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在贝尔格莱德新公墓殡仪馆举行追悼大会，我国使馆的同志们、新闻界的朋友，还有众多相识和不相识的南斯拉夫友人来同她的遗体告别。哀乐声中，躺在鲜花翠柏中的她仿佛睡着了，脸上虽有伤痕，表情依然那样安详，那样文静。仿佛长期紧张地工作，她太劳累了，需要好好地睡上一觉。她还活着，永远地活着。

　　5月12日，我们把她和许杏虎、朱颖的遗骨，还有那些伤员们送上专机，目送他们飞回北京。党和人民对她的一生给予高度评价。江泽民主席亲临新华社悼念她，对她的儿子曹磊说：“你有一个英雄的母亲，她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参考消息》报社在纪念她牺牲周年的社论里写道：“邵云环走的是一条在党培养下百炼成钢的英雄之路，是一条以身报国的奉献之路，是一条为了人类的共同理想呼唤和平的正义之路。”

　　许杏虎于1998年7月到贝尔格莱德任《光明日报》首席记者。作为记者，他的业务是独立的，且住在馆外，见面不多，只是一般地寒暄而已。北约开始轰炸南斯拉夫之后，他考虑到住处离南联盟的军事设施较近，不够安全，就住到使馆的客房里。虽然他很忙碌，东奔西跑，忙于捕捉新闻，现场报道，但见面还是多起来，有时休息，还一起在院子里散步、聊天。

　　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朴实。他展现在你面前的，就是真实的他自己。他1968年生于江苏省丹阳县一个并不富裕的农村家庭。他自幼勤奋好学，于1986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塞尔维亚语，毕业后分配到《光明日报》社工作。虽然他学习外语，就职于上层建筑部门，又身穿洋装，出国当记者，但他的身上仿佛带着偏远山村的稻谷香，带着家乡袅袅炊烟的气息。这种朴实，在浮华喧嚣的世上，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似已不多见，更觉难能可贵。

　　在工作上，他给我印象颇深的是他的敬业精神。在北约开始轰炸后，他不畏艰险，忘我工作，哪里被轰炸，硝烟未散，他就出现在哪里，发回有现场感的报道，拍下许多珍贵的照片。同他一道采访的记者讲述许杏虎在采访中曾遇到的险情。有一次，当他现场采访贝尔格莱德一处被炸机构时，北约飞机又对这一目标进行第二次轰炸，幸好他们及时躲避，没有受伤。还有一次，他驾车外出采访途中突遇北约空袭，一颗炸弹在他前方不远处爆炸，巨大的冲击波和横飞的弹片几乎将他的车掀翻，但他没有退缩。他还多次深入到北约高密度轰炸的科索沃地区进行战地采访。在轰炸时期进入科索沃，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确实很危险，北约随时可能轰炸，有时不择目标，既然可以轰炸拖拉机，为什么不能轰炸小汽车呢?他曾说过：“我是学塞尔维亚语的，在战地进行报道是我的荣誉，更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就是再危险，也要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是人们常说的敬业精神，这种敬业，包含着对工作的执著，对事业的奉献，对人民的热爱，对祖国的忠诚。记者和外交官职业有很多相似之处。在记者和外交官的生涯中，不只是人们常见的西装革履，灯红酒绿。他们身处异国他乡，会遇到各种险情，各种打击，各种磨难，甚至突如其来的袭击。除了炸馆这种事件外，还有多少起遭到枪击，遭到暗杀，遭到抢劫的事件发生。确实有人身上带着子弹，继续为国家默默地奉献。除了这些暴力之外，还有多少无形的杀手，各种传染病，疟疾、瘟疫。大敌无形，防不胜防。记者和外交官，就是这种特殊战线的士兵。对于这种职业，确实需要“处处青山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的献身精神。

　　我记得，5月7日傍晚，我和许杏虎在使馆院里相遇。我们在院里边走边谈。他谈了自己近日工作，也诉说记者的苦衷。他说，他在南斯拉夫工作时间不长，对一些政界高层人士还不熟悉。当他提出采访要求时，往往遭到拒绝，有的甚至不予置理。驻在国官方人士，包括著名的在野的政界人士，他们对时局的看法，他们有哪些诉求，是记者报道的一个重要领域，国内舆论界对这些情况也很关注。可是采访他们并非易事啊!我说，同政界人士的关系在于积累，不要着急，慢慢来。他的谈话告诉我，记者工作还有另一面的艰辛。一方面要履艰犯险，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采集新闻，另一方面，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积累材料，广交朋友。这样才能厚积薄发，才能源源不断地发出高质量的新闻。正如古人所说，“问溪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

　　水来。”

　　我一边同他谈话，一边注意观察他。他的脸十分瘦削，两腮向里凹进，眼睛布满血丝。我想，他第一次在国外任首席记者，尤其又在战争环境下，他的担子多么重啊!战争结束后，我将建议他回国休假，好好地休整一下。没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谈话，这竟是我们的诀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