个个都紧张地边吃干粮，边挖防空洞，边筑工事，准备拂晓后迎接更加激烈的战斗。
黎明时，微弱的阳光斜着照进了洞口，一连长张福才迅速起来穿好了衣服，叫起了全连同志。正在这时候，敌人三个火力点的排炮就射了过来，都在城内和西北高山上爆炸了。百多架敌机也同时在头上丢炸弹。张连长不慌也不忙地指挥着全连同志进入了阵地后。张连长发现小河对岸的公路上有敌人五十余辆坦克，正向着我们爬行。连长立即命令一班同志把手榴弹和九零火箭筒准备好，让敌人坦克爬上桥来，要到了桥中间时，听我的命令射击。敌坦克继续在爬行着，勇士们个个都焦急等着，等着。领头的那辆坦克怕挨打，走走停停，小心奕奕地爬上了大桥，正当爬到桥中时，张连长一声命令，全班的手榴弹向敌人坦克扔去，该死的坦克想扭头逃命，结果一扭头，这只铁乌龟四脚朝天的就翻倒大河里去了。同志们个个拍手哈哈大笑的说：“你看这就是麥克阿瑟吹嘘的＂猛虎坦克＂吧！”这一下却变成了狗熊了。其余的敌人有的吓得跳河，有的夹起了尾巴逃命了。就这样部队一次又一次打退了敌人逃跑的企图。
125师进占德川后，连续不断地进行了十五天的阻击战，因为孤军深入单独作战，与后方联系十分困难，弹药缺乏，粮食供应不上，在这种紧张情况下，指战员没有一个叫苦的，大家只有共同的信念，一一熬过艰苦，争取胜利，就是光明。
同志们过了十五个日日夜夜的战斗考验，也就 我父亲谭文帮与朝鲜人民軍合影 是习惯了现代化的战斗生活。敌人每天都是在拂 晓用飞机、大炮、坦克、步兵联合的向我阵地 进行一二次的攻击。首先用各种
炮火轰炸，然后步兵爬上来进攻。我们白天采用了少数兵力坚守阵地，大部队撤到山后休息，到了黄昏时（战士们叫黄昏后的社会主义了）部队都准备好了，只要命令一下，立即攻击敌人，夺回白天让出的阵地。就这样跟敌人进行了半个月拉锯式的战斗。大量地消灭了敌人，捉住了数千名俘虏，缴获了各种枪炮数千支。完成了拑制敌人，截断敌人的阻击任务，保证了我志愿军主力部队迅速歼灭进犯北朝鲜敌人的任务。
突 破 道 城 岘 三 八 线
1950年最后一天的17时，我志愿部队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新年攻势。就是著名的抗美援朝的第三次战役，42军的任务是由观音山至拜仙洞地段实施突破，其中就有世界闻名的三八线的主要的防线――道城岘防線。
道城岘是三八线主要防線的最高峰，山高路陡，易守难攻，是出了名的天险，南朝鲜军又设下了层层工事，进攻难度可想而知，敌人梦想以此天险阻挡我志愿军的强大攻势，可是在志愿军全体指战员英勇顽强的攻击下，道城岘防線只经过了三个小时的猛烈战斗就被我英雄的志愿军42軍部队攻破了。
那是在1950年最后一天的晚上，125师的部队（王道全任代师长、谭文帮任师政委）从四面八方汇集在道城岘山脚下，同志们在森林里一边擦枪 ，一边谈论着祖国人民怎样欢度新年，敌人怎样愁眉苦脸的过年，志愿军又是怎样在前线艰苦的过新年。 谈着真热闹呀！正谈着，指导员跑进来，他满面笑容地喘着气，大家一看指导员那个
高兴样儿，就猜到一定有好消息呀！果然，指导员同志说：“同志们，
42軍軍长吳瑞林（中）与125师(右)政委谭文帮(左)代师长王道全
硏究作战计划
上级命令我们要在新年元旦的清晨攻取三八线的天险――道城岘。突破三八线的尖刀任务交给了我们第一连！”大家就嚷起来：“好啊！这回可到三八线去过国际新年吧！咱们送老美回老家去。”刘排长马上请求说：“把尖刀排任务交给我们吧！我们排保证的攻得猛，冲的快，我们还要向兄弟排挑战，争取当开路先锋！”指导员说：“好吧！同志们，你们到三八线去立上个国际功吧！”
