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三位同志牺牲了。北约炸弹窒息了他们激情燃烧的生命。他们是那样年轻，他们还有多少事情要做啊!按照这一事件策划者的原意，黄泉路上，我是应当和他们结伴同行的。只是因为一个偶然，千分之一的偶然(据称，北约投掷的炸弹中，一千枚中有一个失灵不炸)，我幸存下来。五年多过去了，关于他们，我竟然没有写下一点文字。现在，我想弥补自己的疏失，写点东西，笔又是如此凝重，如此艰难。

　　邵云环是1999年3月15日来到南斯拉夫任新华社贝尔格莱德分社记者，距3月24日北约开始轰炸南联盟仅十天，离她在北约炸馆中遇难仅一个月零二十多天。在这短暂的日子里，我和她接触和交谈也只有三次。但这三次交往，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是她刚到贝尔格莱德。她的丈夫曹荣飞带她到我的办公室，介绍说，这是他爱人，到贝尔格莱德新华分社任记者。我和她寒暄了几句，没有多谈，我忙着我的事。她也就忙着去同使馆其他同志，尤其是过去在南斯拉夫工作过的“老塞尔维亚”们打招呼去了。第二次是使馆会餐，使馆邀请她和她的儿子曹磊参加。她和我同坐在一张桌，席间聊起家常，我得知她是黑龙江省佳木斯人，我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人，我们算是同乡。她在中学时代，就适逢“如火如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青年学生上山下乡的大潮中，她到大兴安岭加格达奇当工人，这也是上山下乡，接受“工农再教育”。1971年，大学开始招工农兵学员后，她被推荐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学习塞尔维亚语。毕业后，她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1983年5月到1985年5月，她被派往中国新闻学院进修英文，回新华社后，在参编部从事英文翻译工作。1990年到1993年，她曾在贝尔格莱德任新华分社记者。这次是她第二次来南斯拉夫工作。她精通塞尔维亚语，英文也不错。我说，你来贝尔格莱德工作是驾轻就熟。她说不能这样说，形势发生变化很大，今日的南斯拉夫已非昔日，尤其在战争环境下，对每一个记者都是新的挑战。她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用两个字概括：文静。她四十多岁，从她的谈话和举止中能看出人事沧桑的磨炼。她白皙秀美的脸，表情是那样沉稳，那样文静。这种稳和静，是知识的沉淀，是智慧的内涵，是经验的积累，是磨砺的浓缩，是生活的透析……这就是水静流深啊!

　　在那漫天轰炸的日子里，她忙于报道和写作，早出晚归，很少见面。间或通过她发出的稿件，她的采访，了解她的工作。我记得，有一次她采访南斯拉夫联盟副总理利利奇，专访的标题是：“我们要和平，但决不屈服。”利利奇指出，实际上，北约轰炸与科索沃问题毫不相关，同阿尔巴尼亚族要求独立的目标也没有任何关系。惟一有关系的就是美国总统克林顿所说的要维护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利益。北约寻机制造混乱，实际上是给自己寻找继续存在的理由。他说，一个大国口口声声讲人道和民主，但它们自己却在做着最无人道和最不民主的事情。利利奇的话，是分析，是揭露，也是抨击。在美国和北约轰炸南斯拉夫之初，美国和西方的媒体铺天盖地地宣传南斯拉夫当局在科索沃制造人道主义灾难，对阿族进行种族清洗。应当说，也确有不少人被西方的宣传所迷惑，认为北约伐南是正义之师。利利奇一语中的，指出问题的实质所在。而采访者不久罹难，为她的采访，为利利奇的话，做出血与泪的诠释。

　　我和邵云环第三次晤谈是3月底。她来找我，说要就使馆撤侨工作写一篇报道。我对她说，使馆为华侨的安危，为撤侨确实做了大量工作，但我想这是使馆的职责，对外报道是不是就不必要了。她说，华侨的安危，国内十分关心，使馆这方面的工作，也有让外界了解的必要，还是报道一下为好。我被她说服了。我把北约轰炸前后，使馆这方面的工作做了介绍，她做详细的记录。此后，她又找了办公室主任刘锦荣一秘、负责领事工作的张存良随员。稿子写好后，她又来征求意见，我看了一遍，觉得写得不错，没提什么意见，随后又去征求刘锦荣的意见，然后才发回新华社。发稿后，她又特地把稿子复印件送我，此稿我一直保存。在以后的日子里，关于使馆撤侨，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想，邵云环，一个正直公正的记者的报道立为存照，可为佐证。岁月如流，抹去了多少往事的记忆。但这件事，留下深深的印痕。

　　我同邵云环再见面，那已经是5月7日夜晚，她从危楼内被抢救出来，脸上血迹斑斑，伤痕累累，已经停止了呼吸。我当时脑子里有一个念头，希望邵云环是暂时的休克，到医院后会抢救过来。我希望看到她那忙碌的身影，看到她那充满深情的报道。她被抬上急救车，人们闪出一条道来，急救车风驰电掣而去。当我为了寻找武官任宝凯，到医院太平间去查验遗体，又一次见到她，我知道，她走了，永远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