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周熠先生去了。在安静的凌晨，清醒地以一种方式辞别人间，我没有想到。尽管我明白，一个被癌症重重制约着的书生，时刻在准备着永别尘世。

　　一个人的命运是由许多人促成的。周熠先生于我的生活和写作有重大影响。对他，我怀感激之心。而他不以为意，总以小弟唤我待我，并欣慰于我一步一步的成长和收获。他的消逝，带走了我的一部分个人史。

　　2006年深秋，他生病以后与我第一次见面，在上海火车站。看到他从出站口的人群中浮现，依然是我熟悉的步态和笑容，内心安慰许多。变化的是他戴了一顶鸭舌帽，覆盖着因化疗而剃光的头部。因喉部手术，周熠先生说话的声音也微小许多。我需要把耳朵俯在他嘴巴上，才能听清楚他的话语。我开玩笑：“咱俩像地下党接头呢!”他握紧我的手：“你在上海，手术台就不可怕了。”我心温暖而疼痛。

　　在上海一家知名医院，他住下来。我去看他，聊天，在走廊尽头的封闭阳台上。一群穿病号服的人围成半圆，晒太阳。他执意要为我削苹果。水果刀突然脱落，他迅疾半弯下腰来接住了水果刀，周围病友都笑了起来。他不像一个病人。或者说，癌，在他的身体内隐蔽得很好，像特洛伊城外安静的木马，悄悄预谋着在某个瞬间彻底颠覆一个人的身体。

　　手术之后的周熠先生，虚弱许多。他告诉我，北京，郑州，上海，这是他第三次进手术室了。每次他都在胸前口袋的一个信封内装了遗书，信封上面写着“不死不拆”。他自嘲一般地说：“暂时还没有用上。”我说：“用不上的，慢慢修改，别急。” 自始至终，我们都没有提到“癌”这个字眼，至多说到“肿瘤”，好像是对这种疾病的轻视，更像是对它的一种尊重——“癌”是无赖小名，而“肿瘤”则像是书面学名，有着弃恶从善的可能。

　　2006年底，我回南阳看他。寒夜。坐在他的书房，聊。由于他声音微弱，我们两个人的头就都倾向对方，那情状的确是一对难兄难弟。他告诉我，在应邀为北京一家报纸开设专栏，慢慢地写。我高兴。读书，写作，也许能够转移对疾病的关注，使身心暂时得以放松。我感觉他的病有巨大的缓和余地。临别，他却说：“这些书若有你喜欢的，挑选，带走。”我黯然。一个作家开始考虑自己书籍的归宿，就是在准备永别了。我谢绝：“这些书你随时要看的。”

　　果然，这就是永别。而他寄给我的一篇散文《魂追乔公去》，实际上就是公开的“告别友人书”。乔公，小说家乔典运先生，数年前也是因喉癌而辞别人世。“疾病是一种隐喻”(桑塔格)。喉癌隐喻着什么?一种说话机制的毁灭，是因为内心积累了太多的抑郁和愤懑?而周熠先生作品与为人中的豁达、幽默、宽厚、机智，都是在对这些抑郁和愤懑进行平衡和清洗?而他最终乘风而去，是对疾病的最大嘲弄和最后一搏——癌，凶猛异常的癌，被一个瘦弱的书生打败了!

　　不知他在决心告别人世的那天晚上都想了什么。据朋友所说，在医院里的最后阶段，他已虚弱得无法用手机短信来表达交流。他开始拒绝友人来看望，以免自己的病容给大家带来伤感。我理解他的选择。我想象不出他是蓄足怎样大的力气来摆脱自己被疾病伤害深重的肉体。在疾病面前，他赢得了尊严和解脱。他开始安静地睡眠了，没有任何阴影和杂音可以打扰……

　　连续数天胸闷心沉。也许是冥冥之中的感应，我梦见了周熠先生的葬礼，很温馨，有满山谷的鲜花小溪……醒来，一脸泪水。也就是在这个早晨，朋友们以短信告诉我：周熠先生火化了。有许多友人去送他。而我在远离故乡的一座城市里，在陌生的人群中间，独自悲凉。

　　李白《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曰：“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李白旷达。周熠同样旷达。他们都明白，我们在大地上的生活只不过是“客居”而已——像客人一样在天地构成的旅馆里暂时栖息。现在，周熠先生、乔典运先生等等前辈都已成为这座“天地旅馆”里的一部分了，我们这些客人，聚散可期，各自珍重，就是珍重与自己有关的人面背影、万物四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