太阳快落到地平面的时候，部队出发了。十冬腊月的寒流，迎面吹来，像无数支钢针扎到身上。上级命令一连在天亮之前，攻占天险的道城岘大山，这座山上的积雪有一米多深，雪里面埋着藤条荆刺，同志们在这悬崖陡壁的山上用力抠住陡壁上的岩石和小树根，一步一步艰难地向道城岘大山顶上爬着，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摔死在山沟里。 同志们把枪倒揹在背上，腰里腋着手榴彈，揪着树枝，手拉手，人拉人，攀登而上。他们一面登山一面小声喊着：“爬呀！爬！同志们为了朝鲜人民的独立赶快爬呀！”
一排长他们三个人刚爬到山顶上，气还没有喘过来，就跟地堡里的敌人打开了。啊！原来我们三个人正爬在敌人地堡顶上，机智勇敢的刘排长带领战士顺手将一颗颗手榴弹向地堡里扔了进去，轰隆一声地堡里的鬼子就归天了。接着两边暗堡里的鬼子用机枪朝这边猛烈开火扫射，后面的同志们也已迅速的跟了上来，情况十分危急。刘排长说大喊一声“同志们，我们立国际功的机会来到了。”大家同声地说：“是的！排长你放心吧！”这时排长观察了一下，一个手势，迅速的带领着三个战士，一个箭步通过了敌人的地堡，绕到了敌人的地堡后面，他又指点了一下，四个人同时把手榴弹扔进敌人的地堡里去了，一阵轰隆，两边地堡里的敌人都一齐归西天了。我们的后续部队趁此机会一拥而上，就这样把道城岘防线占领了。
上级看到了敌人这种的情况，就命令冷班长率领全班迅速冲下山去。从这，我们部队就展开了猛烈的追击战。同志们追的那个猛呀！谁都忘记疲劳，勇敢地追啊！飞快地跑着追呀！部队向潮水一样的压了下去。
天刚蒙蒙发亮，冷树国班长带领三个战士到了一个村子，一到村边就遇上了敌人，每个人都像一只猛虎似的，一面打一面顶着枪弹，直往前冲，一会儿工夫就杀过了六个村子。
追杀了一路，又来到一个村子，冷班长把四个人分成了两路进到村子一看，嗨！这是敌人的指挥所，敌军官们还热热闹闹的过年呢。
他们心里想：“好王八羔子，真他妈的不知死活！”冷班长悄悄地告诉大家：“我到大门口去堵他们，你们对准窗户开抢吧！如果敌人都从大门口往外逃，你们赶快增援我，消灭敌人！”果然，同志们向窗户里一开抢， 敌人都往院子里跑，他就端起枪打开了连发，一眨眼工夫撩倒了二十来个，后面追上来的同志一齐开火，打得敌人不要命的逃跑。他们跑，我们就追！
跟踪追到公路上，我们来得还正赶趟，几十辆吉普车，上坐着许多军官，发动了汽车就要逃跑。战士们一看，急中生智，照着汽车轮胎就一陣猛打，把汽车轮胎都打坏了，汽车都扒在公路上，动不了了。敌人见势不妙，跳下车就跑。后面的同志们赶上来，都把敌人活活的抓住了。
排长赶上来亲热的握着班长的手说：“追击英雄们，前面就是我们攻击的目标――济宁里，敌人在那里集结了大批的部队，准备向横城逃跑。我们必须绕道敌人背后去截住敌人的退路，才能消灭它。追吧！”冷班长心里高兴极了，没有时间跟排长报告什么，只好行了个军礼，就追出村子去了。冷班长和几个战士正在前进的时候，突然被一条大河拦住了去路。他们看到那夹着冰雪的滚滚河水流着，浑身都起鸡皮疙瘩，心想十冬腊月里，要躺这样三四米深的河水，真够呛啊！够呛也得?，为了胜利，为了为祖国人民争光，为了朝鲜人民的独立，忍受一切痛苦！?吧！?过河去就是胜利。他们?过河后，不到几分钟，就插到敌人的前面。当他们转过头来迎面向敌人射击的时候，我们后续部队炮火也猛烈地砸过来，后续部队像挡不住的潮水般的涌向敌人。经过一场激烈的厮杀，数百人敌人，三十多辆汽车和拉着的三十多门大炮，都成了献给祖国人民过新年的胜利品。
