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秋季的一天，白若区安庆乡彭德茂乡长领着一个个头不高、大约十四、五岁的英俊少年来到县委机关，这就是雷正兴同志。他被分配来县委机关当公务员，兼做机关交通员和县委书记张兴玉同志的警卫员。

    小雷到机关的第三天，张兴玉书记便把他叫到家里谈话交待工作任务，还语重心长地教他做人的道理。这时，我正登门给张书记送材料，经同意进门坐下，也静静地听着。“小雷呀，你根正苗红苦大仇深，年纪又轻，是长知识的时候，要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文化，有了知识就有革命的本钱，将来才好为人民服务。”张书记见我在场，又对小雷说：“小雷呀！今后多向小周同志学习。比如写字、认字、写文章……不懂的地方，请他帮助你。”我笑着谦和的回绝：“张书记，小雷的文化和我差不多，他不懂的只怕我也不懂……”张书记急忙打断我的话：“你不是进了中学吗？又先参加工作几年，不可推辞，这也是党交给你的任务。”听说是党交给我的任务，我只好点头应承。我把材料交给张书记后，小雷就牵着我的手，一同走出张书记家。两人边走边谈，小雷先开口说：“不要问，你是我的哥哥，见识比我多，我初到机关，一切都不懂，你不仅要帮我补习文化，还要在政治上帮助我。”我说：“小雷呀，我们都是革命同志，都莫讲客套话了，还是听党的话，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吧。”

    雷锋在机关领了记录本，作学习笔记。我看过他写的字，笔划不准，架子不稳。在没有经他同意的情况下，便在机关消费社买了毛边纸，装订成大小字本，打好套用的格子，还买了大小毛笔和墨汁，连同我自己曾用过的一本柳字贴一起送给他，要他在工作之余，每天练写大小字各一页，大字照贴写，小字每页开头横排的八个字，我帮他起了个头。我记得第一页是，工整写下毛主席的教导“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后来还有“要彻底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之类。当月，雷锋领了工资，要把买纸笔墨汁的钱给我。我不肯要，不知什么时候，他把两元钱偷偷放在我的抽屉里。他从此天天写，日日练，很刻苦，约一个月过去了，进步很快。他拿来要我指点，我学着学校老师那样，用红笔在写的字旁打上两上“○”或三个“○”，一般就不划“○”了，个别字，我就当面讲如何改进。雷锋看了听了非常高兴。

    又过了一段时日，我发现小雷工作忙，练字间断了，在他要求我讲故事时，我有意讲了一个初学少年自满的故事。“从前一个少年家里穷，入学很迟，第一天上学，老师教写‘一、二、三’，老师先在黑板上写下一个‘一’字，然后在一字上加一横，说是‘二’字，再加一横说是‘三’字，就放学了。这学生回到家，次日不肯再去学堂。母亲就问其原因，他说：‘不要去了，我都懂了。’母亲就要他写请帖，请舅舅来吃饭，他满口应承，关了门，写了一上午，到吃午饭了，还未写完，原来他舅舅姓万……”小雷未等我讲完便说：“老周同志，你不要讲了，我明白了，今后一定刻苦学习，最近写字不经常一定补写。”

    时间过得真快，我和小雷随同张书记下乡搞调查，已连续几个月了。曾记得有一次，在大湖乡西塘猪场，我俩同睡在一块门板搭起的床上。小雷对我说：“老周呀！老是写字练字有点枯燥无味。”我说：“你的字比刚进机关时大有长进，可以不要天天练，但不能丢，你可常到办公室看《人民日报》、《湖南日报》、《建设报》、《望城报》，一可了解国家大事，二可提高写作能力，一举两得。我是搞财经工作的，除了看上述报纸外，还要看《大公报》，每天还坚持写日记。”他听了对写日记特别感兴趣。问：“天天写日记，哪有这么多东西写？”要看我的日记，我对他说：“日记一般是不给别人看，日记写什么？我可以告诉你。”于是我把写日记的方法和体会详细讲给他听。从此以后，我发现他除了练字外，书本不离手，进步很快。他床头、桌上都是书和本子。有从张书记那借的毛主席著作；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许多他购买和同志互换传看的小书连环画等等。

    我俩相处虽只有短短的几个月，却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一同上文化课，一起讲故事，说笑话；一起到食堂进餐；一起随张书记下乡……两个人个头都不高，活像一对亲兄弟。

    一九五七年春，因工作需要，我离开县委大院调到商业局专卖科工作。大约半年多，他也从机关调到团山湖农场学开拖拉机。他每次回机关，都来商业局找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见了面，如久别重逢的亲人都有说不完的话。他讲了在团山湖怎样学会开拖拉机，讲劳动的乐趣。他说：“现在我才真正懂得，一个人活着，吃饭只是为了饱肚子，求生存，这不是目的；只有学习和劳动，才有乐趣，才能从学习和劳动中获取知识，在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不迷失方向。”他的话，使我感到小雷长大了，成熟了。我问他还练字没有，他告诉我没时间练了，但每天坚持读书、看报，学写新诗、散文、日记等。他还带了一篇文章要我看，并提出要我改，我只看了一下，借故工作忙，就推辞了。但我看得出来，他文章写得很好，字迹工整，不仅在文化上，就是政治上，进步都很快。这时他突然问我为什么要参加革命，我很直率地回答他：“我父母亲死得早，当时出来不懂什么为人民服务的道理，是为了找个饭碗。”他却说：“我找饭碗不是主要的，我恨地主恶霸，我要报仇，我想入党，想参军杀敌人，保卫祖国。”两人一直谈到晚上12点多钟，我送他回团山湖，在路上进了一家还未收市的饮食店，吃了面，还是他争着付了面钱。我们这次谈话，是最长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没有想到竟成了永别。

    以后，他从团山湖农场到了鞍钢，又参了军，入了党，实现了他的人生追求和理想。
周绍铭（雷锋原来的同事）