这一场长途追歼战胜利结束了，这时正是元旦上午十一点，十八个小时他们前进了150 华里。战斗结束后，上级授予冷树国同志二级英雄的光荣称号。
黄巨北山的守备战
1951月2月4日，42军主力到达黄巨北山一带后，与美24师、美2师及法国营扛上了，双方形成对峙战。
黄巨北山矗立在汉城至原州的公路北侧，扼东西交通的要冲，地势极为重要。敌人为打通原州经杨平至汉城的交通线，企图攻下这个山头。守卫黄巨北山的是375团（42軍125师师长王道全，政委谭文帮）。
我志愿军375团3营奉命守备黄巨北山高地，已经坚守四十天了，尤其最后一天的战斗更为激烈。
3月21日拂晓前，营长用报话机给各单位传达上级命令：“我营要坚守到上午十一时才算完成守備任务。”同志们听到这个消息后，都满怀信心的表示，坚决完成这一任务。
英国、法国、土耳其所谓＂联合国部队＂，连续两次向我一排阵地攻击。在安炳勳排长指挥下，打的敌人丢盔棄甲败退回去了。敌人虽然吃了两次败仗，但他们并不甘心。
上午十时，美骑一师派了一个加强营向我阵地进行第三次攻击。这一次的进攻与任何一次都不同，敌人首先集中了三个炮兵群的火力向我阵地轰击，炮弹象下冰雹一样的向我阵地砸过来。同时四十余架飞机轮番俯冲扫射轰炸，然后，用步兵在十余辆坦克的掩护下向我阵地冲锋，当敌人炮火猛烈向我射击时，我们的指战员们都跳进坑道里隐蔽着，在敌人飞机大砲轰炸扫射过去后，待敌人步兵刚接近前沿时，指战员们跳出坑道就开火，实行近距离的反击，用白刃战斗杀退敌人。一连一排长安炳動看见机枪射手牺牲了，他很快的把机枪拉过来，在弹药手邦助下，当敌人再冲上距我七十米时，他就端起机枪，沉着地扫射敌人。战士们个个挑起大拇指说：”我们的安排长打死打伤敌人三百余名，真是一个机智勇敢的神枪手。” 这时，安排长看见敌人横七竖八的倒下一大片，他就猛地站起来叫了一声：“同志们，冲啊！”同志们勇敢地冲上了敌阵，又用刺刀杀死了二十多个来不及逃跑的敌人。
数十架敌机仍然在疯狂的挨着山头扫过来又扫过去。弹药手小李说：“ 他妈的！敌机飞得多快呀”！这时，安炳勳同志说：“敌机飞得快呀！机枪子弹比飞机的速度还要快，一定可以捉住它！我要用机枪子弹把它打下来”。＂你一定可以把它打下来＂彈药手小李同志同意说。“ 我帮你装好子弹 保证你有子弹打”！这时，敌机又从山头上扫过来，安排长迅速地端着机枪瞄准敌机哒哒，哒哒射出了敉十发子弹，看看子弹都打在敌机尾巴后面，未打中敌机。可是安排长想：“奇怪？怎么打不中它，不，一定可以打中敌机。”要打中敌机就得向它头前瞄准。 正想着，敌机又唬唬地扫过来了，他就迅速端起机枪，对准敌机头前紧紧扣着扳机，子弹从抢筒里呼呼地连放开了。顿时，敌机冒出了一股黑烟，好像断了绳的风筝似的带着黒烟屁股向上，头朝下的砸了下去。哈哈！这才算战斗英雄啊！战士们，都拍手大笑说：“安排长真能干。
我们的排长――安炳勳同志，就这样英勇机智的指挥着部队，大量的杀伤了敌人，完成了坚守阵地任务。 他的英雄事迹报告了志愿军政治部后，志愿军首长授予他＂特等英雄＂的荣誉称号。从此，安炳勳的名字传遍了全志愿军。
七、发扬南泥湾革命精神
我父亲谭文帮时刻牢记住党的谆谆教导，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1961年5月30日“解放軍报”上刊登“将軍一家”一文写的那样，我父亲1961年盖的棉被套还是二十一年前在雁北一次战斗中缴获分得的；还有床黑底红花的被面显得稍新一些，但也已经用了整整十四年了……我父亲长期以来对自己的生活保持着亲自动手的好习惯，跟连队官兵一样，也有自己的针线包，自己缝袜底、自己做内裤等等。我父亲也教我怎样缝袜底和手缝内裤衩，1961年7月我在上海第二軍医大学軍医系学习时，入学发给我两双袜子和袜底，我按我父亲教的方法将两双袜子都上了袜底，穿起来很合适又舒服，一年发四双我都上了袜底，一年穿破了，再换一个新袜底，上了六年学，我节约了十八双袜，我父亲喜欢穿部队发的袜子，我就送给我爸爸，他非常高兴。……
我父亲还在广州花县广州砲兵司令部办公楼下的墙边开建了十七块菜地，每天清早起来，常常悠然自得地锄草、浇水，辛勤劳动得到丰盛的收茯，当年我父亲向食堂交了共二百五十斤新鲜蔬菜，发扬了南泥湾的革命精神。
爸妈处处以革命利益为主，当国家急需要资金而发行建设公债时，就买了一千多元的公债券；父母还各自捐献一个月的薪金支援广州氮肥厂建设；並给家乡的人民公社也寄了一百元赠敬款，支援农业基本建设。
1961年 “中国妇女”杂志 记者江青釆访陈敏同志时的摄像
1941年到1944年，陝甘宁边区在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对陝甘宁边区实施全面封锁时，我母亲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359旅“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英雄岁月，在瓦窑堡、南泥湾，在缺钱缺人缺料时，办鞋厂，两次完成鞋厂任务。又自己动手纺棉纱，为干部家属树立了好榜样，厂有积余，家能自给。多次获得“模范家属”“生产模范”“劳动英雄”的光荣称号。1945年1948年到东北，继续发扬南泥湾精神，连续在3个被服厂当厂长，非常出色的完成了大量的军鞋、军帽、军衣的制作加工任务。1958年在广州参与筹建广州氮肥厂，1969年在长沙市肉类联合加工厂，都出色的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我父亲母亲继承和发扬的南泥湾精神和艰苦朴素作风，给我们子女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影响了我们姐弟一辈子的工作、学习和生活。
1961年5月30日“解放軍报”刊登了谭文帮“将军一家”一文
正如中国妇女杂志记者总结的那样：陈敏同志在党的不断培养教育下，在延安成为特等模范家属时期起，直到令天（1961年8月）起十八年如一日地保持了党所教导的艰苦奋斗，勤检朴素的传统精神和作风。现在久经锻练的老党员陈敏同志正用自己艰苦朴素的作风和朝气勃勃的革侖精神鼓舞、教育和熏陶着革命的年青一代，引导他们永远坚持党的艰苦奋斗的传统，战胜一切困难，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更大的力量。
1961年笫8期“中国妇女”杂志刊登本刊江青记者写的“十八年如一日
――记陈敏同志的艰苦朴素作风”一文章
八、不离不弃永相伴
1981年夏天，我父亲因糖尿病加重，出现尿糖4个加号及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伴痴呆，住到广州軍区总医院老干部病区，我母亲他们住在广州軍区的珠江宾馆。64岁母亲每天步行2里路到公共汽车站再乘公交车，中途还要转换一次公交车，才能到广州軍区总医院，亲自护理（喂飯、喂药、擦澡等）我父亲。
文革中，我父亲谭文帮受到林彪、黄XX等反党集团的残酷政治迫害，曾被非法软禁在湖南省军区办公楼四层，不充许我母亲和孩子们见父亲，只能让通信员给我父亲送饭。当时，我们不知道父亲在什么地方， 直到周总理秘书打电话给家里 ，找我父亲时，我母亲回答，不知道老谭在哪里？我们到处打听，都说不知道。这时候问通信员才肯说我父亲关在办公楼四层。不久，我父亲就被放出来並立即去北京见周总理。
后乘周总理专机回长沙，一下机就将周总理的指示全部传达给黎原（当时47軍軍长任湖南省革委会主任）。我父亲就又被林彪、黄XX等反党集团的人揪下领章帽徽，批斗我的父亲。没多久，我父亲就失踪了，母亲在省军区各个部门都找不到我父亲的踪迹，以为父亲出事了，一急之下，一个晚上，就把一头黑发愁成了一头白发。后来，有一个好心人悄悄地告诉我母亲，人被关到独立一师。在独立一师，他们对我父亲进行昼夜轮翻审问,不让睡觉，並用强灯照眼睛，还有两只大狼狗进行威胁，派两名荷枪实彈的战士武装监守。在这样折腾下，我的父亲病倒了，发烧、全身无力，上公厕都是爬着去，又不给治疗。好心人偷偷打电话告诉了我母亲，在我母亲强烈的要求下，才把父亲编了个号码，送到163医院看管治疗。就这样，那些人还不放过我父亲，还用胰岛素休克治疗的方法谋害我父亲，弄得我父亲常处于频死的状态。以后我父亲一直抗拒胰岛素治疗，听到这几个字就精神狂燥。到后来，因问不出什么情况，就把我父亲送到了马坡林农场，继续强制进行劳动改造。
一直到1971年9月13日事件后，他们又偷偷将我父亲及相（相炜）江（江民峰）陶（陶汉章）等8―9人，转移到?阳关起来，还进行劳动改造。中央知道了，指出他们这样做是错误的，要他们立即放人。直到1975年才允许全家可以去看爸爸。我己有4年多沒回家看父母了，我高高兴兴的下了火车 ，以为马上可以看见妈妈了。但我找不到家了，家早己搬出軍区大院，一边走，一边打听，一直走的天都黑了，找了5个多小时，才找到东瓜山的家。敲门时出来一个提着煤油灯的白发老太婆，我借着微弱灯光睜大眼睛，才看清是我日夜想念的妈妈，我抱着妈妈大哭，边哭边喊：妈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啊。我进屋一看屋里塞满了各种东西，窗户都被钉上了木版……
妈妈帶着全家去?阳看爸爸，我有 4―5年沒见到爸爸了，看见爸爸时，眼泪遮住了眼睛，看不清爸爸样子，只看到爸爸人瘦了、老了，小小的个子穿了一件大大的军装，袖子和裤腿向上挽了几圈，上衣边都到了膝盖，我们全家抱着爸爸大哭了一场。当问到身体怎样时，爸爸勸我们说，不哭了，我不是还好吗！看见你们我放心了。我们帮爸爸整理床舖及衣物时，发现两条黄白色粗布短裤衩，爸爸在哪捡这么块粗布自己缝了两个短裤衩，多扎肉呀！爸爸好苦啊！说了一会话，爸爸起身要走，告诉我们，你们慢慢说吧，我得去看老母猪了，它要生猪宝宝了。
我父亲1964年在北京开会时因感冒，在301医院住院时发现患了糖尿病，但一直忙于工作，沒有得到及时治疗。加上长达7―8年精神上肉体上的折磨，直到1980年才平反 。
1981年住院一直住到1987年8月3日病故，我父亲患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伴痴呆、糖尿病，是广州軍区总医院第一例，他们沒有经验，不知道怎样做这类病人的饮食，全靠家里自己安排，当时沒有粉碎机，我买了一个绞肉机，用绞肉机上的钢磨盘来磨菜叶根茎粮食和肉类等，当时还沒有现在用的鼻食管接的点滴袋，是用手推注射器将食物通过鼻食管推进胃里，说的简单，操作起来梢不注意就会将食物推进气管内引起吸入性肺炎；或因推快了鼻食管从口里出来；推的过猛对胃粘膜有损伤……
我母亲每天早上5―6点起床，给我父亲准备一天的食物，泡诲参、炖乌龟、煮黑木耳、白木耳等，（医院每天给鸡蛋、肉汤、鸡汤、鱼汤、青菜等。）7―8点赶到医院给我父亲洗脸刷牙，喂药、喂饭、说话，叫通信员 准备午餐晚餐的菜、肉。用绞肉机钢磨盘磨食物很费劲，要磨的细细的，呈菜、肉浆样（6年里磨平了4对绞肉机的钢磨片）。下午帮我父亲排便，先按摩腹部，然后按压双足三里穴，直到排便，便后洗屁股等或者洗澡，叫通信员和保姆打好洗澡水……这一切护理工作都是我母亲亲自做，她不放心让通信员和保姆做，如小便后，我母亲都要洗一下，因为我父亲尿里含糖高，蚂蚁闻着味就沿床单爬到小便处，床单可以看一条黑线在蠕动，小便处也爬满了蚂蚁。后来我们采取床四个腿下放四个装水的大瓶子，防止蚂蚁、蟑螂。並用防蚂蚁、蟑螂的含药粉笔，在地上划几个圈，把床周围圈起来的。这样处理后再也没出现上述情况。我们五个孩子也帮妈妈做护理工作，让妈妈能多休息一会。干休所里有些阿姨对我母亲说：“老陈呀，你都这么大年岁了，医院有医生护士，通信员和保姆，你不用天天去看老谭，一个星期去2―3次就行了，你累垮了，就麻烦了。”我母亲说：“不去不放心，看着老谭我才踏实。我陪着他，他病会好的快。”我妈妈就这样默默地守着我父亲，临终前我妈妈用脸贴着我爸爸的脸说：“老谭你放心吧！我会把孩子们培养成有用人才，接好我们的班。”
我父亲住院 6年多（2200多天），妈妈每天都去医院，不管刮风下雨，一天都沒有休息，全部都在我父亲身边护理。甚至我父亲都病故了，笫二天早上母亲听见户外有汽车叫，连忙叫大家快上车，说是去医院的车来了！我们大家跑到半路上，看见带着黑纱袖套，都停下来，才想起爸爸己不在了，又扶着妈妈慢慢返回家。我母亲的脑子里，我父亲没有病故，还惦记着我父亲，唯独沒想到自己。
广卅軍区总医院医务处同我母亲商量要解剖我父亲的遗体，为了医学发展及父亲的病情，我母亲同意。多么伟大的母亲。解剖结果：脑萎缩、多发性腔隙性脑梗塞、吸入性肺炎、心肺功能衰竭、皮肤肌肉显得年轻化与年龄不一致，说明我母亲配制的营养餐非常合理，起到了作用，使我爸爸延长了5至6年的寿命。
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爸爸妈妈相识相亲相爱结为夫妻，战争中一起扛枪杀鬼子；一起参加延安南泥湾大生产，爸爸带领部队开荒种地，妈妈在家纺纱；爸爸挺进东北，剿匪杀敌，巩固东北滿根据地， 妈妈带着我，穿越敌人封鎖线，转战数千里，从延安经过山西、河北、内蒙、辽宁、吉林，到黑龙江鸡西，来到爱人身边，支持爸爸的工作，完成军装、军帽、軍鞋的生产任务；爸爸在朝鲜战场和志愿军战士奋勇杀敌，抗击美帝，援助朝鲜。妈妈在辽宁组织赴朝干部家属学文化，教育革命后代，安排好她们的衣食住行，让干部在朝鲜战场心无牵挂，一心一意杀敌人。文化大革命中，爸爸受迫害，关牛圈，强制劳改，坚信革命不动摇。妈妈见不到爸爸，得不到任何爸爸的消息，一夜急白了一头黑发，还被贬到基层劳动，仍坚信爸爸是忠于党的好干部，而且还带领工人完成冻肉厂的生产任务受到了表扬。爸爸住院后，妈妈6年多2200多天，天天不少，到医院病房照顾爸爸，直到爸爸安详离世，毫无怨言。妈妈对爸爸是真心相爱，忠贞不逾，不离不弃永相伴。在妈妈去世后，按照父亲母亲的遗愿，我们把他们的骨灰合葬到爸爸的老家――湖南茶陵小田乡的一个向阳的山坡上。愿爸爸妈妈相亲相爱永远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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